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治淮决策
徐 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高度重视治水事业。他们高度重视治理淮河，确定新中国治理大江大河的第一仗便是治理淮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公布的程序和进度等原因，人们对治淮决策的真相并不完全了解，以致对毛泽东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与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先后等重大问题竟然误传。现在，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公布，有条件让读者了解决策真相，知道周恩来对故乡淮安的母亲河——淮河治理的高度重视，是他重视全国治水事业、务求实效工作作风的一部分。当年治淮上中下游统筹兼顾一盘棋的全局观点和苦干实干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今天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水利工程极其庞大，其所需要的施工材料与施工技术众多，加大了该项管理难度。如施工材料中包含许多质量易受影响的材料如混凝土、钢筋等，受施工地潮湿环境影响，其质量极易放生变化。这对工程质量影响极大，甚至易引发施工安全问题。再如施工中工程基础施工困难，自身对施工技术要求高。但施工环境会影响技术的有效实施。同时加大施工检查工作难度，不利于及时确定其施工质量，为后续施工埋下隐患。
毛泽东在淮河流域洪涝灾情报告上批示“根本导淮”
淮河，地处中国的腹心地带，蜿蜒东入大海。全流域27万平方公里，跨豫、鄂、皖、苏、鲁五省的40个地级市、181个县（市、区）。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根治淮河的开局之时。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中小学“留守子女”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由于家长常年在外打工，缺乏对“留守子女”的正确引导和有效监护，往往使“留守子女”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行为习惯较差，自控力普遍较弱。农村语文教师要探究激他们学习语文兴趣的措施，这是非常必要的。在近几年的初中语文教学中，我做了一些尝试。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记载：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阅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的报告，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淮河下游的周恩来，对当年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有亲身感受。早在1916年秋，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的一篇《避暑记》的文章中就写道：“淮皖大水，家遭波及。”这里的“淮皖大水”，就是指包括他的家乡淮安在内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的洪水灾害。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苏北解放区负责人惠浴宇向他汇报土改工作，顺便讲到个别地方干部把治水文献、资料都烧了。周恩来听后立即批示：文献资料不能烧，对今后国家水利建设有用。1970年9月30日，周恩来会见巴基斯坦农业代表团时说：“我生在淮河下游，小时候就知道一些淮河的情况。”
9月21日，毛泽东收到曾希圣电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非常高兴。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毛泽东又批示：“周：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据1949年11月20日的《周恩来在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所载，周恩来曾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干部和水利专家代表要下决心为人民“除害造福”，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水利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1950年3月20日，周恩来签发政务院《关于一九五〇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问题的汇报会上自我总结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曾任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钱正英，1991年7月21日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在1950年就鼓励我国科学家，要创造出比大禹更伟大的功绩。周恩来同志本人，更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个要求。在他任总理的27年间，他自始至终以极大的力量关注和领导水利工作。江河治理开发的规划，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治水中的复杂难题，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得到正确的解决。”
雾化法制取的粉末已占当今世界金属 3D 打印粉末的80%以上，其原理是以快速运动的流体(雾化介质)冲击或以其他方式将金属或合金液流破碎为细小液滴，随之冷凝为固体粉末的粉末制取方法，其原理结构图如图1所示[5]，根据雾化介质不同，雾化法主要分为水雾化和气雾化。
周恩来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事业。图为1952年5月，周恩来为荆江分洪工程的题词
据治淮委员会史料记载，遵照毛泽东“根本导淮”的批示精神，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从1949年到1989年国家投入治淮专项资金达92亿多元，完成土石方80多亿立方米。在山丘地区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300余座，总库容量达250亿立方米。平原利用湖泊建成滞洪蓄洪控制工程和提蓄洪水的湖泊水库10多座，总库容量280亿立方米。下游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及苏北灌溉总渠，扩大了入江水道，使淮、沂、沭、泗河的水闸排洪能力从原来的8000立方米/秒，增加2倍达2.4万立方米/秒。同时还普遍加固了干支流堤防4.3万公里，治理了各平原河道，新开了淮沭新河、新汴河、茨淮新河、洙赵新河等排洪骨干河道和网络纵横的排水沟渠，修建了大批涵闸、桥梁，其中泄洪量大于1000立方米/秒的大水闸70多座，修建了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灌区和农田灌溉工程，使全流域的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000万亩发展到1.1亿亩。
