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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4)02-0004-05
十六大确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人们称其为一套科学体系。既然是科学体系，就同样遵循科学规范，可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
科学体系多是用一个概念命名，这样就涵盖面广，且本质属性明确。如牛顿力学是一个概念，可以涵盖牛顿创立的力学。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概念，涵盖其创立的全部理论。“三个代表”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三个句子的简称，其涵盖面只限于“三个代表”。外交事务、民族宗教事务、港澳台事务、传统文化、传统产业等等都无法用“三个代表”涵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从来没有用句子命名的先例，在科学史上也罕见。有同志发现了这一问题，主张用“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来标示。[1]对此，笔者不以为然。首先，“江泽民思想”直接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将二者归入两个层次，理路不通。第二，治标不治本。现在人们觉得将指导思想分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四层太繁杂，简化为“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两层，这固然可解决目前的问题，但只起到治标作用，以后还会出现第三层、第四层，又要一个个续上乃至无穷无尽。显然，这种续家谱的方法只能应对一时。治本之道，是从基本理论上解决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断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这就需要用系统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分析，理清其发展脉络。
15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系统。最初系统只有一个要素，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通称作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中基本理论占绝大比重。后来增加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一个要素增加为多个要素，这就出现了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的问题，即系统结构问题。要素和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功能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有二：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理清其发展脉络，就要从考察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入手。
一、革命实践与执政实践
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即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称为革命党，目标是夺取政权，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进行革命以夺取政权。
共产党从通过革命取得政权那天起，即成为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是通过其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改造客观世界，就是一种执政实践活动。执政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但不限于建设，处理一切政府事务的活动都属于执政实践。
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巩固政权，这是执政的最低纲领。共产党执政当然并非以巩固政权为目的，执政的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最低纲领不保，则最高纲领就化为乌有。巩固政权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执政所迈开的第一步就是专政，专政是执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属于执政实践，而不是属于革命实践。1848年德国爆发革命，莱茵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热衷于立宪，马克思在《危机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2]
专政不仅是执政所迈开的第一步，而且长期起作用。执政(Ruling)有规则、尺子的意思，现代讲的执政，核心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法治，首先要有法，法是人制定的，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阶级专政的产物。法产生以后，执政者即依法行政，社会遵循法律规则运行下去。在西文中，法律、规则是一个词(Law)，可见，专政起到一种类似第一推动力的作用。牛顿惯性定律指明，物体遵循惯性定律运行，在第一推动力作用下开始运动，即一直运动下去。专政就类似于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在定出法律规则之后，社会即按法律规则运行，这就是现代人讲的法制社会。
革命党和执政党处于不同的方位，革命和执政是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有明确的区别。第一，目的不同。革命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目的，执政以巩固政权为目的，共产党执政当然不限于巩固政权，但巩固政权仍然是执政的最低纲领。第二，途径不同。革命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途径，一般是先有下层的群众运动，后由革命组织加以引导；执政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先由上层制定出法律、政策，而后向下贯彻执行。第三，方式不同。革命采取激进方式，对现存制度推倒重建，大多伴随着战争；执政采取渐进方式，即使要变革，也是在原有基本制度框架内渐进改革。第四，规则不同。形成革命的环境是乱，革命的规则就是乘乱夺权；执政依赖于治，社会稳定才能实现执政的目标。执政的规则就是克乱求治。第五，基点不同。革命的基点是破坏，首先是破坏旧政权，其次是破坏(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对经济(生产)也有一定的破坏；执政的基点是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紧接着是经济建设，这是执政的长期任务。在文化领域，执政是立足于建设，一般是采取维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方针。第六，重点不同。革命是一种正义的斗争，其着重点是斗争，核心是阶级斗争；执政是要保持社会稳定，着重点是和谐，通过协调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和谐。
总上所述，革命同推翻政权、群众运动、激进变革、乘乱夺权、破坏斗争有必然的联系，由此构成了革命规律；执政同巩固政权、依法行政、渐进改革、克乱求治、建设、和谐有必然联系，由此构成了执政规律。可见革命规律和执政规律不同，乃至相反。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方位已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但由于共产党人长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存在巨大的革命惯性，仍然沿着革命的轨道运转，经过一番艰辛的探索，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才能掌握执政规律，成为较成熟的执政党。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起，共产党即成为执政党，其一切活动都可归结为执政实践活动。从执政观点出发可以看清其成败得失。
