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以20世纪前期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期为论文,传统论文,世纪前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02)01-0001-05
20世纪现代《选》学的诞生绝非空穴来风。它的产生既是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传统《选》学结合的产物，又是20世纪现代《选》学家对清代传统《选》学继承与发展的逻辑归宿。本文论述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仅限于20世纪前期现代《选》学的创立，故所论《选》学诸家亦限于此。20世纪后期现代《选》学家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贡献更著，笔者将另有专文论列。
一、高步瀛对清代《选》学的继承与发展
高步瀛对清代《选》学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他的《选学举要》与《文选李注义疏》二书之中。
首论《选学举要》。
高步瀛为桐城派吴汝纶的弟子，于辞章、义理、考据皆深有学养。所著《先秦文举要》、《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南北朝文举要》、《唐宋文举要》皆享誉学林。《文选李注义疏》更为其生平之代表作。与《义疏》相较，《选学举要》则为20世纪现代《选》学通论的开山之作，与周贞亮《文选学》、骆鸿凯《文选学》[1]极为类似。
第一，《举要》是现代《选》学通论之作的写作范示的首次尝试。
《选学举要》为高氏在“萃升书院”讲学时所撰讲义，当撰写在高氏《文选李注义疏》出版之前[2]。此书八卷，卷一含《文选之作》、《文选学之由来》、《李善文选注》、《五臣文选注》、《文选诸家注》、《诸家评李注及五臣之优绌》六部分。卷二含《文选序》、《李善上文选注表》二文注释章句与《李注略例》。卷三为班固《两都赋·西都赋》义疏，卷四为《东都赋》义疏，卷五为扬雄《甘泉赋》义疏，卷六为司马相如《子虚赋》义疏，卷八为《上林赋》义疏。
《举要》的内容大致分为《文选》通论与名作选读两部分。此种结撰方式恰与20世纪中后期屈守元先生的两部《文选》学通论之作《昭明文选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与《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绝类，惟屈氏二作通论部分较高氏更为全面。故高氏《举要》从写作体例言，不失为20世纪现代《选》学通论之作写作范示的一种尝试。且因其出版时间较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为先，故高氏《举要》当视为20世纪现代《选》学通论之作的首次尝试。
《举要》之《文选》通论主要存于卷一、卷二之中。此二卷于《文选》的产生，《选》学之由来，李善注与五臣注优劣，《文选》书目，李善注注例，俱有论列。与周贞亮《文选学》、骆鸿凯《文选学》及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文选导读》相比，高氏《文选》通论部分内容稍嫌单薄，且其写法亦与周、骆二氏稍异。高氏写作《选》学通论，并未如周氏、骆氏那样，以作者自己的语言进行论述，而是采用引用原典附加案语的结撰方式，这种写作方法与现代学术之作的写作惯例相悖。但是，现代《选》学通论之作的基本框架已由此可见端倪。与浩博的《文选李注义疏》相比，《举要》为现代《选》学的发轫之作，《义疏》为传统《选》学的总结之作。但《选学举要》为高氏《义疏》一书的盛名所掩，绝少为现代《选》学界所知。
自整体框架观之，高氏《举要》通论诸项内容，恰是对《文选》多角度的整体研究，且其所论诸题亦为现代《选》学研究《文选》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高氏《选学举要》开20世纪现代《选》学整体研究《文选》之先河，具有某种现代学术“典范”(pardigm)的意味。后来者可继承它，可批判它，更可超越它，却无法漠视它的存在。它在20世纪现代《选》学史上的意义，并非在其具体论述的完美无暇，而在于它所提供的范示。
