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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K224
《人文杂志》1994年第5 期发表王晖先生《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一文，对“朱鸟”、“赤凤”的原型、蕴义作了深入的探讨，论证赤凤原型是鹑鸟，鹑鸟的职司是秋收等，甚为精辟，笔者从中获益匪浅。然该文对于题目和文中反复提到的“崇拜”一词，却未见论证；似乎周文化中有朱鸟、赤凤的概念，就理所当然的是周人的“崇祀对象”。循此思路，至该文第四段，又得出朱鸟赤凤后来演化为“大一统王权仁德之象征”的结论。依笔者拙见，凤鸟不是周人崇拜、祭祀的对象，在后来也没有演化为“王权”的象征。试简论如下，以就教于王晖先生及诸位同好。
一、凤鸟不是周人的崇拜对象
王晖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开宗明义，引《史记·封禅书》“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接下来便说，朱鸟“是周人崇祀的对象”。我们读《封禅书》，找不到周人崇拜或祭祀朱鸟的内容。且不说所谓“火德”云云，应是邹衍五行说兴盛以后“怪迂阿谀苟合之徒”的附会，不能用来说明西周时期周人的观念，就凭这“符”字，赤鸟就不能成为崇拜对象了。按“符”在古文献中有“信”、“征兆”、“瑞应”等义。《说文》：“符，信也。”可以认为赤鸟是上帝的信使。崇拜上帝不等于崇拜信使。《史记·苏秦传》“焚秦符”，《正义》解为“征兆”；《汉书·外戚传上》“梦日符”；师古注曰“犹瑞应”。所谓“征兆”、“瑞应”是哪一类事物呢？《礼记·仲尼燕居》“万物服体”郑注“万物之符”，孔疏：“谓甘露醴泉之属”。甘露醴泉自然不应是崇拜对象。王莽时，符瑞多如牛毛，所谓齐郡新井、巴郡石牛之类，岂能皆是崇拜对象？
王文认为，周人鸟崇拜产生于周兴之初，其证据是《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鸑
鸣于岐山”。我们来分析这鸣于岐山的凤是否是周人崇拜对象。按《周语上》，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虢国之莘地，惠王问于内史过。内史过谈此事之征兆。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上下文多引几句：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遂。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
内史过一气说了6个神，涉及夏商周三代兴亡； 加上降于莘（虢国）的神丹朱，共4国7神。暂不论鸣于岐山的鸑，考其余诸神，有没有一个是该国统治集团本族崇拜的对象呢？没有。恰恰相反，诸神都是外族；甚至可以说，大多是敌对部族的神。先看夏：据《礼记·祭法》，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可证夏出于黄帝族。融，其族源有两说。《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此融与夏同宗。另一说，《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融属炎帝族。降于夏族老家崇山的融，应为炎帝族之融。因为此融与鲧禹事迹关系密切。接上引《海内经》，下文是“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帝命祝融杀鲧、帝又命禹治洪水定九州。那么，降于崇山而又成为夏朝兴起的征兆的融，自然应是杀鲧的融即炎帝族的融。“回禄”，韦昭注：“火神。”又《左传》昭公十八年“禳火于玄冥回禄”，孔颖达疏：“楚之先吴回为祝融，或云回禄即吴回也。”若是，则回禄亦即祝融。上引《海内经》，下文正是“祝融降处于江水”。徐旭先生认为，此融“南入苗蛮集团，成了那边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首长”〔1〕， 这便是此“融”被称为“楚之先”的原因。不论此融属炎帝族还是黄帝族，既已成为“楚之先”，在夏朝末年，就不应是夏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再看令商朝兴起的征兆“梼杌”。原文下韦昭注：“鲧也”，即夏人祖先鲧。又，《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史克曰，“颛顼有不才子……谓之梼杌”，可知此梼杌属黄帝族，亦是即将被商人灭掉的夏族的祖先。此神降于东夷族商人的据点丕山，成为商兴之祥。“夷羊”，韦注曰：“神兽”，未详出处，疑应为羌人之神。古西羌以羊为图腾。羌人被商王作为牺牲，肆意杀戮，甲骨文有大量论据，不必赘引了。夷羊现于牧野，预兆商亡，完全可以理解。鲧与羊不是商人崇拜对象，可无争议。再看射杀周宣王的杜伯：韦注“陶唐氏之后也”，即帝尧之后代。降于莘的神丹朱，乃帝尧之子。综上述，内史过所讲，皆非本族之神。
