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工业竞争力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竞争力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法国是世界工业强国，按国民生产总值计，是排名美、日、德之后的世界第四工业强国。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却将其列入发达国家竞争力最差的几个国家之一。
作者以其本人在法国工作的经验体会及研究所得，从传统、制度和价值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干预、保护主义、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及个人主义、平均主义、享乐至上的价值观等因素对法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法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的工业国之一，1995年人均收入22959 美元，在世界排第十一位。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它是世界上第四工业强国，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法国人的头脑中，他们仍是世界四强之一，却没意识到他们国家的竞争力已滑落到第十几位之后。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滑落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因为富裕代表的是过去，竞争力代表着未来。
竞争力是国力的综合指标，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将它分解为经济活力、工业效率、人力资源、创新、国家干预、研究与发展等10 大类， 378个标准，1995年据此将法国列为竞争力第十七位， 是发达工业国家中竞争力最差的几个国家之一。法国近十几年来一直表现如此，1982年时已排第十五位，以后总在附近徘徊，1990年第十四位，1991年仍回落至第十五位。世界经济论坛将法国竞争力差归结于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过高、财政状况不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等等。
以我们这些曾长驻法国的外国人的观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传统上的、制度上的和价值观上的，具体分析，有国家干预的传统，保护主义的习惯；社会制度、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个人主义、平均主义、享乐至上的价值观等因素。
（一）国家干预的传统和保护主义的习惯
法国历史上就有国家干预的传统。中世纪的法国是典型的封建制国家，当时的专制政权就积极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工商业活动，保护商人和企业主。17世纪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积极地用专制的力量促进法国工业的发展，他认为政权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到了拿破仑时代，主张自由竞争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介绍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干涉本身就是坏事”，为此他的著作一度被拿破仑禁印。以后法国工业革命也是在专制政权统治下完成的。进入20世纪，法国出现过几次大的国有化运动，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在工业部门实行国家管理，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兴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能源、运输、机械制造、银行和保险等关键部门第二次大规模地实行了国有化。
事实上，二战以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重整经济的问题，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类似的恢复经济的政策。但这些共同点并未促使各国走同一条道路，比如德国与法国同样是欧洲战后的重建国家，前者在盟军占领下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而独立的法国经济却一开始就有国家干预的特点。法国而且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中最早实行经济计划化的，也是计划化执行最系统、计划化理论也最完备的国家。从二战后到现在，法国已经执行了十几个计划，虽然这些计划都是指导性、协商性、而非指令性、强制执行的。
