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教育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农村成人教育的时代诉求

汪 栅

(云南大学 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 虽然农村成人教育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在特殊时期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地位颠倒的逻辑关系却没有得到及时的纠偏，产生了诸如本体价值弱化、精神文明的忽视、教育适切性错位等问题。通过追溯这些问题的根源，对被长期忽视的农村劳动者的主体性进行探讨，并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阐释重新平衡与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重要性，分析两者的融合共生对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回归与“适切性”的导向作用，试图找到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理路，进一步拓宽农村成人教育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

农村成人教育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逐渐得到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混乱时局中，被用于服务政治目的的农村成人教育因其突出的工具性质得到重视，帮助国家突破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其造成的社会余力直到现在也有所延续。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成人教育的本体价值被压抑了，工具理性地位的崛起导致农村成人教育价值理性的衰败，农村成人劳动者的主体性也被忽略掉了。随着时代变换，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力量的农村成人教育已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农村成人教育需要从历史维度中找寻自身存在的本质与价值。农村成人教育是因为政治需求而得到催生，对政治目的有着极大的依附性，一旦失去了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任务，农村成人教育在新时代教育格局下的发展就变成了无序状态，只有追求本体价值的回归，才能从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自身新的定位，而达成这一目的的前提就是重新整理被割裂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逻辑联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地位的颠倒和割裂是一种自身内部逻辑的错乱，要纠正这种错位的状态，既需要国家与科研工作者长期的关注，也需要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行长期的实践。

不过，长期大剂量服用维生素（每日1g以上），副作用还是蛮大的，比如可能会出现结石，会引起消化道反应等。因此，平时多吃水果蔬菜才是最好的。维生素协同作用更好，单一补充某种维生素其实并不能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平时注意营养素均衡的膳食，身体机能才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所以要好好吃饭啊。

一、农村成人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辨析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

国内普遍认定的工具理性的定义出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这种将产生后果的预测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实际就是受功利目的的驱动，只追求用高效率手段达成特定目的，而磨灭事物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排他形式。“它把功利目标视为唯一目的，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2]，这也意味着现实世界创造多元价值的可能性被剥夺了。

这套房子将近100万元，首付至少要交一半才能成交。郭启明心急如焚地再次找家人借钱未果后，又来到北京找昔日的同事借钱，但跑了几天，一分钱也没借着，他只好灰头土脸地又回家了。后来，还花了几千块差旅费，他无计可施，只得拨打了偶然问在电线杆上看见的“信用卡、医保卡套现”的电话，收取了一定手续费后，他用医保卡和三张信用卡透支了12万元，但即使如此，钱也远远不够。关小美怕他为难，一番思忖之后，她变卖了20岁生日的时候父母亲戚送给她的一对玉石手镯，换了5万块钱，说这是自己找亲戚借来的，郭启明感激涕零。

价值理性也称实质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价值理性追求的是行为本身的价值，并不回避功利的手段，也不在乎因功利手段造成的后果，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赋予行动绝对的价值意义，并具备推动社会理性化的动力。它认同人的价值，关怀人性的世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凸显人的意义。

农村成人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对价值理性的本质有所体现，但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对象等在适切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错位问题。我国必须正视教育的错位问题，把握住农村成人教育的灵活性、多样性、需求性等特点，结合当地的乡情、村情，立足于农民的实际需求，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内容进行开发，促进农民个人素质的现代化。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两者关系的辨析

