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共生性发展道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性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0)05-0038-05
一、西方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罗勃特·托马斯·马尔萨斯他们共同的担心在于食物生产不能满足人口激增的需要，人口对资源压力的最终结果要么是谷物价格上升、土地租金提高、利润和工资下降，要么是产生贫困、死亡、苦难、战争和环境恶化。所以，其后西方的农业经济学家在研究农业现代化问题时，就是探寻一条不断突破自然资源限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途径。舒尔茨认为，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生产率更高的现代农业的关键是投资，不断加大对拖拉机、肥料、道路、灌溉等现代物质投入品的投资和农业推广站、农民接受水平等增强农民技能的投资。速水佑次郎将美日等发达国家克服资源约束，实现农业产量巨大增长的技术变革道路细分为两类：以美国为代表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1]。发达国家走上了建立在石油化工基础上，以机械、化肥、农药、种子为代表的“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变革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生产突破了资源的约束，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
那么，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我们要追随的道路吗？它们的农业真的达到与经济、环境、社会、人在共生中发展的目标了吗？
2009年8月31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环境栏目特约撰稿人布赖恩·沃尔什(Bryan Walsh)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长久以来，美国传统农业生产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隐形危害。首先，农业生产的高能耗。美国农业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消耗的化石燃料已经占美国全国的19％，远胜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消耗量。其次，农产品质量问题严峻。美国的农业大多数动物养殖都是由“集约式动物养殖场”(CAFO)完成的。为了降低养殖成本，养殖场里的动物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其免疫力与抵抗力已大幅度降低。因此，养殖场在动物饲料中加入了大量的抗生素，美国消耗的抗生素大约有70％用于农业养殖业，最终这些抗生素将对消费者的身体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再次，农业污染严重。养殖场动物的排泄物对自然界造成的污染已经达到人类的4倍之多，抗生素含量超标的肥料已经造成美国许多河流水质污染，河流周边的生态也随之蒙受巨大损失。因此，布赖恩·沃尔什认为，应对美国农业的危机关键在于，由集团化、产业化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小规模生产模式[2]。不管布赖恩·沃尔什提出的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否正确，但他所指出的美国传统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国不能重蹈西方农业现代化的覆辙
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古典经济学家担心食物生产不能满足人口激增需要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其二是耕地资源有限。突破自然资源约束，大幅度增加农产品数量，走发达国家石油化工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当然选择。30多年来，中国的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成绩的背后，潜伏着与发达国家同样巨大的危机。
(一)农业污染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
中国具有优良传统的小规模的循环农业生产方式被发达国家集团化、产业化的石油化工农业生产方式取代后，原先农业生产良好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影响了农业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1.化肥污染。我国的化肥施用量从建国初期的0.6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5 00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过量的不合理的化肥施用，致使土壤板结、水体污染和农产品硝酸盐残留超标。2.农药污染。据1998-200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平均农药用药水平为127kg/
(有效成分)，农药施用的有效利用率很低，喷施中约有40％—60％降落于地面，5％—30％飘浮于空中，落于地面上的农药又会随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而流入水域或下渗进入土壤。这样，农药就扩散到大气、水体及土壤中而造成污染。3.残膜污染。我国每年有几十万吨的农膜投入到农田，而目前使用的农膜绝大部分为不可降解塑料，残留量非常高，年复一年，农膜的碎片不断地累积在土壤中，严重污染环境[3]。4.秸秆污染。我国农作物秸秆扣除燃料和返田、消耗，尚有一半左右被废弃或焚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出秸秆6.5×108吨左右，也就是说，近3.2×108吨的秸秆可能会引起环境污染。5.畜禽粪便污染。我国每年禽畜排出的粪便多达25亿吨，是工业固体废物的2倍多。绝大部分粪便在露天堆放，污染空气和水源，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目前，我国农业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占全国总污染量的1/3—1/2[4]，已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农业污染不但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还造成十分严重的经济损失。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GDP的0.5％—1％[5]。
(二)高碳农业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释放源
农业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土壤释放碳以外，化肥、机械动力等的大量使用，间接地消耗了能源，成为农业生产的又一个重要温室气体排放源。我国是世界上化肥消耗量最大的国家。农业部门调查显示，我国的耕地只占世界的7％，化肥使用量却超过了世界总量的40％。目前我国平均每公顷施化肥400公斤以上，远远高出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7]。由于化肥的大量施用，加速了农田土壤中有机碳的矿化，进而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因此，化肥的施用使得农业产值单位GDP碳排量增加，农业产值的背后是不可再生能源的间接消耗和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8]。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控制
