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以捻军、淮军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捻军论文,宗族论文,安徽论文,基层论文,势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4-0014-10
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社会尚未从鸦片战争的打击下舒缓过来，其内部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稍后在皖北兴起的捻军运动。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上层政权特别是州县一级政权大面积坍塌，国家经制军队绿营纷纷败北，而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则以各种形式凸显出来，有了更加引人瞩目的发展。
就安徽而言，此时兴起的捻军与淮军，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力量，但其背景和基础，却无一不与宗族势力有关。
一
安徽亳州、蒙城、宿州、阜阳、颍上、霍丘、怀远、灵璧等广袤的皖北大地，是捻军发祥和活动的中心区域。
捻军前身称“捻子”或“捻党”（注：“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陶澍《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结成“一捻一捻”，谋生、打降、抢掠、互保的团体，早于嘉庆年间便形成了规模，遍及整个皖北及豫东地区，以致出现整村整族均“结捻”的现象，所谓“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族有稍悍者，众怂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卷三二，《捻逆述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北伐军进军皖北的推动下，捻首张乐行“与龚瞎子、王冠三、苏添福、韩朗子，各竖旗帜”，举兵抗清，先“纠邀”攻打河南马牧集，继围亳州13昼夜，后回师老家雉河集（注：一档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捻军》281号，《张乐行自述》。）。咸丰三年(1853)正月，皖、豫边境冯金标、张凤山，亳州宋洪占、陈起生、邓作仁、尹甲、王怀山、孙玉标、倪中平、朱天保，蒙城胡元众、张狗、史鸭、陈小爱、江怀勤，凤台刘洪立、王之重，宿州李殿元等18铺捻首于宿、亳、蒙共管亦即三不管的雉河集会盟，共奉张乐行为盟主，分五色旗，祭旗起事。从此，捻党成为捻军。
无论捻党还是捻军，均有着深刻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是包括皖北在内的安徽极其显著的特点。一族一姓，经数十世，历千百年，不轻去其乡。“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仅从捻军看，张乐行始祖于明末自山西迁来，传至三世有大排行兄弟8人，后称“老八门”，到第五世繁衍为20门，除张老家外，分居在张楼、张单庄、张小庙、张双庄、张大楼、张大庄、张瓦房、张土楼、擂鼓张、洼张庄、小梁庄、甲庄、马套楼、上肘庄、梁园庄、胡庄等9里18庄，好几千人。龚德一族数千人；侯士维一族号称“9里13侯”数千人；苏天福一族数万人，分居百余村；任柱一族分布在蒙城、宿州，人数多得难以统计等。（注：张珊：《捻军史研究》第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各宗族同一男性祖先后裔的小家庭，具有相同性质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传统文化、风俗、归属感等）和血缘联系的纽带。皖北宗族没有皖南宗族那样严整的组织，但同样有共同的祖先、墓地、聚居村落，斩不断的血缘纽带、传统的孝悌观念，以及文化、娱乐、祭祀等方面的共同追求，水利、集市、治安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仍然成为一个个无形的整体，仍然习惯于听命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
而19世纪中期战乱以前皖北的政治经济状况，更加强化了皖北基层社会宗族乡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强化了族人乡人对宗族乡族的纵向依赖。
