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较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经济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设想和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模式被后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东欧国家和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所接受。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国情，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试就这三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一比较分析。
一、三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比较
1.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单一的社会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目睹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对它深恶痛绝，他们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1页。）“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5页。）
私有制被废除之后，代替它的毫无疑问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也就在于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他们描绘的蓝图里，公有制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社会公有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要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8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到，“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0页。 ）这与在《共产党宣言》的提法“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2页。）是一致的。
这种单一的社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是单一的，它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合一，排斥任何个人或部分社会成员对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17页。）即实现全社会经营形式。
2.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全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当苏联在3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斯大林宣布，原有的五种社会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小商品生产被排斥到极其次要的位置，只剩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了。苏联法律也只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仅仅允许集体农庄庄员和部分城市职工经营非常有限的个人副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然而受到严格限制。
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有两种：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但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地位是平等的，国家所有制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则被看成是低级形式。同时，把国家所有制绝对化，认为它才是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力图使一切东西都国家化。这从全国生产基金中两种所有制占的比重可以得到证明，以1936年为例，当时国家所有制占90%，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8.7%。
这种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其实现形式采取高度中央集权的国有国营形式。生产资料的经营权集中于国家中央政权，绝大部分企业都由中央直接管理，中央直接掌握企业的人事权、计划权、财政权和产品分配权。企业职工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利，只有建议权、咨询权和缺乏切实保障的监督权。
3.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其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包括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而且包括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体经济，具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和引导政策，使之与公有制经济一道健康发展。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亦可称之为企业公有制成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其总体质量得到提高。集体所有制经济也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有经济的地位是平等的。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它包括一切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比如股份制，它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就被用作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又如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国有民营企业、各类合作社、乡镇企业等，都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二、三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比较
1.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有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0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强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这样设想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本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每个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不存在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从而个别劳动无需通过市场化为社会劳动；社会主义分工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完全建立在社会生产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存在的交换也只是共同需要、共同目的决定的交换，而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他们坚信，如果社会主义允许商品和货币存在，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就会复活。
在这种体制模式下，全部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都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19页。 ）经济活动信息通过行政命令以垂直方式传递。劳动者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给与社会他个人的劳动股份，并从社会那里领得一张收据，证明他劳动的多少，而他又凭这张收据从社会储备中领取产品。
2.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排斥、限制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允许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但它认为，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商品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由国家分配给企业，实行调拨，不进入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也不存在。这种体制对有限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多方面加以限制，并准备着向产品经济过渡。
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决策权基本上集中在国家手里，集中在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管理部门。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直接的计划管理，通过各种指标下达指令性计划，这种指令性计划，具有法律的效力和强制执行的特点，工厂企业如果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以追究行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行政手段也成了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国家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级经济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全国的经济活动。市场调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于是，调控手段便以行政手段为主、以指令性计划为主，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
3.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首先是商品经济，它允许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允许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发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并及时协调生产和需求的关系。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责、权、利统一，经济活动以利润最大化为直接目标。市场通过竞争机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国家不直接干预经济，而是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克服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三、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根源比较
1.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描绘，是建立在发达国家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只是出于道德的愤慨，而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适应不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桎梏时，资本主义才会在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对自身的否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因此，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是高度的工业化和高度的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外壳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的结果。而这种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是相对的，是比较其他国家而言的。
2.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根源是不发达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首先进入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众所周知，旧中国长期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内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小农经济似汪洋大海般存在，据统计当时仅有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而分散的个体经济和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与旧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却是更为反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国情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历史前提存在着若干重大差异：新中国不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基本上处于前工业化社会，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是首要任务；建国初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化大生产，而是分散的小生产；当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由于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所以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压力；等等。在这样的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搬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3.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根源在于，不发达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套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蓝图，由于国情决定无法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模式，迫使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边实践，一边修正，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个较落后的国家，其工业产值最高的年份是一战前的1913年，而这一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3，英国的4/10和法国的6/10。 因而可以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生产力水平也是低下的，它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与我国一样，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搬到现实社会中，结果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检验，东欧其他国家也经历四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最终被历史淘汰。
四、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较的启示
启示之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指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第一次革命，革掉了落后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命，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的却是超越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被人为地过早采用的生产关系的命，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启示之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反对“左”的错误。通过上面比较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完全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符合生产力标准的，如果脱离现实生产力水平去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只会走上苏联模式的老路。“左”的思想错就错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看似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乃滥用马克思主义。
启示之三：改革是一项艰巨性、长期性的工程。通过经济制度形成的根源比较，可以看到，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首先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违反了这一要求。因此改革的艰巨性并不亚于第一次革命。与此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改革不仅包括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而且也包括上层建筑方面的变革。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过程中谈到深化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型化问题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看到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遇到挫折，切不可半途而废，回到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上来，更不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从而鼓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对这种右的错误思想也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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