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体制下决策结构再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体制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要面临社会生产的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即如何分配产品）。要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人们首先要作出经济决策，因此要有一套决策的机制；而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又取决于经济信息的传递和协调；在决策过程中，又必须有恰当的激励机制，使劳动成果的分配有效地引导劳动者制定决策。本文试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决策模式、决策信息、决策动力的再比较，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我国选择市场配置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一、决策模式比较
（一）决策主体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渊源于马克思。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是：由“社会”直接配置全部资源。然而，在现实世界，这个“社会”直接配置资源方式演化为“国这”直接配置资源方式，进而又演化为由“国家”的执行机构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方式。
概括起来看，中国组织生产的传统经济体制是一个政企合一，充分发展了的庞大的科层组织，并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垄断地位。由于在实际中政府又按照产业的划分（部门政府）和地区的划分（地方政府）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权和部门化（两者统称主管政府）。因此，虽然从名义上说，全社会的资源和重新配置的决策权在中央政府，但在实际中，由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权，将资源配置到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或将特定的资源存量进行重新配置，是由各级主管政府具体实现的。
在市场经济中；决策的主体是各个经济当事人（个人、企业，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政府），但究其实质只是提供消费品和服务的一方（生产者）和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的一方（消费者）。因此，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明确的产权归属，各主体的职、权、利界定清晰，彻底摆脱了一切宗法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使得各经济主体的自行决策权得到了切实保障。
（二）决策依据
传统计划体制大一统的行政垄断中，根本不存在竞争性的机制，实物单位构成了经济决策计划的基础，价格一般是由政府的物价部门（如物价局）以主观的行政的方式机械地直接规定或批准的。在形成过程中，政治上的考虑，以往的价格水平和收入再分配等因素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存在着普遍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僵化，进而导致供给和需求的扭曲。在“价格作用严重削弱”（注：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情况下（只有在购置个人消费品和择业方面，价格和工资能够在受到严重限制的范围内发挥一定作用），货币也不起经济一体化作用。中央决策者和企业决策者习惯于根据数量的信号（即计划指标）进行经济活动，决策以国家偏好为基础，从生产能力出发，宏观经济长期以来都处于短缺的非均衡状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社会缺乏科学的计算效率的标准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提供了某种产品和某种要素的供求变化的信息，在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不能不屈从于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原则的作用下，经济当事人决策的依据只能是市场需求，市场上哪种产品供不应求，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就把更多的资源安排到这种产品的生产上去，哪种产品供过于求、滞销，企业就减少乃至撤除其生产经营中投放的各种资源。因此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人按其提供的要素和产品的质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价格来取得报酬，并依循自身收入水平和偏好来安排消费。
（三）决策范围和存在前提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通过计划高度集中控制的命令经济模式，整个国民经济被组织成一个巨大的企业，各种生产和交换活动按照计划指令予以实现，国家计划决策是解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个人消费的基本途径。因此作为政治范畴的国家政治机构管理范围很大，干预领域很广，企业的经常性生产活动包括其中的技术措施等，基本上也都是经过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层层分解下达，由上级代为决定的。
与此相适应的，计划决策赖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主要有：（1 ）行政机构集经济上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政治上的行政权于一身，企业毫无生产经营权，附属于行政机构。（2）一整套严密的逐级服从的制度。 （3）完全的经济信息。（4）价值观上的完全一致（注：张琴：《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比较》，《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4月。）（注：西方理论界在反思苏联经济失败时， 认为苏联的经济运行有三个要素：第一，没有竞争的（即“专制的”）政治；第二，中央指令性调配资源和产品；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制。）。
