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尔扎克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史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3)05-0091-05
法国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世界文坛上久负盛名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辞世已一个半世纪了，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经久不衰，在中国的读者心中，犹如一座富藏的矿山，常掘常新。从巴尔扎克传入中国起，国内对他的译介和研究，一直在向纵深和广博发展。建国前，初露端倪；解放后，小成气候；近二十年，如火如荼。
一、作品初译，作者首介
我国译介外国文学始于19世纪70年代，繁荣于20世纪初，巴氏传入更晚一些。最早将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来中国是1914年，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在陈家麟口译下，用文言意译了《人间喜剧》“哲理研究”中的四个短篇：《猎者斐里朴》(今译《永别》，以下同)、《耶稣显灵》(《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楼冤狱》(《红房子旅馆》)、《上将夫人》(《新兵》)，并取名《哀吹录》，分别刊载在当年《小说月报》第5卷7～10号上，原著者“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的第一个汉译名。1915年5月6日，《哀吹录》由商务印书馆以成书出版，巴尔扎克小说最早的汉译本面世。而对这位大作家的了解，是从1917年3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开始的。该《丛刊》50篇作品中，有《人间喜剧》“哲学研究”中短篇《男儿死耳》(《刽子手》)，署“邬拿特·白尔石克作”。篇目前，附作者的照片和小传。照片让读者首次见到了巴尔扎克的模样；六七百字的小传，从生平和创作上对其主要事迹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叙述，使读者认识了“笔耕墨耨，勤劳无比”的巴尔扎克(注：程代熙.巴尔扎克在中国[J].读书，1979，(6).)。
两次译介均开我国巴氏传播之先河，反响却迥异。《哀吹录》虽为巴氏作品的中国首译，但并未象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外”(注：寒光.林琴南[M].北京：中华书局，1935.115.)、“不胫走万本”(注：陈衍.林纾传[M].福建通志·文苑卷第9卷[Z].福州市新华书店，1981.26.)。而周译《丛刊》，初版就有简易本(三卷)和精装本(一册)两种，同年9月即得到教育部“褒状”，被鲁迅誉之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注：鲁迅.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A].周瘦鹃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38.)。且次年2月再版。就林纾而言，“林译小说”地位较高，他近30年的翻译生涯中，以1913年译完的《离恨天》为界，前期译作认真严肃，译书大都有序、跋、题记、按语等，文字生动流畅；后期译文松散，态度随便，“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变为中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3.)。《哀吹录》译出恰逢转折期，其效果从时任《小说月报》主编恽树珏的一封信中可以得知，“就中杜撰字不少：‘翻筋斗’曰‘翻滚斗’，‘炊烟’曰‘丝烟’，……以我见侯官文字，此为劣矣!”之所以得刊发，是“以其名足震俗”(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3.)。再者，林纾不懂外文，译作由精通英文的陈家麟口译后，他再笔译成。这样，从英译的法文本转化为文言的汉译本，几经删削，原作效果受到影响就在所难免。况《哀吹录》所收短篇非巴氏名篇，反响平平乃自然之理。周瘦鹃却不同，他虽只懂英文，但译作是他亲手从英译本翻译而得，所用文言浅近，加之他熟读欧美著名小说，能“闭目背诵诸小说家之行述，历历如数家珍”。(注：王钝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上卷)·序[M].上海：中华书局，1917.1.)。“爱法国作家的作品，远在英美之上”，巴尔扎克又是他崇拜的对象(注：周瘦鹃.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J].雨花，1957-06-01.)，因此，译作熟练、通畅，介绍作者有板有眼。同时，他翻译《丛刊》，是为筹措结婚费用，非认真为之不可!译作送教育部审查注册，负责审核的鲁迅阅后，甚感此书与《域外小说集》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倍加赞赏，申请颁奖，就不足为怪了。
