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过渡”的正统理论
对于前中央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如何改革”的理论用来指导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运动。但是，毕竟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作和资源配置的学说，因此它很容易告诉我们市场动作良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价格扭曲要校正过来，什么条件下企业会对市场的变化作出理想的反应，为什么宏观经济要稳定等等这些也为改革者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答案是正统经济学至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无疑也是我们在今天的制度变革及其经济发展中不至于完全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东欧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先后开始偏离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实验。东欧早期的这些改革经历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致于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围内再次形成了一个关于“市场社会主义”（maket sooialism）的理论研究热潮。尽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仍然存在着理论的分歧，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们那里，基本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很好地运作起来的。即使是亚诺什·科尔内，作为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在1990年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写道：“在匈牙利，同样也在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原则成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指导思想……在这个原则下，国有企业依然保持着国家所有制，不过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这些企业应该就象市场的一部分那样行事，我希望在这里不加修饰地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破灭了。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国、苏联和波兰都是这一思想惨败的见证者。正视眼前的事实并放弃市场社会主义原则的时刻已经来临”（kornai,1990,P58）。
如果说科尔内的上述结论更多地来自于对匈牙利80年代以来的分权化改革经历的观察的话，那么还有的经济学家则从计划体制本身的逻辑完整性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里查德·埃里克森（Ericson,1991）在其论文“古典的苏联型经济：体制的性质以及对改革的含义”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传统苏联型经济体制的制度结构、计划、控制与执行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归纳出了以下几个系统元素，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苏联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体系：（1）选择决策和冲突的解决是在一个权威的等级结构中做出的；（2）生产和分配是由高度僵化和集中的计划来进行的；（3）通过计划的紧度和计划压力来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4）全面的计划配给；（5）全面的价格控制；（6）系统缺乏可塑的反应能力，特别是缺乏真正的货币；（7）对已有的经济关系缺乏合法的替代；（8）绩效的评价是上级部门绝对武断地控制的；（9）不存在微观层次上的有效的激励结构。
在这么一个体系系统内，由于这个经济的逻辑被认为是完整的，因此埃里克森的结论便是，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上述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体制留下生效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对改革的含义是，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Ericson,1991）。
实际上，这些政策含义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是很亲切的。他们对于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方式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与他们在80年代初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迅速实现宏观稳定和经济发展所开出的政策处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些政策处方大体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稳定化政策；二是结构调整政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早先的政策建议对于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同样适用。用主流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的话说：“难道初始条件不同就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吗？我不这样认为。标准的稳定化政策同样适用于东欧”（Blanchard,1991,P1）。这个早所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的所谓“大跃进”政策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认可与支持，它们主要包括：迅速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迅速取消政府补贴；实现预算平衡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国际贸易自由化，解除国家管制，迅速降低关税；致力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包括私有化运动，以使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虽然程度不同，实际上东欧和俄罗斯在80年代末以来都采用了上述这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除了宏观稳定化方案之外被认为还包括下列具体处方（Nolan,1992）：
第一，除非私人产权得到确立，否则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做出正当的反应。具体的政策含义是，原计划经济中的传统国有生产部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关闭，过渡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于将来的中小企业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增长只要通过使价格信号变得正确才能达到。根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除非价格能自由地对市场供给与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市场将不会发展起来。对于原计划经济国家，价格的完全自由化（撤销价格管制）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
第三，速度是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个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只能一步到位，不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没有理论可以支持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个体制的政策建议（Aslund,1990,P37）。
