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道教与文论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文论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道教产生以后，对文学评论影响很大。“星气说”移植到文学理论，就是“文气说”，为注重发展文学风格多样化的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的尚简时风又促进尚简文风的形成，使文学作品趋向含蓄，更耐人寻味。
关键词 道教 星气说 文气说 尚简
一、从道教星气说到文学创作的文气说
人各有才能，大多数的才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但也有一些才能似乎与各自的天赋有关，是旁人很难学到的。对于这种现象，古人早有察觉，《庄子·天道》借做车轮匠人的口气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才，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庄子》没有讲这种得心应手的斫轮技巧来自何处，但认为各自所具有的特殊技巧是旁人很难学会的。《庄子·天运》讲得也很明白：“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人有什么样的才气和天性，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道”，如果“中无主”，那么就道“不止”。这其中的因果关系难以言传，即便是“意会”，也使人感到模模糊糊的。这种“才定论”带有一定的神秘性。
东汉王充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在人受胎的那一刹那，就禀受了天上的星气，而这一星气的状况就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性”与“命”：“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论衡·命义》）由于个人所禀星气不同，其性格就有“坚强”与“软弱”的不同，寿命也因此有了长短的差异。
王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前人曾把他视为儒家，但王充本人并不太欣赏儒学，他在《论衡·自纪》中说自己“未尝履墨涂，出儒门”，把自己摆在儒墨之外。在《论衡·自然》中，王充还申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而黄老思想与后来的道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葛洪十分赞成王充思想，在《抱朴子外篇》中专列一篇《喻蔽》为王充思想辩护，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
道教建立以后，综合接受了《庄子》与王充的这一思想，并把它改造为修仙理论，认为一个人能否当上神仙，是与各个禀受的“气”有关。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嵇康把养生者的才能分为三等，头等的“特受异气”，故能学仙而成；二等的只因禀气不同，虽勤学苦炼也难成仙，但图王不成而霸，能活千岁左右；三等的连勤学也做不到，只好朝生暮死了。在这里，嵇康就把气、才、命合在一起讲了。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辨问》中更详细、更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
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气，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识，则心好其事，必遭明师而得其法。不然，则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铃经》主命原因：人之吉凶，制在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圣宿则圣，值贤宿则贤，值文宿则文，值武宿则武，……另外，葛洪在《寒难》等篇中也反复申述了这一观点。这就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才能，是圣是贤，是文是武；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命运，是贫是富，是贵是贱，全在“受气之日”已经决定了。长大以后，有些聪明睿达之人偏不信神仙，有些在其它方面平平庸庸的人却笃信仙道，且学有所成。这不是其它什么原因，全是星气决定的。葛洪举例说：“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为什么呢？因为圣人与仙人禀气不同，所以他们的才能也不同，圣人禀圣星之气，所以能“除残去贼，夷险平暴，制礼作乐，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风，易流遁之俗，匡将危之主，扶亡征之国”；仙人禀仙星之气，所以能“闭聪掩明，内视反听，呼吸引导，长斋久洁，入室炼形，登山采药”（《抱朴子内篇·辨问》）由于禀气不同，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们各自的才能和命运是后天无法改变的。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种“星气说”不是葛洪本人创建的，他不过是宣传了诸如《玉铃经》一类仙经的观点而已。这就表明，星气决定人的才能和命运的思想很早就在道教中流传着。
这种性格、才能、命运全由“气”定的思想移植到文学理论中，就是“文气说”了。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的“气”、“清浊”这些概念含义比较模糊，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意思，那就是说，文章风格（清浊）不同，全由“气”定，“气”是先天赋予人的，所以“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段议论与庄子、王充和道教的观点十分接近，不同的是，曹丕是专就文学创作讲的，而且没有明确谈到“气”的来源。
“文气说”的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由于“文气说”，使评论家们开始注意作家各自不同的风格。文学风格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艺术特点都不尽相同，后两者比较具体可感，读者易于把握，而风格则是渗透在文学作品各个方面中的一种气氛，更多的是依靠意会，这就使文学评论由具体可感走向空灵飘渺，这无疑有利于读者从更高层次上去把握、欣赏文学作品。陆机《文赋》就一连举出了许多不同的艺术风格：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度，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就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陆机的这一观点明显是受到道家、道教的启发。他在《文赋·序》中还说：“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联系这两段话，意思是说，文章风格或清或浊、或巧或轻的形成原因，是不可言传的，连作家自己也说不清。
