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长城沿线外侧城镇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城论文,沿线论文,清代论文,城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3-0012-07
清代以来，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长城不再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天然分界线，这就为长城外的开发创造了客观条件。内地往长城外的大规模移民、塞外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长城沿线地区城镇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伴随着长城外侧的开发，沿长城一线的许多城镇就开始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
一、长城沿线外侧城镇兴起的背景
1.长城外侧人口的增长是城镇兴起的前提
长城以外地区，“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1]（《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乙未）。自清初以来，就有内地民人越过长城，在塞外一带垦种土地，借以谋生。一方面，口外蒙古王公的田地和八旗官田需要佃给汉人耕种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北方各省灾害频仍，加上战乱以及畿铺大规模圈地，清初清政府实行口外招垦政策，于是大批破产的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农民大量涌向口外地区。康乾盛世以来，人口急剧增长，这就造成了内地人地关系的紧张，更促使移民流入到长城外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在荒歉年份，灾民无法生存，不得不外出觅食。康熙后期，在长城外耕种的内地农民越聚越多，此时仅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清圣祖实录》卷二五零，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从康熙朝到道光朝近二百年的时间内，尽管封禁令不断，但是大量流民依然出口垦荒，从事农耕，长城沿线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乾隆时，“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2]（《清仁宗实录》卷一六四，嘉庆十一年七月巳未），致使口外的察哈尔一带，“旷土闲田，所在皆是。雍正中始募民垦种坝内，以为农田，画井分区，村落棋布”[3]（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志》）。根据乾隆《口北三厅志》记载，时张家口同知属有旗户526户，民户5178户，铺户368户。[3]（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村窑户口志》）
道咸之后，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与口外放垦政策，更是推动北方人口向口外的迁移。以承德府为例，从康熙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农业人口为557404人，道光七年（1827年），农业人口已达783879人（表1），到清末宣统年间（1912年）人口为2824324人。[4](P270)乾隆四十六年到道光七年的人口年增长率为7.4%，而道光七年到宣统二年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5.2%，由此可见口外人口加速增长的过程。同样，长城中部的察哈尔和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移民过程与此类似。口外移民促进了长城地区的开发，也为长城沿线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人口。
表1
承德府人口变化统计
年代
乾隆四十六年
道光七年
（1781年）
（1827年）
府县
户数 口数户数口数
承德府 8979 41496
16339
110171
滦平县 5230 106630
691445769
平泉州 29315 154308 20449 158055
丰宁县 20871 72079 22198 115973
建昌县 23730 99293 31996 163875
赤峰县
6324 22378 14999 112604
朝阳县 15356 61220 31751
77432
总计109805 557404254451 783879
资料来源：光绪《承德府志》卷23，田赋。
2.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对城镇出现的支撑作用