对于市场条件下决策范围和存在基础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从政府来看，决策的范围只限于“市场失败”的地方（如解决外部性、提供公共物品等）（注：沃尔夫：《市场或政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其前提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败的地方也就存在着政府决策干预的合理性。从个人、企业来看，经济当事人决策范围是在法律允可的情况下自主地依据市场信号决定自身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与此相适应的基础是：产权归属明确、资源流动和交易自由、市场信息公开、各经济主体自行决策、按同一规则进行公平竞争和等价交换等。
（四）决策程序和实现手段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职能具有人为、集中、统一的特点。由于权力过度集中，主要领导常常凌驾于决策机构之上，民主化程序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决策的研究和论证常受到忽视，因为没有制度和规章的保证，并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
在决策实施保障方面，在传统的高度集权决策模式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多层网络分割的企业结构，同这种管理结构相适应的是多层次、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计划体制，纵向管理系统和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交叉。因此，计划决策配置资源时，政府通过行政系统层层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是一种行政命令，具有行政约束力，作为行政机构附属工具的企业必须严格贯彻执行，指令性计划的行政约束力便成为计划决策得以实现的驱动力。
在市场经济中决策过程相当简单，一切都是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最终决定一样产品应当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是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价格机制能使交易者只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交易者只要知道所买卖产品的相对价格，而不必知道该产品依据什么原理，采用什么技术、原材料和工艺，通过哪些工序，由哪些人生产出来的，就可以作出是否买卖、买卖多少、与谁买卖的决策。这意味着价格起到了某种“浓缩”、“代表”其他大量信息的作用，以最简短的形式，把最关键的信息传达给了有关的人，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巨大节约。与此同时，在市场主体作出决策时，决策行为就通过市场规划和市场机制而自动实现（当然政府制定的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偶尔会影响其行为的兑现）。
（五）决策效果
1.（1）传统计划决策的后果之一是非自愿交换。 在价格人为固定并与供求关系相脱离时，供求不平衡将不可避免，为了使其平衡，计划者用不同的计划配额机制使其平衡（最大配额制约和最小配额制约）（注：袁志刚：《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50页。），同时由于“影子价格”的出现，市场活动往往在两种价格水平下进行。一类部门在高于均衡价格的计算价格（或会计价格）下生产，另一类部门在低于均衡水平的计算价格下生产。
（2）传统计划决策工作时常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失真）， 决策工作缺乏科学性，导致决策的选择发生重大的偏差。过去长时期里在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经济的增长很不相称，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常常不能很好地保持协调而一再发生严重失衡的现象，甚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增无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集中的决策结构在政策目标的选择上发生的偏差，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便为争投资争物资的关系所替代。
（3）在宏观领域， 由于价格扭曲和僵化导致供给和需求的扭曲使得企业不能确定其实成本最低的生产要素组合和合理的要素替代，不能决定最优的产品组合和产出数量，企业经济核算有名无实。这样一方面会滋生上级管理部门对企业生产的“瞎指挥”风气；另一方面企业亏损与经营失败的责任模糊难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管理机构很难制定出全社会的哪怕是静态性质的最优经济计划。
同时，由于决策权力的过度集中和经济责任机制与政治体制不完善，在这种无所不包的行政垄断决策中，中央决策者和企业主管部门往往按照其“长官意志”和“政治偏好”来确定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换个角度看，主管政府在对具体经济直接进行社会控制和计划体制下，必定会产生具有严格等级结构的管理系统，这种经济运行格局，导致处于等级结构不同层次上的经济组织皆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效用函数。由于缺乏竞争性的相互约束机制和完善的经济责任制，因此在传统计划决策模式中难以避免严重的“官僚集权制偏差”，而且也难以自治在此经济条件下会出现的“集团偏差”（注：奥·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143页。）（表现之一，如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
（4）从决策成本来看，首先从计划决策模式的性质上分析， 由于指令性计划指标一旦决定，很难变更，即使有也只是为数极少的定期变更。因此，计划决策模式基本上是一次性的，静态的，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成本。