周恩来亲自批准“导沂整沭”工程，治淮前哨战打响
1949年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宣告包括淮安在内的淮河下游地区全境解放。可是天公不作美，地处苏北中部的素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阴地区，当年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七八月间，沭、泗、淮、沂四水流域普降大雨，并伴有强台风，100多处堤防决口，淮北大地洪水漫流。当时的淮阴地区有927万亩农田被淹，夏粮减收3.1亿公斤，倒塌房屋25万间，淹死大牲畜2000多头，有250万灾民靠人民政府救济为生，240万灾民因生活无着而外出逃荒。
那时的苏北区党委立即把包括淮阴在内的苏北严重灾情报告火速报到中央。来自湘江之畔的毛泽东和童年生活在淮水之滨的周恩来，看到灾情报告后立即联名签发回电，满怀深情地指示苏北区党委：“徐淮地区水旱灾害多，群众生活苦，所以历史上出皇帝。现在解放了，如果不认真治水，根治水害，政权就无法巩固。……我们对在革命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苏北人民所遭受的水灾苦难，负有拯救的严重责任。要全力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发动群众，积极着手兴修水利，以消除历史上遗留的祸患。”
1949年10月，苏北区党委、苏北行署和苏北军区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淮河下游治水的批示精神，联合发出了《苏北大治水运动总动员令》，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与水利专家，经过反复勘查论证，形成了苏北治水第一仗——淮阴地区境内的“导沂（河）整沭（河）”工程方案，在淮北平原上开挖一条横贯东西的淮河、沂河洪水入海道——新沂河。据时任苏北行署主任、后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1950年春，导沂工程“已经开工了，上上下下对这个工程仍存在着不同意见，经费也难以落实。整个工程骑虎难下。曾山同志派钱正英来实地进行了考察。钱正英向华东局汇报说：‘有些枝节上的缺点，但整个工程方案是对的。’华东局又派钱正英进京，由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带了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亲自批准了这项工程”。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转请董必武副总理批拨以工代赈大米1500万公斤，支持这项工程。
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与支持，大大鼓舞了参加“导沂整沭”工程的淮阴70万名干部群众。他们挑担推车，奔赴新沂河工地，日夜奋战，展开了一场淮河下游地区大规模治水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治淮的前哨战。花了6个月的时间，共完成土石方3645万立方米，采用“筑堤、束水、漫滩”的排洪方式，开挖了一条长183公里、泄洪流量3500立方米/秒的洪水入海新通道。抗击了当年过境洪水五次洪峰的袭击，保障了淮北地区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周恩来在一次水利会议上听到汇报后，高兴地说：“苏北刚刚解放，就搞出了这么一条大河，当年就发挥了效益，而且没出什么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一旦人民当了家，做了主，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必然会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是全面治理淮河之前在淮河下游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为全面治理淮河不但提供了一个开局成功的范例，而且又为全面治淮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按照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及时签发《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如果说“导沂整沭”的新沂河工程是政务院治淮《决定》的前奏，那么紧接着皖北、淮北的淮河中下游地区1950年的又一次特大洪涝灾害，就是产生《决定》的又一个直接动因。在领导、决策、指挥、治理全国大江大河的治水总体思路上，周恩来为什么决定新中国治理大江大河的第一仗是淮河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长江和淮河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50年6月淮河两次大决口后，周恩来两次主持政务会议，讨论治淮问题。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报告淮河严重灾情后，周恩来严肃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用。”他当即提出了经过周密思考的治淮“五项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当时，淮河流域的几个省在治水问题上有排水和蓄水之争。如果各地只顾自身的局部利益，各自为政，根治淮河是不可能的。周恩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根据淮河实际情况，统筹全局，明确指出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航运。总之要统筹兼顾。”
1950年7月，淮河中游水位猛涨，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造成重大灾害。为此，周恩来当即约请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财经委副主任薄一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和财经委计划局副局长孙晓邨等，研究抗涝和导淮工作问题，当即决定由水利部和中财委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的根本方针与1951年度水利计划。
