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模式论文,基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都是现收现付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为了应付人口老化，开始着手将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转向基金式。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改革，虽然在保险范围、筹资渠道、养老金发放办法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筹资模式一直没有改动。尽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设有个人账户，但由于其“空账”运行，所以实质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近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要求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转轨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为了应付不断加剧的人口老化问题，我国也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将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及早转向基金式。具体措施就是将个人账户“做实”，同时实行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的分账管理。但本人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看法。
一、国外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转轨的理论依据
说起国外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问题，首先要提到“艾隆条件”。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由于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大规模的养老基金用于投资，所以它不能像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那样可以依靠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收益来为未来养老金的支付筹集资金；现收现付式养老金计划虽然不能取得金融投资收益，但它却可以取得“生物收益”，其“生物收益率”(biological rate of return)的数值约等于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1966年，亨利·艾隆在萨缪尔森“生物收益率”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实际利息率时，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可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代际帕累托最优；从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角度看，由于这时它的“生物收益率”高于市场利息率，所以也优于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来人们把亨利·艾隆的这一观点称为“艾隆条件”(Aaron condition)。进入80年代以后，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艾隆条件”，反对实行现收现付式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他们认为，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经放慢，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且各国都面临着人口老化的问题，加之许多国家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放慢缓，在这种情况下，“艾隆条件”已得不到满足，实行现收现付式的社会经济基础已不再具备，所以各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应当及时转向基金式。
与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转轨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现收现付式是否有利于提高一国的国民储蓄率。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将本国国民储蓄率低的事实归咎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认为，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对一国提高国民储蓄率是有害的，一方面是由于它会产生“资产替代效应”，从而降低居民家庭的自愿性储蓄；另一方面，这种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能像基金式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那样相应地增加政府的强制性储蓄。这两方面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必然会阻碍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实施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转轨的国家，正是信奉了费尔德斯坦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实行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扭转国民储蓄率过低的局面。
二、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是否应转向基金式
鉴于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化趋势，理论界许多同志主张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应尽早向基金式转轨，以便在资金上为迎接人口老化做好准备。但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轨。
1.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能够满足“艾隆条件”。
“艾隆条件”表明，如果一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加上劳动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实际利息率，则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就是可取的。从表1看，我国目前在一些年份仍能够满足“艾隆条件”。
表1 我国1995—1999年工资和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利息率情况
年份
实际工资
劳动力
(1)+(2)
实际利息率
增长率(1)
增长率(2)
19950.038 0.011
0.0490.011
19960.038 0.013
0.0510.027
19970.011 0.011
