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作经验和工资相互关系的人力资本理论解释——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北京市论文,工作经验论文,样本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研究的目标是说明农民工工作经验和工资性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高度为国家城市化过程提供需求管理的新思路。
工资和工作经验的关系，可以间接的反映人力资本随工作经验增长的变化状况，更能认定量的角度给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一个估计。
专门针对农民工工资随经验变化的理论研究和解释还很缺乏，较早关注中国农民工收入问题的文章见赵耀辉(1997、1999)。在国外关于工资与工作经验关系研究中的，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其一是贝克尔(Becker，1962)提出的总体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力资本随经验的积累而提升的观点。他认为，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前提下，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因此工资随着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的提升而同步提升(Ehrenberg，Ronald，1997)。其二是关于专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边际产出之间的关系(Kuratani，1973；Georgellis和Lange，2007)。与一般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专用人力资本投资强调针对某企业需要的专有的培训。由于其专用性质，雇员不会承担全部培训成本，而是与雇主分担，并分享由此引起的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在这种解释下，工资的增长幅度小于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的增长(与此类相似的另一种解释，是将企业层面的专有培训扩展到产业层面上的专用人力资本投资，其结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见Neal(1995))。其三是滞后补偿激励理论。拉齐尔(Lazear，1984)和阿诺特(Arnott，1988)提出，工资随任期工作经验积累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雇主难以监督雇员的工作和跳槽行为，通过将雇员任职初期的工资压低在劳动边际贡献价值之下、任职后期以超出劳动边际贡献价值支付的机制设计，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并在长期中留住有经验的员工。这种解释不强调培训或经验对人力资本的贡献，和工资与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增长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但强调信息不对称打破了二者之间线性关系为计量评估带来更大的解释空间，成为当前较为流行的解释。哈特钦斯(Hutchens，1987、1989)在此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
上述从人力资本视角对经验与工资之间关系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点，即雇员的努力程度不仅与工资水平有关，而且与工资变动率有关。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的增长及工资变动率可成为观察人力资本变动的工具变量。基于上述理论，评估意义上的命题在弗兰克(Frank，1993)那里得到改进，为我们建立工资变动率与人力资本关系理论模型提供了切入点。
国内针对农民工工资与经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多数都将经验当作影响工资的因素之一，利用截面数据描述二者的相关性，得到农民工工资随经验增长而上升的结论(周井娟(2008)；高嵩等(2006)；严于龙(2006)；朱农(2005))。这些研究的一个不足是没有进行内生性检验①。在中国的农民工研究中，由于面板数据的缺乏，内生性检验显得更为重要。张泓骏等(2006)对教育和经验的工资回报的研究，在内生性问题处理上做出了尝试。我们认为，将农民工工资与经验的关系研究上升到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上来探讨中国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将会使农民工工资与经验关系的研究同我国城市化进程联系起来，从而在宏观需求管理的意义上形成对策建议。
本研究从下述两个假设——农民工工作经验与工资呈正相关及工作培训②对于农民工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有显著影响——出发，先构造人力资本解释模型(第二部分)，然后运用计量工具检验假设，寻找农民工工资随经验增长的趋势；进一步，通过基于培训和教育的分组回归，得到培训和教育对农民工经验的工资回报的影响效率，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人力资本形成效率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管理思路以及后续开放问题的讨论。
二、理论框架：激励、工资变动率及人力资本的经验形成
受弗兰克(Frank，1993)提出雇员的努力程度不仅与工资水平有关、还与其变化率有关的激励思路启发，我们建立一个工资变动率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形成有干中学的积累，而且还有受到工资变化率影响的契约激励效应。在这种启发下，我们认为企业在微观上以最优工资支付最大化其多期利润的路径选择，不仅在宏观观察上具有粘性工资现象，造成宏观管理的对策抉择，而且还具有契约激励效应，造成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差异，挑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需求管理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尽管提到了这个思路，但尚未见到根据这个思路建立起来的一般化模型。也就是说，尽管前文所述的解释经验和工资关系的三类理论都得到了类似的工资时间曲线，但工资变动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观点并没有给出工资曲线的一般趋势，使得用工资支付变化率来讨论人力资本的契约激励效应存在分析上的不便。为了避免最优支付一般解在数学上的繁杂，并保留激励支付的契约内涵，本研究给出了一个经过选择的简化解。我们首先假设：