《选学举要》卷二《李注略例》高步瀛案：“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于李注未详者皆汇录之，其误处亦有订正，‘然’不属于例，故不录。”（页19）此为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对《举要》直接影响之一例。但高氏对师韩《文选理学权舆》的继承并非仅此一例，高氏对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精髓的继承是《举要》所体现的汪氏对《文选》进行整体研究的学术范示，此点更能体现高步瀛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高氏对清儒《选》学诸作的熟悉已备载于《举要》卷一为清代《选》学开列的书目中，故高氏对汪著《文选理学权舆》的熟知与心会自不待言。
关于《文选》名作选读，周氏《文选学》与骆氏《文选学》俱有此项内容，但周、骆二氏名作选读之写法，与高氏相异。高氏《举要》之名作选读，采用义疏体。虽然高氏《举要》仅解读了《两都》、《甘泉》、《子虚》、《上林》4篇名赋，但这种写法极具总结性，它的逻辑归宿则为高氏生平代表作《文选李注义疏》。高氏《举要》之名作选读虽与周、骆二氏《文选学》不同，但其名作选读的写作范示又与半个世纪后屈守元先生二《文选》通论之作相类。可见，高氏《举要》名作选读亦具有某种学术“典范”的意义。
第二，《举要》对清代《选》学家及其著作书目的开列。
高氏《选学举要》卷一详列《文选诸家注》，此诸家注实为一《文选书目》。所列自唐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目》、唐康国安《驳文选异义》始，至清朱铭《文选拾遗》、李祥《文选拾沈》止，凡44种。其中，清代《选》学著作28种。清代重要《选》学家及其著作如余萧客《文选音义》、《文选纪闻》，方廷珪《文选集成》，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文选李注补正》，胡克家《文选考异》，张云璈《选学胶言》，于光华《文选集评》，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珔《文选集释》，胡绍煐《文选笺证》等，俱在其列。
高氏此《选》学书目，与后来周贞亮《文选学》、骆鸿凯《文选学》所列《文选》书目相较，缺失之处有二：一曰未分类著录，二曰未为完备。但高氏之前，唯有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极为简单的《选》学书目，与之相比，高氏之作已有长足进展。周氏《文选学》将《选》学书目分为全注本、删注本、校订补正之属、音韵训诂之属、评文证文之属、摘字之属、《选》赋之属、《选》诗之属、楚辞等9类，骆氏《文选学》将《选》学书目厘为全注本、删注本、校订补正之属、音韵训诂之属、评文之属、摘录之属、《选》赋《选》诗之属、补遗广续之属等8类。周、骆二氏之《选》学书目显较高氏更为详尽，但高氏继承张之洞，对清代《选》学家的总结拓展之功，当不可没。
其中，尤值得重视者为高氏对方廷珪《文选集成》与于光华《文选集评》均予著录，较之骆鸿凯、屈守元对这类评文之作的鄙视，更显开明。
开列清代《选》学书目，要在为《选》学研究者提供一个《选》学研究范围。因此，它显示了20世纪现代《选》学家对清代传统《选》学研究成果的关注。
第三，《举要》对萧统《文选序》与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注释、章句。
萧统《文选序》李善无注仅有五臣之注，清代学阮元组织学海堂诸生曾为之作注。高氏在对《文选序》进行注释时，首次吸收了清代学海堂诸生的《文选序注》，并断以己意。后人注《文选序》（如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页152-164），均步高氏后尘，既吸收清学海堂诸生注释，又参考高氏注疏。
李善《上文选注表》，为李善本人所作，自然李善无注。五臣本无此文，故亦无注。清儒盛赞善注，但于李善上表，亦无注释。高步瀛《选学举要》首次为此文作注，后人为此表作注俱参考高氏之注。且高氏二注，均不废章句，使人读丰赡之义疏且不坠浩翰之文海。
次论《文选李注义疏》。
