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悖论与反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悖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特根斯坦非凡的思想，连同实现这种思想的同样非凡的方式，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 底。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诸如对写作的疑虑，无所不在的戏谑，以及对伦理的注重。 即便如此，相对于他们的相似，他们的差异也许更为深刻：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第 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试图摧毁西方哲学的人，是一个来自“内部”的 “侵入者”，并且，其指向也与苏格拉底正相反对：不是绝对知识，而是其反面，是对 信仰的绝对启示，或将其遮蔽。这一点注定了维特根斯坦奇特而困难的位置。
一
在没有神的时代做一个渎神者，也许比在沙漠中呼喊更其困难，那也许正是维特根斯 坦的位置。这似乎是维特根斯坦与那位希腊人的另一种相似：作为雅典的捍卫者，苏格 拉底被雅典处死。如果这看上去像是反讽，那造就这种反讽的正是其意图与努力间的不 一致。就维特根斯坦自身而言，反讽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维特根斯坦仍然是我们 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换句话说，如果他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反讽才真正出现： 维特根斯坦堪称我们这个“规范”时代最难以规范的人物!这一点同等地适用于其哲学 。其实，在何种程度上可将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其个人分开?人与哲学的一致性又何以成 其为哲学的一部分，或其反讽?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的设问显得至关重要：“我何 以能成为一个逻辑学家，如果我还未成为一个人!”(RW[文献简称，下同]，第191页)
这种选择是决定性的。它不仅选择了性质(血肉之躯无法选择)，选择成为“伦理上的 个人”，也选择了象征；它象征着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宗教与美的选择，并同时选择它 们的不可言说。总之，它象征地预示着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反过来，行动着的个人 也为这一努力所象征。因此，维特根斯坦选择的意义远不止于字面，它必定还包括真实 可信的生活，难以摆脱的罪恶，以及如影随形的死亡。当然，还有对获救的渴望。除此 以外，这种选择无异于选择了他对历史所持的姿态，而处于决定与被决定辩证之中的历 史像个人一样地真切，也像他一样地是个象征。在此意义上，作为开端的选择堪称真实 与象征的双重开端。有鉴于此，在真实的意义上，一致性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于是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在象征的意义上，一致性存于超越之中。
维特根斯坦奇特的悖论注定将引发出另外的悖论：由于《逻辑哲学论》的缘故(在某种 意义上，《逻辑哲学论》是非人的)，人难以与哲学相连，就像难以一步跨上月球一样 ，但鉴于维特根斯坦的极端立场，人不能不与哲学相连!导致这一悖论的正是《逻辑哲 学论》固有的悖论。另一方面，也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持的极端立场方使《逻辑哲学论》 得以可能。依据维特根斯坦，伦理、宗教与美不可言说，他同时坚持认为，沉默的《逻 辑哲学论》是伦理性的。那么，不能言说伦理的伦理之作何以是伦理之作?如果无以言 说，是否可以去做?是谁在做?那是一种行动吗?如果那样，《逻辑哲学论》是否仍旧意 味着一种哲学?