清代前期，内地农民开始越过长城，来到塞外垦荒种田。清政府也允许少量内地农民到长城外垦种，令春种冬归，并且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强化对民人管理。康熙十年以后，陆续有为数众多的关内民人迁移到此处，垦地种田，主要是向蒙古王公租地耕种。这样就造成牧场改为农田情形，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说：“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5]（《热河志》卷九二《物产一》）康熙年间，法国人张诚对塞外的农业发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出了张家口深入蒙古草原后，看到零星驻扎的蒙古人的帐篷，又看到一个中国流放者居住的小村庄，……住在此地的中国人已开垦了几小块土地。从这几块土地可以看出，这儿的山丘和平原是易于耕种的，而且很可能会高产。我们听说酷寒会妨碍粮食作物成熟，但经验证明结果正好相反。”[6]
早在康熙中期，清政府即已在蒙古适宜发展农业的敖汉诸部提倡耕垦，发展农业。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康熙皇帝曾谕示：“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及奈曼诸部田土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谷之地不可牧马，未曾耕垦者，今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奈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于蒙古者，与王、台吉等相商而行。”[7]（《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传》）因而敖汉有“是旗垦事最在先”之说，克什克腾部亦有“垦事最早”的记载，如此看来，自康熙起蒙古地区即已出现农业开发活动。雍正、乾隆朝，喀喇沁地区农业开始兴起，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以喀喇沁左旗和中旗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喀喇沁中旗已有汉族佃丁42924口，建有103个村屯。[8]（喀喇沁中旗《乾隆十三年土地清册》，载《锦热满蒙地调查报告》下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喀喇沁地区的农业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清政府将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塔子沟厅改为建昌县。行政区划的设立，表明该地方农业区的形成。到了道光年间，喀喇沁右旗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而导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阿勒庆阿奏喀喇沁王控商民不给抽分地铺银两》）的局面。这表明喀喇沁地区已经完全转化为农业区了。
张家口外牧地，由于招垦，也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和半农业区。丰镇一带，据《归绥道志》记载，“民粮牧地，雍正年间接收张理厅拨归经营，并陆续开垦，共地4031顷38亩”，“二道沟等处旗租地，乾隆年招垦共956顷20亩”，“太仆寺改折牧地，乾降年间开垦升科，共地13571顷74亩”，“太仆寺折色牧地，乾隆年间开垦升科，共地5207顷58亩”，“五字图庙旗租地，乾隆年认领，共地336顷26亩”，“礼亲王牧地，乾隆年招佃升科，共地1332顷39亩”，“永安牧地，乾隆年招民认垦，共地2564顷21亩”，“距墙口外旧马场地亩，于道光年招垦升科，共地704顷37亩”，“白塔沟牧地，道光年间开垦升科，共地52顷56亩”，“顺承郡王牧地道光年间开垦升科，共地920顷50亩”。[9]（《归绥道志》卷十八《丰镇厅田赋考》）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雍正十三年（1735年），“将土默特境内闲旷膏腴之地八处作为大粮官地饬交地方征粮以备军食”，共放垦地40000顷。归化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和清水河厅乾隆年间先后放粮地20105顷98亩。[10]（《土默特志》卷五《输田记附》）
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山陕农民赴蒙地耕种，清廷也不加以阻拦。于是“陕北临套诸县农民，起初春出秋归到蒙古地区种地。在耕地附近‘伙盘’居住，……暂时伙聚盘居之名，犹内地之村庄也”[11]（《河套图志》卷四《屯耕》）。在鄂尔多斯的东部和南部靠近山陕的地方，“则有河曲、神木、府谷等县农民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12]（《绥远通志稿》卷一《下》），内蒙西部的农业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区。
3.商业的繁荣是促进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