高氏《文选李注义疏》是20世纪《选》学家继承清儒传统，重视李善注，研究李善注的必然产物。但是，与清儒相较，高氏《义疏》可谓远胜前贤。因高氏此作对《文选李善注》的综合整理，代表了20世纪《选》学踵继清儒，远超前贤的前进步伐外，尚为《选》学研究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
20世纪现代《选》学史时高氏《文选举要》未置一辞，《义疏》的地位略优于《举要》，但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除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为《义疏》再版所作《前言》高度评价了高氏贡献之外，余则极少称道。笔者现将高氏此作置于20世纪现代《选》学史的长链中进行观照，评价高氏《义疏》对清代《选》学的继承、发展。
高氏《文选李注义疏》是清儒整理、研究《文选李善注》的集大成之作，带有浓厚的李善注汇考性质，具有鲜明的总结性。这一特色，乃时代所斌。清儒由朴学治《选》，功绩赫赫。但清儒自身并未对有清一代的《选》学成就进行全面、认真的清理；因此，这一重任必然落到20世纪现代《选》学家的肩上。高氏以其丰厚的学术功底，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
第一，《义疏》对《文选》版本校勘的贡献。
清儒对《文选》版本的校勘，首推何焯，其弟子陈景云，亦贡献不菲。何、陈二氏的校勘成果，大都为胡克家《文选考异》所吸收。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涉及之版本，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在该书《再版前言》中已专文评价：“他不但对现存的各种李注版本以及六臣本等异同，一一校明，还用了清人所未见的故宫博物院藏古钞本、敦煌唐写本残卷等校正各本之误”。与清儒相较，高氏增加了日本古钞三十卷本与敦煌唐写本残卷。
在20世纪前期现代《选》学史上利用日本古抄三十卷本进行《文选》版本校勘者，唯高步瀛与黄侃二人。高氏利用日本古抄三十卷本进行校勘，是20世纪前期现代《选》学家在《文选》版本校勘上对清儒朴学传统的重要发展。
高氏利用日本古抄三十卷本校勘者，为《文选序》、《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及《文选》正文之卷一、卷二。但高氏利用日本古抄本校勘《文选》并非仅一《义疏》，他的《选学举要》作品选读部分亦用日本古抄三十卷本进行了校勘。
据笔者统计，《义疏》之《文选序》用日本古抄三十卷本校勘者，凡10条。《举要》与《义疏》相比，唯缺第1条，另1条《举要》系排印有误，余8条二书全同。《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用古钞本校勘者，凡7条。高氏《义疏》与《举要》全同。高氏《义疏》卷一用古钞本校勘者凡51条：其中班孟坚《两都赋·西都赋》凡19条，《两都赋·东都赋》凡32条。卷二用古钞本校勘者仅1条。
高氏除利用日本古钞本进行校勘外，对敦煌唐写本残卷亦予充分重视，如高氏《西京赋》义疏曰：“步瀛又案：罗氏《鸣沙丛残》载唐永隆写《西京赋》残本，虽止三百余行，而与今本颇有异同。大抵今本误者彼多不误。今本薛注所引《古今注》及反切，彼皆无有。”（《文选李注义疏》．页245）所谓罗氏《鸣沙丛残》即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再如“上虞罗氏《鸣沙丛残》唐永隆弘济寺写《文选》残卷目此始。‘干叠’”二字，已不全，以下亦多缺。注有‘世善曰《汉书》’及‘又曰武帝作井’六字。以此推之，则此本‘神明井干’注，与《西都赋》同而无‘《广雅》’以下十五字。又‘善’上有‘臣’字，后皆同”（《义疏》．页318）
高氏对敦煌唐写本残卷的处理大要可分三途：
一是据敦煌唐写本径改今本：“薛注各本‘熊虎’上有‘《尔雅》曰’三字，唐写无，今据删。”《义疏》页325。今《义疏》页325，《义疏》页329，《义疏》页346均有径改之例。
二是纠正敦煌唐写本之误。高氏并非一任敦煌唐写本残卷，而是据理以辨之。如《西京赋》疏曰：“各本引《楚辞》作‘屑琼蕊以为粮’，误。唐写‘精琼靡以为粮’，‘粮’字亦误。又各本引王逸注又作‘靡’。今并依《离骚》订。”（《义疏》．页334）此处即非沿用敦煌唐写本之误，而是据《离骚》原文以订之。既重视唐写本残卷，又不完全拘泥于唐写本残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此高氏《义疏》所以大胜清儒之又一缘由。《义疏》页345，《义疏》页430皆属此类，不一。
