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满荣的港英政治制度观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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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研究对于内地从事香港问题研究的很多学者来说,是一个不敢贸然下笔的特殊课题——起码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理由似乎也很“简单”——跨学科、跨时空、多角度、多层次、理论性与现实性极强的高难课题——还不论资料的缺乏、文字的障碍与微妙的外交关系。当我接到刘曼容女士送来样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颇为愕然——“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这样重大而敏感的选题,竟在曼容笔下化为现实,能不令你感慨?!

刘曼容女士是我的一位年轻老同事——1988年她从武汉大学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孙中山研究,直到1994年我调离孙中山研究所到港澳研究中心任职时为止,我们曾是六年同事,对曼容的为人为学是有所了解的,当时她就表现出对香港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1991年她在职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曾试图将“港英政府的政治制度”演变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与我交换过意见。此前,我已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近十年,对此选题尚且无从把握,何况对于她这样一位“初来乍到”的“弱女子”,故我曾劝她涉足这类课题时要“三思而后行”。谁知阴差阳错,现实说明我的预言错了。曼容在完成《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博士论文之余,锲而不舍,继续她的香港研究,并最终把这洋洋大观40万字的《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以下简称《制度论》)摆在我的案头,能不令你叹服?综观全书,我以为刘著有如下四方面的特点——

首先,选题突出,意义重大。“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本身就是一个既有挑战性而又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选题。港英政治制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而是打有独特印记的殖民地政治制度。近代香港15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历史,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抗争史。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需要对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这种极富特色的政治制度进行扬弃、吸收和借鉴,例如有哪些是属于殖民主义的内容必须予以剔除?哪些是有利于香港社会稳定繁荣的需要而应予保留?哪些经验教训值得特区政府引为历史的藉鉴?等等。这都迫切需要有专门的学术著作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其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学术研究课题。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科工作者对香港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主要是集中在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关于港英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制度论》的适时出版,更显得其可贵。读完该书,你将更深切地领略到字里行间所倾注着的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香港前途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其次,该书架构独特,体系严密,注重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一般性的政治制度著作,比较局限于对某种政治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进行论述。港英政府政治制度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即:港英政府政治制度是直辖于英国政府的地区性政治制度和殖民性政治制度。“地区性”和“殖民性”这两个性质特征,既是港英政府政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也是港英政府政治制度区别于其它政治制度的本质内涵。因此,对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进行一般性的叙述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正是从港英政府政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出发,在研究方法上予以新的探索。如同一般性政治制度著作那样,该书从政治制度本身的层面较系统地论述了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即包括总督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立法咨询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行政监察制度、文官制度、区域咨询制度、军警制度等制度系统中的各个子项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该书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突破陈规,更进一步地从“宪法性”文件的层面阐明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与“法律地位”;从动态历史的层面论述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演变以及演变的因素、性质和特点;从香港社会总体性的角度论述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香港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等问题;从世界整体性的视角出发论述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性质特征、运作特点、历史地位、历史借鉴诸问题。显然,该书力图多角度、全方位地向读者揭示出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这种特殊个案的原貌和本质。

第三,该书视野较广,观点较新,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高难度的研究课题。姑且不论它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行政学及近现代国际关系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涉及面很广,理论分析的要求较高,而且就以港英政府政治制度本身而言,还具有许多复杂微妙不易研究之处。因此,要历史地、客观地反映出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庐山真面目,决非易事。作者以敏锐的理性思考和果敢的理论勇气,对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研究中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不少颇具见地的观点。例如,作者在该书中从“宪法性”文件的层面阐明了港英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与“法律地位”,指出:港英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是建立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之上的;港英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是直辖于英国政府的地区性、殖民性政治制度。(见该书第5页)作者不宥于成说,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对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系统中的某些子项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行政局是港督的决策咨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更不是行政权力的中央枢纽”,“不能与英国内阁那样等同视之”;“立法局是协助港督制订法律的咨询机构,也是英国政府统治香港的一个工作机构,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立法职能的权力机关”;而集立法、行政等诸般大权于一身的香港总督,“不能只看作是港督本人的职位名称,而应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见该书第60-61页;第69页;第43页)

又例如,作者从香港社会总体性和世界整体性的广阔视野出发,较好地论证了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性质特征、运作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作者认为:港英政府政治制度具有典型的殖民主义主体性质;具有资本主义的先进成份;具有殖民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详见该书第454-468页)对于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运作特点,作者概括为:没有香港的独立政治,而实施的是英国统治的殖民政治;没有立法主导的制衡政治,而坚持的是行政主导的港督集权政治;没有政党政治,而实行的是政务官集政治与行政于一身的官僚政治;没有民选政治,而实行的是委任吸纳式的咨询政治;没有民主政治,但有严密健全的法治。(详见该书第469-476页)对于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这是世界殖民主义统治史上的一个例外;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详见该书第477-490页)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进一步拓展香港史领域的研究,也是有所启示的。

此外,史料丰富,论据扎实,也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本书作者早从1987年开始,多次利用赴香港休假探亲之便,自费到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文献特藏部等学术机构,查阅搜集了大量的各类文献资料,例如《香港法律》、港督《施政报告》、《立法局议事录》、《市政局会议纪录》、《绿皮书》、《白皮书》、《香港年鉴》、《香港便览》以及政府各部门各机构的《年报》或《报告书》等等。这些资料中有不少是在内地难以接触到的。另外,作者还尽可能地参考和利用了与本课题有关的英文论著。因此,本书获得了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我们从该书附录中的《征引及参考书目举要》可见一斑。正是由于作者比较充分地占有了史料,才得以依据史料提出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例如,在通常情况下,港英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或“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但不排除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公用事业公司的制衡调控作用。作者以港英政府1982年对其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制订的《管制计划》为依据,认为:“政府监管的内容细致,有权干预这些公司的主要人事、服务标准、利润、收费以至于具体的经营业务”。(该书第438页)又如,作者运用了大量的香港法律文献资料,具体说明港英政府政治制度在香港社会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也使本书对有关内容的论述更具说服力。

总之,《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是一部具有一定开拓性的学术专著,是香港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所持的观点也未必完全为读者所接受。例如,该书第11章关于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的论述,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补充历史资料。第13章、第14章关于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总体性和近现代世界整体性的论述仅属一家之言,其中某些观点的论证尚待继续斟酌和完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开拓、深入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我们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香港研究论著面世。

(注:《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已于1998年3月由香港文教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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