政治上，皖北是清朝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安徽县一级政权多数只有一名知县和一名不入流的典史；绿营兵额属全国最少者，共8千余人。（注：《清朝通典》卷三四，《职官志》；《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志》；魏源《圣武记》第469-47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皖北的情况更差。从军政建置看，“东西方一千二百里，南北袤一千里”的皖北，康熙以前仅设一凤阳府，“知府鞭长莫及，巡历难周。”（注：《安徽通志》卷十七，《舆地志》，《建置沿革》。）后陆续增设，到咸丰初年定格在二府（凤阳府、颍州府）一直隶州（泗州直隶州）。时清朝分别以“冲”、“繁”、“疲”、“难”四字考量各府州县的状况，皖北凤阳府是安徽8府5直隶州中唯一四字俱备的府；灵璧、宿州是安徽55州县中仅有四字俱备的州县，然皖北13县3州所辖地域约为6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州县约4000平方公里；安徽其他39州县所辖地域约9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州县2300平方公里。（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基层里社保甲等行政组织亦极其混乱。里甲自乾隆以来“章程大坏，钱粮同一里，而花户散处三乡，烟户同一册，而村庄参附各保，奸民借此抗粮避差”，“公事无一不误，而百姓亦不得宁居”（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一，《舆地志》，《乡里》。）。保甲“华离参错，烟灶本属同村，门牌忽入他保。甚至有一村数十家分属三四保者”。“本村甲长不能约束，左右壁邻又不能稽查。平时则窝匪藏奸，有事则巧为委卸”，“一遇报灾，点查饥口”，则“蒙混冒支”。“保甲原以防奸，今则缘保甲以作奸。”（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四，《艺文志》。）绿营则直至乾隆二年(1737)方设寿春镇，共马步兵3956名，减去属皖中地区的庐州、六安两营，加上属徐州镇的宿州营，皖北兵力约为4100余名。其中，寿州、宿州等重镇只七八百名；分到各州县城守汛的仅十几二十名。（注：光绪《寿州志》卷十，《武备志》，《兵志》；光绪《宿州志》卷九，《武备志》，《兵志》；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兵备志》。）皖北又是清朝统治最黑暗的地区之一。即便镇压捻党捻军最为狠毒、残暴的周天爵也说：“现在州县无一不是罪人！书役之毒，民间醉骨痛心。再加地方刁徒、凶棍，互相朋比，计一日所行之暗，不知损伤多少生灵。重以赋敛之横暴，以弟所处，只觉功少而罪魁也。”（注：周天爵：《周文忠公尺牍》卷上，《与同年王柳溪书》。）各级官吏惟以贪污勒索、欺压百姓为能事。催征赋役时，“指一派十，通同分肥”；“叫哮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遇人则拴”，“小民倾家破产，甚至流离死徙”。（注：光绪《宿州志》卷七，《食货志》，《徭役》；《蒙城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等。）每遇词讼时，“纳钱请票，而数倍取偿于百姓”（注：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即有民间被害，其辞投报，杀人若干、焚房若干、抢货若干，官惟曰‘汝且回去，我替你办案就是了’，究未知获案与否”，“卒至养成逆叛，莫之能御”（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卷三二，《捻逆述略》。）。有“失事案件”，“辄互相推诿，以图免于处分，而盗贼即利此为窝矣。”（注：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7页。）
经济上，皖北大部地处淮北平原，以传统农业为主。嘉道时，皖北税亩13万6千3百顷，占安徽全省税亩32万7千顷的40.8%。然而一则皖北土地大多贫瘠硗薄，特别是蒙城、宿州、亳州、阜阳之地多有坚硬如石、大如瓜小如卵的砂礓，称砂礓地。砂礓地土层薄，非旱即涝，产量极低。还有不少不能耕种的盐碱地；二则皖北土地集中严重，租佃经营以剥削率高的分成租为主。皖北盛行的“拉鞭地”、“赔牛地”、“户下”三种形式，前两种是分成制，剥削率达40-70%，后一种是更为落后的佃仆制，农民生活普遍贫苦；三则清代商品经济总体上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全国性乃至各个层次的市场网络。皖北也不例外，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诸捻会盟的雉河集，即是襟带二州一县（注：雉河集三街一巷——老街属亳州雉河堡；小街子属宿州曹寺村；姚街子和南京巷属蒙城县草桥村。）、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注：《涡阳史话》第2页，政协安徽省涡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编，内部发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国家赋役征收的货币化，给皖北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消极方面，是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农业人口的贫困化；四则皖北地处黄泛区，旱涝交替，十年九灾。每次灾荒灾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饿殍塞途，乃至“人相食”。即便城镇也凋残之至。如灵璧县“频年被水，日就凋残。邑无城垣，野无道路，田无沟洫，钱粮无仓库，士无学舍，养无济院，育婴无堂，地亩无鳞册，赋役无全书……”（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四，《艺文志》。）咸丰元年(1851)诸捻“大反”前一年，大雨成灾，民谣道：“咸丰坐殿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大反”当年，又是大雨成灾。