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悖论及其归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842(2001)05-0021-04
近十年来，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似乎十分“热闹”和“繁荣”，但无时不处悖论之中。理论上，涵义不明，争论不休；实践上，和素质教育相适应的许多改革进展艰难。存在着“轰轰烈烈喊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抓应试教育”等自相矛盾的做法。我们固然可以从外部寻找原因，但素质教育自身缺憾才是关键的原因。
一、素质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三大悖论
1.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相对立的，是否意味着考试成绩（特别是高考）越高，其“素质”越低？
“素质教育”的概念是在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高分低能”，后来称之为“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199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对学校教育明确规定“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也认为“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这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1]显然“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被公认为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但是，这会产生一系列的悖论：第一，考试成绩越高，是不是“素质”反而越低？反之，考试成绩越低，是不是“素质”更高？第二，如果二者是对立的，那么我们如何评价恢复高考之后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巨大成就？第三，既然二者对立，为何不干脆取消考试、取消高考？第四，不搞“应试教育”的美国却为何非常热衷于从“应试教育”大国——中国，挖掘经过层层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为什么要设计进入美国留学、定居的种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各种考试？
针对上述种种矛盾之处，理论界许多学者、乃至于政府官员都对“应试教育”的概念及其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同志对“应试教育”的界定被认为是较为权威的界定。他认为“应试教育”，是指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偏离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2](P25)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除“对立说”之外，还有“层次发展说”和“相互包容说”。
“层次发展说”认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是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适应过去的社会需要，也在提高素质，是素质教育的初级阶段，但不适应现实（现在）的要求，故应从“应试教育”发展到素质教育。因此，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
“相互包容说”认为，两者是相互包容的。因为“应试教育”所考的各门科目，也是学生基本素质之一，“应试”本身，也是现代人素质的构成部分，它是对一个人知识、运用技能及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在目前，选拔人才，不可能取消考试，也不可能不考虑升学率。因此，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包容。
笔者认为，第二、三种观点有它的严谨性和合理性，也利于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工作。即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应是逻辑学上的包容关系（“应试”教育包含于“素质”教育之中），或者是交叉关系，而绝不是对立关系。当然，作为一种对“应试教育”的纠正，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立，似乎更利于宣传，更利于形成声势。但当“热”起来后，又应当辩证一些、科学一些。
2.在教育实践中存在着“轰轰烈烈地喊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地抓应试教育”的矛盾现象。
作为一种姿态，作为一种改革的新举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为丰富“素质教育”的理论，彻底改变“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上自国家推行的"3+X"高考改革方案，小到就近入学、取消中考，以及经常见诸于报端的所谓“挫折教育模式”、“愉快教育模式”、“和谐教育模式”、“五心工程”等等。且不说“挫折”、“愉快”本身的矛盾之处，单是透过“热闹”的背后，深入到基础教育一线，不难发现“素质教育要喊”、“应试教育要抓”的无奈与矛盾。
现象一，北京市刚一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学生就近入学时，学生不是轻松，而是更紧张了。因为每个学校有一定比例的推荐学生，优秀生可以进重点中学。这样一来，不仅学习成绩一点不敢放松，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成了重要的因素，这比起单靠成绩录取心理负担更大。[3]甚至在神坛前祈祷“派对”到重点中学，使学生从小上了生动的一课——信命。
现象二，学校内喊减轻学生负担，学校外又补上。在上海，学校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改革教学方法，尽量不布置家庭作业。在教材设计上，上海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难度降低了，家长却不干了，你不布置作业，回家我来请家教；你教材难度降低了，我把原来的统编教材叫孩子再学一遍。一些家长甚至在宾馆包房给孩子开“小灶”。表面上看，学校在推行素质教育，孩子的负担减轻了，可是实际上孩子的负担倒加重了。这是上海复兴中学校长马惠生的无奈感慨。[4]
现象三，素质教育等于上课加特长。在许多中小学教师和家长心目中，素质教育就是上课之后，让孩子参加音乐、美术等特长学习班。结果，学生负担更重了，甚至有孩子不堪学习和练习钢琴的重负，把自己的手指剁掉！