第四，除非和世界经济充分一体化，否则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梗阻。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尽快在外汇和贸易方面与世界市场接轨，汇率要迅速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大多数部门要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
上述政策建议现在常被冠之以“大爆炸”（big bang）的改革理论，或被称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从实施休克疗法的效果来看，远没有想象和预计中的那么理想。1992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概要》断言：“过去二、三年中一些国家产出的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俄罗斯在1992年经历了它在和平年代最大的经济衰退，头10个月国民经济总产值下降20%，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达2000%以上，财政赤字高达6230亿卢布，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方式毫无疑问地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与超常通膨胀的主要原因（Brada and King,1991;Blanchard,1996）。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被认为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和可行性的“休克疗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改革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为“J”型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
二、渐进主义的逻辑
从东欧和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方案以来的经历看，不得不使人们反过来重新考虑这样的问题：激进改革模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彼得·缪瑞尔教授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说：“现在很清楚，激进改革模型在东欧国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实施问题。这些问题损害了模型的最重要的特征逻辑一致性”（Murrell,1992,P80）。缪瑞尔认为，对渐进改革理论的哲学支持可以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理论派别。一是“演进经济学”（Schumpter,1950;Nelsonand Winter 1982）。另一个是所谓“保守的政治哲学”（Burke,1790;Popper,1971;Qakeshott,1962）。这两个学说认为，人类的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信息处理”的机制。每个人的知识、信息总是很有限的，而整个经济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对每个个别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和储存，形成一个社会的信息知识存量。从这个信息或知识存量的累积性发展来看，社会的变迁只能是演进主义的。它们对于社会变迁的方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攀着石头爬山”。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处中雾笼罩之千的山峦，每个人所有的信息只是限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在此情况下，一个安全稳妥而且也是最恰当的爬山策略应是：小心翼翼。每行走一段距离便要对原有的对山的信息存量进行一次修正，而那种跳跃式前进极可能命丧谷底。
在激进改革的方案中，其每一个改革方案都是以其终极目标为参照系的，追求以尽快的速度尽可能地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的特征（即“一揽子过渡”），排斥所有与其终极模式不完全吻合的中间形态的出现，因而对现存的那些形成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采取完成抛弃的策略，尽管这些制度安排中的部分在体制过渡的早期起着不可或缺的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作用，但仍因为它有违于最终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不得不被否定。
相反，渐进改革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目前，旧体制的哪一个环节是最需要改革的？这样考虑问题的方法颇具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例如，为了解决一些组织机构缺乏效率的问题，可能会采取一些具有某种特色的产权安排以解燃眉之急，尽管从长远看来，这样的产权制度是不理想的。
激进式改革理论的支持者信奉“不破不立”，强调的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体制，在他们看来，旧的制度安排是新制度建立的障碍，它毫无价值可言。相反，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们认为，现存的各经济组织以及经济主体在其不断的演化中，原有的信息存量仍会发挥很大的效用，对社会结构的迅速改革会破坏人类历史长河中积累形成的这些信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信息会不断被校正，新的更具有效率的制度会逐步取而代之，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也就通过“进入”与竞争而在旧体制中孕育而生。
在关于改革的各种争议中，“承诺”可谓是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概念了，这与改革者能否取得信任休戚相关。激进改革者以市场体制为其最终目标的姿态在其宣传之初是很容易获得信任的，但在人们考虑并开始经历具体的改革时，其承诺的可信性就要被大大地打个折扣了，原因是，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人是理性有限，信息有限的，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张蓝图。渐进改革者认为，改革的过程是个“边学边干”的过程，初始的改革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始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完全适应以后的路径，因而改革策略的可改变性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改革的方向盘。
所有上述的讨论似乎都涉及到一个速度问题，对现存制度安排改革的快慢问题。变迁的边际效率递增规律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激进改革者在摒弃旧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追求速度，而渐进改革者认为快速的改革切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也损失了信息存量，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爆炸”改革以后东欧各国国有企业效绩的陡然下降。除此之外，快速的改革会降低改革过程的可逆性，因为改革方案的施行与其绩效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改革的速度愈快，实施过程中修正的可能性便愈小。
渐进式改革十分重视人类社会中由试验而形成的和智慧存量，重视实践，反对如激进式改革那样纯粹的理论推导和方案的设计，特别是反对那些规模大、速度快、可逆性小的方案设计，反对激进式改革的演绎甚于经验的改革方式。
