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时期论文,因素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武庙是宋元明三朝为祭祀真武而修建的庙宇。真武即玄武，它与青龙、白虎、朱雀组合在一起，被古人称为“四神”。从出土实物诸如汉代瓦当及汉魏南北朝隋唐墓碑墓志上所绘的四神图象来看，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的形象十分明显，可见它们是远古时代几种动物的艺术化身。唯有玄武的形象被绘作龟蛇缠绕的样子，因而不能确定它是一种什么物种，但能进入四神而与其它三种动物同时显现，则应说明玄武也是远古时代的某种动物的艺术化身。
上古时候，人们观察星空，将群星依照方位划分为许多组合，这样就有了二十八星宿和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并根据四个方位星宿排列的形状，以其象形地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便借用它们的名称来命名天上的神秘星，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所以古人又称四神为四象，四象的实际意义是星宿的分划，每象相当于二十八宿里的七宿（注：见《史记·天官书》及《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等天文志。）。又因为古人对星宿的神秘莫测而无限敬畏，便将星宿奉为神灵，于是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朝廷祭典中，几乎都能看到玄武等四神神名。由于玄武星宿位在北方，人们便将玄武尊奉为北方之神。有宋一代，人们尊奉玄武的热情犹炽。到了真宗皇帝时，因为避始祖讳的缘故，遂将玄武改称为真武，从此真武的名称一直流传至今。宋代的道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人们崇奉真武的心理，经过道士们的策划和鼓吹宣扬，将武当山附会为真武的出生地，真武的声望就更高了，文献典籍记载亦留下了大量的真武显现和灵验的传说，不仅许多地方修建了真武庙祭祀真武，就连代表着玄武艺术化身的龟蛇的形象也成了祥瑞的征兆，被描绘在服饰或朝廷仪仗队的旗帜上。《铁围山丛谈》记载了政和年间“真武见于云间，神吏左右俨然，万众皆睹”的壮观场面（注：（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5，中华书局，1983年，第90页。）。《宋史》卷63《五行志》记载天禧元年十二月庚午“内出芝草如真武像”，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但是史官能把真武作为祥瑞写在正史中，可见其影响甚大甚广。如此一来，玄武便逐渐脱离了星宿崇拜而演化为真武北帝这样一位神祗。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入主中原，自言得到了北方神祗真武的护佑，又一次在武当山上大兴土木修建真武庙宇，并敕令刻碑记载真武的的瑞应。明朝继承前代，朝野皆信奉真武，当时京城为祭祀而建立的“京师九庙”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真武庙，其次才是东岳泰山庙、都城城隍庙、关公庙等等。宋代在建康、临安，明代在南京、武当山等地建立了真武神庙，规定“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注：《明史》卷5《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5、1308页。），并设有专职官员督促祭祀真武的事务。朝廷的重视，无疑助长了民间对真武北帝的狂热信奉，于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建庙而祀北帝。真武的香火更加神圣的弥漫开来，遍及大江南北的真武庙，不知几千万数。
一 宋元时期真武庙分布的三个中心