0.0220.080
19980.072 0.005
0.0770.092
19990.131 0.009
0.1400.040
注：表中的劳动力增长率为城市从业人员的增长率；实际利息率是按照财政部1995-1999年发行特种定向国债（5年期）的年利率按各年度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后求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和财政部国债司有关资料计算。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到203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人数将始终呈增长势态，根据原国家计委“中国劳动就业预测”课题组的测算，我国城镇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00年的3.204亿增加到2030年的6.222亿，平均每年增长3.1%。根据世界银行对未来我国年实际工资增长率的预测，2011—2030年将达到4%，2030年后为3%。对未来实际利息率的准确预测我们还没有见到。但如果我国未来国民储蓄率不会大幅度下降的推测准确的话，那么今后我国的实际利息率不会很高，因为高储蓄率从长期来看会抑制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断，我国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艾隆条件”仍然可以得到满足。
2.伴随着人口老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这将有利于我国应付人口老化。
我国未来的确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未来人口老化所增加的养老经济负担是否会达到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还必须结合我国少儿负担率的变化来进行研究。因为我国的人口老化是伴随着0岁～14岁少儿依赖性人口比重的下降而发生的，这部分未成年人口也要消耗经济资源，他们同样需要社会的赡养，也会给劳动人口带来经济负担。如果在老年依赖性人口比重提高的同时，这部分少儿依赖性人口比重下降，那么从整个社会来看赡养依赖性人口的经济负担就不一定会加重。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1970年为33.43‰，1980年为18.21‰，1999年已降至15.23‰。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开始呈下降的趋势。据统计，我国少儿负担系数（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2年为33.45%，1990年为27.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研究报告，到2025年我国少儿负担系数将降至18.83%。由于少儿负担系数呈下降趋势，我国未来的总负担系数（0岁～14岁和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不会有很大提高。例如，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当年的总负担系数为36.29%，根据上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研究报告，到2025年，我国的总负担系数为37.3%，仅增长1个百分点。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总负担系数也只为43.44%，这个比重仅比1982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总负担系数41.05%增加2.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与我们的情况大不相同，许多国家今后不仅老年依赖性人口比例攀升，而且总负担系数也将大幅度增加。据OECD1988年提供的预测报告，到2030年，许多国家总依赖性人口比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占15岁～64岁人口的比重）将比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提高。例如，美国将从50%上升到61.7%，加拿大将从48%上升到65.7%，瑞典将从52%上升至62.5%。另据欧盟的一项研究报告，从2000年到2050年，发达国家在出现人口急剧老化的过程中，其少儿依赖率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就导致总依赖性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见表2。
表
2 发达国家和地区2000-2050年人口预测依赖率
国家和地区欧盟15国美国 日本
年份
2000 2050
2000 2050
2000 2050
少儿（0岁～14岁） 0.26 0.25 0.32 0.310.22 0.29
老人（64岁以上） 0.24 0.47
0.19 0.35
0.24 0.57
总依赖人口0.50 0.72
0.51 0.66
0.46 0.86
资料来源：《Weekly Review of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s》,European Commission,GDII,2 July 1999,No.24.
从总负担系数的角度研究人口老化问题可以全面分析整个社会应付人口老化可动员的经济资源的能力，它比单纯观察老年依赖性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更客观、更科学。而根据上述分析，应当能得出以下结论，即未来我国的人口老化不会给社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在资源条件和经济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今后我国的劳动人口应当有能力应付人口老化问题，因而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筹资模式并不一定要转向个人自我养老的基金式。
3.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过高，而且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迹象，所以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不具备转轨的经济理论基础。
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高，尤其是经济改革以后，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不降反升。例如，1980年我国的储蓄率在30%左右，1990年上升到38%，1998年更高达45%左右（《中国统计年鉴(1999)》）。我国在储蓄率方面仅次于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的转轨问题，必须要考虑我国国民储蓄率较高这个现实，决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经验”。实际上，一国的储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传统的经济理论的确承认“储蓄—投资—固定资产形成—经济增长”这个经济链条，但决不是有了储蓄就一定会有经济增长。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几十年来缺少的不是储蓄，而是合理的、有效益的投资项目。此外，中国还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如何为这么多的国内和国外的资本找到有效的出路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很高的储蓄率的经历发人深省。尽管国内高储蓄率和大量外资流入使得这些国家保持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导致了不合理投资，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显然，如果中国不想保持已经很高的资本积累率，那么就没有理由在社会保障系统中积累很大的一笔资金。