传有“当时人死了，就把尸首煮熟吃掉。蒙城城内，有卖人肉包子的”（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第3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政治上清朝政权的薄弱、统治的黑暗，给了皖北基层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余地，使其具有更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经济上族人乡人生存基本条件的丧失和生存竞争能力的低下，使其更加增强了对宗族组织共生共存的纵向依赖。他们已不是习惯听命于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而是只有听命于、主动听命于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
这里应该说明，一个宗族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日子主”，也有“穷光蛋”。确有族中穷人起来反抗本族富人，但多数是以族为单位共同行动——或结捻掠食；或结寨自保；或助官剿捻。如时人方江记载：皖北淮河流域颍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既而资粮不给，又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大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掠四轮车数千，叠架为垒，借河为濠，官兵至则枪炮出自车隙，兵不能渡。”（注：方江：《家园记》卷二，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
从捻军的情况看，其首领不少家境富裕，如韩老万家有180亩地；江老台家有200多亩地；张朝阶家有300亩地，张宗禹家有1000多亩地等。（注：马昌华：《捻军调查与研究》，《捻军调查记》，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而即便他们家境富裕，却有时与贫族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如大灾之年江集有3顷地的刘家、大韩庄韩老万家也是饿着没的吃（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第3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却时时以带领族人为己任。捻军首领张乐行可以看作是号召族人的典型。
张乐行家住亳州张老家村，原较富有，其父张慰祖有140～150亩地。张乐行兄弟三人，大哥张问行过继给伯父；二哥张敏行搬至离张老家七八里的袁小楼岳丈家，当了几百亩地的大日子主。张乐行与二哥分家得70多亩地，据说还捐过秀才，有一首民谣谓“张乐行，鸿门监，自称盟主胆包天”。张乐行有影响、有势力，成为全族惟其马首是瞻的人物，除了经济实力较强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张乐行为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出了名的好“保事”。族人有了困难，他都会出钱出力为之帮忙、撑腰；有了纠纷只须找到他，三言两语便可解决问题。在如上述统治如此黑暗的皖北，有人能为族人说话，其意义绝对非同小可。时人蒋湘南曾写道：捻首“蚁拥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人们称其为“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蒋湘南问乡人：国家为民设官，你等有事，为何不赴官而定要赴捻？乡人答：“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诉诸‘响老’（捻首），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蒋湘南叹道：“捻子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则能，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急镇（赈）赡，有仁义行者。”（注：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七经楼文钞》卷三，《读汉书游侠传》。）族人乡人恰恰尊称张乐行为“仁义光棍”而拥戴之。民谣说：“张老乐，会说做，四面八方送烙馍。”