1、企业面对外生给定的劳动力供给，只考虑企业的工资定价策略。这个假设的基本依据是，从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的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多数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较弱，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工资定价策略成为决定农民工工资时间趋势的唯一因素。因而，一家企业面对无数同质的农民工。我们可以分析代表性企业的行为。
2、企业事先制定好工资方案。现实中农民工一般都签订短期合同，工资一期一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假设理性的企业事先制定好若干期的工资方案，获取最大利益。
3、贴现率为1。
4、企业只有劳动一种投入品，生产函数为f(L)，为简化求解，不妨设f(L)=L。线性生产函数在劳动力投入的一定区间上是可能存在的，尤其是在一个国家迅速工业化、吸引大量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的动态过程中。
5、L由人力资本决定，人力资本随时间积累，且受到工资变化率(
)的影响，有
，即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与工资变化率正相关。
在上述假设先，企业最优工资定价策略为：
图1 工资变动率的激励作用
取t=10做出工资的时间轨迹(图1)，我们可以看到最优的工资线是先上升再下降的凹曲线。当然，在现实当中由于合约的刚性，会出现工资在时间上的粘性现象，一般的激励出现在工资高点的前半段。
这个模型的简化在于工资变化率与人力资本关系的设定遵循边际递减原理，但与三种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经验和工资关系解释相一致③，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待检验假设之一。因此，我们的待检验假设一为：其他条件不变，农民工工作经验与工资呈正相关。这一检验确实可以为我们的激励内涵提供可能的前提，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必要条件证明。
在工资性收入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工具变量后，工资性收入随工作经验的部门分布以及岗内外培训的变化速度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工具。实证数据很难得到对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直接度量，一个可以选择的替代变量是工作培训(相当于一次性的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因此，我们的有待检验假设二为：行业间差异及工作培训对于农民工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有显著影响。第二个检验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的充分条件证明：工资变化率的行业分布及培训为人力资本形成提供了效率性激励。
三、实证分析：经验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叶静怡教授2007年发展经济学课程调研问卷。调查对象为在北京城区工作的农民工，调查共在北京城区按区域划分13个点，调查形式为调查员(选修该课程的学生)现场提问填写问卷。调查共覆盖在京务工人员1283名，本文研究涉及的有效样本为1149个，其中女性512名。样本涵盖了在京务工人员集中的多数行业和居住区域，样本平均年龄为29.3岁，未婚者584名，平均工作经验为5.72年，平均月工资1270元。④
2、变量选取
主要变量及其解释见下表：
其中，性别是文献中常用的收入控制变量(张泓骏等(2006))，婚姻状况、年龄和土地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行业主要用于控制非工资的待遇差异(相当于补偿性工资)，而家庭收入，来源地状况则用于控制农民工背景差异造成的难以直接测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和内生性检验
本文基本的计量模型为：
X：性别行业家庭收入培训教育来源地虚拟变量
我们先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 OLS)的方法，在10％的显著性下筛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所用控制变量都可以进入模型。⑨
由于可能存在不可测度因素同时影响工资和经验，导致估计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需要对模型做内生性检验。张泓骏等(2006)使用了婚姻和土地续包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校正选择偏误，从而排除了“是否外出打工”这种选择性偏误的影响。照此思路，本文选取婚姻、土地和年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参考张泓骏等(2006)，布拉兹伯格(Bratsberg，1998))，检验是否存在因为能力强的工人更早外出务工，造成经验较长而工资较高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Topel，1991；Altonji和Shakotko，1987；Felli，1996；Neal，1995；Bratsberg，1998)，工作经验和培训两个变量都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我们将它们都作为内生变量进行检验。婚姻和年龄与收入都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关系，而与经验的长短和是否培训都可能有关。土地变量我们认为可能与经验相关，家中承包土地较多的农民可能更晚出来打工，所以将其也作为工具变量。
首先我们需要回归下列方程：
以确定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合适，OLS回归结果如表2。
我们发现在两个回归中土地都不显著，与我们的假设不同。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土地数据是家庭土地数据而非人均土地，家庭土地较多的农户一般人口也较多，土地和工作经验没有我们预想的关系，因此，我们只用婚姻和年龄两个工具变量。