近年来，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化肥、农药投入过高现象的发展。氮肥施用过量导致蔬菜病虫害加重，又间接引起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另外，我国目前使用的农药主要以杀虫剂为主，其中高毒农药品种仍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据统计，2000年我国有机磷杀虫剂仍占农药总用量的39.4％，占杀虫剂总用量的70.5％。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中的高毒品种用量占整个农药用量的37.4％，占杀虫剂用量的67.0％[9]。另外，养殖业推行美国的“集约式动物养殖场”(CAFO)，使养殖场的动物免疫力下降，不得不对动物使用大量的抗生素，使得牛、猪、羊等肉类抗生素超标，奶牛、蛋鸡所产的奶、蛋成为“有抗奶”、“有抗蛋”，人类长期食用，低剂量抗生素残留物会在人体内蓄积，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为了利益，养殖业中还出现了大量使用各种有害添加剂的现象，如水产品中发现孔雀绿，鸭蛋中发现苏丹红，猪肉中发现瘦肉精、牛奶中发现三聚氰胺……此外，农产品在运输、仓储、销售中存在二次污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四)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凸显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务农积极性消退。合作社是帮助小农进行现代农业建设得很好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各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致富作用有限。农业实行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订单有保护价，但是农户却不能分享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因此，随着农业生产成本日趋上升，收益逐渐下降，农民的务农积极性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的涉农跨国公司控制农产品国际贸易。世界小麦贸易的70％、玉米的90％，大豆的70％均被少数跨国公司控制，他们利用其垄断地位控制市场和价格。同时，国际农业竞争已经成为以涉农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焦点是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和未来农业发展主导权的抢占。外资对我国大豆加工和贸易的控制不断增强，并逐渐控制我国油脂产品市场；在大豆产业之外，外资在粮食、畜牧业等领域逐步渗透，并且扩展到了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其操控能力正在向纵深发展(种苗、农资、加工、销售等)[10]。
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追随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重蹈发达国家传统农业现代化的覆辙。我们要思考、设计和规划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农业现代化的未来。
三、走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共生性发展之路
后危机时代，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该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共生性发展道路。所谓农业共生性发展，在农业生产组织上，要充分发挥各农业生产主体的优势；在农业生产上，要与生态持续之间互相促进与共同发展；要增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要充分发挥食品短链和现代食品产业长链两种产业链模式的优势。
(一)利用农民、农民合作组织、国内农业龙头企业以及国际农业跨国集团的各自优势，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使农业生产者以及各种农业生产组织在共生中发展
美国99％的农场实际上都是家庭农场，拥有81％的耕地，83％的谷物收获量，77％的农场销售额，而且家庭农场的比重还在提高。英国早期以雇工农场为主，二战以后也逐步转为家庭农场，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超过60％[11]。因此，家庭农场是国内外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保护农业就必须要保护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在农产品生产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广大的农户亟须建立自己的组织，帮助他们从事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和营销，实现增产增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近几年，各类农民合作组织应运而生。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现阶段，“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还很难成为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主导形式。当前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社除了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外，它们在技术引进、设备改造、农产品质量检测与标准化、企业管理、市场开拓、信息搜集以及经营网点分布等方面，都与专业化的大公司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加大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户与合作社在共生中发展。
“公司+农户”在联结农民与市场方面是一种重要的契约联结方式。公司使农民的产品提高了科技含量，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收入相对有保障。但也必须正视“公司+农户”这种契约联结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公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户是希望自己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在交易中，公司处于强势地位，分散的个体小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双方的利益格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失衡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互利关系，很难实现共生性发展。