其次，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计划需要直接消耗社会资源。通常计划的范围越广泛，内容越具体，制定和实施计划的工作量就越大，计划机构和有关的经济管理机构便越宠杂，因此整个计划决策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便越多，“计划的直接成本”（注：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73页。）便越多。 “计划费用”（注：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75页。 ）是与计划的完全程度或计划的详细程度按同一方向变动的。另外，从效率上进一步分析，计划越详细，计划视野会越短狭，经济控制行为也越是短期化，经济系统的决策运转便不灵活，效率就越低。
2.在市场条件下，市场决策配置资源方式的内在特点，使其具有一种自发地导致资源配置主体把资源配置得合乎社会需要又尽可能地少投入多产出的内在优势。这种决策从市场需求出发，以市场的价格为依据，通过经济利益来启动也就形成了一种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内在机制。把资源配置到价格高的产品的生产上，其实也就是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部门；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也即用最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出最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总之，价格能使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中的个人决策符合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变化的要求，价格机制同样以非常经济的方式，解决了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个人决策之间的协调问题，保证了那些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而最了解有关资源如何最佳配置知识的人直接或参与作出决策，同时实现信息费用的大幅度节约。
二、决策信息比较
（一）决策信息来源与内容
从信息结构和来源看，传统计划体制的特点是在形态上以实物信号为主（诸如产品的品种、数量、以及生产上的各种技术定额等，同时也伴有价值信号）。国民经济计划是按照以实物形态确定的重点和在部门间实物平衡的基础上制定的。从企业看，根据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制定的企业计划同样也是围绕着实物指标。由于计划体制下决策出发点是生产能力，导致决策信息内容表现为各种静态意义上的指令性计划指标。
市场条件下，信息的源地在于市场，其内容主要是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性质上表现为动态。对处在价格体系中的个人来说，只要了解到他们所交易产品及其替代品的相对价格，就足以对距离他们或近或远的变化作出恰当反应，而不必知道该变化的原由和过程，甚至可以不必知道该变化是什么。
（二）决策信息的传递范围和传递方式
在国家管理中，信息公开的程度是与效益和民主紧密相关的，诚然并非所有信息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国防和外交等领域需限制信息的扩散，即需要不同程度的保密。
传统计划体制下，保密的范围极为广泛，信息公开程度低，并因政府的分级管理和部门化而层层垄断，以致横向信息交流贫乏，纵向信息交流滞缓，“信息交流制约”（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0页。）， 潜在的交易参加者不能得到别人自愿提供的贸易条件的信息或者是不能把自己所愿提供的贸易条件有效地传达给别的交换者。
在传递方式上，传统计划体制下决策信息是纵向传递的，政府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把作为资源配置指令信息以计划指标纵向地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给企业，企业也层层地自下而上向上级提出对资源的要求。
在市场条件下，由于供求关系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价格信号、企业之间的有关资源流向、流量的信息都经市场横向地传递，市场信息公平、公开，它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有偿”或“无偿”的实现流动和交换。
（三）获取决策信息的费用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各级政府下的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是两个覆盖全国的宠大的科层组织，随着越来越多地将本应由市场进行的交易变为科层组织内部的交易，搜集、处理和传递供求双方的有关数量、质量、交货期的信息所付的成本都会随科层组织的增大以及科层组织内部交易的增多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和费用昂贵。同时，由于信息传递范围的圈定、传递渠道的人为阻塞以及信息垄断，经济当事人（个人、企业或国家）为获得所需的可靠性决策信息将付出额外的高费用。
在市场条件下，供求关系作用下市场价格向经济当事人敞开了经营信号，政府或企业很难垄断经济决策信息和人为阻塞传递渠道。价格这架奇妙的机器，它能以最简短的形式，把最关键的信息传达给有关的人，并使决策体系中的个人分散决策得以协调。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拥有关于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变化信息的人直接或参与作出决策，而使这些信息得以充分利用，达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价格机制能以比不存在这种机制时少得多的信息完成同样的交易活动，并实现了获取过程的费用的大幅度节约。
（四）决策信息的真实程度与效用
在“非均衡经济”（注：袁志刚：《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50页。）中，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形成过程具有多样性，交易数量的确定将根据这个非均衡市场的具体配额机制而定。贝纳西在他的文章（1977）中表明，如果一市场上的配额机制是可控制的，这种情况将导致经济行为人向市场表达的需求同其真正的交换愿望相背离，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决策信息紊乱的根源所在。