由于工具变量回归本身有较大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检验内生性时我们将不加入经验的二次项。同时4个行业虚拟变量显著性差异很大而且将干扰豪斯曼(Hausman)检验的结果，故不放入。这样，我们的回归方程为：
X：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培训教育来源地虚拟变量
先对方程3.4采用稳健的OLS回归(Robust OLS)，结果如表3的第1栏。
再加入工具变量，对方程3.4进行稳健的工具变量回归(使用Two Step Least Square)，结果如表3的第2栏。对两个回归做豪斯曼检验，原假设为：两个回归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结果：chi2(8)=7.77，Prob＞chi2=0.3529，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对于方程3.4，工作和培训变量在样本中没有检验出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多早打工”的选择偏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与我国日渐完善的义务教育制度有关，也可能“多早打工”的选择是基于当地习惯，而不是个人能力。
(三)对假设一的检验：其他条件不变，农民工工作经验与工资呈正相关。
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后，我们认为方程3.1在OLS回归下可以得到对农民工工资的期望经验回报的一致性估计，以验证我们的待检验假设一。当然，由于可能存在的严重的异方差问题，我们还是采用稳健的OLS回归，结果见表4第1栏。
先看一下我们最为关心的工作经验对工资的影响，图2是工作经验和方程3.1估计值的关系图，包括了二者关系的二次曲线模拟。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工资与总体经验呈二次曲线的关系，工资随着经验的增加先上升，到达一个顶点后再下降。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假设一致，也与我们理论框架的预测结果一致。农民工随着打工经验的增加，人力资本在不断的积累，推高了工资水平，而这种积累的速度是递减的，因此会出现一个顶点。工资出现下降部分可能是因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后，体力下降的作用超过人力资本积累(经验)的作用，使得工资下降。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张泓骏(2006)的结论，即经验积累对工资有正向作用，且边际作用随时间递减。回归结果显示，培训对工资的作用非常明显，这可以被看作人力资本积累对工资的作用(这是外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当然，使用截面数据分析这个问题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即有可能是拥有较高工资工作的人更愿意接受培训。在按培训分组的回归中我们将研究培训对工资时间趋势的影响。
OLS回归使我们从期望的意义上认识了农民工工资的时间趋势，我们还需要估计农民工工资条件分布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便分析农民工工资内部差异的变化。科恩克尔(Koenker)在1978年提出的基于LAD(least absolute deviation)的条件分位数回归(Koenker，2004)可以实现这一估计，而且估计的结果受到异常值的影响较小。分位数回归的方程仍然是方程3.1，分别取10分位，25分位，50分位，75分位，90分位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第2至4栏。我们对工资在各个分位上与经验的关系做出散点图和平滑模拟图，见图3。
图3 不同分位上exp与lwage拟合值散点图以及平滑模拟
注：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为10，25，50，75，90分位上回归中lwage拟合值与exp的散点图和平滑模拟。
从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以下的现象：
第一，所有分位上的农民工工资皆随着经验积累而上升，上升速度递减，在某个时刻达到顶点。仅考虑线性上升，则10，25，50，75，90分位经验增长一年，工资分别上升2.8％，4.0％，6.8％，10.0％，9.3％。各个分位的工资顶点都出现在10年之后。并且，从中位数考虑，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我国GDP增长速度。
第二，农民工工资的内部差距随着经验积累而扩大。由于高分位数上农民工工资增长快于低分位数，经验增长将使得农民工工资分布范围拉大，10分位和90分位逐渐远离中位数。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转型期中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拉大。本研究的这个结果，与张泓骏(2006)得出的经验高的农民工工资分布比经验低的更分散的结论，本质上是一致的。
(四)对假设二的检验：工作培训对于农民工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有显著影响
为了检验我们的实证假设二，我们将样本按照培训变量的取值分组进行回归，估计不同群体农民工工资的时间趋势。回归采用中位数回归的方法，方程仍然为3.1。
X：性别行业家庭收入培训教育来源地虚拟变量
从图4可以看到，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工资随经验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于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只是边际递减速度较慢。结合前面OLS回归中培训变量的系数(见表4第1栏)，可见培训对农民工工资只有水平作用，没有增长作用，即受培训的农民工其工资的条件中位数大于未受培训的农民工，但其经验的工资回报并不高于未受培训的农民工。
我们的经验研究结果并不能支持假设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使用的截面样本并不提供农民工在工作期间的什么时刻接受培训的信息，导致无法很好地估计培训前后其经验的工资回报情况；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培训对工资确实只有水平作用，没有增长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引入培训变量只能使得“工资-经验”曲线平移，而不能改变其斜率。对培训的水平效应可以做出两种解释。一是如果培训是在就业前完成，而且培训费用完全由农民工雇员自己承担，例如电工，那么是否接受了培训对工资的影响就可能表现为起点工资水平的差异，而不是增长差异。二是如果培训是在任职过程进行，但培训费用完全由雇主承担，那么接受培训后的农民工雇员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将转变成为雇主垫付培训费用的报酬，而不表现为雇员工资增长。
