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升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2-0077-05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精神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没有哪一种哲学或理论，能在现代世界史上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有如马克思主义；它在俄国和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已数十年，从根本上影响、决定和支配了十几亿人和好几代人的命运。”[1]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中华民族精神在历经磨难并饱受屈辱后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作为一种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文化力重塑了中华民族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2]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把追求精神解放作为其理论指归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以“人的解放”作为价值追求与实践目标。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具有二重性——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存在。“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3]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人的基本存在样态：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在于有自觉的精神活动和交往。恩格斯指出：“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4]因此，人是肉体和精神的感性统一，“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5]。精神活动不仅为着肉体人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为了精神人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6]人一旦作为人而不是动物开始活动的时候，精神就开始具有独立的意义。恩格斯把人的精神视为“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4](534)，把思维着的精神看作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归宿。哲学的性质和功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人，即“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7]。人是以解放自己为己任的，而精神解放则是人的解放历程中的起始和归宿。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与古代哲学家相对立的近代哲学家的任务确定如下：古代人必须把自己从‘自然的意识’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直接的感性方式中清洗出来并把个人变为被思维的和思维着的实体’（变为精神），而近代哲学必须‘取消僵硬的、确定的、不动的思想’”[5](211)。人对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对意义世界的积极建构，既是人的本质表现和确证，也是人性的张扬与超越。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即人实现了自己的真正本质。通过扬弃私有制使人从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非人现象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本性，这是向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扬弃了人类异化，使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等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建立了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时，将它归结为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相当程度上是指精神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6](57)
（二）马克思主义具有使无产阶级实现精神解放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8]马克思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社会力量——现代无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不仅能够解放自己，而且能够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的解放要以改造了的哲学为武器，使物质武器同精神武器相结合，对现实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马克思认为，只有最苦难的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充当人类真正解放的利益的代表者。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无产阶级才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7](467)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解放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同哲学相结合，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7](467)因此，就像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9]，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解决“精神武器”问题，它作为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人们的心目中，尤其是无产阶级，就会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把哲学变成现实。这样无产阶级就可以获得整个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失落、荒芜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养料滋养下得到了新的开垦，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得到了新的整合，中国人的精神才重新焕发出生机。由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价值观，民族精神又是通过世界观和人生观展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三个方面来归纳总结中国人精神由被动转入主动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冲击和改变了中国传统历史观
中国的封建社会，循环历史观一直是史家的重要史观，并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文化心理，它包含着人们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物质属性——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特点——的理性探索。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告子下》）的历史循环命题。“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又“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又“五百有余岁”（《孟子·告子下》）。战国时代，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也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受水、火、金、木、土五德的支配，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就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当每一朝代兴盛时，天必显示种种征兆。“天必先见祥乎下民”。汉代，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学说，认为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三统交替循环发展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每一朝代开始，都以三统的变化而“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志”。如夏代“斗建寅”，以寅月（夏历正月）为正月；商代“斗建丑”，以丑月（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斗建子”，以子月（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其继周者，又当为黑统，用夏历，如此循环往复。但“改正朔”，只是改变封建统治的形式，至于“大纲人伦、道理、教化”等封建统治实质则“尽如故”，一切照旧，所以其更进一步提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10]。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其主要思想则是唯物史观的有关内容。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导源于其历史观。1903年2月，马君武在东京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谈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e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ianc)、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rx)”。“拉沙勒与马克司皆黑格儿之弟子也。黑格儿之解释社会问题也，主发达不息之说。谓人群之生计，乃随社会之历史而亦发达不息者也。”[11]即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将历史视为一个发展过程的观点，从历史变迁中来说明社会、把握社会。并据此认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11](76)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观点：“马克思的历史观，已如上述，普通称他为唯物史观，我想称他为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物质的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再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了。”[12]
（二）马克思主义重塑了中国人的人生观
人生观主要审视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民族是由本民族的全体成员构成的有机整体，民族成员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个体的人生观必然反映到民族整体中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礼法制度规约下的古代中国有家、家族、国家，却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个人从属于一套亲疏远近各不同的人伦关系以及礼制伦常关系之中，个体的个性也相应地完全消融在以王权与父权为权威的伦常关系之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它对人制约与压制的结果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使天下之人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人的畸形发展，使人沦为制度的奴隶，成为制度的工具和压制的对象。毛泽东对旧中国人的依赖关系作过客观的描述：“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13]这样，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只有绝对服从的意识，缺少怀疑与创新的精神；只有群体至上的价值观念，缺乏推崇个人价值的独立精神；只有个体的义务感，没有个体的权利观；只有尊卑，没有平等；只有亲疏，不论贤愚。这些病态的观念随着传统礼法制度的巩固而得到不断强化，逐渐沉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国民性之中的“劣根性”部分。这种“劣根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奴性人格。“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14]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人生奋斗目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形态发展过程作过这样深刻的分析：“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104)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主体的人在历史上的发展形态做出了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人生的最理想境界，它是所有人都应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方向，并构成检验人生目的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从总体上看，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缺乏个性走向以个人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地发展，是主体自身的人格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时，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现实具体的人，认为在本质上现实存在的人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社会关系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个人作为阶级的一分子，他的命运是同阶级连在一起的，没有阶级的解放就没有个体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就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三）马克思主义改变和再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各种观念和价值知识的一般观点或根本观点的概括。就一般意义来说，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核心都是以价值观为主导和核心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这里，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因而形成了家族本位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即中国传统的道德和行为的标准完全“以一家一族为本位”，家族主义是人的行为、心理的根本特征，“以故使民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而读书、而入学、而登科、而陛官发财、而经商、而求田问舍、而健讼私斗赌博窃盗，皆由家族主义之脚跟点而来也。”[14](834)。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实际上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提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难以企及的崇高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不是个体本位，而是阶级本位，它突出的是阶级利益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建立在阶级本位基础上的价值观，比之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于有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来说，更容易接受。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只注重家族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家族本位主义价值观相比，要求个人服从集体、集体以促进个人发展为唯一目的，它是融个体利益于自身并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并与个人利益共同发展的集体主义。它注重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并为社会每个个体利益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并最终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和每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
三、中华民族精神发展与升华的表征
中国人民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精神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人的革命精神被唤醒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同于阶级斗争理论，这与中国人最早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心理直接关联。他们所以能够迅速果断地接受并抓住其“阶级斗争”这一基本要点，正是因为他们出于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社会主题的急迫要求，同时也因为中国人思维的实用理性传统的内在驱使，使得他们选择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立足于能够作为指导当时行动的理论指南。而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成功的实践效果，使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人更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宣布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将这个纲领分解为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将铲除私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或理想。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无比的革命热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造就了一往无前、敢于牺牲、敢于创造、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这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民族精神所无法比拟的。
（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精神的高扬
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历史观，使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而是靠普通大众。英雄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人民群众自己努力去创造，因为人民群众是现实的阶级力量，是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主体。十月革命的成功，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15]这样的历史观是和人生观统一在一起的，共同展现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因此，“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1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高扬了人民的主体性精神，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体，使民族精神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从而使民族精神的发展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三）产生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根本上表现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毫无利己的动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7]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人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与人民利益相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坚决改掉”[18]。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追求真理、忠于理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二是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精益求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多体现着前一种精神，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和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多体现着第二种精神，这两种表现构成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全部内容。它在革命年代造就了一大批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培养出无数为民族精神和人民幸福而献身的仁人志士。在和平建设时期培育了一大批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兢兢业业工作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