蒙古以畜牧为主，粗放而又单一生产方式决定了蒙古牧民对其他地区物资交换的迫切性。“（蒙古）风俗随水草畜牧而转移，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以肉为饭，以酪为浆，无五谷菜蔬之属，衣皮革，处毡庐，见中国茶叶则宝之，而金银非其好也”[13]。多以物易物，“蒙古自昔未尝通货币，商业以是而困。然其以货易货，习以为常”[14]（《蒙古志》卷三《贸易》）。
清代的统一，为蒙古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古与内地的贸易活动主要有“通贡”与“官市”两种形式。“通贡”是蒙古各王公在值年班、朝觐或其他事件进京时，朝廷通过“赏赐”，回报各种丝织品、棉织品、农产品等。由于“通贡”得到的“赏赐”的数量有限，因而贡使一般都要随带人数众多的商队，从事另一种“官市”贸易。“官市”贸易又分为京师互市和边口互市。其中对城镇形成有影响的是边口互市。
清代沿袭历代王朝“马市”贸易的传统，在长城沿线设立边口互市。蒙古各部把边口互市作为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场所。蒙古商人以畜牧产品等换取生活必需品。康熙时，法国人张诚记载，“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蒙古商人，他们是去归化城卖骆驼和马匹的”[6]。与蒙古各部进行贸易的主要边口有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归化城、走边、花马池等地。
蒙古地区的集镇和集市贸易在蒙古民众中的影响很大。初期的集镇贸易点如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地都发展为商业城市。如归化城“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集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归化城“商贾云集，诸货流通，而蒙古一带土产日多，渐渐成行市”[8]（同上）。张家口、归化城、多伦等贸易中心，大小商号林立。以多伦诺尔为例，“多伦诺尔皆铺民聚集，以贸易为事，逐末者多，逐本者寡”[3]（《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志》），到咸丰同治年间，多伦已经发展到“商号增至四千余家，且多殷富”[15](P34)的繁盛局面。张家口“茶以张家口为枢纽，货物辐辏，商贾云集”[14]（《蒙古志》卷三《贸易》）。
另一种贸易形式是定期的集市，即以寺庙和兵营为中心，进行定期交易活动。每逢集市，牧民和商人驱赶牲畜驮载货物前来贸易。一些比较有名的集市或庙会有：大板（巴林右旗）、经棚喇嘛庙（克什克腾旗）、准噶尔庙（鄂尔多斯）、百灵庙（乌兰察布盟）等等。
二、长城沿线外侧兴起城镇的类型
历史上，蒙古地区城镇建设是不发达的，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的不同所决定的。清代以来，随着漠南蒙古地区的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由于长城沿线历史条件和地理区位的不同，城镇兴起的方式也各有千秋，下面拟以几个典型的城镇为例来论述。
1.因商业贸易发展而兴起的城镇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是商业中心形成的重要条件。清政府在中国北部广大地区设立许多台站、驿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蒙古各部众的商人，前往内地纳贡或者进行贸易，通过驿道南行，沿途就以驿道上的台站为休息场所。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贸易，经过多伦诺尔可以到漠南蒙古东部各盟旗以及漠北蒙古各地；经归化城可以到漠南蒙古西部各盟旗及漠西蒙古。而清政府也在这些重要的台站中心或沿长城重要关隘设立商业贸易场所。“蒙古贸易向有定所。国初令喀尔喀於张家口、古北口贸易。康熙间今额鲁特於张家口、归化城贸易；三十六年（1647年），令鄂尔多斯放定过花马池贸易。”[15]（《蒙古志》卷三《贸易》）长城沿线蒙古城镇的兴起，一般都是在交通台站的中心，如归化城、多伦、张家口等等。
归化城，最早为明代蒙古与明朝互市之所，清初，归化城是一个重要的储运站，西北各个部族及喀尔喀蒙古来往贡使，都要在归化城停留，由于清政府限定200人进京，其余的人就留在归化城或张家口贸易。康熙中叶，“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货物齐全，商贾丛集”，“马驼甚多，其价亦贱”。[1]（《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七，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乙未、丙寅）乾隆二年（1737年），归化城新城建成，城内建有商业铺面房1530间。同年四月开始，在归化城东北营建绥远城，规模与归化新城相等，建有四街市房1530间，藏传佛寺、清真寺林立于城内。乾隆时，已达四十多个召庙，“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命名召”之说。