三是唐写本与今本并存，不据此改彼，亦不据彼改此。如“唐写无李注。”（《义疏》．页356），《义疏》页359，《义疏》页372，《义疏》页360皆其例。
总之，高氏《义疏》在《文选》校勘上的成就代表了20世纪《文选》校勘的最高成就。据笔者粗略统计，高氏所用清儒校勘成果有余萧客《文选纪闻》、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许巽行《文选笔记》、梁章钜《文选旁证》、张云璈《选学胶言》、朱铭《文选拾遗》、朱珔《文选集释》、叶树藩《文选附注》、胡绍煐《文选笺证》、胡承珙《义证》、孙诒让《札迻》、段玉裁《段氏校文选》、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志馀》、薛传君《文选古字通疏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养新续录》、洪颐煊《读书杂志》、顾广圻《文选考异》、桂馥《札朴》、李详《选学拾沈》、沈涛《说文古本考》、翟灏《四书考异》、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尔雅义疏》、吕锦文《文选古字通补训》、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玄应《大般若经音义》、《善见律音义》、任大椿《小学钩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徐位《竹书纪年统笺》等。
高氏于清儒所言，并非有说必录，而是有所甄别。如《西京赋》义疏纠正张云璈说，曰：“汪师韩曰：凡旧作注者二十三人，及不知名者所注，赋十四，诗十七，楚词十七，设论、符命各一，连珠五十。李氏皆标明某注，不以后人之攘为己有也。若《藉田》、《西征》则虽有旧注，不取。而亦有无注者二篇，则《尚书》、《左传》之序是也。案二十三人，张云璈引作二十四人。以汪氏所列计之，薛综、刘逵、刘成、殷仲文、张载，曹毗、皇甫谧、张揖、司马彪、晋灼、郭璞、韦昭、服虔、张晏、孟康、徐爰、曹大家、项岱、颜延之、沈约、王逸、蔡邕、刘峻，则二十三是也。”（《文选李注义疏》．页246）再如纠正胡克家说，“步瀛案：李注已引《广雅》释‘隘’字，不必再引《说文》。胡氏说亦未确也。梁章钜、许巽行但纠与今《说文》异，不立他说。”（《义疏》．页258页）
但是，高氏囿于资料局限，校勘亦有偶失。如《西京赋》“奋隼归凫，沸卉軯訇”句，胡克家《文选考异》曰：“袁本‘奋’作‘集’。校语曰：善作‘奋’。茶陵本校语云：五臣作‘集’。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薛自作‘集’。‘集隼’与‘归凫’对文，承上四句而言。犹扬子云以‘雁集’与‘凫飞’对文。善必与薛同，则与五臣亦无异。传写讹‘奋’耳。二本校语但据所见而为之。”（《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845）
胡克家此条考异失误者二：一是断善本与薛综本正文必同，二是断“奋”为传写之讹。其实，此处善本与五臣注本皆作“集”。今奎章阁本、陈八郎本正文均作“集隼归凫”。奎章阁本正文为“平昌孟氏”五臣注本，陈八郎本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五臣注本，二者并非出自一系，但正文全同，故可证五臣本为“集”。且奎章阁本“集隼归凫”下秀州州学并未出校，可见秀州州学合刻六家本《文选》所据北宋监本《文选李善注》正文亦作“集”。真正作“奋隼归凫”者唯有薛综注本，此永隆本《西京赋》可证。
朱珔《文选集释》曰：“薛注‘奋迅声也’，则正文作‘奋’不作‘集’。‘奋隼’与‘归凫’正对，一‘奋’一‘归’，与扬子云以‘集’对‘飞’相合。六臣本非。”胡克家《文选考异》与朱珔《文选集释》之说正相反。
