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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是“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断代史。本卷是程溯洛、陈振、李桂芝、白滨、张博泉、俞永炳、孟古托力、余大钧、魏良弢、祝启源、尤中、莫俊卿、范楚玉、华觉明、周卫荣、杨文衡、何绍庚、张清建、李进尧、凌光、朱大为、关树东、许春在、吴怀祺、张菁、余敏辉、范荧、崔文印、郭预衡、周少川、关培红、管成学、张秀民、韩琦、李经纬、陈继宏、汪晓勤、程妮娜、杜云、王冰、刘昌芝、刘雪英、宫伟诸先生（名单以本书题记为序，无高下之分）集体写作和劳动的结晶。此书计152万余字， 其中作为本卷主编的陈振先生撰写的章节较多，并且负责通稿。
近四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版过一些较高水平的该断代史作品，如邓广铭先生等的《中国史纲要》中册，周宝珠、陈振、姚瀛艇、彭友良先生的《简明宋史》、张正明先生的《契丹史稿》，舒焚先生的《辽史稿》，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魏良弢先生的《喀喇汗王朝史稿》和《西辽史纲》等。就篇幅而论，《中国通史》第七卷无疑是大大超过了前人的著述，并且是综述整个断代史，涵盖一个时期中国境内各王朝、各政权史的作品。就体裁而论，此书实际上大致是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加以改造，熔于一炉，分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另以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概况为甲编序说，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色。但是，此书未能叙述西辽史，仅列一西辽世系表，又将断代自然科学成就归入传记之后，似属白璧之瑕。自然科学成就如果归入本书的丙编典志，可能更为恰当。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的活跃，“全新”是吸引顾客的字眼。但就严肃的历史研究而论，一篇论文发前人之所未发，可用“全新”两字，一部专著也可能有相当比例的篇幅是“全新”的，而通史或断代史如果使用“全新”两字，就成了虚假广告。通史和断代史必然在相当多方面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相当多的基本史实的叙述事实上是不可能创新的。但是，如果不能在某些方面提供独到的、创新的研究，一切都是改头换面地复述以往的研究成果，也就丧失了出版的价值。就这个意义上衡量，《中国通史》第七卷确有其成功之处。
总的看来，甲编序说和丙编典志更是此书的重点。甲编第二章考古资料将近百年来所有重要的，而且是十分散漫，难于整理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博而得其要，简而周其事，其实是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考古成就的清晰的鸟瞰图，是十分不易的。第三章研究概况关于邓广铭和张荫麟先生是“中国宋史研究奠基人”之说，强调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使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是符合实际的。
丙编典志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制、教育、社会风俗、宗教等，论述相当全面。如第504 页重点介绍北宋前期缺牛地区创制并推广“踏犁”，但此后又逐渐失传。到南宋时，因缺少耕牛，又重新提出使用踏犁的问题，已不知式样。后来找到式样，又逐渐推广，以至岭南一带也使用踏犁。这是对宋代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作了较详的论述。第509 页强调了宋代劝农文的大量出现，以及用耕织图的形式推广农业技术的意义，这也是以前的研究有所忽略的。
此书第658页至659页，作者不同意交子最初就是纸币之说，认为是一种“铁钱代币券”，类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1024年1 月12日），宋朝设立交子务，方是世界上首次发行纸币，这是“铁钱本位制”的纸币，而南宋方发行铜钱本位制的“会子”纸币。此说是有道理的。
宋代城市的发展当然是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人们通常认为，宋代已经明显实行城乡分治，在城中又设厢、坊两级制，而某些大城市厢之上又设都厢。此书第701至702页首次提出，“南宋中期以后，各州、府相继设置消防机构‘火隅’。南宋晚期，不少城市的‘隅’，逐渐兼有治安、行政职能，实际上以隅代厢统辖坊巷，城市统治由厢坊制转变为‘隅坊制’的新制度”。“隅统坊（巷）的城市制度为后代所沿袭”。这个新论点值得重视，也需要依据元明清的记载作进一步的研究。
又如此书第764页，作者提出了五代“官户役”的问题， 用以指“俸户，柴、炭、纸、笔户等”，这似为以前的研究未曾注意到的，而又是役的一类，有其重要性。
在官制方面，作者在第226页注、815页、820 页针对流行的唐后期以降，唯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宰相之说，指出中书令和侍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全是虚衔，五代时，有的宰相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侍中，或由侍中升中书令，都是真宰相。北宋直到元丰改官制前，也有以侍中为宰相。
此书第138至140页，851至859页，利用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官阶封号表》，参照汉文献，针对流行的西夏存在着蕃、汉两套官制之说，提出新论，认为“认为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此书第954页引陈亮的话说：“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 ”认为当时“编制综合性及各种专门法律、法规，‘以敕代律’，以及‘申明’和‘断例’具有法律地位，设新科明法及中举进士考试法律等，都是宋朝‘任法’的标志”。第957页说，从宋神宗时， 开始改变法律“藏于有司”，“民未尝知”的状况，“不仅公布法律、法规，而且有些士大夫‘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传授法律、法规，宋代‘任法’的封建法治局面终于形成”。人们对于什么叫法治，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自宋神宗始，确是在“任法”方面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一部研究宋代法律的最新著作——郭东旭先生的《宋代法制研究》事实上也涉及了这个问题，但不如此书详尽和明确。