检读宋元明清时期的方志、文集、笔记及相关文献，纵观宋元明三朝真武庙的分布，考察其历史的沿革性及其逐步形成的祭祀和崇奉真武的区域，则武当山、南京（宋代建康）、北京，实际上成为这一时期的三个中心。围绕这三个中心，朝廷、道教或民间进行了多种崇祀活动。而这三个区域之所以成为中心，则因为它或者被附会为真武的发祥地，或者为皇帝行在所，或者是当朝都城，或者是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具有凝聚封建王朝的向心力和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另外，从宋代发展到明代的真武庙几乎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如果仅仅从各地真武庙的数量去分析说明，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这三个地区成为中心还具备了下列因素：一、这些地区的真武庙是由国家出资修建或重建、改建、增修的，真武庙的规模盛大；二、这些地区有皇帝派官员专程前往朝拜或皇帝御笔为庙宇题字等活动，从而造成很大影响，祭祀者盛多；三、这些地区有关真武的神异传说及民间崇祭真武的风俗浓厚，影响甚大。以下逐一说明：
1.真武的“发祥地”——均州武当山地区
真武原本是天上的玄武星宿，用以代表北方的方位。经过长久的演义附会，到了唐代，文人的记载已将它大大的神圣化了，除了笔记小说根据民间传说编造的一些有关玄武灵验的故事外，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时，称玄武为“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时，称玄武为“黑帝北方叶光纪之神”（注：以上两条均见《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8页。），把汉代谶讳书中的五帝座星中的黑帝引作对玄武的注释，从而使玄武与传说中统摄北方的黑帝逐渐联系在一起了。由于宋代朝野皆信奉真武，道教便趁机为真武蒙上了一层更加神圣的色彩，并竭力进行宣扬和推崇。宋代的道教已经在均州武当山建立了中心，声势颇为宏大。借助民间信奉真武的波澜，道教徒们便顺势将武当山附会成真武的出生发祥地，以便使武当山上的道教声势造得更响，学道求仙的香火弥漫的更浓。于是，道士们将传说中的北方黑帝与真武努力渲染、传播、撮合在一起，作为北方真武玄天大帝的原形。清代叶封《嵩阳石刻集记》卷下“真武经”条收有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二十八日刊刻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其云：
元（玄）天大圣者，北方壬癸至灵神，金阙真尊应化身，无上将军号真武，威容赫然太阴君，列宿虚危分秀气，双睛掣电伏群魔，万骑如云成九地，紫袍金带佩神锋，苍龟巨蛇捧圣足，六丁玉女左右随，八杀将军前后卫，消灾降福不思议，归命一心今奉请。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真武已经被称为“玄天大圣”，具有“双睛掣电伏群魔”的威容，肩负着“消灾降福”的重任。接着，碑文以元始天尊的口吻叙述了真武的出身，其云：“昔有净乐国王与善信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娠，怀胎一十四月，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时诞于王宫。生而神灵，长而勇猛，不统王位，惟务修行。”立志要辅助玉帝，除尽天下妖魔。“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登天。玉帝闻其勇猛，敕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之后，真武又奉天尊令，凡遇甲子庚申，每三月七日必下降人间，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恶，降魔消邪，救护众生。于是，“真武神将再奉天尊敕，永镇北方”。真武的前身已摆脱了星宿，只是将它表示北方方位的意义改变为统摄北方的涵义。另有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卷33“武当山”条引《图经》的一段文字，亦写了真武出身的故事，与上引《真武经》碑刻大同小异，只是文约字简，远不如碑文记载得生动具体。还有元人编写的《三教搜神大全》“玄天上帝”条云：元始天尊在玉清圣境说法，见天下恶气弥塞，便命玉皇上帝派人“阳则以周武伐纣，平治社稷；阴则以玄帝收魔，间分人鬼。当斯时也，上赐玄帝被发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下降凡世，与六天魔王战于洞阴之野”。并取得成功，册封他为“玉虚师相玄天上帝”（注：赵望秦、贾二强校注：《搜神谱》，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9页。）。从上述几种道家著作可以看出，在宋代，真武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修道于武当山的所谓北方玄天上帝了。