解放后的17年，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按照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进行，因而是一种执政实践活动。最初是建立政权，紧接着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目的是巩固政权，属于政治领域的执政实践活动。后来进行的多种政治运动，经常讲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目的也是巩固政权，也属于政治领域的执政实践活动。土地改革、个体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当时称作经济革命，乃属于经济领域(生产关系)的执政实践活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唯心论，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批判，属于文化领域的执政实践活动。可见，人们常讲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执政党通过政策方针来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完成执政的最低纲领——巩固政权。属于执政而并不是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是执政实践作用于经济领域(生产力)。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可说是执政的基本纲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既不属于革命，又不属于建设，它由执政党发动，按照文件指示推行，显然是体现于政治领域的执政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完成执政的最低纲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也可以归纳为执政新时期。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同革命内涵相同。1956年以后，地主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所谓阶级斗争并非革命，而是体现在政治领域的执政实施，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条执政路线。领导经济建设是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执政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条新的执政路线，进入了执政新时期。
共产党成立后一直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取得政权后一直从事执政实践活动，故革命与执政，二者是并列关系。与革命和执政相关联的是建设。通常认为，革命与建设对应，二者是并列关系，这是不准确的。建设的主体是建设者，亿万劳动者。共产党不是建设的主体，不是建设党。共产党是领导建设的力量，是执政党。革命必然要破坏，执政必然要建设，建设与破坏才是并列关系。建设与执政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通常讲的建设社会主义，是以客体(社会主义)为坐标系，执政是以主体(共产党)为坐标系。建设社会主义是执政党的基本纲领，除此以外，执政党还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故执政涵盖建设，领导建设是执政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其产生和发展仍然遵循科学规律。一门科学体系的形成，都有个从点到面的过程，先是从某一点突破而后扩张到面。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研究热力学，从黑体辐射中发现热能的辐射并非连续的，而是不连续的一个个量子，由量子这一点突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从研究“林木盗窃案”开始，列宁主义是从一国胜利论突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三个代表”要求突破。从点到面只是初步形成了理论，或者说初级理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个从平面到立体的过程，原来处于同一层次的理论会分为几个层次，大多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层。同一科学体系基础理论只有一个，应用理论颇多。科学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是从一到多。牛顿力学属于基础理论，至今300多年在基础理论上没有什么发展，而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形成了诸多的应用理论，有流体力学、气体力学、热力学、材料力学等等，这是个典型的从一到多的发展过程。二是从多到一。科学的形成是从点到面，多个点、多个概念、多个方面处于同一层次，而后探寻出某一个基本概念、某一个基本原理、某一条规律可以贯通全局，这就是从多到一的过程。如控制论的形成，开始是指火炮打飞机的控制过程，后逐步发现在一切机器、生物体，乃至社会都存在控制，控制是贯通全局的基本概念，控制论成为一门基础理论。
古今哲人治学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用一贯通多。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最后30年致力于研究统一场论，是要用一条定律统一描述四种场力。现在宏观领域由牛顿力学解释，微观由量子力学解释，当代物理学家希图用量子场论来贯通宏观与微观。
在明白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后，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并非单纯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和分析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创造的科学体系，是一套基础理论，也就是常说的马克思文本，具有广泛的、长期的适用性。
基础理论用于实践，还要有一套应用理论。牛顿力学形成于17世纪末，100多年没有在实践中应用过。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发展出一大批应用理论，才得以在实践上应用。马克思文本是一套基础理论，在其形成之后，即向着应用理论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恩格斯关于多国同时胜利的论点属于应用理论。
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应用理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是革命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恩格斯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列宁于1915年在《论欧州联邦口号》一文中，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断，由此一点突破，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一套革命学说，属于应用理论。
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革命方针是城市武装起义。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仍然坚持城市武装起义和进攻大城市的革命方针，毛泽东力主建立农村革命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由此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是一套革命学说，属于应用理论。