但即使培训变量只有水平作用，而无增长作用，也可以间接证明人力资本在工资随经验上升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培训是一次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导致工资的水平上升，如果考虑在工作中不断的进行“干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则可以得到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测量到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培训变量又只显示水平效应，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我们转而使用教育变量进行人力资本作用的检验。事实上我们只能假设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关系，如果我们观察到教育同经验的工资回报之间的显著关系，可以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的理论解释。
假设二：假设接受了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在工作中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较快，因此工资随经验增长速度较快。
我们对教育变量进行分组回归，由于未受教育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过少，我们只对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包括中专)进行分组回归。回归方程仍为3.1，采用中位数回归。结果为表5。
从图5中可以看到，受教育较多的农民工不仅工资水平较高(对方程(3.1)中位数回归中，教育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其经验的工资回报也较高(图六)，说明教育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我们的假设二可以成立。这个回归结果证明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工资随经验上升过程中的动力作用。
图5 按教育变量分组的中位数回归：lwage的拟合值与exp散点图和平滑模拟
注：左上为小学组，右上为初中组，左下为高中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教育对培训的回报也有作用。受到较好教育的农民工，其培训的水平效应较大，说明教育不仅直接提升工资的水平和增速，也通过培训回报的增加影响工资水平。最后，由于不同行业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作用存在着差异，我们希望通过行业分组来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的作用。由于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人数过少，我们只取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四个组。
图6 按行业变量分组的中位数回归：lwage的拟合值与exp散点图和平滑模拟
注：左上为建筑业，右上为住宿和餐饮业，左下为批发零售业，右下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工资随经验增长速度明显较快，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速度明显较慢。分析起来，多数农民工在批发和零售业中从事的是个体经营活动，其收入中不仅包括就业前所受教育水平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回报，而且包括工作或经营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客户社会网络的扩张等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回报，更有物质资本积累的收益。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任职的农民工，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积累，而且多数工作的技术性不强(如初级的家政护理人员)，或者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很少(如理发师)，这就导致了初入行农民工与较有经验者工资差距并不大。至于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介乎其间，二者都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以区分初入行和熟练工人。
四、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本文最主要的结论是：
第一，控制诸多个人因素，我们从样本中估计出了中国农民工的“工资-经验”曲线。发现工资随经验增长，呈速度递减的上升态势，与我们的假设一致。同时，从条件分布的意义上看，中国农民工工资的内部差异随其经验增长而扩大。
第二，通过按教育变量的分组回归，我们验证了假设二*，即接受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工资随经验增长较快。这间接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工资随经验上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工资随经验上升现象的可信解释之一。
将这两个计量结论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其启发性是耐人寻味的。当农民工工资同工作经验正相关的时候，农民工进城的时间越长，则其人力资本累积越有可能突破农村劳动力转为城市劳动力的“永久性进入”门槛，农民工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振荡式”迁徙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农民工正值青春妙龄进城务工，结婚生子后仍回农村的“瞬时性代际”迁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迟滞力量：国家人力资本难于在平均的意义上高速度积累。另外，当农民工教育程度在进城前存在优势，进城后受到较好行业区别对待且可能接受到更多的职业培训的时候，人力资本积累也相应出现分野，而且是更大的分野。这就为农民工非农就业管理提出了依据，《劳动法》除了在最低工资这样的管理标量上设置门槛外，更重要的是寻找可用以激励的制度变量。农民工的乡村教育和进城后的再培训教育，具有影响国家城市化的战略意义。二者都是国家城市化进城不可缺失的一个方面。偏废农民工进城后再教育的国家制度安排，忽略企业工资支付的激励宏观管理，对国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效率伤害。