真武一旦被宣扬为武当山上修炼出来的统摄北方的玄天上帝，他的声望就仰之弥高了，有关真武灵验的事迹也随之四处传扬开来。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均州武当山”云：“真武上升之地，其灵应如响。均州未变之前敌至，圣降笔曰：‘北方黑煞来，吾当避之。’继而真武在大松顶现身三日，民皆见之。”鼓吹真武对世事预见的灵验。
接踵而来的元代，对武当山上的真武更是尊奉有加。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武当山降笔”条云：“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锓刻于梓，黄纸模印，贴壁间。”（注：《南村缀耕录》卷2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尽管明代郎英在《七修类稿》卷27《辩证类》考证出此词并非出自真武，然而元人诚信不疑，并以四处张贴武当山真武诗词的举动，昭示了民间百姓信赖和乞求真武护佑的心态。元代政府还在武当山五龙宫前立于石碑，陶宗仪《说郛》卷64下云：“殿之右，出山坎大林下，六石碑在焉，皆元物也。一为崇封真武诰碑，一为揭傒斯所撰宫碑，一为揭傒斯所撰瑞应碑……”《崇封真武诰碑》摆在六石碑中的第一位，可见元政府对祭祀真武的重视程度。
有了宋元人信奉真武北帝的基础，到了明代，武当山上真武的声威就更加神异而响亮。清代姚之骃《元明事类钞》“释道门”引《元武金殿卓异记》云：“靖难兵起，南军遥见空中‘真武’二字旗帜，皆攻后以北。既正大统，遣使于武当山营元武宫殿。……明成祖御制太和山碑。”太和山即武当山（注：按《明史》卷44《地理志》“均州”下注云：“南有武当山，永乐中，尊为太岳太和山。”中华书局，1974年，第1084页。），皇帝遣使营建真武殿并御制太和山碑，从而营造了武当山真武庙的隆兴。《徐霞客游记》卷1《游太和山日记》，写他游历武当山北天门时看到的物景：“滴水、仙侣二岩，俱在路左，飞崖上突，泉滴沥于中，中可容室，皆祠真武。”可知武当山上随处可见到真武祠。另有明代王士贞《弇州四部稿》卷69《闫道人希言传》云：“道人……颇好作有为功，于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宫，弘丽甚大。”如果说武当山下均江旁的真武宫“弘丽甚大”，只是对武当山周边真武庙的规模作了个笼统的概括，那么明代顾璘《凭几集续编》卷2《游太和山前记》，对武当山上的真武庙的描绘就颇费笔墨了：
曩昔闻客谈太和山高且奇，宫观伟丽，皆天下所无有，窃疑未信。嘉靖戊戌冬，余以台务巡方至襄，乃谋观其胜。……十月四日入山，将至遇真宫，童冠羽人数十，提香、鸣乐、持
斾来导，悠悠然度灌木溪桥之间，恍陟仙界。自是凡过一宫观皆然。……六日乃登天柱峰谒真武君金殿，历路门者四，皆金榜。石蹬曲折不可计，旁皆有石栏銕锁，人攀援以升。
这位顾官员进了武当山，便恍若步入仙界，感慨之余，始信武当山宫观伟丽，果然名不虚传。而真武庙又在武当山最高的天柱峰之上，极尽显赫之势。对此，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8“地理”类“武当山”条亦可得予以印证。其云：“武当山……又名太岳山，真武奉元君游览至此，改名太和。其一峰最高，旧名天柱峰，因栖止修炼。后人谓非玄武不足以当此山，改名武当。”由于武当山几次更名，文人便不失时机地在武当山的名称上做起了文章，说“非玄武不足以当此山”，分明是说只有真武才是武当山的正神。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卷174《说部》还叙述了政府修建武当山真武庙的情况，其云：
今天下所最崇重者太岳太和山真武及岱岳碧霞元君。当永乐中建真武庙于太和，几竭天子之府，设大珰及藩司守之。而二庙岁入香银亦以万计。每至春时，中国焚香者倾动郡邑。
明政府花费人力物力在武当山大建真武庙，“几竭天子之府库”，岁纳香银“亦以万计”，每年春天，“焚香者倾动郡邑”，足见万民崇拜北方真武大帝的影响之大效应之广。
综上所述，从宋代起武当山被附会为真武的降生之地，香火隆盛。又经过元明两代的大兴土木，推陈出新推波助澜，于是形成崇祭真武的一个中心地区。
2.以宋代建康、临安及明代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武当山成为修行求仙者的荟萃之地，崇奉真武的香火自宋以来常盛不衰，有关真武灵验的传说在民间不胫而走，人们不再满足于在武当山供奉真武了，各地相继建起了真武庙。由于皇帝的提倡、支持、参与，信奉真武的风气在皇都及行在所浓郁起来，民间与政府不约而同地建起许多真武庙宇，这一地区的真武庙便相对集中，不但在数量上多，而且影响很大。