仔细体会曹丕和陆机的话，他们似乎都侧重于列举各自文章风格的不同，强调彼此不能强求一致。而到了葛洪时，他对这些不同的风格采取了一种欣赏态度：
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抱朴子外篇·辞义》）
文章风格虽然不同，但能起到一样的效果，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排斥其它风格的文章。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喻蔽》中还说：“羲和升光以启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林并生而异用，百药杂秀而殊治，四时会而岁功成，五色聚而锦绣丽，八音谐而箫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辩。”正是因为有了形态各异的万千事物，才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很明显，葛洪是以欣赏的口气在谈论文章风格的多样化。比起曹丕、陆机来，这也是一个进步。
江淹继承了葛洪这一思想，而且讲得更明确、更集中：
夫楚淫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采，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与？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杂体诗序》）
江淹的这一思想与葛洪基本一致。由于地域、时代、个性的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各不相同，哪种风格更好一些呢？江淹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艺术风格，能给人不同的艺术享受。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艺术风格，共同组成了一个灿烂多彩的文学世界。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声调，无论这种颜色和声调如何美好，也不免使人感到单调乏味。不同风格的作品，就好象不同面貌的美女、不同气味的芳草一样，同样使人动于魄、悦于魂。
由哲学意义的“星气说”到文学意义上的“文气说”，其间的过渡是非常自然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文气说的注意区别不同文章风格到有意识地去追求不同艺术风格，更是文学发展中的一大进步，这为以后注重发展文学风格多样化的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道教与尚简文风
从先秦道家开始，就有作文尚简的传统。《老子》一书涉及到了政治、哲学、经济、文化、军事等许多领域，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思想体系，然而只有五千言。《庄子》一书文字不少，但属于庄子本人所著的《内篇》也只有七篇。特别是《庄子》中贵意轻言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庄子·齐物论》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伟大的真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这与《易·系辞上》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思想是相通的。《庄子·外物》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表意是目的，语言是工具，因此用最少的语言去表达最可能多的意思就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人们的作文原则。
东汉时的道书《太平经》比《庄子》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作文尚简的问题，卷九十八借天师之口说：
文多使人眩冥，不若举起一纲，使万目自列而张。故万民扰扰，不若一帝王也；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蚑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天道广从，无复穷极，不若一元气与天持其命纲也。
这里天师在谈到“真文”、“邪文”时讲的一段话。这种重简轻繁、以简驭繁的思想对玄学有很大影响，王弼《周易略例·明缘》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缘’乎！”我们不知道王弼是否读过《太平经》，但《太平经》当时不仅为太平道所尊崇，而且也为天师道所重视（三张自称“天师”，应是受《太平经》启示），是一部流传较广的道书，王弼直接或间接地受《太平经》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他的“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显然是《太平经》“万民扰扰，不若一帝王”思想的延伸。道教与玄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皆为当时的显学，它们的这种尚简思想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创作。
道士葛洪曾专门写了一篇《省烦》（收入《抱朴子外篇》）来论述简约的主张。他首先谈到礼的问题，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是治国安民必不可少的，但礼节太繁琐，却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要求对过去的礼制“皆可减省，务令约俭”。接着他批评了章句之学，指出以前的儒家章句注释使学者“尝有穷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决嫌无地，呻吟寻析，憔翠决角，修之华首不立，妨贵日月，废弃他业，悉困后生，真未央矣。长致章句，多于本书。”注经论经的文字多于经书本身，这种不该有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不少见，对此葛洪要求“删削不急，抗其纲，较其令，……息学者万倍之役，弭诸儒争讼之烦。”葛洪的这些话虽然是专就礼制、章句而言，但这种尚简主张对文学创作也有指导意义。
后来的道士顾欢曾概括佛、道两教的文章特点把道经的文风概括为质、精、实、仰、简、幽，不论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至少它可以说明，道教在理论上是以精、简为作文原则的。这一点也为时人所承认，北朝释道安写的《二教论》引述时人的话说：“道经幽简，本接利人；佛经显博，源拔钝士。”