4.即使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基金式的筹资模式，但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这种养老金计划仍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所以应付人口老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人们通常认为，现收现付式养老金计划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而基金式养老金计划则是自我养老的计划。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从货币资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一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筹资模式，实际上都是靠后代养老。因为，除非人们在年轻时用挖地窖储存食品、衣物等生活用品的方式为老年生活消费进行储备，否则，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工作人口生产和提供。而在现实生活中，用挖地窖储存生活用品的方式进行自我养老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一些老年人需要的劳务比如医疗服务等靠挖地窖也是无法储存的。所以，从物质形态上看，自我养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一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无论实行现收现付式还是实行基金式，未来年轻人口实物形态上的养老负担都会越来越重。实行不同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只不过是未来老年人口向年轻人口索取物质产品（劳务）的方式不同而已。在基金式养老金制度下，老年人口向年轻职工索取物质产品凭借的是其在工作期间进行养老储蓄而积累的货币权利；而在现收现付式养老金制度下，老年人虽然过去没有积累这种分享社会产品的货币权利，但他们可以凭借政府的征税权取得向年轻职工索取物质产品的货币权利。只要未来社会有充足的物质产品供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分享，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向老年人口提供物质产品的索取权实际上并不重要。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使一个社会养老金制度实行的是基金式，老年人口有自己的养老基金积累，但如果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生产的产品连年轻人口的消费需求都不能满足，那么老年人口的实物养老仍然会面临问题。所以，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要想从根本上应付人口老化的挑战，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筹资模式。而从我国今后的经济情况看，基金式可能导致的高国民储蓄率未必对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
三、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是否具有转轨的可能性
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不仅没有转轨的必要性，而且从可能性上看，转轨的难度也相当大。这里的关键是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隐性养老金负债和年轻职工的双重养老负担问题不好解决。隐性养老金负债是指在现收现付制度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向目前已经退休的职工以及在新的基金式制度实施以前已经参加养老金计划的职工所作的发放养老金的承诺，这种承诺并没有一笔对应的储备基金，只是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履行这种承诺。它不像政府发行的国债那样是一种显性的负债。如果一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要从现收现付式转向基金式，则政府必须能对原有养老保险制度的隐性负债进行偿还。否则，养老保险制度转向基金式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已经向老制度缴费多年的“中人”享有的养老金权利就会受到损害。从政治说，任何损害老年人利益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而要维护“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权益，政府只有偿还对他们的隐性债务。政府清偿养老金隐性负债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年轻职工的缴费率，使他们的缴费额既能满足向“老人”和“中人”支付养老金的资金需要，又能够为自己留有充足的养老基金储备。这样，年轻职工就会面临着养老的双重负担。年轻职工为偿还这部分隐性养老金负债而多缴纳的费用又被称为“转轨成本”。在一国隐性养老金负债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靠年轻职工承受这种养老双重负担来进行转轨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由政府出面偿还自己所欠的隐性养老金负债，而新职工只负责向自己的个人退休账户缴费，建立个人的养老储备基金。政府偿付隐性养老金负债的资金来源可以是一般税收收入、债务收入、国有资产变现收入等等。但政府无论用什么资金来源偿还隐性养老金负债，都必须在满足正常财政支出的基础上筹措到一笔额外的财政收入。如果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则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已经相当高，企业的平均缴费率达到20%，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25%。显然，用进一步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来实现筹资模式的转轨是不大可能的。转轨的惟一办法就是政府另外拿钱。由于目前我国预算内的财政资金还十分紧张，政府根本无法从中拿出足够的钱用于转轨。有的同志提出我国可以借鉴拉美国家的经验，采取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办法来获得转轨资金。目前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约有6万亿元，但这些资产的质量和效益普遍不佳，让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套现或拍卖出售变现恐怕是很困难的。当然，目前我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以上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上市的国有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平均占68%，流通股只占32%，变现国有资产最好的办法是国有股减持。但据测算，即使流通股比例上升到70%，财政也只能取得3100亿元的现金收入，这与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隐性负债的规模相差甚远（关于我国隐性养老金负债的规模目前测算结果不一，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万亿元；世界银行估计该隐性负债相当于我国1994年GDP的46%～69%，即2.15万亿元～3.23万亿元；最高的估计为我国GDP的3倍～4倍）。