历史上法国的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长期交织在一起。这种国家干预来自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传统，曾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保护主义则反映了法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弱点，国家干预与保护主义是互为补充的。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扩大为对国内外贸易的干预，而法国工业结构存在着的弱点，也需要长期国家保护的扶植，以免遭外国竞争。80年代初期社会党上台后，进行了法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的国有化。但是，在世界经济日益国际化的情况下，这种曾经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手段却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羁绊。
法国保护主义的习惯表现在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国内产品市场的保护。
作为外国居民，我们感觉颇多的是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在法国，工作机会对外国人和对本国人来说是不均等的。法国现行的规定下，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是：雇佣外国人标准是在没有法国人可用的时候。就是说同一个职位，同等条件下本国人优先，在不同等条件下依然本国人优先。只是在这个职位本国人干不了，或没有本国人干的情况下才可能由外国人来干。即使对法国雇主来说，雇佣外国人也是一件很头痛的事，他必须讲出雇佣外国人而不雇佣本国人的充分的理由，而且雇主只有雇人的选择权，雇人的批准权在省政府。省政府并不从企业需要人的急迫程度和被雇人员的素质决定是否批给工作证，而是看是否影响本国人的就业。只有在认为不影响本国人就业，企业又迫切需要的时候，批准才有可能。这个审批过程常常几个回合，拖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省政府接到雇主雇佣外国人申请时，第一个反应是自动拒绝，然后给雇主一封千篇一律的信，说雇主需要的这种人员，社会上有几十个上百个法国候选者，所以没有雇佣外国人的必要。这就是所谓的“泼冷水”政策。让雇主知道雇佣外国人需付出更高的代价，以便使外国求职者打消在法国工作的念头。而一个雇主如果真想雇佣这个外国人的话，非得三番五次，不断申诉才可能成功。
就业市场对外国人就形成这样的怪圈：没有职业不能申请居留权，而没有居留权就不能申请职业。
法国对产品市场的保护也很严重。法国的高速公路、铁路和建筑工程都是由法国企业承包建造，某些设计不需大量的人力，可以让外国公司参与。但建造和运营都是法国自己的企业，很少见过国际招标的。一些法国基础设施工程建造竞标时为了淡化国内垄断的色彩，就成立不同的国内公司议标承建工程。在法国，中国人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城的建筑，名份上是不懂中国建筑的法国人设计出来的，实际是中国设计师做了中国式装潢、琉璃瓦、大屋顶等几乎全部建筑上的设计，法国建筑设计师只是签个名。中国建筑设计师无正式工作许可，就没有签字权。
甚至是法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竞争都带有国家干预的成份。法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市场开发仍带有殖民地传统，习惯用上层疏通代替企业间竞争，政府资助支持企业出口，以政府行为代替商业行为。法国人出口产品集中在一些大项目上，这些企业大部分属于国有，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价格难以比较，技术容易形成垄断。例如它的核电站，高速铁路，高速火车和宇航产品。这些产品竞争过程中购买方常常也是政府行为，所以在价格和技术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政策的取向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法国的企业也习惯于这种作法，经常碰到法国企业跟我们谈起他们外销谈判的原则，是以技术取胜，而不是低价倾销。实际上在国际竞争中，技术比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供货商各说各话，各有优劣，但价格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法国产品至少质量上和服务上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价格却常常是最高的。法国企业在国外竞争中，总是循规蹈距，按即定方针办，不管情况变化如何，也不肯出血本先占领市场，后提高价格，他们的海外战略总想做一笔赚一笔，先亏后赚的事不会干的。而日益激烈的国际产品市场上，亏本占领市场，赶走竞争者是常见的手段。