事实上，“五四”前的中国对巴尔扎克传播并非重视。原因较多。首先，该时期传入的小说中，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和科学故事最多，这是传播者作政治宣传与科学启蒙的需要；侦探小说与言情小说影响最大，因为它投合了一般市民阅读公案武侠小说的习惯及对异域艳情的兴趣。作为主要读者群的小市民，“消闲”是其普遍的文学欣赏需求，传统的“大团圆”是其最乐于接受的文学程式。鉴于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难以“移植”生长，传播者只能用传统文学的框架去包容外国文学的某类题材。其次，自然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19世纪后半叶的法兰西，差不多尽是自然主义的势力，左拉提倡实验小说以后，自然主义冷酷的人生哲学与崇美的文学原理，大为人们称道，经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努力，更是炫辉一时。20世纪初，我国的留学生受此影响。1915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3期陈独秀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对左拉、福楼拜、都德、莫泊桑等的推崇，为他们在中国的传播开了方便之门。再次，传播者本身对社会思考的差异及个人的偏爱，形成了自己的独有视点。如曾朴以传播雨果等浪漫主义流派为首要，伍光建以介绍大仲马等人的历史小说为重点，周桂笙以翻译鲍福等人的侦探小说为主打等，使同类作家的传播先行进入。基于诸多因素，传播者中虽然“有不少懂法文的文学者，然而却把巴尔扎克轻视了”(注：王任叔.关于巴尔扎克[A].巴尔扎克短篇小说[M].蒋怀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2.)。
二、传播渐宽，注目开始
“五四”时期，左右文坛的主要读者层发生变化，受科学民主思想熏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代了一般市民。他们有更开放、更健全的审美需求，迫切希望摆脱“瞒和骗”的文学，寻求真实反映现实人生的文学。1918年底，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十九世纪“用这人道主义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提出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并将欧美的易卜生、莫泊桑、托尔斯泰、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介绍过来，让这些作家在中国的传播拥有市场。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又将目光转向了俄国，“俄国文学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注：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44.)。直到1922年，《小说月报》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引起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注意，传播者才感到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不能只凭“主观的热烈爱好心”，更应考虑“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要“翻译现代的写实主义作品”。(注：沈雁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N].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45).)在这种趋势下，巴尔扎克才得到关注。
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印行，沉寂多年的巴氏传播重新浮出水面。至1932年，传播者也许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没有将重点放在作品翻译上，而是更多地观照巴尔扎克本人。毋庸质疑，从接受层面来说，“作者先入”有利于受众对作品的把握。据此，一些评介作者的文字接踵而来：《巴尔扎克底作风》(佩蘅)、《巴尔扎克创作的豪兴》(赵景深)、《巴尔萨克(即巴尔扎克)的婚姻史》(曾朴)、《巴尔扎克论》(丽尼译)、《巴尔扎克的思想》(李长山译)、《巴尔扎克的生平》(李长山译)、《谈巴尔扎克》(宗尧译)、《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白宁译)、《巴尔扎克论》(白宁译)等十多篇文章相继在《小说月报》(1924、1927)、《国际译报》(1927)、《真美善》(1928)、《华北日报》副刊(1929、1930)、《北平晨报·学园》(1931)等刊上发表。李璜编《法国文学史——从十八世纪至今日》(1923)、袁昌英著《法兰西文学》(1923)、徐霞村编《法国文学史》(1930)中有关巴尔扎克的章节也占了相当多的篇幅。遗憾的是，其内容大都由法、英、苏、波兰等国的文章翻译而来或改编而成，很少国人的观点，惟徐霞村的评价，显出一些见解。他认为，“巴尔扎克虽然有许多缺点，他之为世界大小说家这个事实是毫无可疑的。他的人生的解释是一方面的，不平衡的；他的哲学有时有些江湖气；他的描写常是沉重而且干燥；他的文笔常是生涩、冗赘，而且夸张。但是在人物的烘托和风俗的描写上，他却是小说家中少有的人物”(注：徐霞村.法国文学史[M].上海：北新书局，1930.187.)。
同期作品翻译，无单行本出现，只有散见于书刊上几个零星的小说短篇。如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上仲持译《刽子手》(此为周瘦鹃《男儿死耳》重译)，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短篇杰作集》上白冷译《征发兵》(此为林纾《上将夫人》重译)、1930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选”《沉默》上学楷译《苔伊夫人最后的宴会》等。