高氏则加案语曰：“步瀛案：胡氏说是也。薛注‘奋迅声也’。注下‘沸卉軯訇’四字。传写者遂误以‘奋’字相乱。若以‘迅声’释‘奋’字，则不辞矣。古抄本、唐写本皆作‘集’，六臣本正合。今据改。”（《义疏》．页382）因高氏不明永隆本并非尽出李善本，而是永隆寺僧自己合成的注本。[3]此处正文薛综本作“奋隼归凫”，故薛注为“奋迅声也”；李善注本此处正文作“集隼归凫”，故注文引《周易》“射集隼高塘之上”。胡克家未见到永隆本，故判断失误。高步瀛虽见到永隆本，但不明永隆本非尽出李善本，故亦判断失误。其实，朱珔《文选集释》所言倒极有见地。但这类失误并非高氏《义疏》主体，高氏《义疏》的主体仍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二，高氏《义疏》集清代朴学之大成，广征博引，不厌其详。虽源于清儒，但又远超清儒。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为高氏《义疏》重版本所作《前言》已明确指出此点，并特意点明关于《西京赋》“命般尔之巧匠”句的“鲁般”条，考证所用材料极为丰富。此条高氏所引资料有《礼记·檀弓》、《墨子·公输篇》、《列子·汤问篇》、《尸子》、《宋策》、《吕氏春秋爱类篇》、《孟子·离娄篇》、《荀子·法行篇》、《汉书·人表》、《扬雄传·甘泉赋》颜注、《叙传·答宾戏》颜注、《乐府诗集》、唐上官昭仪《游长宁公主杯池》、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孙诒让《墨子闲诂》、梁玉绳《人表考》、《酉阳杂俎续表》、《朝野佥载》、《论衡·儒增篇》、《西京杂记》等。
高氏《义疏》用竭泽而渔之法，将古籍各书有关公输般之记载，悉数收录，辨其真伪，得出“其殆为巧人之通名也”的结论，相当可靠。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注书方法，实为清代朴学的集大成。高氏这种著述方法，虽有堆砌材料之嫌，但这种穷根探源的态度，事实求是的方法，对20世纪现代《选》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来说，其贡献之大，莫有过之者。
《文选李注义疏》卷二《西京赋》“于是蚩尤秉铖，奋
被般”句，高氏详考蚩尤，亦属此例。高氏此注引用典籍计有《周书·尝麦篇》32种之多（《文选李注义疏》．页402）
二、骆鸿凯、周贞亮对清代《选》学的继承与发展
骆鸿凯《文选学》是20世纪《选》学现代化进程的丰碑之一。谈及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选学》的继承与发展，则不能不首谈此书。周贞亮亦撰有《文选学》，且其出版于1931年[4]，当在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骆鸿凯《文选学》之前。但因周氏《文选学》为国立武汉大学自印，骆氏《文选学》为享誉学林的中华书局所印，故周氏《文选学》鲜有人知，而骆氏《文选学》则名满天下。故就二氏《文选学》而言，周书的原创价值自非骆书所比，但骆书的传播价值又远胜周书。本文讨论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则当兼顾周氏《文选学》的原创价值与骆氏《文选学》的传播价值，并以传播价值为主。因而，本节首论骆氏《文选学》。
骆氏《文选学·源流第三》为其《文选学》一书专门论述《选学》源流的专章，其内容有三：一、隋唐间《文选》学之起源及唐代《文选》学家考；二、宋元明《文选》学；三、清代《选》学家述略。辟专节论述清代《选》学可见作者对清代《选》学家的重视。骆氏此章为20世纪详论清代《选》学家的专文之一，且为20世纪后期论述清代《选》学者所祖述。骆氏在此书中对清代《选》学家的总结约有三端。
第一，详列清代《选》学诸家及其著述。骆氏开列的清代《选》学家及其著述有何焯等有著述传世的27家，尚列有未见传世之作的3家。对某些著作中设专卷考订《文选》者，骆氏亦予绍介。
罗列清代《选》学诸家的工作，并非始于骆氏。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为《清代著述家姓名总目》，其所列十四类中第六类即《文选》学家。《书目答问》初刊于光绪二年(1876)，故较骆氏之罗列清代《选》学书目早60年。张之洞在该书《文选》学家下注曰：“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此举有论著校勘者。”但张之洞《书目答问》开列清代《选》学家15人，毕竟过于简单。因为，仅具《选》学家之尊名，尚无法正确总结清代《选》学之巨大成就，何况张氏所列名单并非全面，校勘《文选》李善注本的功臣胡克家，引用典籍1300馀种的《文选旁证》的作者梁章钜，张文襄俱付阙如。