1950年8月1日，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就当地灾情和救灾工作意见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共中央。8月5日，毛泽东在阅后批送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25日至9月12日，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参加了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多次听取汇报，针对会上发生的蓄泄之争和苏、皖、豫三省存在的严重分歧，提出了治淮工作方针的指导性意见。
在主持人的邀请下，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长孙叔宝等3位来自渠道和媒体的行业代表以及安道麦（北京）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成城走上讲台，结合国家政策、环境发展等背景畅谈了对于行业趋势的判断以及企业的发展和应对之策。
9月2日，周恩来又约董必武、薄一波和傅作义等人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1）治淮必须要江苏（苏北）、安徽（皖北）、河南三省（区）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者结合，新式专家和土式专家相结合。（2）到九月底订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十月动工。以三年为期，根除淮河水患。”至此，治淮《决定》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为了慎之又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要“早日勘测，早日计划、早日开工”的“三早”指示精神，在10天内先后三次专门听取傅作义部长、规划设计主任须恺、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和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的负责人吴芝圃、曾希圣、萧望东，以及水利专家参加的关于淮河流域灾情和治理规划的汇报。最后一次汇报时，大家把工程、经费和粮食都落实好了，周总理听后高兴地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图为毛泽东1951年关于治理淮河的题词
例如，在教学《背影》一课时，教师在引导学生着重赏析“父亲过月台”的一系列动作描写之后，可以引导学生感受这些字眼中融合的父爱、作者写下这篇散文所赞颂的父爱及对父亲的爱，然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请学生分享生活中父亲对自己的爱，并请学生说说“作为学生，该如何去回报父亲的爱”。如此，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渗透了人文素质教学，发挥出了现代化教学的教育职能。同时，通过通俗情感性教学，教师将教材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引导出学生的共情，促使学生“有话可说、有情欲诉”，增加学生积极交流的欲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9月21日当天，周恩来约傅作义和李葆华谈话，要他们加紧督促实施治淮工程计划。此后，周恩来又致信毛泽东等人，告知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经送至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因时机不容再误，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经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诸实施。
水利部负责人根据周恩来多次主持讨论的治淮方针和计划，起草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为使这一事关治淮成败的《决定》更加科学化，9月22日周恩来专门给中央和华东局负责同志等写了三封征求意见的信。
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周恩来抱病亲自修改、审定，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以政务院的名义于1950年10月14日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握治淮的客观规律，进一步阐明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并规定了步骤、机构及豫皖苏三省（区）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事项，解决了蓄洪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远期与近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淮北大堤、运河堤防、三河活动坝和入海水道等大型骨干工程也作了原则性的部署。
被国际友人赞誉为“天堂之路”的苏北灌溉总渠及其配套的高良涧进水闸、淮安运东分水闸、六垛节制闸等项工程的建成，是贯彻执行治淮《决定》的首战胜利，每条河、每座闸坝都凝聚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血。
1951年5月上旬，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把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别送给国家淮委和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对治淮进行了进一步的大发动。
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当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8月31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即批示：“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细致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苏北是周恩来的故乡，但他反复告诫干部要汲取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游、上游，闹地方主义的教训。
治淮决策的重大胜利受到了淮河流域人民和世界友人的称赞
为了配合宣传《决定》，周恩来要求《人民日报》于10月15日发表了《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对于这一伟大《决定》，淮河流域人民，特别是皖北、苏北的重灾区人民积极拥护，都把治淮看作战胜洪涝灾害的第二次解放，决心“不做水奴隶，要做水主人”，并积极备粮、备工具，决心打一场治理淮河的“淮海战役”。