一旦国家干预成功，赢得了市场，法国企业仍沉缅于政府保护中。不象日本人，日本人是以低价让竞争对手血本无归知难而退，法国人则尽量用行政手段赶走外国竞争者。如在非洲，它的前属殖民地，法国企业在当地形成垄断，阻止其它国家产品的输入。我国某企业准备在非洲注册一种治疗流行传染病的药，与法国公司合作，希望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影响，迅速登记注册打开市场。迟迟一两年没有结果，从非洲人的口中才知道，法国公司利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拖延这种药的登记注册。
法国还用经援方式开拓海外市场。经援资金按其实力而言规模很大，每年500亿法郎，通过财政、外交、经贸不同的部门管理，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7%。受援国70多个，分布在非洲、加勒比海、亚洲等地，主要是非洲。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府软贷，法国软贷比例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之一。这种政府软贷利率低于1%，20 年至30年的还款期，7年的宽限期。以远优于商业贷款的条件， 为法国企业在国际上铺路。政府软贷实际上是一种政府间的赠予，短期内促进了法国企业出口，对外贸易的扩大，长期地看，却增加了国内消费者的税务负担，加大了政府财政赤字。
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是一个“双面刃”，它作用在于：历史上曾促进了法国工业的发展，但在当今全球性经济中却违背了价值规律；它可对国内市场，通过关税、行政手段等进行有效的保护，但不适用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同时它造成法国企业的依附力，使企业躲在政府的羽翼下，自我成长的素质难以提高。
政府贷款支持企业出口的行为长期以来遭到美国人的责难，在美国的压力下，经济合作组织（OECD）严格了对这种软贷的审批程序，美国人威胁要在全球性经济中最终取消软贷形式。这样法国今后开拓国际市场的手段就会减少，面对新兴国家强有力的竞争，法国竞争力排名将继续滑落。
（二）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不合理
这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法国的金融和贷币政策、税收和再分配、福利制度。
法国的工业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形式，一方面是巨大的、雇员成千上万的工业集团，享受着政府金融和财政上的支持。例如法国的核心电工业、军事工业，这些工业在国内享有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国际上也需要政府替他们开拓市场。它的军用飞机制造商，曾经3 年之内没有订单，面临着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在政府的支持下，终于在亚洲获得了市场，找到了出口的契机，使它能度过难关，跨进21世纪。
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存在着大量只有几个人至几十人的小企业。这些企业数量上占大多数，但是他们根本不具备开拓国外市场的能力。而在中间，有一定规模，技术水平较高，具备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中间型企业不强。这点不仅比不上中小型企业占多数、产品精良的瑞士，也比不上与大公司紧密结合的意大利中小企业。因为法国历史上是一个金融资本强盛的国家，银行和保险业控制着国家经济，他们都是与大企业联盟，对大企业的贷款有时不计代价。大笔款项贷出，甚至可以没有一个完整的项目审批过程。例如里昂信贷银行对美国好莱坞影视业的收购，以及对法国达比集团的资助，都损失了几亿法郎。银行和保险业还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业，或者进行房地产的抵押贷款，使房地产超值增长，终于在90年代爆发了房地产业的危机，造成市场的崩溃。原有的庞大的房产值就这样挥发掉了。如今在西方，银行也亏钱，也可以倒闭。这在几十年前十分罕见。
银行对大企业的资助和对非生产性产品如此热衷，以至他们没有热情为中小企业贷款。对中小企业贷款设定的条件严格，审批复杂，贷款利息过高，而且都是抵押制的。七、八年来，法国经济中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一直徘徊在3%左右，贷款利率却曾高达百分之十几。 只有大企业可以凭实力进行讨价还价，争取好的贷款条件，同时本身现金流使其可以维持一个合适的自有资金水平。小企业就不行了。因此在法国，钱也贵，成本过高。越有钱的越容易赚钱，越没钱的越赚不到钱。另外储蓄利息也高到接近10%，使得投资不如存款，不如购买金融产品。