宋代的建康曾为皇帝的行宫，据《宋史》卷85《地理志》记载，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自建康移临安，以州治为行宫。建康与临安成为宋朝这一时期皇权所在之地，也成为当时人文汇萃之中心。明朝开国伊始就将应天府称为南京，洪武十一年曾改南京为京师，永乐中仍称南京（注：《明史》卷40《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10页。）。可见其地理位置的举足轻重。而就在这一地区，宋元明三朝修建的真武庙为数颇多。
首先是有关宋代建康一带真武庙的记载：宋代周应谷《景定建康志》卷44记载“真武庙在宫城西北清化市东，国朝太平兴国二年置”。又记：“后湖真武庙，本吴赤乌玄武观，后毁于兵。国朝嘉泰中王运使补之，亲即其地祷雨而应，遂建真武庙。……建炎四年金人烧建康，凡官舍民居寺观神祠无不荡尽，惟此庙独存。”这段史料不但描述了当地官员修建、增创、祈祷真武庙的情况，也反映了真武庙在战火中独存的神异事实，试图说明真武的神圣超过了其他一切神祗。
明代于南京应天府一带修建真武庙，其目的更加明确。“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大正祀典，而金陵所存者十庙，真武之神居其一。”（注：（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3《河间府真武庙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52册第223页。）可见明代在开国之初，就首先将真武神列在国家的祀典当中。明代罗钦顺《整庵存稿》卷1《北极玄天真武庙重修记》叙述了在南京设真武庙情况：“南京乃国家根本重地，内外守备实惟重臣。凡南京祀典神祗与夫军民百万之众，皆守备重臣所当尽心焉者。北极玄天真武庙，国朝洪武中所建，在钦天山之阳，当十庙之中而势特高峻。”可知明代不但在“国家根本重地”南京建立了真武庙，而且在国家钦定祭祀的众庙宇中“势特高峻”，表明了政府对真武祭祀的重视。明代宋讷《西隐集》卷5《敕建北极玄天真武祠记》亦详细描述了当时在钦山修建真武庙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从北京起兵南下，要夺取侄儿的帝位，便乞求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保佑，于是真武“有显相助”，使朱棣战事顺利，取得帝位。朱棣自然热心于在北京、南京等地修建真武庙了。再说他抬出一个暗中帮他成就大事的真武来，岂不正好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意旨，也顺便为自己起兵夺得天下寻找了一个极好不过的借口。《明会典》卷85“祭祀六”云：“南京太常寺，祭真武庙二。”《明一统志》卷6“南京·应天府·北极真武庙”云：“在鸡鸣山，洪武二十年建二庙，俱国子祭酒宋讷奉敕撰记。”（注：按：《明史》卷40《地理志》，鸡鸣山在应天府上元县西北。中华书局，1974年，第911页。）又前引《西隐集》之《敕建北极玄天真武祠记》云：“洪武戊辰，都城旧庙灾，冬官奉旨改造于钦山之阳，地位亢爽，庭宇穆清，缭以周垣，松竹茂翳。神宅既安，都人以悦。”凡此，皆南京真武庙之状况。
另外，明代南京统府辖境，修有不少真武庙，其中亦有继承前代的。如元张弦《至大金陵新志》卷10“兵防志”记载，应天府江宁县县北有真武庙。又据元徐硕《至元嘉禾志》卷12“松江府”条的记载，知元代在松江府亦建有真武道院。清赵宏恩等监修《江南通志》卷45《舆地志·寺观》“松江府”条则讲得更具体：“
山塔院即今小山泗州塔院。宋乾道元年建，明时又建观音殿、真武殿、西方藏殿三圣阁”。卷44《舆地志·寺观》“苏州一府”，则分别记载了苏州真武庵和真武阁的情况，其云：“真武庵在吴江县三里桥。……明建文初僧了然建庵。”“真武阁在吴江县南门外，明嘉靖中建。”明王鏊《姑苏志》卷59《记异》亦云苏州府的吴县姑苏有“石浦真武殿”。《江南通志》卷46《舆地志·寺观》“淮安府”条载：明永乐初年在“府东城东南隅”及明万历七年在萧县三仙台南建立有真武观。卷48记载，宋元佑年间在庐江县西门外修建真武观。《嘉靖江阴县志》卷8《秩祀记》“祠庙”条（注：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影印线装本。）云：“真武庙在君山之巅，嘉靖十七年建。来昭坊周桥东、昭闻乡东望桥、北奈镇龙津桥东、石牌港西并有庙，其制差小。”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5《宁国府重修府治记》说宁国府的真武庙建立在“仪门外之东”。《明一统志》卷87“徐州”条：“真武观在州城东南隅，宣德初建。”卷18“滁州”条：“真武观在州城东门内。宋咸淳中建，本朝洪武、永乐中俱重修。”以上史料，应可佐证宋建康明南京一带真武庙的兴盛情况。