在坡顶打入木桩或钢钎，作为锚桩用，两锚之间为每块模袋混凝土的浇筑范围，模袋上端穿插钢管，每边外露约25cm，钢管端部焊系环，用5／8钢丝扣串5T葫芦系在陆上锚桩上，钢丝扣长度事先按现浇混凝土护坡的斜长计算好，5T葫芦用来调节模袋上沿的位置，宜与现浇边坡下沿重叠0.5m。模袋下端穿插钢管，外露25cm，由潜水员向下将模袋理平，直至下沿钢管，用绳扎牢。
1950年秋，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汇中饭店与被接到北京的八婶母杨氏聊家常时，听说家乡淮安人民生活都有了好转，非常高兴地说：“还要挖条大河呢！从洪泽湖挖到海，那时候淮安就更好了，北乡也能种水稻了，以后的日子还要好呢！”周总理所说的“大河”，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当年苏北区党委考虑到当时的条件，依据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和中国专家王元颐等的建议，选准了修建苏北灌溉总渠作为苏北治淮第一仗。
时任苏北行署主任的惠浴宇接到通知，政务院要听取苏北灌溉总渠工程的汇报，就带了熊梯云、王元颐和淮委秘书长吴觉一同前往。周恩来召集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听了汇报。周恩来对许多工程的细节问题都详加询问，吴、熊、王等一一回答。他们的话比一些党政负责人的话更有说服力。周恩来一字一句作了记录。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钾肥分会会长、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兴富表示，中国钾肥产业在创新氛围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他说：“近年来，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以及青海省直各部门等多个专项项目支持下，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并举，自助探索与产学研相结合，盐湖股份公司实现了多项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了第三代氯化钾工业技术。察尔汗钾资源总利用率由初期的不足30%提高至70%以上，加工厂综合回收率由60%提升至90%，产品品位KCl含量由不足90%提高到98%。察尔汗盐湖钾盐开发由年产100万吨服务38年增加至年产500万吨服务47年，保障盐湖钾肥可持续发展。”
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中央财政和物资的紧张可想而知。有的副总理、有的部门负责人表示事情是应该办的，但是就目前中央提供的实际支持的能力看，规模是不是太大了？尤其是蓄水问题，本来上游就有想法，按当时的国力，能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痛苦就很是勉为其难了，解决蓄水，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利事业了，能不能以后有条件了再搞？搞这样的工程，用的钱都能铺到香港了。上游某省的一位同志也说：我们那儿除涝还忙不过来，你们倒要花钱搞灌溉了？周总理把茶杯往茶几上猛地一顿，严厉批评那位同志说：“你的老毛病不改，为什么不好好听听，先分什么你们我们？”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都是积极支持这项工程的。为了体谅中央的困难，但作为具体实施者又希望能将工程的效益发挥得更好一点，惠浴宇说：“我们苏北是下游，面对大海，淮、沂、沭、泗四大害河，均要出海，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兄弟省泄洪，我们一定办到，具体泄多少，按中央指示办。”
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时争执不下。
周恩来听了大家的意见，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洪水给你放下海，他们够资格积蓄一点水嘛！我们应该支援他们……河南上游，以蓄为主；安徽中游，泄蓄兼施；江苏下游，以泄为主，蓄为辅……苏北五大工程，提得有气魄，我都同意。要保证八百流量，废除归海坝。什么叫归海坝？水大了马上放水淹人就是了，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这样下去怎么行？”周恩来当即批给大米5000万公斤，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时值深夜，周恩来又征求了多数人的意见后说：“今天晚上就批准兴建灌溉总渠的方案，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惠浴宇当即表示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照办。”周恩来说：“苏北五大工程（指的是完成总渠工程后陆续进行的洪泽湖大堤、江海堤防加固和淮沭新河的兴建等），提得有气魄，我都同意！”并以亲切的口吻对惠浴宇、熊梯云说：“我们都是苏北老乡，可一定要把治淮的事情办好啊！”
包括淮阴、盐城、南通、泰州、扬州在内的苏北人民不负总理的厚望，72万名民工，以83个晴天，与冰冻、淤泥、砂姜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1952年5月的洪涝、旱灾之前，在平地上开成了一条西至洪泽湖畔、东至黄海之滨的168公里长的苏北灌溉总渠。国际友人看到这一奇迹，盛赞：“了不起的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双手修了一条‘天堂之路’。”
在淮河入江的63孔大闸及其他24座大中型闸坝即将开工之际，周恩来专门召见惠浴宇详细听取汇报，决定有关部门从全国抽调一批干部、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工人支援三河闸建设，除由国家调配材料和施工机械以外，又把闸门和启闭机的制造、安装任务专门交给上海，要求保质保量制造好，安装好。经过15.8万名民工和6000名干部、技术人员以及解放军官兵共同奋战，得以在10个月内确保大闸的胜利竣工，成为当时淮阴范围内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大型工程，吸引了26个国家的外宾前来参观，许多外宾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伟大！”
whereis the estimated proportion of epochs unaffected by the multipath obtained in this iteration,is the estimated mean of the Gaussian distribution of the observable q1in the first M epochs,and is the estimated variance of the Gaussian distribution of the observable q1in the first M epochs.