农村成人教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却很少主动寻求和挖掘过自身的本体价值和存在的本质这类问题的答案，所以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错位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成人教育被当作政治工具，用于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了保证广大工农群众有参与阶级斗争的觉悟和能力，更是把工农教育放在根据地教育建设的重要方面，但是在这一阶段，针对农民本身的学习需求进行的教学内容不多，大部分都是以政治教育为主进行的思想启蒙教育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因为迫切寻求自身的发展，逐渐陷入了“左”倾主义的误区，为了完成五年计划，文教工作采取机械搬用“速成识字法”的方法，只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扫盲任务，师资的培养也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提高效率达成目标就不顾后果地实施，低质量教学的后果导致农村成人教育价值理性地位的进一步客体化。然而，就在成人教育遭到全面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正规大学下放农村对农村成人教育却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没有了政府领导和纲领规划的前提下，农村成人教育开始关注农民真正的需求以谋求自身的发展，本体价值虽然没有完全凸显，但却是一次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农村以及农民真正需求的尝试。改革开放以后，在文革期间产生的“五七”大学被统一整改为成人教育的业余农业技校，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权又回到了国家的手中，进入了职业技术教育、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综合发展的新阶段^[7]。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了农村成人教育要培养农业技术工人，推广“绿色证书”，加强扫盲工作等一系列措施，导致农村成人教育工具理性的观照又被扩大了，而基于自身内在规定性的选择意愿依然受到限制。随着时代转换，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建构起符合现代化精神的乡村文明，但是城市化知识与城市化教育的渗透却逼迫着农村成人教育以城市化取向的知识进行教学，在城乡一体化力量驱动下的农村成人教育“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逃离乡土’式的教育设计”^[8]。农民不再以农业为豪，农村教师也不再有“世代坚守”的信念，被边缘化的农村成为了城市的复制版，而引起这一切变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场域的弱化以及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作用。

在农村成人教育中，工具理性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价值理性的体现却反而有赖于工具理性的赋权，完全颠覆了价值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基础和前提的逻辑。这种有悖于自然价值理念的异化，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发展机制”^[5]出现了失衡，乡土知识被现代性知识所覆盖和替换，乡土文化遭遇到多元文化的撞击和挤压，农村学习空间也游离在城市学习空间之外。一旦“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平衡点把控不到位，农村就会沦为服务于城市建设的“加工厂”，而农村成人教育则因为本体价值的长期压抑，导致大部分教育活动都是在排除价值判断，排除人的主体性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人的本质在这些成人教育形式的学习中失去了意义。”^[6]值得关注的是，当农村成人教育被赋予改造农村主体的属性时，就已经将农村、农民放置在了贫穷、落后的位置上，根据德里达的解构学说看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固化了社会阶级的框架。这种先入为主的阶级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农村成人教育工具理性的主要地位。虽然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总体上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农民教育建设要求的部分指标，但是价值理性的缺场，还是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二、农村成人教育在时代转向下的问题审视

(一)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的弱化

由齐高岱、赵世平主编的《成人教育大辞典》将农村成人教育概括为“对农村成年人所进行的教育训练的活动的总称，其核心内容是对农民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农村新型劳动者”。这是国家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农民提出的要求，也是给予农村成人教育的政治任务。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无论是最初为“救亡图存”展开的乡村教育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后为农村经济发展兴办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都是在以追求效率的方式达成计划中的结果。在社会学视野中，农村成人教育被看作是优先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是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偏向存在，逐渐割裂着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本土社会、本土文化的联系，使农民“离土化”的问题越发严重，并使自身不断走向教育制度的边缘。