1.利益诱因。例如计划经济中的企业经常倾向于隐瞒其实际的生产能力以减少计划定量指标，同时它也经常倾向于提出比其实际需要高得多的对投入品的需求，以获得充分的投入，这些行为使得计划者难以获得有效的经济信息。并且在“政企合一”管理模式下，由于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即使是失真的信息流至这一环节也不可能得到校正，而且可能被进一步扭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讨价还价”。
2.信息时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信息的上下传输必须通过宠大管理系统中的层层等级，必须几经周折才能达到信息终点，就产生了时滞，因此信息时效性差，同时信息的静态性质和条块分割、各级垄断会进一步加剧其失真程度。
3.技术失真。计划条件下，信息结构是同决策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从理论上说，由一个中心搜集和处理充分的信息，制定计划，发出指令，像指挥一个大工厂的生产一样地指挥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十分美妙的，但是为此所需的信息数量太多，而且由于以实物信号为主，内容也过于繁杂，远远超出搜集和处理信息的实际能力。
市场经济体制下，信息反映着供求关系，反映着资源分布和流动状态，虽然买者和卖者掌握的有关商品买卖价格的信息是不完备的，但经过搜寻后能获得足够的信息，获得生产活动或交易活动的激励或约束，以利用可增加其利润和效用的有利机会，“无形的利益和损失都可以得到价格的评价”（注：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例如在交易中承担风险较大的一方应该在价格上得到补偿，投资者的风险越大，预期获得的利益越多，使决策者能够依据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条件下进行决策，市场组织能使信息得以充分利用，达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三、决策动力比较
根据能力与动力双因素模型（注：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73页。）， 决策行为和决策绩效是能力因素和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既定的动力机制下，能力的增衰会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如转移行为）和经济决策绩效，类似地，当能力既定时，动力机制的变更也会导致决策行为和决策绩效的变化（注：在此，我们把动力定义为经济活动主体为增进经济效率所作的努力程度。显然，动力因素是经济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动力机制相联系的努力程度是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与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一种内在变量，而不是一种始终不变的常量，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机制优劣和设计体制的关键。）。决策动力机制按其侧重不同又分为决策内在动力，决策刺激机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决策控制）。
（一）传统社会主义决策动力机制的模式及其效率分析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决策动力结构方面是以思想教育和政治上的表彰为主，以此来提高人们的觉悟，激发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的热情。换句话说，古典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对人们行为是以假定人们充满政治热情（共产主义理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集体荣誉感等）为前提的。实际上由于企业是等级科层中的一员，因此其决策动力源泉就是追求规模和行政级制的扩大，（产量、产值而不是效益），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物质的刺激（刺激机制），对职工来说，按劳分配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刺激，但往往在实际中被结果上的平均主义所抵消。
表现在舆论导向上，当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出现对立时，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优先，从而达到1+1＞2的经济效果，“先大家后小家”“大河不满小河干”的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蔚然成风，从而传统产权结构得到了经济实现。
由于传统决策的动力结构构建于精神利益之上并以行政垄断模式予以贯彻，在其运行中无可避免地导致低效率综合症：
1.组织低效。集权体制下，虽然从理论上说，劳动者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并且在革命政权建立初期人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但在集权模式的一系列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如不存在合理的资产责任制，报酬与成果“脱钩”，“铁饭碗”式的就业制度，长时期性的消费“萎缩”，以及诸如权力过分集中，以政治思想教育代替合理的经济政策，忽视劳动者各种需要的强制性管理方式逐渐弱化了劳动者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弱化了人们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动力，从而无法持久并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劳动效率和供给效率提高缓慢，甚或停滞不前。“短缺的最终原因不是存在于需求方面，而是存在于供给方向，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注：胡汝银：《短缺归因论》，《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从而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注：有效供给不足，是指公有制经济中的供给的效率不足，导致实际供给水平要小于一定时期的实际供给潜力。）。