号称中国南方“水上长城”的洪泽湖大堤是从1951年开始修筑的，经过三次大修，大堤像一条巨龙，伏卧在洪泽湖东北岸，既能抗洪水，又能抗地震，关锁着千里长淮，使之汇集为“日出斗金”的大水库，造福于包括淮安在内的整个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广大人民。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南水北调”的设想，决策“淮水北调”和“江水北调”工程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一“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首次提出后，周恩来即主持研究并批准了两项开创性的“南水北调”工程。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的治水工程，于1950年动工。图为百万大军战斗在治淮工地上
第一个开创性项目是开凿“淮水北调”的二河工程。1950年，钱正英带着水利部的同志会同江苏省的专家勘查规划，指出苏北灌溉总渠泄洪量不足，而新沂河泄洪量仍有潜力，于是向江苏省委提出开挖淮沭新河，要熊梯云作论证，搞好江苏第一条跨流域调水的工程。惠浴宇回忆说：“工程方案经省委、淮委层层批准，后来，刘顺元书记带队去京向周总理汇报。要搞建设，财政总是紧张的，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耗巨资搞跨流域调水，过去没有先例，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刘顺元争辩说：‘淮水北调，不仅有利于苏北的农业、工业和交通，枯水期可以把水一直送到新海连，支援那里的海军设施和部队，有利于国防建设。’周总理十分欣喜地赞扬这项前所未有的创举说：‘搞水利工程，还想到支援国防建设，过去也没有这个先例，江苏的同志有全局观念，想得好。淮沭新河，这个名字一语双关，起得俏皮，把水送到新海连，洼地改制，这个办法好。’”于是，周恩来就批准了开挖从洪泽湖畔的二河闸起至连云港入海，全长190公里的淮沭新河方案，并使之得以在1957年11月11日开工，1958年7月16日建成，实现了淮河、沂河、沭河、泗河四大河流水系的互调互济的创举。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推进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以来，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和银保监会的政策规定，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安徽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成立以来，坚持政策性定位，紧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积极主动融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大局，围绕“建体系、扩业务、防风险”的目标任务，探索创新了农业信贷担保“劝耕贷”模式，实现了业务快速推进、体系同步建设、成本大幅降低、风险有效管控的预期目标，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
国内很多城市施行机动车限行，北京、天津、杭州、成都等城市施行尾号限行。很多城市限制车辆行驶，有些城市按照天气情况临时采取尾号限行或单双号限行规定，这些规定都会提前用新闻、网络、短信的形式通知，驾驶员应该随时注意这方面的信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处罚。
1958年，淮河流域个别地区片面强调“以蓄为主”的方针，忽视排水，造成淮北平原严重内涝和边界水利纠纷。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只蓄不排的错误做法。他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为了解决黄淮海地区五省一市水利纠纷，周恩来多次接见这几个省市水利部门的同志，一个又一个地签发解决省际水利矛盾的文件。
1)在传统的导轨架设计计算时，许多参数的取值都在一定的范围内，设计人员只需参考国家标准并根据经验进行合理选择即可，但在后期分析计算和计算机绘图时，需要重复工作，这无疑导致设计效率低下，造成人力物力的的损耗。
第二个开创性“南水北调”项目是“引江济淮”工程。
事关大运河新生的“引江济淮”的重大决策，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上海、北京两次召开大运河的江水北调的会议上决定的。
六年的时间里，立青多杰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德钦县，赢得了德钦县党政领导和藏汉等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德钦县的食品药品安全情况也得到大力改善。
自古以来，以淮安为中心的淮河下游苏北地区多洪涝、易干旱。1960年前后，安徽在淮河干流修建了蚌埠闸，这使地处下游的江苏意识到：淮河的水可用而不可靠，一旦大旱，上游的水下不来，苏北灌溉总渠失去作用，淮沭河和大运河也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好在江苏有一条南北水上通道——京杭大运河，可以把长江的水调到淮安、徐州来，使大运河苏北段获得新生，既引江济淮，保证旱灾的年份，调用江水灌溉以淮安为中心的苏北地区的万顷农田，同时又保证京杭大运河苏北段的水上运输的通畅，可谓是一举多得的创新工程。