尽管《逻辑哲学论》是一部《纯粹理性批判》似的“划界”之作，但与前者不同的是 ，其划界更多是功利性的，它更着重那不可言说的一切。因此，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将 《逻辑哲学论》视为一条纲领、一个姿态、一句口号或一道禁令。在此意义上，它成为 行动或行动的象征，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个人的维特根斯坦成为这种行动的承担 者。如果这种解释能被接受，悖论将不会出现，人与哲学的一致也因此得以实现，但这 样的话，维特根斯坦传奇般的思想将成为一部平庸传记的素材。不仅如此，由于维特根 斯坦坚持在哲学框架中做出理论说明，加上他所作说明的方式，这种解释变得可疑。此 外，试图在哲学之内消解哲学仍旧还是哲学，这使行动化的《逻辑哲学论》残存为一种 理论。即使作为行动，那也是无人的行动，因为“唯我论”表达了个人，同时也取消了 个人；而诞生于历史的《逻辑哲学论》拒绝了历史，代之以“从永恒的视角”；最后， 宣称伦理与宗教的不可言说成为超乎这两者之上的宣称。于是，人与哲学的一致就此被 一条深渊阻隔。维特根斯坦开端的双重性以让人目眩的速度被摆至其中的一极；真实与 象征均为象征取代。但失去真实的象征已不再是象征，当然，也不再是真实。只有美， 或只有“先验性”留存了下来。
就这样，起于最简单的意图，却终于含混的托词，并且，其攻击性的姿态使《逻辑哲 学论》显现为掩体，事实上，那是自我隐遁之所(“只有当我能够使自己独立于世界— —它仍在某种意义上实施统治——只有这时，我才能避开所发生的影响”[TB，1916年6 月11日])。罪恶与荣耀(“要么写出伟大的著作，要么去死!”[W，第76页])的双重过程 就这样在《逻辑哲学论》中获致结论：救赎以弃绝做代价，最终强化了恶。《逻辑哲学 论》的骄傲，一如它的虚弱，成为恶的见证。意图与努力、人与哲学的不一致，一方面 致使《逻辑哲学论》成为反讽之作，另一方面，正是在沉默之中，它们达成了一致：无 声的行动与弃绝，而弃绝也昭示着无声，沉默因而是必然的。
《逻辑哲学论》是本孤寂的书，其中是同样孤寂的哲学，就像它的作者一样。不论作 为行动还是作为行动者，这都不免让人疑惑，因为行动必定引发行动，而严格意义上的 行动者决不是孤独的。《逻辑哲学论》显然已成为死胡同。不过，那也是绝处逢生的开 始，因为问题的各个方面因此而被启示：如果伦理与宗教不限于断言或纲领，如果哲学 不再是哲学，尤其是如果这一切无一不被保持，但却被禁止保持于理论之中，那该如何 去做?就这些问题而言，《逻辑哲学论》的解答可以说异乎寻常，更可以说它用异乎寻 常的解答拒绝了解答。
二
显而易见，“转折”已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转折”已经开始；维特根斯坦宣称自 己已解决了所有问题，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整整六年，他置身于奥地利一隅!这 个行进中的反讽充满着悖论的意味：维特根斯坦认为问题业已解决的地方，问题才刚刚 被启示，而当他抛却哲学问题、进入实在时，哲学问题正以最为尖锐的方式呈现无遗， 并且，正是此种姿态成为问题解决的开端。相对于他的早期哲学，这姿态已构成反讽； 相对于他后期的“行动”，他“可见”的转折堪称真正转折的开端。那是行动的先导和 象征。
惟其如此，理解起来才更为困难。因为失衡的《逻辑哲学论》是一个硬壳，它在某种 意义上回应着哈姆莱特的独白：“噢，上帝，我可以被拘于方寸之内，但我仍是无限之 王。”现在，将其打碎，或重新在张力之间保持平衡成为维特根斯坦全部努力的关键。 在此意义上，“转折”无非支点中的一个，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对哲思中的我而言 ，常常变换姿态是重要的，这样就不至于使一条腿站得太久，从而变得僵硬”(VB，193 7年)。当然，如果不去变换支点，一切都不会改变；如果变更支点，支撑者依然未变， 因此，转折在被确认为转折的同时，也是连续性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如果维特根斯 坦由早期到晚期是从伦理走向宗教，那严格说来转折并未发生，因为依据《逻辑哲学论 》中的划分，它们隶属于同一层面；如果沉默被沉默的掩埋取代，那同样不是转折，那 毋宁是对沉默更为忠实的承继。真正的转折是那种姿态，以及紧随其后的行动，因为重 要的并非他是否在信仰或信仰什么，而是如他所言做(tun)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毋 须知道也根本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转折是否发生于某一时刻，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否可以 将其称为“启示”。我们只知道其行动，我们知道的也只有行动；正是其行动开始具备 宗教的性质，它为对上帝的无限敬畏所表征。