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过去》：郁达夫澳门行踪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行踪论文,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郁达夫究竟是否来过澳门?这是郁达夫研究与澳门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至今尚未得到明确解答。说他没来澳门，主要依据当然就是根据“郁达夫日记”及相关材料所编写的“郁达夫年谱”。在1922年7月20日他结束十年留学生活回国后至1927年2月1日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小说《过去》这段时期内，确实难找到郁达夫到过澳门的证据。邱岭的《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将郁达夫1921年9月至1925年冬的行踪简要叙述并结合男主角李白时“南下疗养”这一举动，得出一个并不确定的结论：“总之，作品中的李白时与现实生活中郁达夫所走的，似乎是相互平行的两条路，自始至终没有相交过。”①不过他又同样肯定了小说《过去》“作品中描写的M港种种特征，也都与澳门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香港文史学者方宽烈肯定郁达夫来过澳门的说法，他把自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澳门的生活经历与小说《过去》进行比对，通过找到“郁达夫日记”记录的“空白”，从而“断言”郁达夫曾经在澳门逗留过几天。②尽管方先生的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大胆推测的勇气值得钦佩，此文大概为目前所见仅此一篇敢于正式提出郁达夫来过澳门的文章(此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句话的交代：“故事开头说到三年后主人公在澳门疗养肺病”③)。
一 上海与《过去》
前述邱岭文章否认郁达夫来过澳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小说有很多文字都是回忆李白时在上海时与老二、老三交往的故事，而这段故事时间设定于李白时与老三在M港重逢的“两三年”之前。如果李白时是郁达夫的化身，那么郁也应该与之有时间上的对应，但郁留学回国后到创作《过去》前，在上海的时间屈指可数，因此邱岭对此质疑：“但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1925年冬在杭州、富阳疗养，1924年一年在北京，1923年初与妻小一起在安庆。1922年1月由安庆到上海，3月初即往日本，在上海只住了短短一个多月；而1921年9月份之前，他还在日本……”④邱岭特别强调了郁达夫这段时期不在上海而在别处的情形，如果粗略地看，让人感觉郁达夫这4年里好像只在上海住过1个多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查阅郁达夫传记与年谱，他这段时期不仅每年都在上海住过，而且总计停留时间长达1年左右。⑤其中停留时间最长的是1923年，这年2月及4月初至10月初(邱岭似乎有意无意地把这半年时间略去了)郁达夫都在上海；来往上海次数最多的年份是1922年，分别在1月至3月1日、5月初至6月初、7月20日至9月都到过上海；此外1921年9月至10月，1925年冬去杭州、富阳疗养前的11月至12月都在上海；而1924年郁达夫也并非一年都只在北京，他5月间在上海办理了创造社结束工作。⑥这样看来邱岭的论述是有疏漏的，接下来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1921年9月至1925年冬的郁达夫与小说《过去》中李白时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是完全可以相交，并不是“相互平行的两条路”。小说中还提到过“民德里”这样一个上海的地名：“大约认不清了吧!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还记得?”⑦郁达夫显然是把他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住所名称进行了一下“整合”：
郁达夫在泰东图书局所受到的待遇……先拿宿来说，泰东的整个编译所，都挤在德福里。⑧(1921年)回国之后，郁达夫先到上海，和郭沫若同住于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的泰东图书局编译所新址。⑨(1922年)
郁达夫取“民厚南里”与“德福里”两个地名的首字，组合成了《过去》中的“民德里”。而且1922年的农历春节是公历1月28日，这个时候郁达夫恰好在上海，是他自1921年9月从日本回国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小说中对“旧历新年”(《过去》第10页)这个时间也有交代，并且小说中还有“我和她在大马路市政厅听音乐”(《过去》第9页)这个上海时髦生活的细节。“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陈家的大大小小，却为我取了一个别号……”(《过去》第6页)，同样可以与郁达夫在上海的停留时间相互印证。
二 “M港”、“H港”、“C省城”与“P街”、“大市街”
郁达夫小说一向喜欢用外文首字母来标识真实地名，这种手法屡见不鲜。如《沉沦》中的“N市”即为Nagoya(名古屋市)，“A神宫”即为Atsuta-jingū(热田神宫)；《茫茫夜》中的“A地”与《迷羊》《秋柳》中的“A城”实为Anqing(安庆)的化身。