多年来政府对高利率的现象束手无策，明知它限制了企业借贷，限制了企业的筹资能力，也就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能力，抑制了社会上的有效需求。这使得法国经济脆弱，出口能力减弱，国内失业率爆涨，政府财政赤字太大，使法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直是被打压对象。金融市场进入90年代以来，发生多次大量地抛售法国法郎行动，企图将法郎赶出欧洲共同体规定的浮动限之外。金融市场已把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先后赶出了浮动限，这两国也无意厮守，乐意让他们的贷币在市场上自由升贬，以便增强出口力。法国人似乎尚未走出80年代初百分之十几通贷膨胀的恶魇，几年来一直执行货币坚挺的政策。法国中央银行在德国中央银行的帮助下，在法郎遭到贬值压力时，每次都与德国中央银行一道，抛售外汇，打击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者，艰难地维持着法郎对德国马克的浮动比率。为此，它必须以高利率为代价，使国际资金能回流法国。所以法国利率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外界的国际金融市场，而不是来自国内通贷膨胀，多年来法国的通货膨胀仅每年2%至3%。法国期待在国际上维持货币坚挺的形象，为此承受着利率升高的压力。只是从1996年开始，国际金融界对打击法国法郎失去兴趣了，法国政府才松了口气，开始降低存款利率、贴现率，以便降低贷款利率，迫使消费者花钱，鼓励企业投资。
法国税制是世界最复杂的税制之一。增值税最早起源于法国，收税形式和退税方法被其它国家陆续沿用。除此之外，无论企业和个人都要上交所得税及大量的社会摊派。法国经济一直有社会主义的传统，税收上实行劫富济贫的政策。
本来，国家的作用是利用税收从更高的层次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实行不同的政策，征收的税形成国家收入，为此做出财政预算，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所以对有些部门实行减税免税以促进该部门增长，同时对另一些部门增税以限制这些部门的增长。国家税收总量可以不变，但通过对各部门税收的再分配，有利于出口的增加，最终使整个社会受益。但法国的税制下受益的一些中小企业是那些传统部门，本来就不具备出口能力，对国外市场也没兴趣。
过重的增值税、所得税和社会摊派计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转嫁给国内国际市场。稍作比较即可使我们发现法国的汽油价格是美国的3倍，在美国1美元可买1加仑汽油，法国只可买1升，1 美制加仑等于3.785升，汽油价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税收；法国培养一名歌手是国际平均成本的三倍半，也同样用于灌制唱片、录像剪辑和作广告等。还有一例比较典型，法国文化部为装点新国家图书馆，从外地以每棵几百法郎的价格购得一批松树，等栽到图书馆前，每棵的成本就有几万法郎了，这个例子中除税收外，还归于人工成本。沉重的成本使得中小企业无法生存，90年代初以来到现在，法国每天都有一百多家企业倒闭。实际上法国最重的成本还是人工成本，修车是明显的例子，经常所换的零件并不贵，贵的是换零件的手工费。
法国福利制度基于平等、团结和民主的理念，建立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当时合并了旧的保险制度，提出了三大原则：创立社会福利制度造福所有国民；强制扣薪成立福利基金；委托社会机构及投保人代理管理。到了今天，其中已有很多规定不合理。比如，公务人员工作满37年就可以领到全部退休金，而私营企业员工要服务满40年才能享有这样的待遇。计算标准的不一致，造成了不公平的情况。另外，最低失业金的发放额度，较之最低工资低不了多少，使得很多人宁愿待在家里不去工作，以坐领最低失业金，而不肯奉献自己劳力及智慧。这形同鼓励国民好吃懒做。
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社会健康保险，欧盟国家中，法国的健康保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最大，甚至大于福利国家瑞典。它的邻国德国在80年代以后健康保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始终在8%左右， 只是在西德统一东德后，这一比例才增加到8.7%。英国20年来一直是6%，1992年以后为提高社会保险的质量进行改革，增加到7%。 瑞典是北欧有名的福利国家，却将此比例从10%成功地降到8%。 法国却接近10%了。
在法国，这种社会保险是由企业承担的，雇佣一个人就要为他交社会保险摊派。所以一旦被雇佣，就自动享有社会保险，家庭成员也随之享受。看医生、买药、住院都可以报销大部分，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可以随便看医生、买药，买了药又不用。医生和药品都供过于求，看医生很方便，有点儿毛病就开药。医院病床闲置的比例比较大，小病大看，动辙动手术，无论手术大小都让住院，还愿意让你多住几天。法国药品浪费之大，使其人均药品消费与红葡萄洒一样是世界最高的国家。
法国这种社会保险的摊派占工资比例的20%，而德国1980年以后仅为12.5%，东西德统一后至今也不过13.6%。福利制度虽保障了工资收入者和家庭，同时也加重了企业负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成本增加对于国内受保护部门的经济显现不出来，但对受竞争部门，尤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就明显了。法国劳动力成本比别的国家贵，这是原因之一。