农村成人教育价值理性的核心内容在于是否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发展、个性化需求、素质文明内化等一系列以人的本质为主的合宜性，实际上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完全作为手段去维护社会发展与经济高效率的产出。可是农村成人教育自身的价值理性一直处于本体价值的次要方面，其教育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很难切合农民“人性”世界方面的培养。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提出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但实际上“懂技术、会经营”才是国家真正关注的指标，而“有文化”也无法确定到底是懂什么样的文化，所以流于形式的教化活动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帮助缺乏意义。因此，农村成人教育一直在职业教育、技术培训上使劲，科技文化素养也是在各项政策中强调的重点，只是科技文化素养并不能代表文化素养，它实质的目的还是为了农业科技含量的提升。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调整，以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开展农村成人教育，促进农民增效、农民增收……”^[13]。虽然在文件中对农民的需求也有所关注，但实际上还“是以服务城市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为主。就农民培训的内容上看，他们所掌握的基本上是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低端技能，从事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甚至是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条件恶劣、社会地位低下的岗位。”^[13]291国家为农民提供社会层面上所认同的、需要的教育，用培训农民就业的成果当作弥补社会岗位人员缺失的手段，这种做法不仅是将农村成人教育针对农民内在素质提升的适切性给阻断了，更是在阶级场域中将农民的价值弱化了。由于农村区域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所以采取“先骨干后群众，先重点后一般”的教学原则，而对切合农村劳动者实际情况的教育活动却缺乏研究。农民文化素质无法提高，自然就会对先进文化的理解、认可产生影响，从而制约思维水平的发展。目前，针对农村文化素质培养工作，都缺乏正确的、合适的教育方式与方法，虽然对农村成人教育的价值理性方面有所追求，但在契合度和成效方面都差强人意。

(二)农村成人教育对精神贫困的忽视

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今社会，界定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的概念，就需要找到其存在的本质，找到自身对对象性客体精神内化的满足程度，而这个对象性客体既包括人也包括物，甚至包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逻辑规律。但是，在研究农村成人教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学者都是围绕农村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乡村经济、乡村生态等物化的价值进行讨论，基于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的讨论却极为少见，从侧面来说农村成人教育的本体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掉了。回归农村成人教育的本体价值，实际上就是从把人作为手段到把人本身看作价值的、合乎目的的需求理性的转变，人才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终极希望。所以，新时代的农村成人教育应该向“主体论”回归，研究和探寻教育的本质，“要解决为谁追求价值、谋求什么价值等关乎价值主体的核心问题，使得个人的需求及目的与社会的需求及目的二者相统一，使得个人的主体尺度与社会的主体尺度相统一”^[8]。但是，农村成人教育城市化知识取向的蔓延，“三农”政策落实的偏颇以及教育活动流于形式等问题都无形中割裂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民实际需求的联系，其本体价值在人文世界发挥的功能是低效的。可是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应该是合二为一，不可偏颇的，一旦精神世界产生空虚，人的主体性结构便失去了支撑，变得脆弱不堪，极有可能产生与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相悖的行为，导致社会混乱。偏离了以人的精神需求为目的的农村成人教育活动，基本是以经济、物质、技术等方面为主要攻破点“实施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的教育发展模式”^[14]，文化素质的提高在教育活动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公共生活空间变得庸俗化，加上城市作风与乡村生活的碰撞，以前简单而淳朴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乡村生活结构变得畸形而物质化，文化内涵的缺失导致乡村的学习空间无法凝聚，人的发展需求也就被简化成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成人教育的本体价值人文性的缺失使部分农民的人格发生扭曲，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动机变得不再纯良，而是希望“沿着城市取向的价值路径努力攀爬”^[15]，获得向上流动的契机。农村成人教育要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就必须寻求本体价值的回归，追溯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历程中内在尺度的运用与存在的本质，重视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的贫乏问题，体现时代的要求，凸显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三)农村成人教育中教育适切性的错位

纵观农村成人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整个发展历程，农村成人教育似乎一直扮演着传授知识与技能习得的工具角色，直到现在，本体价值的内在尺度也很难作用于对象，更不用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本应共生、共融的内在本质的长期缺场。受到规制的农村成人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弥补本体价值的批判性，更加麻木于自身教育行为的功能固着。新时代的农村成人教育若不能积极地寻找自身存在的实质，便很难将工具化的符号剥离，突破发展限制的约束，找到本体价值的实践理路。

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但实际上韦伯曾提醒到：“从价值合理性观点上看，纯粹工具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因为对于一个能够控制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说，最合理的手段选择不能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或者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理性反而是实质非理性的。”^[4]所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必须一起统一于社会大实践当中，工具理性要以价值理性的判断作为预设，价值理性的实现则需要工具理性的辅助，两者合二为一，相辅相成，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下农村成人教育的时代诉求