《过去》中所言路线很明确，从北方到了南方，并且是“省城”和“港市”。而这“港市”中的“H港”的生活费比“M港”要贵，两个“港市”间互通汽船，两地之间包括和“C省城”的距离似乎都不远；而且“M港”具有“互市的最初的地方”、“富室和赌场很多”、“南欧的流人”、“殖民地的商人”等信息。“M港”之“互市的最初的地方”、“中古的遗意”对应于1554年澳门在中国最早开埠；⑩“南欧的流人”、“殖民地的商人”对应于葡萄牙殖民者，指涉的意味强烈并且清楚。“H港”的生活费比“M港”要贵，“指当时香港高级酒店像告罗士打、半岛、香港大酒店之类，每天房租要港币三四十元，而澳门最高级的峰景酒店每天才二十元。(那时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薪水每月国币二百多元。)”(11)“M港”、“H港”、“C省城”与Macau、Hang Kong、Canton这三地的外文名称丝毫不差吻合，理应指澳门、香港、广州三地。
“西湾街”直通“新马路”，现在澳门依然保留，葡文街名是“Rua da Praia do Bom Parto”。“Rua”相当于汉语的“街”，“da”相当于汉语的助词“的”。郁达夫是取了“Praia do Bom Parto”的首字母“P”，把“西湾街”命名为“P街”。小说中说李白时与老三沿P街行过一段后，在出P街的三叉路口不远处，就是大市街。现存的大堂街，应当是大市街原型。(12)
三 “百货商店”、“望海酒楼”、“旅馆”
方宽烈认为“百货商店”是“当年澳门规模最大的黄珍记百货公司，七十年代因火灾歇业”。(13)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因为黄珍记百货公司出现在新马路，是1941年以后的事情了。(14)根据1925年与1927年的《澳门年鉴》中商业名录的记载，新马路当时中段的确有一家百货商店，却不是黄珍记，而是名叫Sengcheong的百货商店，铺位地址是新马路152号。(15)方先生所言黄珍记因火灾歇业确有其事，可见于1973年2月17日《大汉公报》的新闻报道，报道中还提及黄珍记公司“设三十年历史”，由此亦可推断出黄珍记是在1940年代后方才兴起，距离小说创作及发表的1927年风马牛不相及。
《过去》对“望海酒楼”的描述概括起来有这样五个特征：三四层楼高；滨海的小室窗外可见帆樯点点；位于新马路尽头朝南转后的右手边；生翅汤；隔壁有家旅馆。郁达夫在小说开篇即说“望海酒楼”是“临海的一间高楼”(《过去》第1页)，根据《澳门地理》记录的《澳门市区形态图》，(16)可知当时澳门建筑高达四层的楼房寥寥无几，大致分布在新马路及火船头街一带。又据两张摄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门老照片(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拍摄)，(17)可证“五洲酒店”楼高四层，且有窗面朝内港码头，而且它1920年代就已经存在。澳门《市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日(即1945年2月10日)报纸刊登一则广告表明截至1945年2月10日的时候，五洲酒店的酒菜部就已经“积二十余年之口碑”，可见开业日期当早于1925年。无巧不成书，这家酒店的招牌菜是生翅，这与小说《过去》中唯一提及的望海酒楼的菜品——生翅汤，相互对应了。1927年《澳门年鉴》记载五洲酒店的地址是在蓬莱新街27号，结合1927年澳门地图看，方位与小说中的记述基本一致。结合前面提及的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拍摄的澳门老照片，五洲酒店的隔壁是泰安大旅社，这家旅社的资料在1927年《澳门年鉴》中同样可以查到，它位于火船头街9号。(18)种种迹象都表明，“望海酒楼”就是“五洲酒店”。
“旅馆”在《过去》中分成两处：一处即为上文所言的“泰安大旅社”，也就是李白时“就同拖也似的把她挟上了望海酒楼间壁的一家外国旅馆的楼上”(《过去》第17页)的这家旅馆；另一处是李白时自己原住的“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馆”(《过去》第2页)。方宽烈认为前者是“域多利酒店”，位于新马路和南湾街交界，不在酒楼隔壁。这与小说所述大相径庭，是有误的；方先生认为后者为“峰景酒店”，有一定道理。
四 郁达夫在1926
整理1926年郁达夫一年的行踪，可以发现在这一年他与南粤大地有了多次亲密接触，特别是广州。《过去》发表于1927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篇末署名的创作时间和地点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过去》第19页)。如果说郁达夫创作《过去》前来过澳门，那么这趟旅程的发生应是在1926年中。1926年中郁达夫有两段时期在广州及附近：3月23日至6月初，10月20日左右至12月15日。
先说第一段时期，尽管缺乏郁达夫本人的日记记述(郁达夫《芜城日记》截止于1921年10月16日，《劳生日记》开始于1926年11月3日，之间的日记是空白)，但从其他创造社同人那里也可以获知有关郁达夫的信息。这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和郁达夫都已集中于广州，并于4月1日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郁达夫除了担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教授外，也兼顾出版分部的工作，而且“因初到那里，忙于学校备课和编写讲义”(19)。又据《成仿吾年谱》(20)记载，郁达夫这时期在广州的主要活动还有：