社会福利不仅使企业也使国家财政负担沉重，法国的财政赤字是欧盟国家中高的。欧盟为2000年统一贷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每个成员国的赤字应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法国目前远不止于此：1993 年为3300亿法郎，1994年为3014亿法郎，1995年又增到3200亿法郎，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且消肿困难。 欧盟一直希望法国缩减它的财政赤字，通过减小财政支出而不是以增税的方法，但是减支出意味着减机构，就意味着减人，减社会福利，都会造成社会问题。1995年上台的新政府还是采取了增税的方法，将增值税从18.6%增到20.6%，使欧盟大感失望。
虽然1996年开始，法国政府着手进行福利制度和税务改革，声称要花五年时间，改革不合理的福利，减轻企业和国民的税务负担。但是社会传统习惯，将是这一改革的主要阻力，也就是我们下面文章要说明的。
（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和享乐至上的价值观
法国人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在劳资关系上。法国总工会、工人力量和法国民主工联这三个大的工会经常发动声势浩大的罢工，对政府政策实行强力的掣肘。
工会罢工的原因可以是企业倒闭，工作职位有丧失的危险，可以是对增加工资的诉求，福利制度改革，甚至技术创新造成减员。1993年有一次诺曼底渔民的罢工，是抵制进口产品的示威行动。当时成千上万的渔民涌到巴黎，捣毁了巴黎南部最大的渔货批发市场，批发进口冻鱼扔得遍地都是。渔民认为是国外进口鱼抢占了他们的市场，威胁到他们的生计。政府出动警察抓了领头几个打砸抢的，准备关上几天。上午刚抓的人，下午警察局就被愤怒的示威者包围了，号称不放人，继续砸。到底是政府屈服，把人放了。渔民班师回朝。他们捣毁上千吨进口渔货，却可以不受任何处罚。几天后，政府人员告认我们，是总理府下的放人命令，政府不想事态扩大，息事宁人了事。
还有一次机场人员罢工，旅客下了飞机，行李没人管，只好自己拎着大包小包在跑道附近穿行。机场遍地垃圾，臭气熏天。连海关边检人员都罢工，没签证的人都进来了。
而1995年11月至12月的罢工，持续了三周，是十几年来最严重的社会风潮，波及所有的国营部门，地铁、铁路、公路、航空、邮电到政府机关，造成整个社会瘫痪。罢工造成巴黎运输管理局和法国铁路局每天损失一亿多法郎，总计损失二十多亿法郎。外国人眼中，巴黎变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进不去，里面的人想出出不来，只能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法国职员工资照发，而外国旅客、访问者只有亏钱的份儿了。法国南部地中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良港，本来可以作为地中海游船出发基地的。由于港口工人罢工频繁，船不能按期启航，游船公司对游客赔偿损失过大，许多大的游船公司纷纷将基地转往意大利、希腊等国。
长期以来，法国是一个缺乏建设性社会对话的国家，工会和资方一直没有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政府缺乏魄力，不敢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社会隐患。而在德国，并不是没有导致罢工的因素，但是德国工会和雇主能够坐下来解决问题，不至于走上街头。好象有个减压阀，当“社会气压”增高时，在政府的帮助下能够减压。在法国没有减压机制，能量必须爆发出来才行。给人印象是制定政策的不在政府，而在街头。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航空人员也曾经大罢工，政府在罢工后果断地解雇了罢工者。法国政府几十年来没有这个勇气，民众便滥用罢工的权力，雇主和工会的较量中，政府和工会的较量中，往往经历冲突——上街——社会瘫痪的过程，大部分结局是雇主和政府的让步。
罢工和游行是以巨大的社会财富损失为代价的，它降低了公共事业的服务品质，损害了法国人的国际形象，普通老百姓成了罢工的人质，切身利益无端受到损害。尽管如此，法国罢工势头仍此起彼伏，公众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容忍，每次罢工后的调查都有一半左右的人表示同情。这只能归结于法国的民族特性，这个族过多地强调人的个性而不注重集体精神，重视人的价值而忽略社会的凝聚力。