2.“创新”（注：熊波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页。）和“模仿”（注：外国经济学研究会编《国外经济学讲座》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不足。在集权体制下，企业的成功指标便是它们的计划完成情况，由于存在着“棘轮效应”（注：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7页。）导致企业不愿冒着日后完成计划的难度增加而倾向于普遍守成。另外，无论是自发地进行组织和制度创新，还是自发地进行技术创新，通常都会导致与已有行政规则的冲突或对这些行政规则的背离，都会表现为一种不服从已有规则，不服从集中控制的“自行共是”。在将是否按照行政规则行动作为奖惩和筛选标准的环境中，只按规则行事，只按文字规定行事，就不会受到处罚，不会被认为“犯错误”，从而是“最保险的”和“最安全的”。在这种决策激励机制作用下，创新的成本极高，且完全被内部化，同时创新的收益又完全被外部化，因此，一个追求安全目标的代表性劳动者集合或企业将会完全放弃自发进行创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使自身的行动与已有行政规则保持一致。
再来看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模仿，显然在工业化奠定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有利于决定和实行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项目的模仿，但是从微观决策动力上看，许多需要实行模仿的项目，却由于同上一样的利益方面的原因（国家计划规定造就敌视革新的企业）以及由于微观的决策权在上面而不在企业手中，企业缺乏独立的风险责任能力和必要的决策权限而遭到搁置或障碍重重，甚至失去机会。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决策动力模式及其效率分析
市场对生产者的决策动力是通过他们按一定价格售出其产品而获益实现的。市场决策动力模式建立在“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基础上，在市场中，买者和卖者进入和退出市场是自由的，资源可以流动，决策自由自主，但经济主体在市场规则下平等地付出资源流动时的代价，并承担各种风险。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信号自发而及时地传递着无数的经济信息，激励引导人们各自作出合适的有效率的反应。任何商品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涨，刺激生产者多生产，抑制消费者消费；反之，则刺激消费，减少产出。价格机制就这样自发地奖励人们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协调着社会生产的供求双方，同时价格机制下厂商对利润的竞争，不断地鞭策鼓励人们开发新技术，改进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1.激励效率。市场对生产者的激励是通过他们按一定价格售出其产品而获益实现的。生产者出售其产品，决定生产、经营、销售，要不断寻找，直到发现成本最低、出价最高人，交换以最高价成交。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价格相等时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此时也意味着生产者的成本是得到完全补偿的，也就是说，努力与报酬是严格对应的。
2.配置效率。经济学已经证明，市场能够导致资源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在高度竞争和健全的市场条件下，资源总是流向出价最高的地方，而价格的高低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价格及其变化保证了决策者能够按资源最佳组合而改进决策状态和水平。
3.保险效率。市场提供了一种公平地对待乐于冒险和“风险回避者”的一种损失获益机制，风险的转移——它是保险的实质之所在——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交易者因遭受风险而引起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鼓励人们从事有价值的冒险活动，否则“他们可能不会加入这些活动（注：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第106页。）”。
4.约束效率。市场条件下的竞争是约束机会主义的有力武器，在充分发达的市场条件下，不仅“搭便车”“寻租”之类行为受到抑制，交易中的产品质量上的欺诈行为也能得到有效控制。（下图提供了等级组织与市场组织的效率比较）
等级组织与市场组织的效率比较
激励效率 配置效率 保险效率约束效率
体制组织MSE
ASE
SSE CSE
等级组织～～ +
市场组织++± _
±
注：++——效率很高+——效率较高
-——效率较低～——效率不确定
±——高效低效并存，前者较显著
——低效高效并存，前者较显著
综上比较分析，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间各国实践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成效不大，造成这也短缺，那也匮乏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经济体制没有解决协调和收集处理经济决策信息的问题，无法提供可促进经济效益决策的激励机制和有利于决策效率的决策模式，而市场机制较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这也是我们选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主要依据所在。最后，需要指明，正如文中提到市场在高效配置资源的同时，存在着很多不足和无能为力之处，所以我们在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之后，在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必须很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起市场与政府二元机制相结合的模式，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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