3月28日，出席广东大学文科学生欢迎郭沫若学长大会，在明远楼前摄影留念。
4月，广东大学学生风潮过后，与郭沫若等教师在广州惠爱路妙其香酒家聚餐，并合影留念。
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于广州合拍六寸照片，刊于《创造月刊》一卷四期卷首。
以上可见，这时期郁达夫看不出有去过澳门的迹象。他于6月14日在上海小旅馆中写的《全集自序》(21)里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也看不出任何痕迹，况且《过去》里的时间是11月，基本可以排除郁达夫在这段时期到过澳门。
因此郁达夫就很有可能是在第二段时期到过澳门。郁达夫的《劳生日记》始记于1926年11月3日，这一天日记中记录了前一天(11月2日)的情况：“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22)，而11月3日以后的情况也都比较清楚，因此又可以排除掉11月2日至12月15日期间郁达夫到过澳门的可能性。现在就只剩下郁达夫又一次到广州的10月20日至11月2日这期间的可能性了。
这里还需要再讨论一下关于郁达夫是否在1926年10月20日到达广州的问题。郁达夫自己在《劳生日记》(11月3日)里这样回忆：“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23)，这样推算的话，郁达夫这回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0月22日，而不是10月20日。但在《病闲日记》(12月1日)中又这样记述：“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天了。”(24)方宽烈认为“《劳生日记》所说的星期五，‘五’字可能是‘三’字的误”(25)。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11月3日显然比12月1日更接近于所回忆的时间，总的来说，郁达夫在这里出现了时间记录上的混乱，或许另有隐情。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劳生日记》(11月3日)也说明了他这十几天的去向：“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26)，这里的这个“闷”字可真是“意味深长”!以郁达夫的性格，他似乎很难将自己“闷”住这么久时间，别的不说，单说他的游记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中数量上绝对名列前茅，一个这么喜爱游山玩水的人怎么会将自己“闷”住呢?1926年3月在广州迎接郁达夫上岸的成仿吾曾经到过澳门，想必郁达夫不会不知晓。
1924年7月成仿吾曾在澳门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27)，郭沫若在当年8月9日的回函中提到了这件事：“芳坞哟，我又好久不写信给你了……你最近从澳门写来的信，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答你，你没以为我是已经饿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记了罢。”(28)王独清在他1935年出版的诗集《王独清诗歌代表作》中选录了一篇名为《澳门二叫》的诗歌，收录在第一章《凭吊吟》下，以示曾到澳门游访：“总之我要趁我清醒，/赶紧向这儿告别一声……/原因是这儿只有赌博，/只有堕落，/而没有斗争!”(29)创造社同人的澳门之行，不能说一定促成了郁达夫的澳门之旅，但至少可以说影响到了他对于广州周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想法。
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于1926年10月14日实行委员制，戴季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中山大学处在学潮声中，派系斗争也在上演，戴季陶开始改组学校的人事安排。文科不再由创造社的人主持，而由傅斯年负责。郭沫若7月底就已经随北伐军离开广州。所以后来的11月，我们会看到郁达夫由文科教授改任为法科教授。早在前一个广州停留的时期，郁达夫对广州的情形有所了解后，失望的情绪就已经滋生，这个时候重返广州面对诸多变故，他“在观察、体验和分析中，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未来，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感觉到革命正处于危机之中，感觉到恐怖的逼近”(30)。这种失望与恐怖大概会成为郁达夫出去散心的理由，何况此时中山大学暂时停止上课(31)，这十几天的时间，他不会在文科学院里“闷”过去的。
五 线索三则
对于郁达夫而言，由穗去澳，或由港转澳，并非一件难事，当时穗港澳三地交通已经十分便利。郁达夫好友许杰1931年与爱妻何显文的书信中，对自己往返穗澳之间的行程有记述：“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半下船，四时开船，十二时始抵澳门。这一日天气偏很坏，及上岸，已下微雨，心中自然有些悔恨起来。晚宿五洲旅馆。”“出得妓院，已晚九时，返旅馆整装下船，十时船开，今晨七时又在广州了。这次澳门之行，尚觉有趣，他日得暇，我当一纪此行。”(32)由此可知广州与澳门之间乘船不过七八个小时的航程，往返时间一天都用不到，澳门与香港更是航程更短，郁达夫有什么理由不在这郁闷的十多天里，到澳门这座极具风情的小城来散散心呢?