其次是有关临安真武庙的记载。据《宋史·地理志》，临安为宋代的行在所。临安府在宋为大都督府。宋代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13“佑圣观”条云：淳熙三年，皇帝下诏将佑圣观改为道宫以奉真武。绍定间重建门曰“佑圣之观”，殿曰“佑圣之殿”，藏殿在西庑曰“琼章宝藏”，皆理宗皇帝御书，并御制《真武赞》，赞中表示了宋王朝对真武“累朝钦奉，显号徽章，佑我宗社，万億无疆”的意旨。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15“城内外诸宫观”亦记载了临安大和寺建有真武观。
另外，可以纳入这个中心区域的还有洪迈《夷坚志》丁卷3“卞山佑圣宫”条提到的：“绍兴初，湖州卞山之西有沈崇贞道人者，得真武灵应圣像，因结庵舍于彼奉事之。”《浙江通志》卷229《寺观》“湖州府”条所载：“真武观，《归安县志》在县南菱湖镇。明成化十一年建，俗名南圣堂。”余不一一。这也能反映宋明两朝这一地区祭祀真武的普遍程度。
由于宋朝的建康、临安分别是当时的行在所，明朝的应天府又是南京，并由此形成了江南一带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的集萃之地。对于真武的崇奉，因为有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所以在这一地区形成中心也是一个必然。
3.北京及其附近州府
称为北京及其附近州府的这一地区，当指元明两代。然宋代于这一地区亦建有真武庙，并为元明两代所继承，为行文方便，姑且一起叙述。
元代的统治者是从北方蒙古进入中原的，为了制造政治舆论，他们编造了一些受到北方真武神助而统一天下的故事。如元朝魏初《青崖集》卷3收有《敕建真武庙碑记》，其云元得天下后，召群臣商议，定都于燕。工程伊始，“既役之年十二月庚寅，城之西高梁河有蛇出焉，长尺有奇，首金色，观者以闭藏之候，非所宜出，乃今见之，其为显惠也。昭昭矣！咸奉香迎拜，蛇驯而近人，引颈顾顾，领其诚意而去”。因此人们皆认定其蛇是“玄武神现”。皇后“即命于所现之地构祠而像设焉。有司方庀工蒇役，皇帝若曰：‘神能大庇吾民，可不敬锡明享，以答灵贶？’乃诏大其栋宇，以行工部尚书书叚某董其役。仍以词臣文其石”。于是词臣将上述神异传说记载下来，说明玄武神灵下凡相助大元的意义，赞扬元朝统治者“神慈威武，子育亿兆，沉畿开阖，旋乾转坤”的伟大绩业。事实上是想借真武的神灵，证实自己入主中原得到了神的庇护和指引，是“上应乎天纲，下应乎坤轴”的。
而明代的统治者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也有借助神明正名和护佑的心态。这在明人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3《河间府真武庙记》得到证明，其云：“我太宗文皇帝潜龙于燕，入正大统，而真武之祠在武当者尤盛。盖燕之境北方，而真武北方之神，所以阴翊我文皇者，其功甚大，宜真武之显，有庙于今日也与。”可见抬出一个神灵来为自己所谓的大业正名，是统治者喜好做的事情。本着“（真武）神既有功于国，则累朝崇奉之礼因不可废”（注：（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9《礼部一》“大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68册第619页。）的原则，崇祭真武就十分名正言顺了。
明代北京一带祭祠真武的情况，《明史》卷50《礼志》“诸神祠”中有所记载：“真武庙，永乐十三年建，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正德二年改为灵明显佑宫，在海子桥之东，祭日同南京。”同卷稍后又详细记载了真武的事迹，并记载了靖康初年为真武加号、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员致祭的情况及在“京城艮隅”“重建庙宇”的情况。惜这些庙宇的状貌，《明史》并未详记，好在借助于其他记载略有补充。《明一统志》卷1“顺天府”条记载：“真武庙，在府西海子桥东，永乐十三年建。”《钦定日下旧闻考》卷41“皇城”载：“织女桥南真武庙中有明万历八年《重修宝钞司内真武庙碑记》，则真武庙即宝钞司故址也。”卷54“城市内城、北城”记载了三处真武庙。即：1、地安门：“圣祖仁皇帝御书增显佑宫在地安门东北。……显佑宫中奉真武，明永乐十三年创建，成化十五年修，俱有碑。”2、拈花寺：“拈花寺东旧有真武庙，明景泰三年扩而新之，赐名。”3、先农坛西：“增真武庙在先农坛西等。谨按真武庙建于明代。”以上这些均为京城中的真武庙记载，另据（明）沈应文《顺天府志》卷2营建类“寺观”条记载（注：中国书店1959年8月影印明万历廿一年刊本，第三册。），顺天府辖境的大兴县、宛平县、固安县、三河县、武清县、密云县、永田县、平谷县都建有真武庙。