于是，江苏省政府即组织专家论证和制订“立足长江，引水济淮，江水北调”工程的方案，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曾任江苏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的陈克天回忆说：“196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我和陈志定带领设计院许荫桐、沈日迈先期赶到上海，赶编出《苏北引江灌溉工程电力抽水站设计任务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中抽空听取江苏省苏北缺水和解决水源问题的意见，省委参加上海会议的江渭清书记，刘顺元、陈光副书记要我先作具体汇报。我从1959年苏北大旱说起。那时正是灌溉大用水期间，可淮河断流，洪泽湖干涸，400万亩农田受灾减产。这说明，如今再继续依靠淮水发展灌溉，显然是靠不住的。记得淮河规划期间，常驻淮委的苏联专家尼古拉耶夫曾征求我们对引江规划的意见。我们赞成抽引江水，希望最好在安徽省巢湖抽引江水，过将军岭入淮河，这对上、中、下游用水都有好处。后来我们考虑长江就在身边，水源比较丰富，决心依靠自己力量扎根长江，江水淮水并用，加快扩大水源的步伐，采取抽引江水和自流引江并举，‘八级提水，四湖调节’，把江水一直调到淮北，这样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苏北用水矛盾。”接着，陈克天又把这方面已做出的规划和设计进行了汇报，并提出当年先上江边和高宝湖两座抽水站，请求国家在可能情况下给予支持。关于建抽水站所需要的大型电机水泵，江苏从未制造过，请求上海市大力协助。当时，上海市领导同志也在场，听陈克天汇报到这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插话，表示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苏北老区出力。接着，刘顺元作了补充汇报。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还肯定江苏考虑结合将来“南水北调”东线的设想是正确的。他嘱咐江苏的领导人：“调水不分省界，哪里缺水就往哪里调。”又说：“这个工程最后完成，我恐怕看不到了，能听到你们的汇报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淮河蚌埠闸水利风景区
周恩来的这番高瞻远瞩、满怀深情支持这项创造性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话语和果断的决策，深深打动了与会的每一位同志，激发了同志们从事水利事业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会后，周恩来批准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并在江苏送上去的设计任务书上批示，请一波等同志处理。这样就使江水北调的实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江都水利枢纽，是江水北调的起点，以4座大型电力排灌泵站为主体，辅以17座水闸、船闸、变电所，能灌、能排、能引、能调、能发电、能通航。总机33台套的江都抽水站，是从1961年至1977年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制造和安装的国内第一座大型电力泵站。从江都水利枢纽至徐州，陆续建成了9个梯级、18座泵站，把江水从2～3米高程提高到30米左右的高程，调水远程达400多公里。1966年大旱，淮河断流146天，洪泽湖干枯，长江水位跌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建成不久的江都第一、二站，从5月下旬至第二年，连续开机414天，抽长江水37亿立方米，沿大运河北送苏北各地，对大旱之年保证粮食增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发生在故乡大地上的这一切，周恩来了如指掌，欣慰无比。因为江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徐淮地区水稻面积从200多万亩稳定发展到1000万亩左右。苏北人民的梦想成真。就连淮安北乡的农民也种上了水稻，吃上了大米，日子越过越好了。周恩来当年的预言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从2001年开始，实施毛泽东“南水北调”的伟大设想和周恩来批准的“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规划，率先完成了东线工程，通过江苏省扬州市江都水利枢纽从长江提水，沿京杭大运河逐级翻水北送，向黄淮海平原东部和胶东地区、京津冀地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截至2018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累计调水222亿立方米，供水量持续快速增加，优化了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有力支撑了受水区和水源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