夺取政权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又如何发展呢?“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新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有一套执政学说作为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便应运而生了。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人称开天辟地。取得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再一次开天辟地。建党初期，党缺乏革命经验，屡遭挫折失败，历经艰辛的探索，才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1949年成为执政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达27年时间，一直在探索和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这一探索着重在政治领域。在实践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走了不少弯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探索着重在经济领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对执政道路的新探索，用执政理论也可以贯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前人执政探索的成就，并继续探索下去，从执政客体到执政主体，从局部到整体，从经济建设到全面建设，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执政学说，初步的系统的回答了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历经半个世纪，三代艰辛探索，初步创立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
至此可对15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结构作了整体描述。这套科学体系分两个层次，第一层为基础理论，即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第二层为应用理论，分为两大领域：一是革命学说，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革命思想；二是执政学说，包括毛泽东执政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世纪的100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基本未变，而应用理论有了巨大发展，经历了几次飞跃。这也不足为奇。任何一门科学体系，其基础理论总是长期稳定的，变革较快的是应用理论。以物理学例，牛顿力学属于基础理论，产生以后，长200多年时间基础理论不变，但出现了一大批应用理论。20世纪的前30年，基础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需要更长的时间。基础理论只能解释世界，应用理论则可直接用于改造世界。正是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革命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社会主义之倾覆，原因颇多，缺少一套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作指导，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执政学说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对于指导共产党执政乃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或曰基本原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会发生类似物理学那样的革命性变化，其原因在于，牛顿力学的视域局限于宏观领域，量子力学的视域扩展到微观领域，从而出现了物理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视域涵盖人类历史直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还看不出其视域的界限，因而在基础理论上还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化。20世纪的100年在应用理论上有了飞跃式发展。从现在看，未来的发展仍然会集中在应用理论层，但也不排除在基础理论层有大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层或者说视域现在看不出有何界限，而应用理论层或者说论域则有界限，在马克思文本中只论及革命而未论及执政，执政学说成为文本的空白区。革命是历史的节日(列宁语)，时间较短。执政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时间特别长，执政学说的发展空间特别大，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增长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过了一段从一到多的过程，由马克思主义扩展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成果。按照科学发展规律，从一到多之后还要从多到一，将三大成果归纳为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正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是跨越三代领导集体的实践主题，执政学说为贯通三大科学成果的理论轴线，今后无论如何与时俱进，如何理论创新，都可纳入执政学说这一理论框架内，这就是从多到一，用执政学说一以贯之，也就勿需再一代代续家谱了。
理论界早已注意到从多到一的问题，试图用一套理论来贯通。人们常说三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对于一脉相承的内容，多是指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乃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这只能说明三大理论成果属于唯物论，不能体现其独特性。用实事求是来证明三大成果一脉相承，论失空泛，说服力不强。有的用建党理论贯通三大成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都包含有建党理论，这是其中的局部，如同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力学都包含有能量理论一样。用建党理论贯通三大成果，如同用能量守恒定律贯通三大力学一样，是以偏盖全，以局部取代整体，是一种片面观点。更多的人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来贯通，这也不够全面。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习惯上是指的经济建设。建设的主体是亿万群众而并非共产党，共产党不能称作建设党。有诸多执政事务，无法用建设涵盖，以往搞了20年的政治运动，更是与建设无关。这样建设理论就不能全面解释执政实践活动。共产党是建设的领导力量，是执政党。执政学说可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统摄治国、治党、治军各个方面，较为准确的解释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一切实践活动，故能有效地贯通三大理论成果。
三、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