以上这些均为京城中的真武庙记载，另据（明）沈应文《顺天府志》卷2《营建志》“寺观”条记载（注：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影印，第三册。），顺天府辖境的大兴县、宛平县、固安县、三河县、武清县、密云县、永田县、平谷县都建有真武庙。
又据《万历通州志》卷5记载（注：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影印，第二册。）：“真武庙三：一在州治北城上，宋政和中知州郭凝建；一在州西南隅，旧名真庆观，宋太平兴国五年建；一在石港镇，宋咸淳中建。”依据此志记述，这三座真武庙最初都是宋朝建立的，一直沿续到明代。宋代建立的真武庙还有王安中《初寮集》卷6《北京深州安平县真府灵应真君庙碑》的记载：“京师而北三万之家之邑，今独深之安平而地则定州也。……夫惟邑之胜，宜有喜事者，崇成佛祠神居，以为城郭壮丽之观。岁时祈祷，庇其耄倪，于是有真武灵应真君祠。”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宋代深州安平县修建真武祠称得上是当地的一桩喜事，人们修建真武祠，正是为了“岁时祈祷”，从而达到“庇其耄倪”的目的。《嘉靖河间志》卷3《建置》云：河间府的兴济县有一座崇真宫，立有“御制崇真宫碑，宫名崇真，礼真武也。”御制的崇真宫碑，则表明皇朝对真武的崇奉。同卷还记载：“真武庙，旧为天王台，后更名为真武庙。程敏政撰记。”明代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3《河间府真武庙记》记载：“河间为北方大郡，而真武以其方之神庙食其土而福其人事。”并据此记可知，明河间府的真武庙是在元大德中所建造的真武庙旧址上重建的。
通过上述记载可知，明代的北京附近府州所建真武庙颇多。这对朝廷来说，有“太宗皇帝昭示灵贶，建庙两京”，“以为常制”，“神其有灵，既庙食于此矣”（注：《嘉靖河间志》卷3，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影印，第二册。），祭祀真武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对民间来说，真武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因如此，才能“祭享之礼，殆遍天下”。而明代的北京及京畿地区于是成为崇祀真武的中心，也是势所必然的。
二 宋元明时期崇奉真武的历史因素
1、历史继承性
宋元明三代尊奉真武北帝，其实有着历史的渊源可寻，这个渊源仍然要追溯到古人对玄武星宿的崇拜。自从玄武被命名为天上的星宿，人们一方面将它视作北方天际中神秘莫测的星体，一方面把它奉为统摄北方天地的神灵。于是乎就连玄武的名称也显得非常吉祥了。古人以玄武命名的官职、地名、山名、湖名、门阙、殿名、服饰、旗帜、传符、仪仗队等在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正史里的天文志统统要记玄武星宿自不待说，从《礼记》的《曲礼》到《周礼》的《考工记》，从《吴子》的《治兵》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从屈原的《离骚》到张衡的《思玄赋》，从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到唐人的异文杂记，从《全唐诗》到《全宋词》，均有神圣玄武的字句。随着玄武名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诸多方面，人们对玄武的崇拜也不断上升，有些地方建立了祠观来祭祀真武，陈朝的皇帝就曾驾幸玄武观（注：《陈书》卷16《蔡景历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228页。）。隋朝的段君彦作过一首《过故邺诗》，其中有一句云：“虽临玄武观，不识紫微宫。”（注：《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隋诗》卷7，中华书局，1983年，第2733页。）说明当时的故城邺地亦修建了玄武观。而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朝廷祭典中，几乎都要祭祀玄武。如《隋书》卷7《礼仪志》说：后周常在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等，其中就有玄武。