有的同志提出，我国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的转轨费用可以效仿智利用发行政府债券的办法来解决。国家用发行“承认债券”的办法的确可以让一些人的个人账户从“空账”变为“实账”，但政府发的债是要偿还的。政府偿债最终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政府现在把这种“承认债券”交给拥有“空账”的职工，一二十年或更长时期以后就要将这些债券兑现，兑现这些债券的钱从哪来？理论上说只能是向后代人征税，这必然会加重后代的经济负担，所不同的只是未来的年轻人口由多负担社会保险费（税）变成多负担所得税等政府一般税收，这与我们今天为了减轻后代的经济负担而进行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转轨的初衷是完全矛盾的。而且，靠发债转轨，政府在隐性负债减轻的同时，今后的显性负债会越来越重。
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养老社会保险等资模式的转轨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艾隆条件”不再成立时，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向基金式的筹资模式转换将很难做到帕累托最优。首先，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实施模式转换，在职职工的缴费率开始下降，退休职工的一部分养老金发放就需要由政府预算出资解决，而由此导致的政府财政赤字是靠隐性债务进行筹资的。由于缴费下降，在职职工可以进行更多的储蓄。因为在封闭的经济中储蓄要用于给包括政府债务的资本需求提供资金，假定边际储蓄率小于1，那么年轻职工缴费下降引致的新的储蓄将会小于政府为补偿缴费下降而新增的债务。这实际上是对资本市场的一种额外的需求，它将会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其结果，资本—劳动力的比率以及工资率也会跟着下降。由于这些要素报酬的变化，至少有一代人一生中的总效用要比原来有所下降。可见，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要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换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实施这种筹资模式的转换，由于这时利息率是外生变量，如果世界资本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各国的利息率就要由世界资本市场来决定。假定国内和国外都生产一种产品，而且这种产品有一个完善的世界市场；另外，这种产品在国内外生产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效益不变的特点，在上述假定条件下，一国资本—劳动力比率和工资率都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有分析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帕累托最优同样是不能实现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曾举过一个完全通过国内税收来为转轨融资的例子(Buchanan,1979)。他假定一国人口由两个人构成，其中一个工作，一个退休。再假定养老金计划的缴费率σ=0.5，工资收入不变，并等于100元。在现收现付式养老金制度下，工人缴费额为50元，这笔缴费要转移支付给退休职工。如果没有人口增长，这种状况将一直保持下去，养老金制度的收益率为零。如果这时利息率是正的，那么实施基金式的养老金制度以后，工人要取得相同的养老金，其缴费额就会少于50元，或者缴费率不变但其取得的养老金会有所增加。假定政府终止实施现收现付式转而实行基金式的养老金制度，为了不使支付的养老金低于以前的水平，政府就必须通过借债来为当前和下一代人口的养老金索取权提供资金。假定在政府偿还完债务以前养老金替代率一直维持在现收现付式制度下的支付水平，那么这种转轨并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恶化，而政府借债所产生的债务也只是临时性的。因为在转轨时期，政府可以发行50元的债券，用于向退休者支付养老金。而政府可将工作人口缴纳的50元保险费作为投资基金，并可以用这笔投资收益偿还债务利息。由于投资收益正好等于政府借债需要支付的利息，所以实行基金式以后，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能力提高养老金水平。下一代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其结果，政府的债务永远得不到偿还，其金额一直为50元，这个数额正好等于现行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下人们有权得到的养老金的数额。而模式转换以后，人们领取的养老金仍然与现收现付制度下领取的养老金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筹资模式的转轨是帕累托中性的。转轨以后惟一的变化是，政府的债务在现收现付制度下是隐性的，而现在是显性的。如果未来人口要想取得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成果，那么只能以损害其他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决定在完全偿还债务以前就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那么政府的债务就会无限期地增长下去，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承受的。
另外，荷兰研究养老金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H.沃本还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经常账户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模式转换的可行性问题(H.Verbon,1988)。他认为，政府在实行筹资模式转轨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借债来为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发放筹集资金，这时国家的储蓄率虽会有所增加，但仍会有一部分政府债务不能用增长的国内储蓄额来融资，这时该国的净外国资产就会有所减少，从而需要用经常账户的赤字来为工作人口更高的消费进行筹资；而在一定时期以后，随着职工缴费率的下降，每个职工对应的政府财政赤字也会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人均净外国资产会越来越少，经常账户的赤字和政府的债务则会不断膨胀。根据这种情况，H.沃本认为，如果政府的养老保险计划已经实行了现收现付式，那么要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筹资模式转换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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