也可以说，这是其真正“救赎”的开始， 甚至完全可以反讽地将其比之于保罗“通向大马士革的道路”，当然，也只能是反讽意 义上的比拟，因为无法确知他的宗教信仰，也因为行动的肯定性与表达(对宗教的表达) 的否定性同时开始。即便如此，宗教的种种元素却因此得以启示，正是这一点注定了其 转折的革命性，及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那位乡村教师六年的“操练 ”堪称嗣后漫长生涯的预演，它近乎寓言般地提示着后面的一切，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 ，他重回“哲学”只是一种“移植”，将其操练由奥地利乡村移植到了剑桥!几乎与此 同时，维特根斯坦开始了他对犹太身份的认同，这决非偶然。这未必有助于确定其信仰 的性质，却无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现身于“连续性”中的转折也注定了它的困难。需要开口说话，但同时，沉默仍在继 续，并且更其深沉；使行动在思想中延续，同样还要使思想留存为思想；实现宗教的事 业，却将教义隐去，或佯装不知，或真的不知，这并不重要。(“我以前从未信奉上帝 ——这我知道。但这并非‘我以前从未真正信奉过他’。”[VB，1946年])重要的是， 如果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转折无非再度回到哲学，或者说，他只是将操练移植到哲学之中 ，那问题将变得简单，那样的话，因《逻辑哲学论》而来的悖论将再次出现，而维特根 斯坦对“唯我论”的消解成为消解此种悖论的范例，或对因随《逻辑哲学论》而来的断 绝所做的连接：“唯我论”是其划界功利性即其伦理努力的一部分，而后期同等性质( 宗教)的努力正是开始于对“唯我论”的消解：“我”被消融于我的行动之中!
但是，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回归决非单纯，它更应被视为对哲学的革命，或者说，救 赎展现为摧毁，而后者成为行动，或行动的极致，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那是一场战斗 (“只要留在宗教之中，我们就要战斗”)。不仅如此，为使无谓的言说展现为无谓，所 有被弃绝的一切无一不是救赎的对象。因此，从最为“自明”的数学到最“隐秘”的心 理学，他后期的行动几乎无所不包，甚至可以说，无处不是他的战场，而贯穿其中的正 是语言。“患病”的语言不啻维特根斯坦的沙漠，那是魔鬼出没的场所，是诱惑和抵御 诱惑之地，一句话，语言成为“原罪”。维特根斯坦的悖论被出人意料地做了置换：他 可见的行动对应着不可见的言说，并且，语言“原罪”与他对恶的思考联系在了一起。 这意味着，他针对语言并在语言之中展开的战斗，既是其“出埃及记”，又是他的“天 路历程”。这一悖论在要求着行动的同时，也要求着行动的真实与行动的超越，反过来 ，这同一种要求对行动者也同样地适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那位乡村教师并未消失， 他与另外的一极，即思想中的行动并行不悖，但前者已然隐于幕后，可见的只有思想， 就如同思想中的变化：早期假定性的框架(诸如“从永恒的观点”)成为框架的假定性( “语法乃是一种逻辑类型理论”)。与之相应，真实的维特根斯坦为象征的维特根斯坦 ，也即语言行动的承担者所取代，而象征的维特根斯坦为象征的含混所取代。与此同时 ，个人时隐时现，因为对恶的思考使他成为隐身者(“你不要为自己画像”)，而对真实 的寻求，或意欲实现真实使他如在目前。维特根斯坦以他独具的方式，命中注定要摇摆 于欧洲人与犹太人、个人与象征的个人以及哲学家与反哲学家之间，正如他自己所言： “一个真正的宗教思想家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VB，1948年)。正是在这里，早期那种 真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开始获致其最佳表达。
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摇摆贯穿于其战斗之中。他的方法也受制于这同一种逻 辑，因此，维特根斯坦方法的计谋成为方法的必然性，这使得哲学与方法如同一体。这 一点被淋漓尽致地展示于其语言行动之中，同样也使悖论只能在暂时性的差异，诸如行 动的对象、方式及方法以及行动的担承者中行使力量，事实上却很难实施区分。
三