其二，张乐行能够为族人解决生存问题。清代全国划分11个盐区，规定各盐区的盐只能在规定地区（称引岸）限额出售，否则立捕严办。皖北地跨两淮、长芦两盐区，除宿州属芦盐区外，其他各州县均属淮盐区。芦盐价低味好；淮盐味苦价高。很多人冒险将宿州芦盐私贩到其他州县谋利求生。随着生存条件不断恶化，贩私盐发展到全村、全族或结成大规模的盐枭集团集体行动。张乐行故乡雉河集的地理位置尤其特殊，襟带二州一县，集北的鸿沟，既是宿、亳两州的界河，又是两盐区的分界线——沟北为宿州芦盐区，沟南为亳州淮盐区。张乐行一族穷人多，居住条件又得天独厚，早即贩私盐，张乐行则是当然的领袖。他手下聚集了一批身强力壮的打手，号称18枪手，后又发展到50枪手、100枪手，专门保护族人贩私盐。雉河集旁又有通往河南永城等地的大道，为河南私盐贩必经之途。于是张乐行进而成了保运私盐车的“盐趟主”。张乐行势力大，声名远播，匪盗不敢抢，官府盐巡不敢查，这不但使他有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和族中更加稳固的地位，也使他结识了不少其他宗族组织首领，如后来的宿州捻首李大喜、亳州大花旗捻首雷彦、河北固始捻首李昭寿等。在皖北这样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不只是贩私盐，就是首领带领全族去掠去抢去吃大户，也会得到族人的由衷拥戴。早在嘉庆年间便有人指出：皖北多盗贼、光棍、私贩。他们原来都是“耕耨者”，“能因杀而遂不为盗贼、光棍、私贩乎？且夫凶荒在前，鼎镬在后；当其凶荒，不知有鼎镬也”（注：查揆：《筼谷诗文钞》，《安徽吏制》三，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30页。）。捻军时民谣“跟着张老乐，有得吃来有得喝”、“跟着龚瞎子，吃得鸡鸭子”、“跟着韩老万，穿着绫罗缎”、“跟着江老台，包谷揣满怀”等，（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附录》，《捻军民歌65首》。）均可看出，族人乡人是在求生存的渴望下，增强了对宗族乡族及宗族乡族代表人物的纵向依赖。
而皖北捻党捻军绝大多数正是以宗族为基础组成的，《涡阳县志》称之为“宗贼”。每一捻往往就是一族。同族的人越多，其捻力量越大，反之则小。前述捻军各著名首领多属聚族而居的大族大姓；手下只四五百人的义门西南趟主韩卯、西北趟主高九，其族则均不足百户。也有捻党非宗族结合，如义门集五方杂处，杂姓居多，其捻首是自山东逃荒来的刘尿（即刘学渊、大老渊）、刘狗（即刘玉渊、二老渊）、刘三疯子、刘四麻兄弟。然刘氏兄弟本是一个家族，与其他一家一族的逃荒者及同行数百脚夫，应该说结成了具有互动共生关系的乡族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政治上经济上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应该与宗族组织相埒。这些大大小小的宗族乡族，以相同的大背景和不同的小背景，在各自的聚居地“结捻”，各竖旗帜、各立圩寨、分兵把守，所辖地域自一二里至数十里不等。
张乐行就是以自己居住的村庄为基地，先本支，后本族，将范围逐渐扩大到附近的张大庄、张楼、张双庄、张小庙等张姓居住地，形成9里18张的捻军队伍。张氏宗族第五世为20门，其中第11门张振光有4个儿子，老三张英是张乐行本支六世祖。（注：张氏小宗图碑；张氏大宗图碑。）从张振光算起第七世，即张乐行这一辈，明确记载的有45人参加了捻军，其中张乐行二哥张敏行等担任旗主、首领、将领的达20余人，连妇女也随军作战（注：张乐行的妻子杜金蝉与张永行的妻子等都参加了战斗。）。第八世53人几乎全部参加捻军，大部分战死，如张敏行五子——张瑨、张玳、张琛、张瑗、张琢（张五孩）均黄旗主要将领，除张玳病故、张瑗随张宗禹不知所终外，三人尽皆战死。到第九世非战死即遭清军捕杀，只剩下38人。（注：《捻军研究》1集第94页，捻军研究学会1998年出版，内部发行。）张乐行本族中最有名的捻军将领是张宗禹。张宗禹与张乐行同为始祖张桂次子张德庆的后代，张宗禹低张乐行一辈，称其为叔。张宗禹家住张大庄，离张乐行的张老家村5里。张宗禹弟张宗道、张宗先；子张葵儿亦为捻，均战死。
本家本族之外，首先联合的便是姻亲之族。捻军各旗首领中，不少与张家具有姻亲关系或间接的姻亲关系。例如，黄旗白边旗主尹自兴是尹沟张乐行娘舅家族的人；红旗旗主侯士维是张乐行之兄敏行妻子的堂兄；八卦旗主杨兴泰是张乐行的姑表兄弟；杨兴泰又与黑旗白边旗主刘玉渊是儿女亲家；（注：《捻军研究》1集第94页，捻军研究学会1998年出版，内部发行。）蓝旗首领鹿利科（一作“陆利科”）因其族兄是邓家外孙，故最先“领的是姓邓的旗”。加入捻军的绝不仅仅是侯、杨、刘、鹿几个人，还包括他们身后庞大的家族队伍。如鹿利科投身捻军后，除了他自己居住的鹿楼村外，鹿小寨、鹿小营、鹿小庄、鹿庄、桥头鹿等鹿姓聚居的村庄都变成了捻军的势力范围（注：《鹿利科》，来自1958年安徽科学分院历史研究室捻军调查组田野调查的未刊口碑资料，以下简称《口碑》。）。
姻亲之族的联合过程中，婚姻不是唯一的纽带，往往还需辅以暴力，或夹杂着暴力。侯氏宗族在当地是与张家一样的大族，素有九里十三侯之称（侯老营、东侯楼、侯小桥、侯新楼、侯老楼、侯瓦房等十三个村庄），其族虽与张乐行之族有姻亲关系——张乐行之兄张敏行娶侯氏为妻，然族中势力强大的侯永清、侯龙标父子与张乐行作对，张乐行乃出手杀掉侯永清、侯龙标父子，帮助愿意与自己合作的侯士维在族中树立起权威，使之成为红旗旗主，实现了张侯二大姓亦即黄旗红旗的联合。而侯士维准备起事响应张乐行时，他的堂兄、张敏行的妻兄侯士忠为阻碍他“起反”，借端将他送进监狱。侯士维出狱后并不顾侯士忠是张族姻亲而杀了他。（注：张珊：《侯士维历史调查记》，自《口碑》。侯士忠是张敏行的妻弟，敏行婚娶时，侯氏陪嫁甚丰，除衣物钱财之外，还将袁小楼两顷多地连庄园房屋都作陪嫁赠送。张敏行婚后一直住在袁小楼，与岳父家相处甚密。（见《涡阳史话》3集，政协安徽省涡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编。）
亲缘关系之外，捻军还利用地缘、朋友等关系发展壮大队伍。临近的宗族聚居村落，由于平时建立了密切的近邻关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是趋同的，一村一族揭竿而起，其他村庄、家族也往往群起响应。离张老家几十里内的赵屯、吴桥等许多村庄都举族加入了捻军的队伍。而白旗首领龚德、黑旗首领苏天福、蓝旗首领韩老万均与张乐行是知交，据说苏天福还和张乐行拜把子，结了兄弟。朋友外，尚有朋友的亲友，如蓝旗另一位首领任柱，其加入捻军是因为他的伯父与张乐行是朋友。