乾隆朝以后，归化城商业发展很快，其地位名列塞外诸城之首。城内设立四处税卡栅栏，“其南椰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山后部落喀尔喀扎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柳通乌拉特、鄂尔多斯地方”[16]（《古丰识略》卷四卜《税课三》）。来自草原各处的蒙古商队，通过各处税卡进入归化城与汉商交易，而“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轮蹄万记”[1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由此可见当时商业之繁荣。
清末光绪年间，归化城的情形是：“砖城，门二，南北各一。外部建于崇德年间，门三，缺其北。城之四隅有望楼，环以濠，颇坚固。西南地势开敞，东北层峦叠嶂，屹然重镇。人口三万余，喇嘛亦二万。物产以家畜为大宗，罟毛网毡毯制皮，大理石细工及油等，亦均著名。毛网运往天津，输往欧洲。运驼多至二十万头。茶市亦盛。其东北有绥远城，周六十里，高二丈四尺，相距甚近，亦颇坚固，将军及归绥兵备道驻之，重镇也。”[14]（《蒙古志》）卷三《都会》）由此可见，归化城的城市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
多伦诺尔的兴起是在康熙中的“多伦会盟”之后。早期的多伦诺尔，“地势广漠，无树木，厥上沙碛。昔时不过一小市镇耳”[14]（《蒙古志》卷三《都会》）。自康熙皇帝敕建汇宗寺，吸引了周围的部众，蒙古人往来频仍，于是商务渐盛，居民也多起来。同时，多伦诺尔又是漠北漠南东四盟蒙古部众通往京师的交通要道，便捷的交通为商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多伦诺尔建成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4公里的买卖营。经过数年的发展，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已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8]（玄烨《汇宗寺碑文》）。雍正八年（1730年），设多伦诺尔理事同知，十年（1732年）设多伦诺尔厅，成为直隶口北三厅之一。乾隆六年（1741年）又建新营，南北长1里，东西宽半里，有街道5条。城镇的建设，促进了多伦诺尔的发展。乾隆中期，多伦诺尔已经发展成为屋庐栉比，拥有多种店铺的商业城镇。有人曾赋诗说：“墩夹边墙内外长，纷纷庐落绕牛羊；白貂绿马边头贵，争换红盐向市场。”[3]（《口北三厅志》卷十五《艺文四》）咸丰元年（1851年），在多伦塔尔从事蒙古贸易的商铺已达4000户。清末，已是“人家鳞比，衡宇相望，居然汉漠之间一都会矣。市长三十里，广十八里，汉蒙异居，道路狭隘，多寺院，大小凡十五。而善因汇宗二大寺最壮丽，聚十五寺之喇嘛，僧竟有二千余人。贸易以马市为最盛”[14]（《蒙古志》卷三《都会》）。其马市盛况，如《蒙古志》所述，“每年八九月中，运入多伦诺尔者，日逾千头，市场极盛”[14]（《蒙古志》卷三《物产》）。
汇宗寺和普因寺的修建对多伦诺尔的城镇建设和商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每年三月、七月庙会期间，蒙古各部王公和牧民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方面参加庙会，一方面从事贸易活动。又据《蒙古志》记载，“牲畜以多伦诺尔为枢纽，岁自蒙古进口，以千万计，有牛马羊猪骆驼等，二羊马驼尤多。秋冬间，市肆喧间，街衢拥挤”[14]（《蒙古志》卷三《贸易》），买卖十分兴隆。
长城沿线地区其他的城镇还有张家口、定远营等皆因商业繁盛而兴起。张家口是作为通往长城外蒙古重要关口通道和商业贸易点而兴起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清末的张家口的情形是，“茶市以张家口为枢纽，货物辐辏，商贾云集。蒙古人之转移执事者亦萃于期，自秋至于初春，最为繁盛，所至骆驼以千数，一驼负四箱，运至恰克图，箱费银三两。其进口货则以牲畜皮毛为大宗，黄油酪酥次之，羊毛与驼毛额数尤巨，皆道天津而转输外洋者”[14]（《蒙古志》卷三《贸易》）。随着阿拉善地区的放垦和人口的增加，阿拉善地区的城镇也初具规模，定远营即是其中之一例。定远营即阿拉善蒙古左旗之巴彦浩特镇，“在西套蒙古阿拉善厄鲁特旗，位贺兰山阴，当甘肃宁夏府之西，阿拉善扎萨克所居也，蒙古称之曰王爷庙府。城垣狭隘，土城而木郭，外筑三寨，为犄角之势，城内驻蒙古兵，城外户六百，物产以食盐为主，骆驼山羊亦甚著”[14]（《蒙古志》卷三《都会》）。在前述的大板、经棚喇嘛庙、准噶尔庙、百灵庙等都因商业的发展而形成新的城市。
2.因政治、行政因素而兴起的城镇
承德，早期叫做热河，是随着避暑山庄的营建而兴起的城市。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和漠南蒙古结成联军。建都北京后，在提高蒙古王公地位的同时，更加强了对蒙古地方的行政管理。翁牛特、敖汉和喀喇沁等部落也把大片土地划为围场，便于清朝统治者于秋季行围打猎，号称“木兰秋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木兰围场，康熙皇帝每年夏天都来塞外避暑，在喀喇河屯行宫处理政务，还要在秋初由蒙古王公轮班陪同前往围场行围打猎。借此机会，操练满蒙八旗军队，密切中央与蒙古各部落的联系。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兴建避暑山庄，作为每年夏季北巡时长期驻跸和兼理政事的地方。在此之前，这里是一个小居民点，叫做热河上营，当初这里不过几十户人家，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这个小居民点迅速发展起来，承德就在这个居民点上开始成长起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承德已经十分兴盛了。乾隆年间的吴锡麒记到：“买卖街在山庄西，最称繁富，南北杂货无所不有”[18]，“左右市厘，连亘十里”[19]（《热河日记》卷二《漠北行程录》），热河的繁华富庶可见一斑。乾隆写到：“热河自皇祖建立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也。”[5]（《热河志》卷七十三《学校一》）