此书第959至963页论述宋代的刑制，作者强调了杖、刺、配是徒和流的加刑，以及编管、羁管与杖、徒刑的关系，特别提出被人们忽略的“移乡”，也是徒刑的一个刑种，还专门论证了宗室犯罪而判“拘管”和“锁闭”，填补了宋代刑制研究的某些空白。
中国古代从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的垂脚而坐，是人们生活习俗的一大变化。不久前出版的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所撰《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谈及这个问题，而《中国通史》第七卷的论述有其特色。此书第1008至1010页说，“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宰相和使相坐绣，参知政事以下用蒲，“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即使到南宋时，“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史学界普遍认为，唐末、五代已基本使用桌椅，南宋时已全废席地而坐，此说提出了有力的反证。
宋代的历史记载普遍认为，秦桧是排斥理学的， 而此书第1070 至1071页论证说，秦桧最初是倡导理学的，“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看来秦桧与理学的关系，确是须依年代前后，重新作具体分析，避免作简单化的处理。（注：依笔者之见，秦桧再相，并且力赞宋高宗对金屈辱和议后，与理学派及赞成理学的一些人物先后发生龃龉，如程颐弟子尹焞即在绍兴八年指责秦桧“以小智孑义而图大功”，秦桧“乃深切齿”，还是发生在秦桧再相之当年，参见《宋史》卷四二八《尹焞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九。）
此书的乙编综述和丁编传记也有不少精彩的章节。如第271至277页引苏轼之说，将“通经学古”、“救时行道”和吸收佛、道学说，作为宋学的三大特征，并且进一步阐发了理学只是宋学中一个流派的观点。由于史料的缺乏，对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若干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向来是较为薄弱的，而此书乙编第十四章对奚族、鞑靼、回鹘、喀喇汗王朝、吐蕃、青唐羌、大理、壮族历史的细致论述，就显得珍贵。
此书丁编传记部分的一大优点，是尽可能多地为当时教科文的重要人物立传。如第五十五章专门为李清照和朱淑真两位女诗人立传，本身就具有特色。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的辽朝人物传记，第六十七章至第七十五章的西夏人物传记，都是广泛网罗史料，并进行细致考订的见功力之作。宋朝的许多人物史料丰富，则在于精选。如第二十五章至第二十七章，分别就宋太祖的“义社十兄弟”、开国功臣和霸府幕僚作了论述，揭示这三类人物在北宋建国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描绘了宋太祖从培植个人势力到开国的全貌，堪称别具匠心。作者就赵普的出身提出异论，认为其父祖“虽非‘世胄’，亦非小吏”。
另外，此书的不少注释也针对以往的研究提出商榷或辨正，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如第1032页及注①不仅对任继愈先生等所著《中国道教史》第456页有关八仙中曹国舅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推敲， 并指出曹彬不应称丞相，而是“使相”。
当然，此书杂出于众学者之手，同任何学术著作一样，不可能没有错误和疏略，在各编与各章节之间也有互不照应的情况，在此不必逐一例举。应当指出，自大陆推行简体字后，不少史书将古代人名、地名等也随便简化，是很不妥当的，等于给古人乱改人名，如此书将宋末张世傑改成张世杰，即是一例。
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总的看来，《中国通史》第七卷确是比以往的一些较高水平的、相应的断代史作品有了新的开拓和提高。
文章末尾，笔者还愿意对空头主编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多年以来，空头主编热持续升温。利用自己的一点知名度去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再用他人的劳动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名利双收，何乐不为，于是竞相仿效，蜂拥而上，形成学术界一股强劲的歪风。社会确实造就了一批学术活动家，他们热衷于名利，陶醉于风光体面的各种活动，而淡泊于研究。有的还层层盘剥，大主编之下又有分卷主编，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状况。牛顿说，他的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而若干中国名流的嗜好，却是踩在别人的背上。在空头主编满天飞的情势下，一套套卷帙大得吓人的著作和丛书问世，主编们其实根本没有足够的学力、精力和时间，真正对全书的质量负责。粗制滥造的作品不难得到好的书评广告，有知名度的人当主编，就更难得到中肯的批评。
依我个人之见，凡是个人无法承担的集体以至大型课题，可以不设主编的，尽量不设主编，而设置主编，就不能当空头主编。主编不但必须有足够的学力，而且也要负总责，认真投入最大的劳动量，才足以保证整个课题的质量。
其实，中华学术界的前辈学者并非没有流传好的学风。已故的顾颉刚先生热心于扶助和奖掖后辈，就是非常出名的。很多前辈学者也是这么做的，如张政烺先生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后学者铺路，而从不要求有任何回报。他们是后辈的光辉楷模。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客观的环境，治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学问上与前辈优秀学者存在着明显的、无法弥补的差距，本是无须争辩的客观事实。厚待其他学者，特别是后辈，就尤其必要。自己学力不足，对后辈学者的助力本来就十分有限。后辈学者能够超过自己，这是大好事，应当举双手欢迎，而不应踩在他们背上，把他们当作剥削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