激进式改革方案强调经济的迅速自由化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逻辑起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避免了使得经济系统中的不同部门不致于面临不同的环境，服从不同的规则，而由此形成的扭曲亦得以消除；相反地，渐进改革以“信息处理”理论为起点，认为，现存组织的信息倾向于旧的体制，而新的组织具有的信息倾向于新的体制。这产生了两种相反的需求，一方面，一些现有的制度必须保留，改革的速度必须渐进以免旧的组织的生产能力的迅速崩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边界企业的进入。两方面的需求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体制或“双轨体制”的形成。
三、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与中国经验
在现有文献里，对于支持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理论有着不同的来源。一是从认识论的层面或哲学上寻求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我们前面业已提到，这种理论把演进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用于支持渐进改革而反对激进改革，它从信息和知识存量的连续性假设推导出改革的演进性特征。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得出结论说，从演进论的世界观来说，渐进改革肯定比激进改革可行。
另一种用于支持渐进式改革的理论不是基于认识论，而是基于对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假设。许多研究文献把改革所引起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为评判改革方式的标准，将改革方式的优劣基于“帕累托改善”的标准检验之上。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这里我们择其一二简述之。
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Dewatripont and Roland,1992）的论文“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是一篇经常被人引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作者们讨论了不同改革方式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他们认为，在东欧，迅速但昂贵的激进改革与缓慢但廉价的渐进改革之间的困境一直是他们所面临的改革政策的核心问题。东德为了避免人口大规模的“西移”，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改革方式，但其成本至少高达1万亿马克。而东欧的其它国家并没有必要采取类似东德的改革方式，它们既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也无法确信西方的“外援”，其结果，激进的改革只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从东欧的经验看来，激进改革与宏观的稳定之间存在着冲突，而渐进改革倒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Dewatripontand Roland,1992）。
在国内经济学界，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也常常是经济学家讨论不同改革方式问题时倍加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例如，樊纲在“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1993）中将改革的成本具体区别为改革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并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反应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对改革具有毁灭性；而虽然渐进式改革从实施成本的角度看“劣”于激进改革，是一种“次优”的改革方式，但从对改革的阻力扭引起的摩擦社会成本来看，渐进式改革又明显优于激进改革，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一种最优的改革方式（樊纲，1993）。如果说樊纲的这一理论假说还只是把两种改革方式的相对优势置于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成本检验之上的话，那么林毅夫等人（1994）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则把用于支持渐进改革的理论基础完全置于了“帕累托改善”的检验之上。他们指出，在理论上，经济改革可以有两种推进方式：一种方式是在制度变革中不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通过改进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这可以称作“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其中，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受到损害，因而这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由于预期将要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社会集团必然对这种改革采取抵制行动，从而将会加大改革的摩擦和震荡。而着眼于做大蛋糕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
从以上我们对有关文献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出，如果说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用渐进改革方式相对于激进改革方式的优越性来支持中国改革道路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经历与改革方式反过来就为渐进改革道路的支持者提供了经验的道路。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改革方式的特征，比较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在改革方式上的差别，寻求可以供改革中经济借鉴的改革经验自然成为经济学家研究“过渡经济学”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由于中国改革的成功绩效已是不再引起争论的一个“特征性事实”，因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中国的改革为何比较成功”？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经历是令人不解的，因为80年代以来它的生产的增长是在其经济改革路径完全偏离了传统经济学开出的标准药方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改革初期，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在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动作，其工业的产出和价格依然受到中央计划的控制，直到进入90年代，来自私营部门的工业产出仍然只占总产出的很小的比重；而与此同时，在工业产出的增长中，传统国有部门却始终是主要的贡献者（张军，1995）。
简单地说，在关于中国和前苏联两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路径及其不同实绩的争论中，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爆炸”式的市场化改革将比渐进的或分步走的改革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理论背景是以一个有着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和完全自由的价格这么一个理想化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为基础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理论，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会带来有效配置资源的激励，市场价格则为这种有效配置提供最佳的信息结构。虽然也存在着这么一种论点，认为在一些条件下市场不能做得很出色，但是研究同样表明，政府的干预常常会因为它伴生着的特殊分利集团的寻租活动的存在而无法出色地改善市场的结果。不过，激进式改革的拥护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困惑是：为什么采取渐进式改革的中国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一些采取“大爆炸”式改革方案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却经历了产出的下降？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能是，这是由于中国和前苏联有着不同的“改革起点”。例如，前苏联经济中的计划程度远远高于1978年之前的中国，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与俄罗斯差别很大等等。在他们看来，改革后中国经济的相对成功并不能证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只是表明其改革起点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例如，Sachs and Woo,1994a,b;Qian and Xu,1994）。