但骆氏《文选学》罗列清儒《选》学家名单之广，空前绝后。骆氏此书问世半个世纪之后，屈守元先生《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与《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二书再次对清代《选》学家进行总结，屈氏所列重在择要而非求全，故其对清代《选》学家颇多筛选。所列清代《选学》家仅有余萧客、汪师韩、孙志祖、许巽行、胡克家、张云璈、朱珔、梁章钜、胡绍煐9人，俱未出骆氏三十年代所开列的清代《选》学家名单之外。
第二，骆氏对清代《选》学家的成就予以扼要评述。骆氏开列清代《选》学家凡30人，并非如张之洞仅具名单，而是征引各书序言，详述各书大旨，并予简评。其卓识远见实蕴于文简意丰的简评之中。
如其评何焯《义门读书记》、《校文选》，潘耒校本，钱陆灿阅本，陈景云《文选举正》曰：“清初校《文选》者，莫先如潘、钱两家，《书目答问》列为《文选》学家之首者也。然稼堂校本，仅就当时通行之本，审核文字，而于《选》学无所发明。圆沙本亦然。逮康熙末叶，长洲何义门出，始博采众本，以汲古为善。晚年评定，多所折衷，其考定《选》事，时有可取。”“本师黄氏有云：‘清代为《选》学者，简要精核，未有超于何氏。’洵不诬也。”（页87）
骆氏对余萧客《文选音义》、《文选纪闻》，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考异》、《李注补正》，叶树藩《文选补注》，王煦《文选李注拾遗》、《文选賸言》，周春《选材录》，胡克家《文选考异》，张云璈《选学胶言》，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珔《文选集释》，徐攀凤《选注规李》、《选学纠何》，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吕锦文《文选古字通补训》，杜宗玉《文选通假字会》，胡绍瑛《文选笺证》，朱铭《文选拾遗》，许巽行《文选笔记》，李详《文选拾沈》，具有评论。
对清人《选》学著作进行如此全面评述者，骆氏之前仅有周贞亮。虽然骆著《文选学》至今已历半个多世纪，但其对清代《选》学家的评述仍为当代多数《选》学研究者所认可，殊非易事。
第三，对清代《选》学昌盛原因的探讨。
作为一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专著，骆氏此书亦不乏对清代《选》学昌明原因的探讨。骆氏以为：“有清学术昌明，一洗元明之陋。自亭林开其先，儒生辈出：若校勘，若小学，若群经，若子史。既已研求缵述，无复遗蕴，乃以余力涉猎集部。集部莫古于《文选》，而复佐以李注网罗浩博，好尚所托，精力弥注，著述美富，何亚唐初。”（页87-88）骆氏以为，清代《选》学昌明，原因有二：一是群经子史，小学校勘在有清一代获得长足进展。二是《文选》于集部最古，且有浩博的李注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前者注意到了清代《选》学昌明的原因之一是学术氛围浓厚，经史诸子的研究有了极大发展，小学校勘发达，均为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文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后者，从《文选》本身入手，研判《文选》在集部中的独特地位，研判李善注的学术地位，从而得出《文选》吸引清代学者的原因。这些探讨，既弥足珍贵，又发人深省。虽然骆氏用力并非在此，但是，作者的视点，在整个现代《选》学史上虽非绝后，但属空前。
周贞亮《文选学》是20世纪现代《选》学史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周氏《文选学》上编第九章《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对清代《选》学家及其贡献进行专章研究，虽其内容与骆氏论述无大异，但这部20世纪现代《选》学首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通论之作自有其独特价值。
周氏此章对清代《选》学的总结有四：
第一、论述清代《选》学诸家的贡献与承传。
与骆鸿凯《文选学·源流第三》以清代《选》学家姓名、著述为序的论述方法不同，周贞亮《文选学》上编第三章《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以时间为序论述清代《选》学家的贡献。其序自顾炎武始，下继何焯、陈景云、余萧客、汪师韩、孙志祖、胡克家、张云璈、梁章钜、朱珔、薛传君、吕锦文、杜宗玉、胡绍煐、程先甲、许巽行、王煦、朱铭、张仲雅等，历叙诸家《选》学著述及其贡献。对于一些学者的某部著作中设有专卷考证《文选》者，周氏亦一一胪列。