唐代冬寅日在南郊祭百神，凡一百八十七座神祗，亦有玄武（注：《旧唐书》卷24《礼仪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911页。）。由此可见，玄武已堂皇地跻入百神之中，受到万众崇拜和朝廷祭祀，俨然成为国家尊奉的正神之一。有宋一代，玄武改称真武，同样受到包括道教在内的朝野推崇，正式进入国家的祀典。朝廷在腊前一日蜡百神，百神当中就有真武（注：《宋史》卷103《礼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2521页。）。自从宋代道士将武当山附会为真武的出生地，真武便成为降妖伏魔为民除害的象征，祭祀真武的香火立即从武当山弥漫开来，许多地方都相继建造了真武殿或真武庙。如当时杭州西湖一带，每年三月三日的殿司真武会，便是人潮如海，场面极为宏大壮观（注：（宋）周密：《武林旧事》卷3“社会”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45页。）。洪迈《夷坚志》戊部卷6说婺州地区乡俗是在三月三日的真武生辰日，“阖郭共建黄箓醮禳灾请福”。另有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5“悬画”条说：“月令岁朝宜宋画福神及古名贤像。……三月三日宜宋画真武像。”可见在三月三日画真武像的风俗也是由宋代开始的。到了元代，人们对于真武的崇祀仍在继续。元人戴表元《剡源文集》卷4《竹溪道院真武祠记》就说竹溪翁曾“绘画真武像，展礼无怠”，于是真武常常显灵。以此证明“气盛而鬼神辅，道胜而助之者多”。尤其是元代皇帝宣扬自己得到了北方真武神的庇护，供奉真武的庙宇更多了。明代对真武的崇拜，主要建立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又不断发扬光大，真武在民间不但享有更多的祭祀，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祈求护佑
真武之所以受到万众崇拜，当与真武所担负的职司有关，因为传说中的真武既是水神又能降妖伏魔，顺应了百姓祈求神灵保佑、渴愿如意安康的心态。在民以食为天的封建农业社会，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成为人们祭祀真武的主要企望。如宋代张方平《乐全集》卷35《祭真武灵应真君文》就是希冀通过祈祷真武而结束“霪雨不止”的坏天气。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9《真武殿祈雪疏》及《真武殿乞雨疏》则记载了人们乞盼真武降雪降雨的愿望。《嘉靖河间志》的崇真庙碑文上也赫然希望真武能够“以时降福”，“风雨调节”，“民物丰豫”，达到“百世绵宗社于亿万年”的祈祷。正因为人们相信真武会带来和风顺雨的好年景，所以一旦“有遇龟蛇集者，皆以谓真武降，必焚香罄诚恳祷”（注：（宋）彭乘：《墨客挥犀》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037册，第681页。）。明代韩邦奇《苑洛集》卷8《嘉议大夫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等处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卸史西溪屈公传》更记载了发生在淮扬地区的一则神异事迹，当屈公统辖的境内遇到干旱，庄稼枯槁，百姓焦灼的时刻，屈公亲自上山祈祷真武，“既而果大雨如注，岁则大熟”。
真武能够降妖伏魔当是人们祈求真武的另一重要方面，由于道家的竭力宣扬，真武最大的功德便是为天下铲除一切妖魔鬼怪和救助众生，前举宋代刊刻的《元始天尊统北方真武经》及《贵耳集》之“均州武当山条”等，均说明了这个问题，兹不复述。真武的降妖伏魔进而也被附会到一些有名的军事首领身上，如“百战百胜”的狄青大将军，就被人们宣传成“世言青真武神也”（注：（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037册，第102页。）。如此一来，一些军事将领在打仗时便对真武十分依赖了。耿福在元朝任镇国上将军、安定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太祖九年秋天，“武仙悉众来攻，福逆击之，仙不能克，乃以火炮攻北门。城中火起，福祷于真武庙，反风灭火，大雨如注”。“是夜，分兵三队，攻贼。仙弃营走，福追击，斩首数千级，仙仅以身免”。由于耿福“祷于真武庙”，真武果然暗中相助，一举击溃了武仙的进攻，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注：《新元史》卷143《耿福传》，中国书店，1988年，第610页。）。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7引《辽阳新志》曰：广宁伯刘江，少有大抱负，战胜攻取，累拜中军都督，总东辽戎政。永乐己亥间，倭贼屡为边患，江乃驻兵金州备之。既而贼至埚下，江“如真武披发状”，举旗鸣炮，“贼众大败”。刘江在指挥战斗中扮作真武的模样，一方面是想威慑倭贼，另一方面则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土兵在作战中看到长官如神降临，自然信心百倍，英勇作战了。