渐进式改革或分步改革思想的支持者则认为，完全的私有化和迅速的市场化，一般来说并不会产生如它们在西方市场经济中那样的理想效果。一个明显的情况是，“大爆炸”后，原来传统国有工业部门可能会变得更象垄断厂商，激进改革因此并不会立刻促成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虽然来自新型企业的不断“进入”会形成一种“纪律”来约束这时的垄断者，但由于改革初期资本市场不完备，这种“进入”会变得困难和缓慢（哈勒根和张军，1996）。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合理的改革步骤应该是逐步减弱国有部门对计划的依赖，同时期等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进入。因此，对于“渐进主义者们”而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成功地“运用”切实可行的渐进式改革战略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成功归因于中国特殊的改革起点。
对于中国案例，这种理论上的争论就具体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成功是否可以证明渐进式改革方式比激进式改革方式优越的问题。在中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集中在“中国的改革是否可以定义成渐进改革”这样的问题上。有些经济学家并不赞成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渐进改革，相反，他们认为用“渐进改革”或“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来定义中国的改革方式似乎更为贴切（吴敬琏，1994；宋承先，1995）。当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80年代中期在经济理论界确实出现过“总体改革”、“全面攻坚”等改革战略的思想和方案设计，但都毕于“流产”，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事实上根本无法实施。同时，我们也曾指出，尽管改革的方式仍较温和，中国7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改革毕竟在短短几年迅速获得了成功，相对于中国工业部门的改革过程而言，戏称农业的改革为“小爆炸”也未尝不可。但是很显然，仅以这些来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特征未免失之偏颇。
在国际上，这一理论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unique）呢？还是可借鉴的（transferable）？这个问题自从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提出以来，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在改革初期的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然而，对于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来说，这些不同的改革绩效能否用于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比前苏东的激进改革方式更优越显然就成了一个争论双方都必须回答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萨克斯和吴永泰（Sachs and Woo,1994a,b）分别在“理解中国、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经历”以及“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要素”中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无法在欧洲复制。他们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发展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的剩余劳动力的二元模式。换句话说，中国和前苏东地区是在非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开始改革进程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与1910年俄罗斯的情况相似），而前苏东地区则已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他们认为“落后的优势”可以帮助证明，并不是渐进式或实验性改革方式适宜于中国改革，而是中国的初始经济结构成为这一改革过程中的“优势”所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改革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在改革初期，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面临的是在正常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典型的问题，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的问题；而在前苏东地区，由于城市化和过度重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其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调整问题，即减少低效率和受补贴工业部门的就业而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的就业机会，他们认为从诸多因素考虑，正常的经济发展要比结构性调整更易于进行一些。一般而言，正常的经济发展通常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所有主要集团都可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中获益，特别是，如果这些新兴工业部门是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话。然而，结构性调整往往充满矛盾，衰退部门的劳动力要竭力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准。因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不仅什么都没有损失，而且事实上还得益很多；但是，前苏东地区的工业劳动力甚至包括农业劳动力则可能担心，旧的社会体制瓦解后，至少在短期内，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他们的结论是，正是由于这一结构调整的艰难性，使得市场改革在前苏联和东欧比在中国困难得多（Sachs and Woo,1994a,b）。
与萨克斯和吴永泰的上述解释不同，在西方经济学界，诺顿、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则反对萨克斯等人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仍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尽管“初始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例如，针对萨克斯和吴永泰的上述解释，诺顿在（Naughton,1994b）“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坚持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她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诺顿在这篇论文中把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概括为9个方面：