现象四，质疑"3+X"。作为一种素质教育的巨大举措，教育部从20世纪90年代末对高考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3+X"方案。但运作时间不长，还没有全面推广，就在一些省、市遇到阻力。某省政协多名委员联名提议不实行"3+X"方案。因为对中学生来讲，实际考的科目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现实情况是只要高考要考，教师就不敢不教，学生就不敢不学。在这种情况下，素质教育无论多么重要，只要高考不考或无法考，学生、家长就不会很重视。即使都重视，也往往收效甚微。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中小学大多数采取的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做法。也就必然出现上午应试教育，下午素质教育；课内应试教育，课外素质教育；一般学校素质教育，重点学校应试教育；白天学校素质教育，晚上家里应试教育等矛盾现象。学校教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悖论与尴尬。
3.在素质教育口号中长大的一代，其“素质”如何？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1984年前后上的小学，也就是说，他们是与素质教育相伴的，是素质教育的最大“受惠”者。在一次随堂调查中，我问他们从素质教育中得到的最大实惠是什么？结果是一半同学摇头，一半同学发出笑声。据笔者观察对比，现今的大学生与十年前的大学生相比，素质不是高了，而是低了，特别是各种学习、生活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尤为明显。其他教师也有同感。
笔者无意于贬损“素质教育”，也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恨之入骨。但无情的现实要求具有严谨学风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做深入而实事求是的分析。
二、素质教育悖论的归因分析
针对上述三大悖论，我们固然可以罗列许多外部原因，诸如“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人们的思想不解放，文凭社会的必然结果等等。但是，难道与“素质教育”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笔者认为：不但有，而且是至为关键的原因。
1.“素质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茫然。
据有人考证，关于“素质教育”有9类15个定义之多。[5]这还是1995年的统计，其中较为权威的有两种。
(1)素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6]素质教育要义有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第二是让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第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2)素质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2](P28)
此外，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表述不同的定义。透过各种角度的不同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这几个共同点：第一，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劳、心的全面发展；第二，注意人的个性培养和潜能开发；第三，面向全体学生，使其主动地发展；第四，以现代教育哲学思想理论为依据，有较强的理论性；第五，最为关键的是对什么是“素质”，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循环定义，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
不同表述其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表述的差异，恰恰是认识不成熟的标志，也是涵义不明确的表现。悖论的产生也是难免的了。
2.“素质教育”的产生是先由政府倡导，教育实践积极响应，最后才引起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它无疑是一种“教育口号”。“教育口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其致命的弱点。
按照英国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Scheffler·I)的分析，教育语言有三种形式构成：教育术语、教育口号、教育隐喻。教育术语有着较为明晰的涵义和明确规定，以概念、范畴形式出现，是教育活动理性思维的产物。教育口号一般是非系统化的，它表述方式上不严谨，由于其通俗易懂，且往往多属于“政府行为”常被人们不加思索地接受和传诵。它具有简约性、情绪化、导向性和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它主要来源有三个：国家、地方的教育法规和政策；教育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的言论；有关领导的言论。教育隐喻与教育术语口号相比，并不用标准规定的方式表述词语意义，只是借助于对比、类似和相近的语言来论述问题，它与口号一样，也没有标准的陈述形式，缺乏系统。[7]
考察“素质教育”的酝酿、成熟乃至成为全民共识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它是一种“教育口号”。
“教育口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宣传鼓动作用和对教育实践的干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局限之一，它虽然有导向职能，但却难以承担引导教育发展的导向使命。因为，它指向的目标往往是社会即时利益，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常因时而动，因势而更。它不仅随时间的推移更迭，就是同一时间内出现的教育口号也会各执一词，互相抵触，却要求有相同的效果。不管什么瓶子，不管瓶子装的什么酒，只要把“素质教育”的口号标签往上一贴，就成了“素质教育”。局限之二，教育口号的最终指向未必是其预期的方向。一方面，喊口号者并不一定懂口号的确切含义，易导致口号模式化，为喊口号而喊口号；另一方面，由于口号的内涵不确定性、开放性，加之传播过程中的增删、加工，口号的内容就会在教育实践中“改写”，使教育口号偏离预期方向[8]。正因为如此，“素质教育”才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种种悖论。
所以，对教育口号既要看到其作用，特别是在以改革为主旋律的时代，它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和行动趋向的一致性，但若过度滥用、混用、错用，反而会使理论上产生混乱，实践上误导、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