既非本族之神，本族能否对其举行祭祀呢？不能。就以上引“神降于莘”为例，莘地属虢，虢为姬姓。惠王问神降于莘预兆什么？内史过答预兆虢国将亡。王问该如何办？过答：“使大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这里为什么要让狸姓往献？韦注：“狸姓，丹朱之后。神不歆非类，故帅以往也。”姬姓是没有资格祭祀丹朱神的，所以要请丹朱后代狸姓前往。
话说回来，降于岐山的鸑是否是周人的崇拜对象，周人能否对其进行祭祀呢？
依上述夏兴、商兴征兆之例，在周内史过的理论体系亦即周人的观念中，这鸑便应是即将被周人取代的王族——商人的神灵。商人的祖先神灵——或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说，商人的图腾，正是凤鸟。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是公论了，而王文对此也有介绍。我们所难以苟同的是，王文在承认商人崇祀凤鸟的同时别立新说，认为在上古，除殷商尊奉凤鸟之外，还有“西方岐周尊奉鹑鸟为凤凰，而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则尊奉大鹏鸟为凤凰”。作者在论证周人以鹑鸟为凤凰时所引的论据，有师旷《禽经》、《鹖冠子·度万》。以《禽经》为“春秋时师旷所作”是不妥的。且不论春秋时有无私家著述，单就该书中多有后代地名书名，《四库全书总目》已断其不早于西晋。退一万步，姑信《禽经》。王文所引《禽经》云：“赤凤谓之鹑……紫凤谓之旌”，则降于岐山的鸑与周人鹑鸟，仍是两码事。至于鹖冠子，战国楚人，其所言南方朱鸟，并非“西方歧周”之事，显然不足以证明西周时周人有自己的凤凰，更不能据以证明周人“尊奉”凤凰。
“神不歆非类”是西周春秋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左传》僖公十年，晋国狐突对申生讲：“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赢姓的秦人不可能祭祀姬姓的申生。这里说的是祖先神。至于自然神，也不可随意增入祀典。《国语·鲁语上》载展禽论祀“爰居”，是反映周人观念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谈话。事情起因是一只名叫爰居的海鸟降止在鲁东门之外。臧文仲让人去祭祀。展禽制止说：“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展禽罗列了可以祭祀的祖先神灵之后说到自然神：“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此海鸟“爰居”，据董增龄《国语正义》引樊光注曰“似凤凰”，似有神性。但展禽批评臧文仲违背祀典，文仲亦立即认错，并“书以为三策”，交司马、司徒、司空备案。与此同理，对于降于歧山的鸑，周人不能妄加祭祀。
二、凤鸟不是王权的象征
王文在谈及周人崇拜凤鸟时，引用了《逸周书·王会解》成王成周之会，四方献珍禽异兽，“西申以凤鸟……氐羌以鸾鸟……方炀以皇鸟……方人以孔鸟。”凤、鸾、皇、都是凤鸟之属，王文认为，这“反映了周人凤鸟崇拜之习”。我们的看法是，作者误会了“四方献凤凰”在周文化中的蕴义。“四方献凤凰”所表示的是四方归顺的意愿。在这里，凤鸟是“四方”的表征，当然不能是王权的象征。在西周时期，“凤皇来仪”、“凤皇翔”、“凤皇集”，都表达四方归顺的意蕴。凤皇不象征君主，而象征臣下，那原因很简单：凤鸟本是殷人的图腾，殷人被周人征服，由于周公的“明德慎罚”（《尚书·康诰》），殷人表示归附，“凤凰来仪”便成为治世的象征。
我们且看《诗·大雅·卷阿》。据《诗序》，此诗乃“召康公戒成王”之诗，若是，则应为西周前期诗歌。此诗有3章涉及凤皇， 可以反映周人的观念。此诗主题，如《诗序》所说，是“言求贤用吉士也”。全诗10章，章章言贤士君子来游王所；第7、8、9章进入高潮：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7、8章前句设喻，后句实指。7章前句可译为：凤凰一飞， 群鸟随从；凤凰所止，众鸟群集。郑玄解上句“喻贤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孔颖达疏：“凤与众鸟，俱集所止，犹贤与群士俱在王朝。众鸟慕凤似群士慕贤，故以为喻。”七章后句，郑氏《笺》曰：“王之朝多善士，蔼蔼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亲爱天子，奉职尽力。”由此可知，凤皇指率群士来归附于王朝的君子。第8章，大意相同，不同者， 谓贤者率群士安抚庶人。第9章，郑《笺》：“梧桐生者，犹明君出也……凤皇之性，非梧桐不萋”；孔《疏》：“此以凤皇兴贤者；梧桐……因凤所集，故以兴明君。”这，就是周人观念中的凤凰。它不是周人“崇拜”对象，而是天子（明君）招徕的对象；不是王权、君权的象征，而是贤人、君子的象征。