捻军就是这样，一人带动一个家庭，一家带动一个宗族，一族带动一片地方，扯起了一张与官府对抗的大网。如吴士楼世代居住着吴侯两姓，姓吴的住庄东头，姓侯的住庄西头。吴姓因是捻军黄旗首领张振江姑母娘家，遂全部加入黄旗；侯姓因是捻军红旗首领侯士维本家，遂全部加入红旗。不单这个村，皖北“姓张的都是黄旗，姓侯的都是红旗。”（注：马昌华：《捻军调查与研究》第13、1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
安徽庐州府特别是合肥东西乡、舒城、庐江合肥、共辖的三河，以及安庆府桐城、太湖等皖中地区，是淮军发祥和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
淮军主体的前身，是以庐州合肥东乡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李氏家族、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张氏家族；大潜山刘铭传刘氏家族；紫蓬山周盛华、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周氏家族以及三河潘璞、潘鼎新父子潘氏家族为首的皖中团练。皖中团练自保由来已久。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受命回籍倡办团练时，即在原有的各支团练中集勇编练，出队征战，直至七年(1857)李遭妒被参，回乡为亡父补行“守制”，各勇纷散乡里。张荫谷张树声父子以为“练勇散处可御小寇，不足御大敌”，遂于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阻河环山以为险，“远近归者万计”。“邑人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盛传及董凤高等均相率筑堡坞峙糗粮储械”，“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屹立贼薮”中凡四五年。（注：《合肥张氏族谱》卷五，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皖志列传》卷七，《张树珊传》；《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首。）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年底，时为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奉命募淮勇东征，至同治元年(1862)初，以皖中团练淮勇为主体的淮军组成。经过3年的发展，自同治四年(1865)北上剿捻，到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最后覆亡，淮军成了捻军最凶恶的敌人。
然无论淮勇还是淮军，均同捻党、捻军一样，有着深厚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的现象，在皖中尤为突出。如刘铭传、刘盛藻家族自元末明初以来，“群聚而处于（大潜）山之前后左右，不下二千家”（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唐定奎、唐殿奎家族始祖自江西迁来肥南，“支派繁衍，九族克敦，丁口之众，五千有奇”（注：《五修唐氏宗谱》卷四，李宗仁《五修唐氏宗谱弁序》。）。各大家族中多有沦为小康乃至贫穷却仍保持耕读之风的小家庭。如刘铭传“家贫”，却“读私塾”，惟“时有断续”；唐定奎兄弟之父早死，家贫，但世守耕读，虽务农帮工，却通文墨；周氏家族15世、万丁以上，周盛波兄弟则属几十亩地、半耕半读的小康家庭。（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八，《绅衿总记》；《唐氏家乘》卷十五，《五伦公传》；周焘《周盛波家世与轶事》，载于《肥西淮军人物》第109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这样的小家庭势必对于宗族有强烈的纵向依赖性。《合肥风俗记》遂有：“四乡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极重。每族各设一祠堂，族大者多至四五处，祠内供历代祖先牌位。每届清明、冬至二节，族人群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大事件发生，亦于祠中开会决之。祠有田房等不动产，每岁有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其所得之利息，则存放以谋合族之公益。”“族中规例极严重，颇具自治之雏形”。“族中有不法而败坏一族之名誉者，族人得召集会议，于宗祠中处分之，或罚以金钱酒席，或责以杖，重且至于绞死。”（注：《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而19世纪中期皖中的政治经济状况，同皖北一样更加强化了基层社会宗族乡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强化了族人乡人对宗族乡族的纵向依赖。