本文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我们的研究显示，农民工工资随经验上涨，按中位数计算每增加一年经验，工资上涨6.8％。这种工资上涨趋势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还可能进一步加强。⑩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的统计，(11)2006年春季招不到工的企业中，有24％认为是“工资待遇偏低”造成的。
因此，无论是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引起的初次分配变化，还是政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异促进经济和谐发展所进行的二次收入分配干预，都将强化进城务工农民工资上涨趋势，将使中国制造业的廉价劳动成本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在新的比较优势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可能会带来投资、就业机会和贸易的下降。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一趋势的加强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变的强大驱动力量，这种来自市场的深层动力有可能形成一个契机，促进我国产业生产要素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从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从简单劳动密集向复杂劳动密集的转变。一旦新的比较优势形成，我国经济发展将迎来另一个可持续的阶段。发达经济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历史经验显示，通过政府经济功能对市场失灵的良性互补，是完全可以弱化工资上涨趋势的消极影响，强化工资上涨趋势的积极效应，最终顺利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其次，在我们的数据样本中，培训只有水平作用没有增长作用，正规教育则既有水平作用又有增长作用。正规教育的这种双重作用向我们提示，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从总体上提升农村人口的素质，是提升进城务工农民工资水平的关键性和基础性条件。职业培训是重要的，但只有建立在正规基础教育之上的职业培训，才是有效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供更好的基础教育比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更为重要。(12)进一步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和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应提高，接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进城务工农民更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成为能在现代产业长期就业和城市定居的新一代产业工人。
最后，从我们的行业分组研究中可以看到，批发零售行业的农民工工资随经验增速最快。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三重积累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不仅意味着个体经营或自我雇佣形式在农民进城务工形式中的重要性，而且还意味着个体经营是一种整合和积累进城务工农民的个人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效形式。我们的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在促进这种有效资源配置上可以更有所作为。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经济科学》匿名评审委员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在他们建议的基础对论文做了修改和补充，使得论文中的数据计量更为准确，结论更为可靠。
注释：
①工资与工作经验的实证研究中有很多对内生性的检验与处理，参考Topel(1991)；Altoji和Shakotko(1987)；Felli(1996)；Neal(1995)；Bratsberg(1998)
②工作培训是指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受到的工作单位或其他机构提供的工作技能相关培训。
③参考Mincer(1981)；Borjas(1981)；Mellow(1983)
④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列出更多描述性统计结果，如需可联系作者索取。
⑤我们的数据中没有农民工累计打工时间的测量。考虑到多数农民工一旦外出务工，则回乡务农的时间大大小于在外务工时间，因此我们选择其开始外出到接受调查的整个时间段代表其工作经验。
⑥行业赋值变量用于控制样本从事行业间工作经验对工资的影响程度差异，无序数含义，放入计量模型时分拆为4个虚拟变量。
⑦来源地经济状况分类以省为单位，根据2006年全国各省区人均生产总值降序进行，数据来自“精讯数据‘2006年全国各省区人均生产总值排序’”，按照1/3分位分为3组。
⑧来源地距离仅为主观分类，按来源省份与北京距离递增分为4组。
⑨某些行业由于样本数过少而自动被删除。
⑩参见游钧主编《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第53页相关数据。
(11)劳动保障部专题调研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06年就业情况和企业2007年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www.molss.gov.cn/index/2008年5月6日登陆。
(12)这一点与许多基于水平效应的研究有所不同，参考朱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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