《论语·微子》中有一段话，可以反映春秋后期人们对凤鸟的理解：“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是殷人后裔，楚狂讽喻孔子，便说“凤兮凤兮”。这“凤”想要匡扶周室，游说已经腐朽的“今之从政者”，楚狂就批评他“何德之衰”。楚狂提到了“凤德”的观念，这也是《微子》篇的主题。《微子》共11章，涉及古今士人20余名。这些人身分地位不同，但都不失为贤士或有超逸于常人德行者。他们处乱世各有其方，其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则是一致的。士大夫们的这样一种品德，便是所谓“凤德”。在孔子时代，“凤”还比较专指殷人后裔，到了庄子时代，“凤德”就明确地比喻一般贤士的品德了。《庄子·秋水》有：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鹐，子知之乎？夫鹓鹐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鹐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鹓鹐，成玄英疏“鸾凤之属，亦言凤子也”；王夫之《庄子解》注“凤之别名”。《庄子》形象的比喻，把凤德说得十分明确：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微子》和《秋水》都只谈到处乱世，这是凤德的一方面；凤德还有另一方面，即“现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韩诗外传》卷8：“天下有道，得风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 则凤翔之；得风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所谓“凤象”，当即《山海经·南次三经》所说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天下有道，凤皇来仪，喻士君子处有道之世当有所作为。孔子身处乱世，空怀济世之志，只好哀叹“凤鸟不至……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由《论语》、《庄子》等书多次谈到的凤鸟、凤德，我们可以知道，直到战国秦汉，凤鸟都不象征王权、君权，而是象征贤士、臣下；凤德就是贤士之德，为臣之德。这种象征意义，直到南北朝隋唐，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旧唐书》卷149《张荐传》载张荐之祖张“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张的名字因梦鸑而得。若鸑是王权的象征，鸑之祖父绝不会说此梦兆“以文章瑞于明廷”，而要说“此儿贵不可言”了。
三、是“异德相及以生民”，不是“大一统”
为什么降临夏人的崇山、商人的丕山、周人的歧山而预兆该族将兴的“神”，恰恰都不是该族自身的崇拜对象呢？这是否内史过的随意杜撰呢？绝对不是。在上古三代，这是有深远思想根源的观念。这观念，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德”。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从原始时代开始，由氏族而胞族、部落，分化繁衍，得姓得氏，皆因其“德”。有能力者率族人到新居从事垦辟，因地而得氏；又因其祖先诞生之特异而得姓。氏，乃是得以在该地生息的“执照”；姓，乃是其族特性即“德”的标志。一般说，姓所标志的便是该族的图腾；图腾物的特性便是该族的德性。这是“德”的观念的最原始的含义。《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炎二帝各经若干代繁衍，便“成”为异“德”的两族。不同姓意味着具有不同的“德”，“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所谓“黩敬”，指亵渎其敬畏之物，即图腾。图腾内严禁通婚。