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研究_会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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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契约理论

西班牙杰出的数学家、法学家耶戈杰里·卡斯基洛认为:会计核算的目的是反映契约双方的法律权利和要求,会计核算的对象就是契约;会计人员应该记录和反映的首先是契约要求的供货量,然后是契约的履行情况。他还认为,资产负债表包括了所有的契约参与者,并反映这些契约产生的权利和要求的数额。卡斯基洛开创了用契约理论解释会计问题的先河,也为我们用契约理论研究会计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按照契约理论的观点,企业是“若干契约的联结体”,在各种契约签订后,各利益相关者就要对契约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由于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收益在契约中的重要性以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代理绩效和契约责任。为了管理和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避免某个利益集团产生侵害企业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集团利益的行为,就产生了如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在制定企业的各种契约条款以及在监督和评价这些条款的实施过程中,会计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企业的两大主要契约——经理报酬契约和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债务契约中,往往都是使用会计指标来定义契约各方的责任和权利的。鉴于会计数据在契约中的重要作用及会计政策本身的契约特性,企业管理者和各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就会对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他契约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就是怎样为企业代理契约等契约关系的确立和考核提供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础。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契约理论构成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契约理论被用来解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是从实证会计研究开始的。近年来,在西方财务会计研究中日趋兴盛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各利益相关者选择会计准则、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行为来解释现存的并预测未来的各种经济实务。实证会计研究的重心是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目的是解释和预测各利益相关者为何选择这种而不选择那种会计政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证会计研究的重点从验证盈利等会计数据的经济含量转向观察信息披露或会计准则对不同个人或团体所产生的成本效用关系以及整体经济内部资源分配的影响,解释和预测实务中的会计政策选择。通过实证会计研究可以证明会计准则是具有经济后果的,换而言之,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不同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选择都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益相关集团的不同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而影响到社会资源的配置。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所提及的,倘若使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就可能将投资者引入歧途,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就会被错误地配置。如果说会计报表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手段,那么,滥用互相对抗的会计方法就会导致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投资资本分配效率不高。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弊是一种不通过实实在在劳动就可改变业绩的捷径,因此,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是借助于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所以,各利益相关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问题。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

西方大量实证会计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和契约安排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般而言,这方面的实证会计研究结论包括了三个理论命题或假说,即奖酬计划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上述假说的运用都与契约理论相关联,也就是说,会计政策的契约条款以及会计数据的契约特性决定了会计政策选择在企业各种契约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时期的实证会计研究也被称为契约关系研究。

1.代理契约,奖酬计划假说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有者为了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往往给予代理人一定的激励和约束,即通过签订委托代理契约给予管理者一定的红利报酬,以实现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检验这一报酬契约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假说被称为奖酬计划假说。

根据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管理者和业主(股东)之间的契约关系侧重于管理者(尤其是高层主管)应用受托资源的绩效及相应的酬金。管理者酬金是由企业经营效果来决定的,而衡量经营绩效的基本指标主要来自于财务报表或财务数据。如多数企业在对主管人员的奖酬计划中都明确列明需完成的一些主要财务指标,并将这些指标作为管理者红利或其他福利报酬的计算依据。因此,为达到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管理者有动机利用较有弹性的会计政策来改变相关财务数据,以增加其报酬。根据奖酬计划假说,管理者通常倾向于选择可增加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往往采用直线法而非加速折旧法,存货计价往往采用先进先出法而非后进先出法等),其动因并非是要“误导”市场行为,而主要是通过报告高收益来确保管理者的奖酬。

另外,这一假说也说明,管理者并非总是选择报告高盈利水平的会计方法。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当本年度盈利将低于奖酬计划规定的最低标准时,管理者则企图选择能降低盈利水平的会计方法。既然本年度无法获取任何奖酬,管理者就尽可能通过多计费用或少计收益的方式降低盈利水平(扩大亏损),即所谓的“盈利冲刷”,以便增加未来期间的报告盈利和管理者奖酬。同理,当本年度盈利水平将超出奖酬计划规定的最高标准时,管理者亦将选择可能降低盈利的会计方法,借以将部分盈利递延至未来期间。在西方财务会计研究文献中,不少实证会计研究结果为奖酬计划假说的成立提供了证据。

2.债务契约:债务契约假说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债务契约关系源于借贷业务,当企业向债权人借入资金时,借贷双方便产生了债务契约关系。当企业和债权人的借贷关系发生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就会产生利益不一致,因为业主或股东关注的是企业的股利支付能力和股本增值能力,而企业的债权人或其他贷款人关注的是按期收回贷款利息和本金的可能性(企业的偿债能力)。这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股东或经理人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转移、剥夺债权人的财富。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企业的管理者就会具有将债权人权益向股东权益转移,借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亦形成了一定的契约关系,即债务契约关系。

债务契约是指企业经理人员代表股东与债权人签订的、用于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法律文书,包括各种贷款契约、债券发行契约等。企业债务契约的主要作用是限制经理人员的行为或要求其按照一定原则、目的行事,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债权人通过正式的债务契约,对借款企业提出一些约束条件,如限制企业的股利支付、股票回购和举借新债务等行为。这些限制通常是依据相关财务比率加以监控的。此外,债务契约还可能要求债务企业维持特定水平的营运资本、利息保障倍数、净资产总值等财务指标。显然,会计政策选择决定了这些监控指标的计量和评估,对评估既定债务契约的履行或违约有着直接影响。债务契约假说认为,企业的管理者具有选择可降低违约可能性的会计政策的动机。企业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越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例如,负债比率高的企业的管理者将更倾向于选择可增加本期盈利的会计方法,或者可增加资产或减少负债的报告方式,借以降低因为违约而导致的代理人成本,如债权人要求清偿全部债务或是迫使企业清算还债等索偿行动。

3.社会契约:政治成本假说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企业还会受政治活动的影响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政治活动对企业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也是现代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之一。

西方管理学理论认为,企业可能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加大经营成本。在特定社会(国家),政治家或立法者可能为提高自身效用(如争取选票或执政机会),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干预企业行为(如增加税赋或行业管制),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瓦茨等学者认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将导致企业部分财富转移至经营管理者之外的个人手中,这种由于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对企业造成的种种损害被称为政治成本。一般而言,对财务报告以及会计数据的理解在这一政治化过程中有着一定的作用。例如,当某些行业或企业报告较高的盈利时,可能引发其他社会团体或公众的不满,或是产生企业利用社会福利而赚取“暴利”的指控,从而促使政治家或立法者运用行政与立法手段限制企业的产品定价(如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药品行业和一些公用事业部门)或是征收调节税(如石油天然气行业等)。根据政治成本假说,对政治程序较敏感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可能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如多计费用、递延收益、提取准备金等),借以降低其可能承受的政治风险或政治成本。另外,一些实证会计研究表明,除了传统的公用服务行业外,大企业较之小企业,对政治程序更为敏感,或者需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故更倾向于选择可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所以,这一假说又被称为经营规模假说。例如在美国的石油行业中,大公司偏向于选用成功钻探法确认会计收入和费用,而中小公司则更多地选用完全成本法。

三、结论

从契约理论角度分析,企业之所以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企业契约未能就企业会计核算、会计信息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条款做出详细规定。从社会根源来考察,企业的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是为了获得会计数据不同时间分布带来的各种可能的利益,特别是当企业某些会计指标处于会计契约条款的临界值附近时,此时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明确的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完全消除会计政策选择现象,所能做的是通过对企业契约、社会契约的规范和完善以及通过加强监督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控制在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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