(一)被遗忘的一封信
郁达夫1926年11月15日夜给“玄背社”写了一封信(节选如下)：
暑假三个月，伏处北京，……这一回重到广州，是在阳历的十月底边，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33)
这里郁达夫再一次提到了他重回广州的时间是：“阳历的十月底边”，“十月底边”按正常的理解起码应当是10月25日以后到10月31日这段时间，不会是10月20日或者10月22日这两个时间。且“十月底边”不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模糊时间!对比之前郁达夫在《劳生日记》11月3日中提到的“前前礼拜的星期五”(即10月22日)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时间，难道说“重回广州”这样一个日子很难确定吗?很难开口向别人说明白吗?11月15日的这封信与11月3日的日记，时间上不过仅仅相差了12天，郁达夫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什么。日记可以被修订后再发表，而寄出去的信往往就不那么好修改了!再对比此信之后郁达夫《病闲日记》12月1日所说的“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我们不禁要莞尔一笑了，同一个时间，郁达夫竟然有了三个说法!无论《劳生日记》《病闲日记》，还是《致玄背社》的这封信，距离郁达夫“重回广州”的时间都不算太远，没有理由会三翻四复说的这般不一致!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郁达夫回广州后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直接去了某地，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理解信中所言“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这样一个细节了。还有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郁达夫根本没有在10月20日左右这个时间回广州，而是从汕头直接去了某地。郁达夫故意隐瞒他实际的情况，可还是在这封信中露出了蛛丝马迹，如果这封信中所言时间正确，可以估计到他大概是在10月31日回到广州。这样的话就与他《劳生日记》11月3日所言11月2日的情况卯榫对接了。他这样说11月2日的事情：
把上班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34)
如果说郁达夫早在10月20日就已经回到广州，而且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他怎么会迟至11月2日才打开他的书箱发现他的藏书已经发霉，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他在10月31日回到广州，11月1日休息了一天，11月2日搬往法科学院发现自己的藏书已经发霉，他决不会用“十余天”来如此虐待他“最宝贵的财产”。那么10月31日前他一定是在另外某个距离广州不远的地方，这样线索就清晰了。
(二)被忽略的一首诗
郁达夫在1926年10月19日写过一首旧体诗《汕头口占赠许美勋》：“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遇君。”(35)这首诗原载于1926年10月24日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文艺》第二十一期，1989年收入《郁达夫诗词全编》时面目有些模糊。从浙江文艺出版社给此诗的注解即可看出这种模糊现象：
“诗题又作《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
“五十”又作“四十”、“三十”。
“三千里外”又作“三千里地”；“独离群”又作“感离群”。
“烽烟里”又作“云烟里”。此句又作“谁知赤柱山下路”。
“驿路”又作“茶舍”；“又遇君”又作“又逢君”，“逢”误。
可以看出，每一句诗都有不同的说法，或许年代有些久远，编辑只好通过注解的办法尽量还原此诗的面目。值得玩味的是，此诗的题目又作“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这里就蹊跷了，按现有的郁达夫日记及研究资料看，郁达夫应该回“广州”了，怎么会跑到“香港”去赠友人一首诗呢?诗句变来变去，连诗的题目也改变过，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10月19日郁达夫到达汕头上岸，与许美勋(著名“左联五烈士”冯铿的前夫)见面，“口占”了这首诗，然后再去了香港(也有可能是回到广州再去的香港)，在香港的酒店里重新修订了“口占”的这首诗。或者在汕头与许美勋一起同往香港，在香港酒店里把“口占”此诗正式“笔录”赠与对方(关于这一点还缺乏资料，仅为推测)。(36)这样就可以说明此诗题目乃至诗句变动频繁的情形。
不管以上情形是如何，郁达夫到了“香港”这个事实是确定的，而且住了香港的酒店!这在现有的郁达夫日记及研究资料里也没有记录。郁达夫住过香港的酒店，那么回到《过去》，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说李白时“因为H港的生活费太昂贵，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这M港市”这段话了。当时香港酒店普遍比澳门酒店贵，前文方宽烈有关这一点的说明在此也得到了印证。
当时上海往返广州的航线，轮船常常会停靠香港，这一点从许广平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
1927年9月27日：“下午乘‘山东’轮离广州往上海。次日到香港。”(37)
1927年10月3日：“午后抵上海”。(38)
郁达夫很有可能是汕头回广州的途中经香港，直接在香港下了船，因为此前不久香港刚刚被解除了封锁。1926年10月10日，省港大罢工结束，对香港的封锁解除，是郁达夫当时可以到香港的一个前提条件：
10.10由于北伐军进展迅速，广州政府北迁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取消封锁香港，恢复粤港交通，准许人民自由往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结束罢工，恢复省港交通。(39)
省港大罢工长达十六个月，一直对港澳封锁，1926年10月10日之前，郁达夫恐怕想去港澳，都非常困难，现在封锁解除了，无疑是天赐良机，郁达夫又怎会错过呢?试想一下，郁达夫于10月19日到达汕头，下船上岸，势必已经知道香港是可以去的了，于是去了香港，留下了这首被我们忽略的旧体诗：《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之后因为香港的生活费贵，再又来到了澳门，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日记中的另外线索