同姓（同心、同德、同志）通婚是亵渎神灵的，孕育着绝种灭姓的灾祸：“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反之，“异姓则异德”，异德通婚，可以“阜姓”，利于子孙兴旺。此“德”颇带神秘色彩。我们可以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德”实际上就是遗传因子。异德“相及”（通婚），后代才能繁衍，故曰“以生民也”。就从这点看，那象征周人将兴的鸑，就不能是周人的图腾物。联系到由于季历娶了商族女子太任，生下姬昌，“有圣瑞”，古公亶父就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周本纪》）对于“凤鸣岐山”在周人观念中的蕴义，我们似可有较为确切的理解了。班固在《汉书·外戚传》中有一段话，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内史过的那段话，不妨抄出供参考：
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败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又有
；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
正如班固所说，对于古人来讲，“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诚然，内史过所讲未必专指婚姻关系。但上古时代“德”的观念，通过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与鬼神联系起来，整合为文化系统，笼罩在先民头脑中，那是丝毫不能含糊，也不能随意发挥的。作为王室内史，过之所言更不会与当时的基本观念发生矛盾。
周人灭殷之后，周公反复强调要“敬德”、“明德”，即尊重各族生息繁衍的权利。（见《尚书》、《召浩》、《大浩》、《康浩》等篇）周公尤其注意尊重殷商文化。《康诰》载周公要求康叔到殷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丕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即要康叔学习殷先哲王保民之术，遍访商遗贤，求训民之方。又《多方》载周公对殷及其盟国贵族说，如果你们不生邪念，和睦相处，那么“我有周惟其大介赍尔，迪简在王庭，有服在大僚”，我周王室会大大赏赐你们，提拨你们到朝廷，委以重任。周公这一思想，用当时的话说，叫做“贤贤”，即尊重贤者。王者有贤贤之心则贤者有为臣之“德”。为臣者，以“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文化较高的殷人为代表。由此，臣服于周的殷人的凤鸟之德——凤德，成为为臣之德的象征。
在周人观念中，各部族之间的相互配合是自身安全和兴盛的前提。这一观念在西周末年被史伯表述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观念又逐渐发展为相生相克的“五行”思想。〔2〕
在周人那里始终未成为“崇拜”对象的凤鸟，即便在秦汉专制政权建立之后，也只是麟、凤、龟、龙“四灵”之一（见《礼记·礼运》），并未成为“大一统”王权的象征。
我们注意到，王晖先生在谈到凤鸟象征“大一统王权”时在“王权”之后加了“仁德”二字。假如“大一统王权”是“仁德”二字的定语，那么我们和王晖先生可以没有分歧了。然而从上下文看，作者叙述的中心词是王权。作者认为当秦汉形成大一统国家时，凤鸟被“赋予了大一统的特色”。作者又以此与“独尊儒术”相比附，认为“由先秦神灵崇拜的百川竞流，到汉后的百川归一”，这时凤凰就象征了“思想文化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上文所谈把四方献凤误会为周人崇拜凤一样，王晖先生把凤与王权的配合关系合二而一，把“异德相及以生民”误会为“同德同心则同志”了。
我们认为，在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是很不同于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的。分清这种区别，对于了解先秦文化的特色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们愿与同心同志者共勉，更愿与不同意见者相互商榷，在商榷中使学术研究繁荣兴旺起来。
注释：
〔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2〕参阅拙文《五行起源新探》，《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