——两种协调机制（计划与市场）并存，并且以价格双轨制相配合，对同一种产品，其官方决定的计划价格低于市场交易价格。
——增长集中在市场轨道使得经济逐步从计划外获得增长。
——中央政府放松对工业部门的垄断以及新兴工业部门（非国有部门）相对自由的进入导致了国内竞争的加剧。
——对于计划外的生产资料首先引进市场价格，然后对消费品进行类似的调整。
——衡量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逐步从数量计划指标转变成赢利能力指标，从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来说，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取代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允许中国经济不断偏离计划约束，这种偏离最初从落后贫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开始。
——最初的宏观稳定化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实现的。
——整个改革过程中宏观波动不断持续，对经济的长期市场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的储蓄虽然不断下降，但经济的增长使私人储蓄不断增加，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得以维持较高水平。
尽管人们可以对中国在80年代的改革方式做出各种各样的归纳和总结，但双轨制过渡，特别是国有部门的价格双轨制作为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是无论如何都必然被强调的最重要的特征，如果它还不是唯一的话。不仅在诺顿的总结中双轨制高居榜首，而且在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价格双轨制同样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陈抗、杰佛逊和欣格（Chen,Jefferson and Singh,1992）合写的著名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当作者们论及渐进和局部改革的有效性问题时，他们特别指出：“价格双轨制的建立被广泛地认为（1）代表一种既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入市场体制的折衷；（2）通过‘变大震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轨也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执行成为可能”。
即使从宏观稳定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改革方式也是一个值得其它改革中国家重视和借鉴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麦金农（Mckinnon,1994）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很值得一读。麦金农在这篇论文中关注的是过渡经济中的宏观稳定化问题。他比较了激进改革方案的宏观稳定化政策和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对各自宏观稳定的影响，发现中国与前苏东的财政政策十分相似，而且与后者一样，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如政府财政占GNP的比重）在改革后也急剧恶化。但是从1978—1992年，中国经历了渐进的自由化道路，物价总水平的发展相当稳定，而1989年以后采取激进自由化方案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却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之谜，麦金农从中国的双轨过渡模式，特别是在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式中找到了答案：“因而，在80年代初自由化刚刚开始时，并不允许国有企业彼此之间自由地竞相争夺国内的稀缺资源或在公开市场上无节制地竞相争夺国内外汇。国有企业内部交易的生产资料继续受到集中控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放松。然而，政府允许一个双轨的定价体制发展起来。一旦国有企业彼此之间按照中央控制价格完成了它们的上缴任务，它们便可以在边际上按市场决定的价格——通常是比较高的价格——将多余的生产出售给迅速成长的非国有企业”（Mckinnon,1994,P78）。按照麦金农的分析，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阶段中国有国有部门实行了过渡价格双轨制，使得中国的改革避免了“通胀税”，而这个双轨制过渡的做法也应该能在其它过渡经济中被采纳。
四、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时，我愿再次强调指出的是，不同国家在改革开始时面临着不完全相同的初始条件，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的规模、资源的禀赋会有差别，部门的结构和就业结构也会有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还会表现为贸易条件，执政党的地位和政治因素的不同。所有这些“初始条件”都毫无疑问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和对改革政策的选择成本，但是，对于经济改革本身来说，这些初始条件的差异显然是外生的因素，而外生的因素不会成为影响改革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它会与一些内在的因素相互作用。那么相对于这些外在条件而言这个内生因素又是指什么呢？
我们无法否认，所有改革中的经济在改革的起点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也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不管其初始条件怎样，所有中央计划经济都是在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禁止产权交易的制度背景下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张军，1993；1995），因此，所有计划经济都面临一个在生产和分配的份额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国有部门，即使（象中国那样）国有部门并不一定拥有绝对份额的劳动就业。另外，所有中央计划经济在发展方式上都实行过赶超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并在此前提下形成了严重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林毅夫等，1994b）。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到不同改革中经济的初始条件，而将它们在经济的组织和制度结构背后所遵循的相同逻辑视而不见，那无异于丢车保卒。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虽然如萨克斯和吴永泰所言，中国在改革开始面临着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在传统国有部门所采取的双轨过渡策略，没有这种策略为非国有工业部门从而为农村剩余力转移出来所提供的足够的时间，不仅国有部门本身将出现生产萎缩，甚至成为非国有部门发展的代价，就是说，中国的工业生产可能在非国有部门提供足够的份额之前早已滑坡了，我（1996a，1996b）的研究已经较多的讲一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改革的相对成功并不象萨克斯和吴永泰所说的那样不是因为渐进的改革方式而是因为有利的初始条件。没有双轨过渡的策略，国有部门就难以在改革初期保持增长，而没有国有部门的增长，仅有剩余劳动力和发展非国有部门的有利条件是无法保证改革初期的经济增长的。另外，对于前苏东的改革和中国改革的不同经历的比较，萨克斯和吴永泰只是过分看到初始条件的不同使中国的局部改革具有较低的成本优势，但却严重忽略了东欧和前苏联由于价格扭曲程度和计划控制更严励而可能使局部改革有更大的收益（林毅夫等，1994b），仅用初始条件的差异就来否定中国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在比较不同改革中经济的改革经历时不可夸大初始条件差别的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从改革中经济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以及它们在微观机制上所遵循的相同逻辑入手来探讨不同改革方式的比较意义。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