法国虽然是自由市场经济，但平均主义根深蒂固。所得税的累进制本来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效手段，本意是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强制征收高收入者的超额利润；对资本的回报课以重税，而不是对劳动的回报课以重税；对食利者的利息收入、遗产继承者所继承的遗产强制性的征税，因为这部分所得不是受益者劳动换取的。可是这种税制虽保护了低收入者使其少交税或不交税，但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比例太大，收入越高累进率越高，而且税收基数过高。所以税收累进制不仅打击资本的所得，同时也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社会缺乏追求最高利润的动力。同样规模的汽车行业老板，在美国可以赚到100万美元的年薪， 在法国赚20万美元年薪就已经让人眼红了。平均主义还表现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上，与我们的理解相反，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不大。由于有最低工资的保护，只要一受雇，便不低于五千多法郎的月薪标准。并且有技能和没技能的人小时工资没多大差别，看一次医生和请水暖工来家里修理的钱差不多。最低工资制本来就是民主对效率的一种牵制，制订者应建立一种平衡，使其既起到保护低工资收入者的作用，又不致过大加重社会成本。但由于工资刚性，法国最低工资近年来仍呈上涨趋势，尽管通贷膨胀率并不高。
法国人是喜好享乐的民族，假期、阳光、休闲在生活中的地位甚为重要。法国假期太多，每周两天周末，一年就有104天； 每月尚有两天半休假，一年折合30天有薪假期；再加上十多天法定节日，扣除掉重迭的部分，一年130多天的假，就是说， 法国人一年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休息。法国政府的规定也限制了工时，对加班、加夜班和节日加班课以较重的税。加上自身享乐主义的习惯，使得法国人产品的交货期只有拖后没有提前，有时宁可付拖期的罚款。拉丁民族是一个浪漫的民族，没有瑞士那样严肃，也不象德国人那样勤奋，有献身精神。自我牺牲和英勇行为没有多少人欣赏，国家形象和利益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在这个国家里，口头允诺不能当真，说话不算是常见的现象。不仅个人，政府行为也如此。法国政府力促欧洲整合，本来是“琛根协议”签字国，协议规定自1995年3月取消边境管理， 以利欧共体会员国的人民自由往来。后来，法国政府以控制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者入境为由，屡次拖延协议实施，边界上继续进行检查，为7个边境开放国中唯一的例外者。 在法国，如有冲突时，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在国际上应履行的义务。
此外，法国售后服务的意识较差。“顾客就是上帝”在这里是天方夜谈。除了那些服务好的大型连销店，一般小店可要当心：在商店挑选了一通而没买，售货员可能给你脸色；去退去换时必定费一番口舌，有的退贷不退钱，仅给你一张本店的购物券，你还得在这儿买东西。甚至一些高档店也同样。我们曾经购过一只很贵的沃特曼钢笔，保险单上注明永久性保修。可真去修时，店方先找使用上的毛病，然后再提出一个漫长的维修期吓唬你，使你感到修起来颇费周折，就此放弃了维修的打算。另外法国民族对质量没有苛刻的要求，法国汽车和其它国家汽车比起来，做工不细，容易出小毛病，他们北方的邻国就不这样。
观察法国人如何摆平对工作和对个人生活二者的关系，可以到法国人的办公室和家里分别看看。办公室都是同样的单调，没有什么装点，而法国人家庭却个个装饰得很有情调且个性化，这最能显出他们对工作和对家的态度。
结束语
现在，法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或者彻底改革，或者没落。社会上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挽救这个国家走向衰退。但这个国家民族传统过重；人们已获得的福利也很难收回去。法国的政治家关心自己的任期甚于关心国家的未来，出于这种政治的短视，造成政治上短期行为。80年代初社会党上台后为实行社会党的理念，推行了不合时宜的扩张政策，造成以后通贷膨胀，后期就忙于应付通货膨胀。右派上台后失业严重，促进就业又成为主要目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两种经济，一种经济以效率为前提，它参与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竞争，包括一个国家大部分的工业部门，服务行业，甚至银行、保险业。另一种经济是以社会价值观为前提的，涉及国计民生，它向国民提供一种保障，如医疗，甚至包括农业，这些都是每个国家受保护部门，赢利不是它们的最高目的，它们也不遵循价值规律。每个国家都要面对效率和价值观的冲突，或者偏重于效率，或者偏重于价值观，或者两者间找一种平衡。法国在这种平衡中后者负担过于沉重，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效率。法国的自然环境太好了，有平原、海洋，不用太勤奋。在法国生活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生活。他们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工业国了，外贸收支在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下，年年盈余，年年出超。比起来，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美国，虽然获得了竞争力最高的排名（1995年世界第一），以法国人价值观衡量又有多大价值呢？这个国家已经对世界贡献不小了，我们不能对它期望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