在20世纪的100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集中在应用理论层，应用理论分为革命学说和执政学说两大领域。列宁主义属于革命学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执政学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横跨两大领域，首先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全力探索和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可称之为毛泽东执政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属于革命学说领域，这只是一种初步认识，而对毛泽东在执政学说领域的贡献则不甚了了，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辞世20多年，何以还要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这有历史经验可循。哲人创立的学说，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其真谛。孔子创立儒学，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在当时，无人提到孔子创立的为儒学。《孟子》一书未讲过。《荀子·儒效篇》称周公和孔子为大儒，但未讲过孔子创立了儒学。《韩非子·显学篇》提到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而孔子已辞世200年矣。程朱理学的形成有100年历史，当时称作道学，反对者称之“伪道学”，在朱子辞世几十年后，其传人才发现程朱一脉相承，定为程朱理学。可见，对哲人思想的认识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毛泽东辞世不到30年，提出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并非多此一举。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前从事革命实践，解放后从事执政实践。中共有个明显特点不同于苏共：苏共从十月革命后一举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中共在江西于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即开始在根据地执政，1949年共和国成立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对执政理论的探索还要早一些。1945年7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要通过民主来防止政权的衰败灭亡。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为执政党确立了基本的行为规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在人民中实行广泛的民主，对敌人专政。这篇名著可说是执政理论的奠基之作。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4]可见，毛泽东是从执政的高度来谈生产的。我们党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在城市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为解放生产力，又是为新政权奠定经济基础。斯大林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采取极端的作法，留下了后患。我们党顺利地解决了民族宗教问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文化学术领域，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远比斯大林搞的学术独断要正确。对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原则，除了解放前夕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外，又相继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还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都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建立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也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新中国建立时起到逝世为止的27年时间里，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执政规律，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上，在实践上取得了诸多成果，在理论上也有创新。在此期间，毛泽东的新贡献主要体现在执政思想上，解放后提出的执政思想，顺理成章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执政思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其作用是深远而巨大的。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政府被宗教民族冲突弄得焦头烂额，苏联解体同民族冲突有很大关系。而民族宗教问题不属于革命或建设问题，是执政面临的一大难题。毛泽东高瞻远瞩，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顺利地解决了这一执政难题，使得后人大为受益。
毛泽东一生作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作为革命家、战略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毛泽东革命思想。第二件是作为政治家，为共产党执政奠定了基础，在探索执政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执政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至此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革命思想，第二部分为执政思想。二者处于同一层次，是并列关系。至于人们常讲的建党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经济思想等等，低一个层次，不能与二者并列。还可以发现，毛泽东对理论的贡献长期起作用的有二：一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二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奠定了基础。
当前人们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普遍性看法，即将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割开来，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源于邓小平理论，而邓小平理论是在拨乱反正中产生的，除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以外，找不到与毛泽东思想有何关连，在中国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被分割成两块或三块，无统一性可言。这种看法之所以流行，首先是由于以建设和革命为坐标立论，视毛泽东思想为革命理论，邓小平理论为建设理论，革命是破坏旧世界，同建设不能接轨。而“三个代表”思想又被视作邓小平理论的补充或执政党建设理论。这样一来，就将三大理论成果分割成两块或三块。但实际上，以执政为坐标立论，解放前夕，毛泽东即开始探索执政问题，27年来一直在思考和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方针，毛泽东思想已从革命学说向执政学说扩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执平学说奠定基础，后经第二代开拓，第三代集成，系统的回答了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初步的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
晚年的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严重偏差，但不能据此否定毛泽东执政探索的历史贡献，更不能否定毛泽东执政思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要我们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我们党对于执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就可以发现，执政学说是贯通党的三大理论成果的轴线。
收稿日期：2004-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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