由于道家、道教提倡简约，更由于简约确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因此，尚简很快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人、行事的一种重要指导原则。
在政治上，人们以简约为贵，何劭《赠张华》诗说：
西赡广武庐，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
孙绰《赠温峤诗》也说：
爰在冲龀，质嶷韵令。长崇简易，业大德盛。
张华、温峤都是晋代有名的政治要人，他们是否在政治上做到了“简约”、“简易”，我们不必去考证，但别人夸奖他们行政务简，说明时人是以简易政治为美政，把简约视为镇俗治民的法宝、立德建功的途径。
在思想言论方面，时人更是提倡简约。魏晋名士在说理论道时，总是注重清通简要的原则。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哪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意达，皆此类。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世说新语·赏誉》还盛赞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文学》赞扬刘真长“辞难简切”。孙安国更把南方学问概括为“清通简要”四个字（见《世说新语·文学》）。
当时的一些道士和文人甚至实践庄子的“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思想，《世说新语·栖逸》注引《魏氏春秋》说，当阮籍辛辛苦苦进山同苏门先生商略道术时，先生“曾不眄之”，不交一言，最后两人“长啸相和”。却都能心领神会，“目击道存”，阮籍就根据先生的长啸，便明白了先生的旨趣，并引为知音。
这种尚简风气在其它艺术领域里也有表现。如音乐，阮籍《乐论》说：“乾坤简易，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在书法方面，张怀瑾《书议》称赞王献之的书法说：“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挺然秀出，务于简易。”这说明，尚简风气影响到了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
老庄、玄学、道教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在古代，它们被统称为“道家”，被视为一流。它们的尚简学风直接作用于此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文学作品短小精炼、通俗简易。
要想文章短小简易，首先需要在遣词造句上下功夫。《文心雕龙·体性》中就提倡作文要“精约”，具体就是要“核字省句”。用字不仅要精约，而且还要通俗易认，《文心雕龙·练字》说：
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班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
从汉人多用僻字、卖弄学问的作文方法到魏晋多用常字、务求简易的作文原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改变。
从作品的整个篇幅讲，时人也务求短小。陆机《文赋》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虽区别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文学体裁不同，特点也各自不同，但同样要求它们辞达理举，避免冗长。他的弟弟陆云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与兄平原书》中，陆云说：
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九悲九愁，连日钞除，所去甚多。
文章以简约为好，以冗长为劣。尚简，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原则，而且也成为人们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晋人张辅对《史记》和《汉书》有一比较，他说：
世人论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岁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一也。（《名士优劣论》）
除上列论述外，其它提倡尚简文风的言论还不少，如梁简文帝在《与湘东王书》中说：“谢客（谢灵运）吐言天拔，出于自然。……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古人提倡尚简文风，是十分可贵的，即使在今天，尚简仍不失为我们赋诗作文的一个重要原则。
第二，讲求言外之意。
《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这一思想为玄学和道教所继承，认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再加上当时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去表达尽可能丰富内容的尚简文风，使时人注重追求言外之意。葛洪为了指导别人长生成仙，写了《抱朴子内篇》，他在序中说：
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为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举（一本作“先觉者”）耳。
葛洪认为至妙之理是无法用笔墨表达的，自己的《内篇》不过是粗举其理，作入门之导，真正的妙理真意，还要靠聪明人在自己的语言之外去悟出。晋人张韩专门写了一篇《不用舌论》，把这种情况概括为“以留意于言，不如留言于不言”，因为“至精”之理是“不可闻”的。
讲究言简意赅，品味言外之意，也成为当时文人写作、评文的原则之一，所以《文心雕龙·体性》称赞阮籍的诗“响逸而调远”，《诗品》也说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并明确把“文有尽而意有余”定为诗歌六义之一。《文心雕龙》还单列《隐秀》一章，专门谈这个问题。他说：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仗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无厌矣。
刘勰在文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主张“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如果作品没有文外之余意，就好象“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同一位没有学问的老儒生谈话，那可是件无味无趣的事。刘勰把含不尽之意于文外称作“隐”，并注意“隐”与“奥”的区别：“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追求“隐”绝非追求艰涩难懂。
总之，尚简时风促进了尚简文风的形成，而尚简文风又和“言不尽意”思想一起共同促使文人留不尽之意于言外，使文学作品更趋向含蓄，更耐人寻味。
收稿日期：199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