第二、为清代《选》学家分类。
周氏以为：“昔张文襄撰《书目答问》，特著《文选》学家之目，所举诸家，大概以有论著校勘者为断，而实有未尽，今分类更定如左。一评文家：钱陆灿，潘耒，俞暘，李光地，邵长蘅，段玉裁，徐攀凤。二订正家：汪师韩，孙志祖，叶树藩，彭兆荪，梁章钜，朱珔，许巽行。三评校兼订正家：何焯，陈景云。四音训家：余萧客，薛传均，胡绍煐。五订正兼音训家：程甲先。六摘录家：杭世骏，何松，石韫玉。七订正兼摘录家：张云璈。八文著家：张惠言，董祐诚，董士锡，王闿运，邓辅纶，宋育仁，李详。”（上编．页111-112）此一分类，较之张之洞更为全面。特别将“文著家”列入清代《选》学诸家名单，为周氏首创。因周氏极重写作《选》文，正如周氏自述：“抑尝思为《文选》学者，必能为《文选》之文。斯于所学，乃为不负。”（周氏《文选学》上编．页111）故在清代《选》学“文著家”之后，特将张皋文《黄山赋》全文录入。张之洞《书目答问》曾言：“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张之洞作为周贞亮的业师已论及清世骈文家皆深《选》学，此论当影响到周贞亮重视骈文写作，并将“文著家”列为清代《选》学家之列。
第三，对清代《选》学家的评论。
周氏对清代《选》学家的总结一如骆氏，亦有评论。如评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其（指汪氏—笔者）于《选》学，所得未深。而用解剖法研究《选》学，开后人无限法门，实自此书始。”（周氏《文选学》上编．页101）骆氏评此书为：“是书发挥《选》注，缕举最详。俾世之传《选》学者得门而入，裨益匪浅。”（骆氏《文选学》．页93）对比周、骆二氏之评，骆氏仅注意到汪书对《选》注的分类；周氏却从中悟出《文选》的解剖研究法，深得汪氏整体研究之三味。笔者以为，所谓“解剖研究法”，即将《文选》做为一个整体进行分类解剖，逐项研究。故周氏《文选学》之撰写，实深得汪氏著述之文心。二者相较，周氏受汪氏整体研究之启迪远较骆氏更切。
第四，对《文选》版本的专题研究。
骆鸿凯《文选学》以资料翔实名闻学林，但骆氏《文选学》最大之缺失在其未能对《文选》版刻进行总结。周贞亮《文选学》的传播价值虽因其出版者为武汉大学而远逊于出版于中华书局之骆鸿凯《文选学》，但周氏《文选学》上编第十章《文选之刊刻及评
》专章论述《文选》版本，成为20世纪前期研究《文选》版本的专文之一。
清代公私《文选》版本颇多，但由于藏书制度的弊端，官方藏书不能为《选》学研究者所用，且过于集中，一旦出现意外（如嘉庆二年乾清宫大火，大内收藏宋版《文选》多毁于此），损失无可挽回。私家藏书亦视如珍宝，秘不示人。故清代《文选》版本研究实创获无多。唯一为学林奉为圭臬者乃四库臣为《四库全书总目》“《文选六臣注》条”所写一段。此段据毛氏汲古阁本，断宋代之后李善注皆与五臣注合刻而罕传的错误结论，笼罩学林200年。今《文选》版本学家皆以日本学者斯波六郎的《文选》版本研究上接四库馆臣之研究，实因未睹周氏《文选学》所致。故周氏对《文选》版本的研究是对清代传统《选》学研究中版本研究的重要发展。
周氏《文选学》为20世纪现代《选》学中一部真正具有学术史意义的《文选》通论之作。高步瀛《选学举要》虽写作在先，但高氏《举要》，毕竟过于简单。周书的整体研究框架，文学研究的研究模式，皆为20世纪现代《选》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称其为20世纪现代《选》学的奠基之作并不为过。但是，在这部现代《选》学的奠基之作中，却融了传统《选》学的版本研究一章，说明现代《选》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未将以文献研究为研究模式的传统《选》学拒斥于现代《选》学之外，而将其纳入现代《选》学的研究范畴。这一现象明确宣告，现代《选》学是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研究，并非以排斥文献研究为准的。周氏《文选学》的这一贡献，当在现代《选》学史上写下浓重之一笔。20世纪后期现代《选》学的版本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但它并非是传统《选》学的回潮，而是现代《选》学的重大创获。
收稿日期：200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