清朝吏治在皖中同样腐败，如龚自珍谓“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官吏“每逢听讼，未看词纸，先查粮册，量你家资取得几何。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注：李汝昭：《镜山野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连曾国藩都说：“官吏害民，甚于强盗。”（注：王安定：《求阙斋弟子记》卷三，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庐州府驻绿营兵庐州营属寿春镇，兵力比皖北更弱，共马步兵350名，却须负责庐州府城守汛、合肥县汛、巢县汛、无为县汛、梁县镇汛，还要派兵分防每县以下各十数小汛。由于差操不分、军政不分等弊病，绿营军纪弛废，斗志涣散。合肥竟“有戍兵自江上来，鬻烟土于市”，问之，坦然作答道：“炮药所易也”。（注：徐子苓：《敦艮吉斋文存》卷一。）至太平军一路攻到皖中，号称兵力最强、防备最严的省城安庆，“随到随下”，其他“所过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注：《周尔墉日记》，载于《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3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过后近一个月，沿江各州县仍为空城，“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注：《向荣奏稿》，载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7)第5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太平军未及之地亦大乱，桐城“知县某莫知所往，奸民蜂起，百十成群”（注：《柏堂集》次编卷六，《马征君传》。）；合肥知县某竟开狱放囚，“赏给钱文，以为盘费”（注：耕石老农：《皖碧吟》，载于《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6)第426、42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谢家大户谢四老虎“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注：方江：《家园记》卷二，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政不能料理民事，军不足保卫平安，各宗族遂纷纷结寨自保。而各团各堡又互相攻杀争雄，各族各姓亦互相需索抢掠，致安徽巡抚李嘉端称皖中“遍地皆贼，遍地皆抢，蹂躏至于通省，蔓延祸及天下”（注：李嘉端：《皖抚疏稿》，载于《太平天国北伐资料选编》第172、139、167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皖中地区人口多，耕地少。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统计，安庆府与庐州府的人口总数分别居安徽省第一位与第三位，其中安庆府桐城县以2,216,052人、庐州府合肥县以1,831,409人高居全省各州县第一、二位，相当于全省州县平均人口数3～4倍有余，（注：据《皖省志略》（安徽省图书馆藏，道光元年刻本）1819年安徽各县人口数。所计人数是“常额当差人丁”与“滋生人丁”之和。）而皖中多为丘陵地带，可耕种的土地较淮北少，加之皖中地区沿江濒湖，从而使该地商业相对发达，市场网络相对完备。皖中地区沿江濒湖的地理位置和稻作经营，又使“圩”成为这一地区的特色。圩，是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土坝。很多圩中不仅有田，也有民居、村落，中等以上的甚至有十几、几十个村落。庐州府巢县沿湖百余圩；合肥有东大圩西大圩；无为州圩居十之七八，中等以上便有450余圩。面对共同的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市场网络、水利设施，均使各个宗族发生组织上和技术上的联系，产生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形成在其中起协调和领导作用的乡族组织。另一方面，皖中地区土地兼并严重，生存竞争激烈，而几乎每个宗族均有公产、义田、义仓，均有对贫族抚恤赡养的规定，如庐州龚氏规定对族中“无以为生者共同帮助若干，以期不致流离失所，以重一本之情”（注：庐州《龚氏宗谱》卷首，《合邑家规》。）等，这也便更加强了贫困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清朝政权、军队的腐败同样给了皖中基层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余地，同样使普通族人百姓更加紧密地依靠宗族、求得宗族势力的保护。而皖中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又使不少宗族组织之间存在互动共生的关系、结合成为一个个乡族组织，使宗族势力在此基础上、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进一步扩大发展。
办团练勇的宗族势力，不一定支持清朝政权，多数是结寨自保。咸丰三年(1853)底，庐州将破，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穷途末路，绝望地问合肥名士徐子苓：昨日有人献书，“促我开门战，谓诸团练愿助剿者，今亦未见一队来。团练果何如？”徐子苓嗫嚅道：生郡人以乱避乡，各团只可以靖小盗，皆无足挡巨寇。（注：《续修庐州府志》卷二二，《兵事志》二，徐子苓《庐州战守记》。）而太平军盛时，据说连肥西三山张、刘、周、唐诸寨都曾计议投靠，碰巧歃血会盟时大风吹断了旗杆，又闻太平天国内讧，方才作罢。