(一)追求农村成人教育本体价值的回归

随着城镇化率的逐年提高，农村人口数量也在逐年走低。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人口从2007占全国人口的56%下降到了41%，少了1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的增加也代表着逃离农村的人数越多，对城市盲目的向往，并不能保证他们被城市所接纳和包容，落后、贫穷、愚昧等标签在社会分层的阶级中依然明显，其中愚昧是植根于精神的“贫困”，而贫困二字就是目前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因为脱贫攻坚不止在于解决经济上的贫困更在于找到弥补精神贫困的路径，这一点恰恰是最难做到的。为了求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我国几乎每年都在为解决贫困问题出台政策，从2014年开始国家决定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确立为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六大机制之一^[9]，到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0]，我国的方针政策一直围绕在如何实现经济脱贫上，科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技术教育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但是对于农民的素质教育工程却依旧不见起色。过去一段时间，在对云南昭通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现状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针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可能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需求，比如对当地农民进行麦芽糖和牛轧糖制作工艺的培训，然而因为当地原料不足，加上培训人员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制作经验的学生，所以用牛轧糖脱贫致富的项目也就不了了之了。当然这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还有一个最令人寒心的事例是曾有一位准备投资该地区的商人来此地考察，因车子陷入泥地无法行驶，围观的几个村民帮忙推车之后向车主索要每人百元的费用，被车主拒绝之后，将车子推入河中，于是千万投资计划就此作废。小农思想，眼光短浅等思维的固化以及素质的低下无不昭示着精神贫困的危害，但是被工具理性所左右的农村成人教育却并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价值。钱理群、刘铁芳在《乡土中国与乡村》一书中说道：“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11]农村成人教育的内容应该成为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基本保证，而不是将它完全当作工具和手段，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使本体价值走向工具理性的极端面。重视农村地区精神贫困的问题应该是扶贫工作中的应有之义，因为“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中最有效、最直接的扶贫方式，它能够促进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公正”^[12]。晏阳初先生就是清楚地知道扶贫先扶智的重要性，所以才决定以文艺教育攻愚来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从而获得文明与知识的力量，去改变乡村社会的贫弱问题。国家以经济需求培养农村劳动者的功利取向，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发展，使得流于形式的教育活动越来越多，导致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能发挥农村成人教育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价值，那么形式主义和目的取向就会变成农业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中的阵痛点，对我国社会良性结构的构成造成威胁。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共生

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几乎离不开“教育工具论”的主导，工具理性也在逐渐吞噬着价值理性的存在空间。初始阶段，在工具理性的掌控下，农村成人教育只是完全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的教化手段，价值内容缺乏对人性的探讨，并将人定位在形式化的、合乎政治目的需求的框架之中^[16]，让价值理性受到了损害。直到改革开放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以及农民素质急需提升的现实问题才逐渐受到重视，但这并不代表价值理性的地位得以扭转。事实上，被长期忽视的价值理性已经很难确立起为独立和自由奋斗的属性，对于一直未受到农村成人教育以充实精神世界为实质教育内容的农民而言，农村成人教育的价值理性似乎不再具有意义的成分，被物化的价值理性正在工具非理性的位置上寻求自身的定位。但是，价值理性的作用却绝不会消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必须互为存在，否则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存在与运作。农村成人教育作为提升农村生产力的重要中介，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也不全然是纯粹的工具理性，其中也夹杂着实质上的非理性，而只关注主体行为本身价值的价值理性，若没有工具理性对手段、方法和对实现目的的路径进行优化，也只能生存在构想的层面，没有实际的效用。所以，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找寻到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键点，使两者既不偏颇，又能在一起融合共生，互为辅助，才不会因“工具理性的发展导致价值理性的败落和人的异化”^[1]。为了摆正价值理性作为工具理性价值判断前提的作用，国家乃至地方政府都应该以人为本，从农村劳动者的发展需求以及人的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制定规划和发布决定，真正发挥农村成人教育在人与物上的价值作用。从历史、空间两者的维度上看，农村成人教育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由价值理性判断作为预设的原因是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人，却几乎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处于教育主体地位的农民，也并没有在“教育活动中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教育选择”^[17]，“教育工具性和实用思想的存在和蔓延导致农村成人教育目的的主体性被遗忘和缺失”^[8]。从这一点来看，唤起农民在教育活动中的价值立场是使价值理性地位上升的重要条件，关注农民的主体性教育需求是农村成人教育继续存活的基础，但是农村成人教育若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从而被社会所抛弃。所以，要实现农村成人教育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辅助的融合状态，还需要整合新时代下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以及农民的个性化教育需求，既要保持自己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生存，更要实现在工具层面与理想追求上的合二为一，使自身的发展契合时代的价值诉求。