侯仁之院士曾指出：“从一个‘人烟尚少’的小居民点，迅速发展为一个‘市肆殷阗’的都会，其原因完全是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这是很明显的。避暑山庄自建成后，遂成为仅次于北京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而承德这个城市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个政治中心服务的。”[20]
有些城市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商业或者政治因素的作用，而是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设立行政区加强管理，因而就在设立治所的地方逐渐形成市镇。如在长城东部一带，随着人口的增加，为加强对农业移民的管理，调解蒙汉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与经济纠纷，雍正以后清政府在汉人移入集中、垦殖开发较早的农业区设立了厅、州、县乃至府等行政建制。以热河为例，“热河地方辽阔，山沟险僻，远来垦荒就食之民，散处其中，复踰边境，与蒙古错处。向例设牌头、乡长、乡约约束。其蒙古地方敖汉、奈曼、翁牛特、土默特各处流寓民人，附近归八沟、塔子沟管辖、亦设乡牌，互相稽查”[21]（《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乾隆十八年正月戊辰）。
清政府设立治所的直接后果，就是治所所在地的快速发展。如塔子沟、三座塔就是在荒野上成长起来的新城镇。“塔子沟，三座塔前此皆为荒陬，自设治后，人皆云集而为市镇矣。”[22]（《塔子沟纪略》卷三《市镇》）
塔子沟，“在喀喇沁贝子境内，西距热河三百六十里，本无城郭村堡。自乾隆六年设立通判，因择其地势平坦，山环四面，水绕左右，民之可耕可溉，且因其二十里外向有古塔，遂名塔子沟焉。至乾隆七年，建署衙，设街道，四方商贾云集而成巨镇”[22]（《塔子沟纪略》卷三《市镇》）。
三座塔，“其形势则商民八十余家，在南塔之北，北塔之南，群聚一隅。而新设部员巡检衙署皆建其地。本朝初年，三座塔城内荆榛满地，狼虎群游。向喇嘛绰水济卜地建寺于城内，于是渐有人烟。彼时三塔具在，遂呼为三座塔云”[22]（《塔子沟纪略》）卷三《市镇》）。
3.因资源开发而兴起的城镇
长城沿线地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木材、矿产、食盐等自然资源在蒙古地区都有分布。在清代前期，长城外西起多伦经围场坝上到克什克腾旗北境，方圆几百里之内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长城以外的蒙古地区多处分布煤矿，如东部地区的热河厅属蟒牛窑等六处，四旗厅属高儿场等三处，塔子沟等三处，皆有煤苗。长城沿线的其他地区也有广泛分布。此外长城沿线还有铝矿、金矿和盐等资源。伴随着长城外的开发，自然资源也得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开采对人口具有富集作用，对城镇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如克什克腾旗的经棚城，“初因汉民盗掘金矿，每年假小屋而居，喇嘛庙外殊无住民，渐次发达，成为市街”[23]。今河北兴隆镇就是在长城外森林开发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市镇的。
以上探讨了促进长城沿线城镇兴起的几种主要因素，当然长城沿线城镇兴起并不局限于以上讨论三种因素，城市的出现也不是单一因素起作用，而是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结果。侯仁之先生曾说，研究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绝对不能忽视对于整个地区的开发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活动、交通状况等历史文化景观的变迁。[24]城镇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清代长城沿线城镇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城镇的出现具有积极的意义，是长城外蒙古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蒙古族和汉族为首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收稿日期：20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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