从淮勇乃至淮军的形成和发展中，可明显看到宗族势力的背景和作用。
最早的淮勇、也是后来淮军“树字营”的骨干“三山”之一周公山张氏，是一个典型。张氏先祖于明朝时从江西迁至皖中合肥，历代繁衍，“族浸以大”，“巍然众望”，影响及于乡里的大族。道咸年间，府学生员张荫谷“三举不第，遂弃诗书，督家政”，“正躬齐俗门内外，具有法度，教诸子文武各职，毋敢荒嬉”。同时，“孝友任恤，推之族姻里闾，敬爱如一家，衮然巨乡硕望矣”。张荫谷有张树声、树珊等九子，早于道光年间便开始留意办团练勇。时“寿州盗起”，“入掠”肥西周公山，老谋深算的张荫谷率族人“以兵法击之走”后，意识到“天下将乱”，遂“广纳豪健材武之士，与诸子往来相习，谆谆以忠孝大义譬晓之”，人皆“莫测其意”。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很快蔓延到江淮。张荫谷立刻“大出资，赈贫户”，“倡率团练，为官军声援，”并挑选精锐，命树声、树珊统带，出队“从剿巢、英、霍、太、潜诸邑，所向有功。”但当时官军溃败如水，“诸将帅拥亲军自卫”，将攻剿之任竟皆推诿乡兵练勇。张荫谷知无望而兵祸亟将到来，遂招乡人筑堡屯粮，“保境待时”。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及董凤高等“诣公奉条约”，张荫谷虚怀酬答，命诸子与之结为昆弟，忧乐共之。（注：《合肥张氏族谱》卷五，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
可见，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办团练勇，是由严整的宗族组织顺理成章而为。“督家政”、“率族人”的张荫谷本人正是该族族长，同时又与他族联络有声，成为乡族首领“巨乡硕望”。其族“有法度”；有凝聚族人的“孝友任恤”、“忠孝大义”；在经济上能够成为族人的靠山——“大出资，赈贫户”；在战乱时能够保护宗族乡里。这些均成为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办团练勇得到族人支持的先决条件，加入团练的多为张氏本族之人。而张荫谷作为绅衿，起到了双重统治之间的桥梁作用。开始他本能地“为官军声援”，后见官军不足恃，方率族人“保境待时”，并与其他团练组成新的乡族组织。一旦李鸿章相召，其子树声、树珊等即积极联络其他团练，共率淮勇入营。故有云：“淮军之兴，自张氏始。”（注：《清史列传》卷五一，《张树珊传》。）
淮军“铭字营”首领、同为“三山”之一的大潜山刘铭传刘氏，则属另一类典型。刘铭传家贫。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庐州后，豪族地主纷纷筑寨团练，借筹饷蹂躏四乡。一日一土豪诃骂刘家“供给不时”，刘铭传夺其刀猝斩之，乘其马手其头，登高大呼道：“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若里！”（注：陈淡然：《书刘壮肃公碑荫》。）当即响应者数百人，推刘铭传为长，始办团练勇。六年(1856)江淮大旱，颗粒无收。刘铭传率众哄抢了金桥镇首富吴二鬼的粮食并烧了他家当铺。战乱之际，肯出头保卫乡里；大荒之年，能为大家谋活路，有这样两件事足以奠定刘铭传在族中的地位。刘铭传一族分为山前老长房和山后老二房，其中老长房又分为老八房，老二房又分为老七房。庞大的宗族为刘铭传的团练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壮肃（刘铭传谥号）同先君（即刘盛藻）各募团勇二三百人，以族中子弟为最多，训练成军，旗帜鲜明，纪律严整，纵横扫荡六、合、舒交界三百里以内，不特粤、捻畏威，即土匪亦闻风敛迹。”（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据《六修刘氏宗谱》记载，“铭军”中武官参将以上、文官知县以上的刘氏族人共53人。老七房中刘盛藻、刘盛休所在的四房21人，刘铭传所在的五房24人。此外族中还有99人任参将和知县以下各官。无怪乎袁甲三称“铭军”为“刘家子弟兵”。刘铭传晚年回忆这段经历道：咸丰年间“吾乡巨富大族，家破人亡，不可胜数。惟吾族僻处山隅，得余筑圩守御，受灾甚浅，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他从中对宗族尤有深刻认识，说：“人之有宗族，犹树之有枝叶也。枝叶茂盛则本干不枯，欲茂枝叶必先培植根本。”因建义庄并作序，中有：“宗枝远近，虽异派而同源”，“如遇颠危之际，有能保顾之人，或弭患未萌，或转危为安，则光前裕后之功，不可忽灭”。（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四，刘铭传《义庄序》。）
而淮军“盛字营”首领、亦为“三山”之一的紫蓬山周盛波兄弟的周氏宗族，又是一种类型。周盛波兄弟6人原住肥西大柏店乡枣林岗附近。咸丰初年，有胡氏大族趁战乱围攻之，企图灭门夺产。周盛波兄弟逃回老家紫蓬山，寄居罗坝圩。周氏宗族族长周方策财大胆小，面对太平军及地方匪寇，惟召集亡命，遂使周盛波兄弟办团练勇，一切粮饷兵械，全由宗族给予支持。周盛波兄弟乃逐渐发达起来。（注：周焘：《周盛波家世与轶事》，载于《肥西淮军人物》第109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