分散、弱小的农户应该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在与农业龙头企业的交易中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谈判地位。许多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可行的和现实的途径。作为合作社社员的专业农户对技术、资金、信息、销售渠道、品牌等“统”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龙头企业来满足。同时，龙头企业也需要规模化的、质量有保证的原料基地，以避免与单个农户打交道的一次性博弈的弊端。如果合作社能在某种或某些种农产品的销售上占有相当的份额，在市场上形成“合法的垄断”，既可以满足龙头企业对原料的需求，也增强了合作社的谈判地位[12]。这样就能使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建立共生性关系，最终实现共生性发展。
对于农业跨国公司，我们应当看到一些有益影响。但是，农业跨国公司也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对这些负面影响不积极加以防范，可能会给驻在国农业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和挑战，甚至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产业国际合作的监督和审核，健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13]。
(二)创新农业技术与农业制度，使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在共生中发展
1.以农业公共技术的提升与创新，来发展替代传统农业的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转变角色，充当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通过技术手段，对农业废弃物等可以再次利用的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提高其经济价值，将“负担”变成可有效利用的“资源”，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遵循共同利益最大化前提下实现农业生产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创新农业制度和政策。其一，为了控制农业生产的负外部性，制定合理的“农用化学品输入税”，是一种有效手段。例如，为控制农业污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许多成员国已开始对农用化肥和杀虫剂征税[14]。其二，为了鼓励农业生产者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所产生的利益要让农业生产者获得全方外的补偿和支持。一是对减少负外部性产生的生产方式和行为进行补贴。享有这种补贴的对象有：科学施肥施药、采取最佳管理措施者、采用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者、主动进行污染处理且达标排污的畜禽养殖者等。二是产品价格补贴。对于环境友好型农业投入品进行价格补贴，降低这些产品的价格，刺激农户选购环境友好型产品。三是正外部性的生产活动补贴。对退耕还林还草、构建人工湿地与氧化塘、实施生态农业工程、建立农村废水垃圾处理场和畜禽粪便处理加工场等进行补贴[15]。
(三)增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使农业在生产和消费的共生中发展
1.以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推进农业生产者的绿色生产。倘若社会倡导消费者在购物时选择环境表现好的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这一环节启动，其后的连带效应就是以终端消费需求这一经济利益倒逼农产品生产者履行环境责任，使其在农产品的所有的生产环节实现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制止农业污染对环境的侵害。其具体路径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绿色选择生成订单，以订单为筹码，零售商向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施压，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再向农场或农户施压，农场或农户再向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施压……逐级回溯。为了保住订单，零售商、企业、合作社都要审视自己及上游企业的环境表现，而通过这一过程，也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实现清洁生产，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双安全[16]。
2.探索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农业生产与消费新模式。近20年来，以“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经营的农场在北美地区稳步发展。通常在一个CSA体系中，社区居民向农场购买类似“会员”的资格，到收获季时定期获得一定数量的时令蔬菜或其他农产品，包括鸡蛋、肉类、奶酪、鲜花、水果和家庭手工制作的面包点心等。对农场经营者来说，CSA模式使他们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在蔬菜成熟甚至种植之前就可以进行预售、较早回收资金，节约了中间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此外，由于摆脱了销路的压力，农场经营者有更多时间用在土地上，可以在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等方面花更多精力，使产品质量更好，而且对生态环境有利。对消费者而言，加入CSA体系可以使他们得到新鲜、低价的蔬菜供应，还能参与农场的经营决策，根据自身需求对种植计划提出调整建议。在大范围里，CSA能帮助保障地区内的农产品供应，增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使农业生产和消费在共生中得到发展[17]。CSA在中国也已经悄然兴起，政府应不断关注和支持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
(四)充分发挥食品短链和现代食品产业长链两种产业链模式的优势，使农业在食品短链和现代食品产业长链两种产业链模式共生中发展
1.继续发展现代食品产业长链的产业链模式。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70％以上的水平[18]。我国加工食品占消费食品的比重为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在产值方面，2005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仅为0.51，而发达国家约为2.0—3.71[19]。因此，总体上看，中国的食品加工程度不足，食品供应链还不够长，还需要继续大力发展现代食品加工产业，将涉农产业链条拉长并且加粗。
2.高度重视和发展食品短链。近年来，伴随着对上述“现代”食品供应链模式的反思，国际上提出了“短链食品”的概念。短链食品指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本地化、可持续、替代性食品。食品短链产业链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全部或者部分地与工业化食品生产体系相隔离；生产者、加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通常发生在当地或者地区的层面，而不是全国或者国际层面，从而常常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产品通常是多样化的、可替代的和新鲜的，它们尽管可能是由传统方式生产出来的，但却可以通过创新来满足现代的市场。政府应鼓励和发展食品短链的两种实践模式：一是都市型农业——在本地食品生产与消费间建立联系；二是可持续餐饮——在本地食品生产与餐饮业间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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