依据维特根斯坦，语言正以其“魔力”或其“神秘化使用”占据着尼采以后的“世俗 性”真空，以致“一整个神话寄身于我们的语言之中”(PO，第198页)，因此，为了不 再在“偶像缺失的地方树立偶像”(“哲学所做的一切均在摧毁偶像。这意味着不要再 去制造新的偶像，诸如在‘偶像缺失的地方’”[PO，第170页])，语言必须重新回归“ 世俗化”，回到它的“日常用法”，从而规避其“空转”，也就是说，“让我们成其为 人(Laβ uns menschlich sein)”!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这句口号更能体现出对上帝的敬 畏，但也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为含混(其危险一如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成为什么 样的人?其目的何在?有无标准?况且，“日常语言”指什么呢?尼采的“群氓”或海德格 尔的“常人”所操的语言吗?还是弗雷泽的野蛮人使用的语言?抑或仅仅是个托辞，以摧 毁哲学，或传达上帝的指令?不仅如此，“游戏”是具体的，这注定了其有限性，与此 同时，游戏又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而是无限的。这个悖论似乎在向他《1914— 1916年笔记》中的“泛神论”致意，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才注定被诱惑 ：如果说这是其“语法”的一部分，那么它显然不是其信仰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深藏 不露的信仰由此可见一斑。
行动并非判断，更兼就价值判断而言，其整体判断的毋庸置疑对应于局部的毫无判断 。这隶属于其逻辑，也注定了其危险：尽管无神时代的渎神无异于捍卫可能的神祗，因 为神不可能被伤害，但相对于其初衷，敬畏正滑向潜在的渎神，驱魔人开始成为魔鬼的 兄弟。除此之外，被注定的还包括其行动的内容：组成哲学的无非“疑问与戏谑”，舍 此无它!正因为如此，误解注定是其哲学的一部分，而非来自外部。
在同等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行动的性质注定了其方法的“描述性”，而不是相反。描 述意味着置身局外，同时又置身其中。它一方面将断言悬置，或使其假定化，从而呈现 生活，而非判定生活。不仅如此，持着于现象的他，也将一切展示为现象，以免于被现 象的“深度”所诱惑，就像胡塞尔那样。事实上，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理论被分解为理 论的张力，从而分解了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也因此被取消，行动或战斗取代了一切 。
有鉴于此，“确定性”决非偶然地成为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晚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如 果全部人类的知识，包括对知识的信仰，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其反面即信仰便应该是确 定的。或者说，应该设想，那是确定的，因为任何可资辨明的确定都是不确定的，那么 ，这种“设想”是信仰的一部分吗?抑或是沉默的一部分?如果继续持着于这个无人地带 ，维特根斯坦的努力注定将成为反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对哲学家与常人做了区分 ：只有哲学家在误用我们的语言，而常人却不会。似乎哲学家被符咒罩住，一旦离开这 个魔圈，就像在恶梦中被推醒一样，他们就将回复正常，并成其为人!正如维特根斯坦 所说的那样：“哲学问题的解决类似于童话中的礼物，后者在魔幻城堡中看去让人迷醉 ，但将其置于外面的日光下观看时，它无非一块普通的铁而已(或类似物)。”(VB，193 1年)不难看出，童话在此显然不止于譬喻；维特根斯坦隐秘地袭用了童话的机制。这与 他漫长而无望的战斗恰成对比。
作为观察者的战士，早期维特根斯坦曾表达过愿望，希望能与死亡“面面相对”，因 为只有那样才能成为一个“体面”的人，而在后期，作为战士的观察者，他再一次提及 这种愿望，他说：“英雄是直视死亡的人，是真实的死亡，而不单单是死亡的图画…… 一个戏子可以扮演大量的角色，但末了他自己必定作为人死去”(VB，1946年)。那么， 是否应把维特根斯坦视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就像他的同时代人T.E.劳伦斯那 样?如若不然，是那不是真实，还是不应将其看作真实?抑或一个双面的“雅卢斯”根本 不足以成为行动的典范，或行动的引领者?维特根斯坦有一次表达了对自己的困惑：“ 我就像个孩子，常常想着的只是游戏而已”(W，第286页)事实上，也许正是这种完全的 无指向性使其思想成为精灵，从而构成影响未来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设想 ，始终沉默的维特根斯坦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