郁达夫在《劳生日记》(40)的11月3日、4日、5日连续三天都反复地强调了一个问题：“薪水”：
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11月3日)
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与荃君，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至北京。(11月4日)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 (11月5日)
既然“薪水”的问题这样地“萦绕”在郁达夫的心头，应该是他重回广州中山大学之初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着，而不用在“销声匿迹”十余天后还始终念念不忘。如果说他在10月20日左右就已经回到了中山大学，又已经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他完全可以有办法筹钱，不必在十余天之后的这个时候反复“哭穷”。从“薪金被人家抢了”这句话来看，仿佛这件事刚发生没有多久，感觉像是刚回到学校后不久，才发现自己的薪水已经领不到了，于是有了“哭天喊地”的感慨。这十余天他干什么去了?就只在文科学院干巴巴地“闷”住吗?远在北京的夫人正等着他寄钱呢!郁达夫不是一位抠门的人，沈从文当年北京落魄潦倒时，他曾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及时的救助。
种种迹象都显示，郁达夫这十余天不在广州，而在另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应当就是澳门，他在香港酒店住着觉得贵，于是换到澳门打发这段光阴。在外旅游开销必然大些，所以当他再回到广州的时候，势必要“哭穷”了。
注释：
①④邱岭：《郁达夫小说刨作的三个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
②(11)(13)(25)(31)方宽烈：《郁达夫在澳门》，《香港文坛往事》，香港文学研究社2010年版，第454、455、458、456、456页。
③⑤参见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3、682～688页。
⑥(19)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8页。
⑦郁达夫：《过去》，《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后文有关《过去》引用均来自此书第1～19页，不另起注释。
⑧⑨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台北兰亭书店1986年版，第70～71、78页。
⑩汤开建：《澳门开埠时间考》，《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页。
(12)以上考证参见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版，第83～84页；李鹏翥：《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星光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澳门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MNL.05.24.001。
(14)俞永济：《澳门指南》，商务印书馆澳门支馆1941年版，第74页。
(15)(18)《澳门年鉴》1927年，澳门中央图书馆微缩资料，第343、52页。
(16)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版，第85页。
(17)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永不回来的风景 澳门昔日生活照片》，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市政局澳门艺术博物馆制作，2001年4月。
(20)张傲卉、宋彬玉：《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21)郁达夫：《全集自序》，《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8页。
(22)(23)(26)(34)(40)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6、35、36、36～37页。
(24)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7)张傲卉、宋彬玉：《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8)郭沫若：《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文艺论集续集》，上海郁文书局1932年版，第7页。
(29)王独清：《澳门二叫》，《王独清诗歌代表作》，上海东亚图书馆1935年版，第29页。
(30)潘世圣：《关于鄯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32)许杰：《致何显文函六通》，《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26页。
(33)都达夫：《致玄背社》，《都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2页。
(35)郁达夫：《汕头口占赠许美勋》，《郁达夫诗词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36)许美勋在回忆文章里只记载了郁达夫1926年10月19日到达汕头后的情况，没有说明郁达夫走后去了哪里。见许峨(许美勋)《郁达夫到汕头》，原载1980年6月19日《羊城晚报》，收于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72页。
(37)李何林：《鲁迅年谱》(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38)李何林：《鲁迅年谱》(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39)陈昕、郭志坤：《香港全纪录》(卷一)，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