3、皇帝的提倡
随着祭祀真武庙宇的兴起，人们对真武逐步脱离了星宿崇拜，而使其演化成为一位形象具体的神祗，正如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所说：“玄武本北方之神，祥符间，避讳改真武，后兴醴泉观，得龟蛇，道士以为真武现，自后奉事益谨。其绘像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从者执黑旗焉。”而披发、仗剑、踏龟蛇等等，果真被后代文人信手拈去，稍加发挥想象，便成为真武北帝的模样。由于真武受到民间百姓的祀拜，又有道教士徒的宣扬鼓吹，终于引起了宋王朝的的关注。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真宗皇帝下诏加“真武号曰真武灵应真君”（注：（宋）高承：《事物纪原》卷2《公式姓讳部》，中华书局，1989年，第81页。）。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诏佑真武灵应真君加号‘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真君’”（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0《郊社考·杂祠淫祠》，中华书局，1986年，第824页。）。皇帝为真武加号，无疑为全民信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逮太宗肇兴观宇，累圣相承，隆名邃阙，像设有严，四方翕翕骏奔”（注：（宋）魏了翁：《鹤山集》卷38《成都府灵应观赐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442页。）。正由于两宋几朝皇帝的提倡推崇，形成了天下皆崇信真武的趋势。人们认为真武圣灵于国家福佑最显，海内莫不知所敬仰。到了元代，尊奉真武的风气依然炽盛，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6“武当山降笔”条记载，人们四处张贴真武手书诗词，以乞求真武护佑。就连元代统治者也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北方真武大帝的护佑，才得以入主中原。因此，不但下令在真武显形的地方修建真武祠，祭祀真武，在元成宗时，又加封真武为圣仁威玄天上帝（注：《元史》卷21《成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456页。）。明代皇帝同样是信服真武的，明代倪明《青溪漫稿》卷11《北极佑圣真君》云：“再考国朝御制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阴祐为多，及定鼎金陵，乃于鸡鸣山建庙以崇祀。事载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肃靖内难，以神有显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还规定：“而两京岁时春秋及京师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当山，则命内外官员专一在彼提督，列圣崇奉之意，可谓至矣”。宪宗朝，继续做了“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等一系列活动（注：（明）倪岳：《青溪漫稿》卷11“北极佑圣真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251册，第124页。）。《明史》卷50《礼志》还规定：“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神于端门，用豕九、羊九、制帛等物。”皇帝的竭力提倡，促使明代的真武信奉达到了极盛时期。从明代府、州、县地方志记载的当地真武庙的情况来看，真武祠庙的确达到了普天之下，不知几千万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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