据《淮系人物列传》、《淮系集团武职人员表》46个表（注：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第333-389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进行再统计得知：其武职人员共516人，除259人出身不明外，已知出身者257人，太平军、捻军降者28人，占10%；湘军22人，占8.6%；其他83人，占32%；原皖中团练124人，占48%。可知以皖中宗族势力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团练队伍是淮军的主要力量。
在淮军形成、稳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主要力量——原出身皖中团练各将领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紧密联系。其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纽带。以李鸿章家族和张绍棠家庭为例。张绍棠是合肥团练早期首领，后为李鸿章幕府、记名提督。李家与张家世代联姻，现存的记载可追溯到李鸿章与张绍棠的祖父一辈。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张绍棠长子席珍与次子士瑜分别娶李蕴章、李鹤章女儿为妻；张绍棠的三个孙女（长子席珍女、次子士瑜三女与三子士珩女）又成为李鸿章、李昭庆的孙媳（李国焘、李国燕和李国栋之妻）。如此，累世交互的婚姻将张李两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古老的婚姻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将“合二姓之好”置前，可知“联姻”之义。淮军各将领通过联姻，逐步形成一张休戚与共、俱损俱荣的姻亲网络，一个将其网罗在一起的更加扩大了的宗族。
以下是李鸿章家族与淮军将领姻亲关系、淮军将领之间姻亲关系示例表及淮军将领姻亲连线示意图。
李鸿章家族与淮军将领姻亲关系示例（注：据《肥西淮军人物》、《淮系人物列传》、《李氏大同族谱》、《朱卷集成》等。）
李瀚章
三子经滇之子国炽娶刘秉璋五子刘体智之女
大哥九子经淮娶潘鼎新女
长子经方娶刘秉璋长女
李鸿章经方子国焘娶张绍棠长子张席珍之女
经方女嫁潘鼎新之孙潘定谟
次子经述之子国燕娶张绍棠三子张士珩之女
李鹤章 娶周沛霖长女、周世臣之妹周世宜
三弟女嫁张绍棠次子张士瑜
四子经钰娶吴长庆次女
五子经达娶刘秉钧六女
李蕴章
经达子从衍娶刘体蕃长女
四弟
长女嫁张绍棠长子张席珍
次女嫁刘秉璋长子刘诒生
三女嫁张树声次子张华珍
次子经榘之子国栋娶张绍棠次子张士瑜之女
李昭庆
四女嫁刘秉璋次子刘体乾
李玉英 本人嫁张绍棠
（又名益妹） 长子席珍娶李蕴章女
次子士瑜娶李鹤章女
淮军将领之间姻亲关系示例（注：据《肥西淮军人物》、《淮系人物列传》。）
刘铭传长女嫁张树珊长子云逵
刘盛藻
长孙刘朝仰娶唐定奎四女
次子朝班娶唐定奎长女
刘盛休次子朝端娶唐定奎三女
女嫁程孔德
刘励儒
长孙朝珩娶叶志超长子御璜之女
刘秉璋 三子体仁娶张树声女
四子体信娶吴长庆女
潘鼎琛子潘永龄娶唐定奎次女
吴毓芳 女嫁唐定奎侄孙
长女嫁周盛传长子
吴秉权
次女嫁周家熙
三女嫁吴宏洛之孙
四女嫁黄瑞兰子
淮军主体力量——出身原皖中团练各宗族的将领，除了内部的相互联姻外，对于有利于淮军发展的其他势力也往往联以婚姻纽带。安徽太湖人赵畇与李鸿章同时被派回原籍办理团练，李鸿章在原配周氏亡后，即娶赵畇次女赵小莲，与合肥以外的团练势力建立姻亲关系。此后两家继续联姻：李鹤章三子经义娶赵畇孙女、经义之子国筠娶赵畇曾孙女。（注：《朱卷集成》201册，《李筠寿履历》。）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李氏家族以联姻为手段，加强同当地官员的联系。如江苏巡抚薛焕即是李家主要的联姻对象——李瀚章长子经畲娶薛焕长女；次子经楚娶薛焕三女；李蕴章四子娶薛焕五女。淮军其他将领也以婚姻手段联合本地势力。刘铭传故乡有郭也鲁、黄家文二人，其宗族“富于资，结寨自卫，未毁于贼”。族侄刘盛藻曾“向其称贷”，其“拒而绝之”，致与刘铭传刘氏宗族“有交哄之事”。后来，刘、郭、黄三族相互联姻，遂“和好如初”，所谓“迭结朱陈，婚姻世世”（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成为淮军巩固的联盟。
淮军将领姻亲连线示意图
淮军内部及与其他势力的联姻，都不仅仅是“门当户对”选择的结果，通过联姻，宗族之间发生横向联系，提高和巩固各自的地位，进而以姻亲形成更加庞大而坚固的宗族势力，在各类政治力量风云际会的晚清基层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捻军还是淮军，他们产生的背景、构成的基础、组织的纽带、行动的宗旨、整体的后盾与依托，甚至失败或成功的缘由，都离不开宗族势力。
捻军与淮军，这两种原本对立的政治力量，在以宗族为背景、为基础方面，全无二致。加之以苗沛霖为典型的首鼠两端、时降时叛的宗族势力以及对政权变化漠然视之、惟结寨自保的宗族势力，均可深刻说明：不管有影响、有势力的族绅族豪族长带领族人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宗族势力是19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实在的主宰者。而这些实在的主宰者对于各种不同道路的选择，又进一步说明19世纪中期安徽原有双重统治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收稿日期］20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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