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从教材的编订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到评价体系的建构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就导致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别于“互联网+教育”。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承受更为严峻的挑战，需要注意更多的问题。

Study on Risk Perception of Chinese Tourists Traveling to the Philippines——A Case Study of Xiamen Tourist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ENG Yu 18

(三)注重农村成人教育的适切性

推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农民，农民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内涵，则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而农村成人教育在培养农民的目标上无疑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活动开展并不理想，教育资源和培训资源的整合不到位，教育活动的推进也缺乏持久性，农民对于长时间占用自己空余时间的形式培训也难以产生坚持下去的动力。另外，曾经兴办的农民技术培训机构因为灵活性较低，产教结合的程度不够，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渐渐被淘汰。面对在生活实践中存在的教育适切性问题，也有不少地区尝试着去改变和解决，比如河北大学把握住农民希望在短期时间内致富的心理，以此激发农民学习先进农业技术的兴趣。又比如新疆阿克苏地区以线上销售的巨大利润为吸引，为当地的许多农民提供了相应的教育培训活动^[14]。但这些以短期效益吸引农民学习技术的方式，并不能保证其作用的长久性，一旦收益走低或者无法达成预期的收益目标，农民作为教育的主体就会开始质疑所学内容的有效性，甚至会对之后的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虽然以外部条件强化学习能够保持一定时间内的学习动力，但是农民本身已经是被社会化的人，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都更为复杂，当外部刺激效力褪去以后，就必须依靠个人学习动机保持学习效率。所以，农村成人教育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切合农民个人对精神文化的内在需求，使农民对实现自我价值抱有认同感，只有最本质的认同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达到期望的目标。这个“适切性”任务的价值就在于把“一般文化财富转化成农村劳动者的知识、观念、才能、思维方式与实践能力”^[18]等内化的完全属于个体的竞争资本，当农村劳动者获得这些能力之后，对于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学习便能够加以接受和理解，学习的稳定性则会更高。为了获得良性循环的学习与竞争结构，相关部门必须把握住农村成人教育内容、形式、目的等各方面的“适切性”，“兼顾各种因素，筛选最优方案，以社会需求为依据，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目标”^[18]153，摸索出一条适用于成人教育在农村地区发展的“适切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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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 Appeal of the Times of Rural Adult Education

Wang Shan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China 650000)

Abstract : Although rural adult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ro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a special period，as time goes by，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has not been corrected in time，resulting in problems such as weakening of ontological value，neglect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malposition of educational appropriateness. By tracing the cause of these problems，on the long-term negle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rural laborers were discussed，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ationalism to interpret the importance of rebalancing and reintegrat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alyzing the guiding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the two on the return of the noumenal value and the “suitability” of rural adult education， trying to find the developing clue of rural adult education，and further broade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adult education.

Keyword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rural adult education； noumenal value

收稿日期： 2019-01-16

作者简介： 汪栅(1992—)，女，重庆人，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成人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87(2019)04-0023-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SID):

(责任编辑 黄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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