1932年，瞿秋白根据苏联《文学遗产》的材料，编译了一本《“现实”——科学的文艺论文集》。其中，《恩格斯论巴勒扎克(即巴尔扎克)》一文的精辟论述，在理论上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一信，让广大读者明白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文学地位，知晓了《人间喜剧》这一“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的文学价值。中国的巴氏传播注入了“催化剂”。此后五年多时间里，有近20篇评介文章发表，20余种译作刊出。评介文章中，既有文学史上单章节专论(如1936年出版的夏炎德编《法兰西文学史》第三十一章)，又有期刊上登出的多篇论文(如1935年《艺星》第2期卢鸿基译《巴尔扎克》、《文学》4卷1期雨果的《巴尔扎克之死》、《春光》1卷3期杜微的《论巴尔扎克》)；既有国外评论文章的“移植”(如《文学季刊》1卷4期谭纲作、李辰冬译《巴尔扎克》)，又有国内文人的论述(如《文学杂志》1卷3期李健吾《巴尔扎克的<欧贞尼·葛郎代>》)；既有详细的传记、年谱(如《大陆杂志》1卷7、8期上白宁作《巴尔扎克传》、《巴尔扎克年谱》)，又有有趣的逸话、小品(如《新小说》1卷4期《巴尔扎克逸话》、《现代》第5卷第4期《巴尔扎克的恋爱》)。译作里，有《人间喜剧》中的小说，还有巴尔扎克的情书(如1933年岳莲译《天才男女的情书》收巴尔扎克等31人的情书48封)；有长篇小说的单行本发行(如1936年穆木天译《欧贞尼·葛郎代》)，还有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如1936年蒋怀青选译《巴尔扎克短篇小说》收8个短篇)等等，种类繁多，样式渐全，多途径、多形式、多方位的传播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坛，而且使读者对巴尔扎克的了解由抽象走向具体，由窄变宽，由浅入深。
值得一提的是，发行的译本，考虑接受需要，体例安排较完整。蒋怀青译《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除正文的8篇小说，卷首王任叔作《关于巴尔扎克》长达14页，卷末译者编《巴尔扎克重要作品录》列长篇小说10种、短篇小说31种，并有《人间喜剧》六个“场景”的中外文名称。单行本《欧贞尼·葛郎代》(即《欧贞尼·葛郎台》)，正文之前有《译者之言》、《欧诺雷·巴尔扎克年表》、《人间喜剧总序》译文，书中附有巴尔扎克像及插图十五幅，卷末附译者注，其中正文注释59则，《人间喜剧总序》注释35则。编译者态度之严谨及对传播之重视略见一斑。
《欧贞尼·葛郎代》是巴尔扎克“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它作为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诞生，与传播者的文学眼光分不开。穆木天在日本东京攻读法国文学时，兴趣在象征主义诗歌上，“九·一八”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认识到，现实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他深感“西洋文学之翻译与介绍，是中国现在所急急地需要的”，指出，由于中国“封建的遗留太浓厚”，译介者“进步性不够”，“无形中受了侵略主义的影响还不自知”，“想办好货，结果，办了劣货来了”。他认为，中国的译本，看不到“西洋文学的全豹”，青年学子不能从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创作上的修养”，于是，为了“历史地、客观地翻译介绍有真实性而能充分反映社会的作品”(注：穆木天.谈翻译介绍[A].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7-348.)，他选择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选择了《欧贞尼·葛郎代》。在他的心目中，该作品是法兰西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纪念碑”，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注：穆木天.关于《勾利尤老头子》[A].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4.)，由此看来，传播者在较多地了解作者之后，对作品的翻译，不再停留在巴氏富有特色的短篇上，而是有重点地将笔触伸到巴尔扎克的深处。
三、逐势发展，初见端倪
当广大受众获取到有关作者的大量信息后，阅读巴氏作品，窥见作者全貌，成了他们的迫切要求。传播者顺应时势，迅即将巴尔扎克的大量作品选译过来。据资料所示，选自《人间喜剧》的译者译作有：黎烈文译《乡下医生》(1938年初版)；盛成译《村教士》(《乡村教士》1940年初版)；穆木天译《从妹贝德》(《贝姨》1940年初版，1947年再版)；《巴尔扎克短篇集》(1942年初版)、《夏贝尔上校》(1943年)、《从兄蓬斯》(《邦斯舅舅》，1943年初版)、《长生不老药》(《长寿药水》，1943年)、《勾卜赛克》(《高布赛克》1943年)、《二诗人》(即《幻灭》之一，1944年初版)、《巴黎烟云》(即《幻灭》之二，1944年初版)、《耶苏基督在法兰德尔》(《耶稣降临弗朗德勒》1947年)、《绝对之探求》(1949年初版)；诸侯译《伪装的爱情》(1943年初版，1945年2版，1946年3版)；韩云波译《犹金妮》(《欧也妮·葛朗台》，1944年初版)；高名凯译《葛兰德·欧琴妮》(《欧也妮·葛朗台》，1946年初版)、《杜尔的教士》(《图尔的本堂神甫》1946年初版)、《幽谷百合》(1947年初版)、《单身汉的家事》(《搅水女人》1947年初版)、《两诗人》(1947年初版)、《老小姐》(《老姑娘》1947年初版)、《外省伟人在巴黎》(1949年初版)、《发明家的苦恼》(1949年初版)、《米露埃·雨儿胥》(《于絮尔·弥罗埃》1949年初版)、《毕爱丽黛》(《比哀兰特》1946年初版)、《古物陈列室》(1948年初版)、《地区的才女》(《外省的诗神》1949年初版)、《闻人高笛酒》(《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1949年)；傅雷译《高老头》(1946年初版，1947年再版)、《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初版)、《欧也妮·葛朗台》(1949年初版)；罗塞译《戴依夫人》(1945年初版，1946年再版，收《戴依夫人》、《约安先生》、《恐怖时代》、《基督在法兰达斯》四个短篇)等。之外，陈原从巴尔扎克《谐趣故事集》中选译了二十个短篇为《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第1～2集)(《都兰趣话》前二卷，1945年初版)。根据以上所列，我们发现：第一，译作涉及面广，系统性趋势增强。五十多篇(部)译作中不只局限在《人间喜剧》内。《人间喜剧》里，除篇目不多的“分析研究”未涉及，其他都有体现。“风俗研究”六个“场景”无一空白。其中“外省生活场景”所有篇目由高名凯译出，无一漏挂。传播开始由单篇选译转向某一“场景”的逐译或全译。第二，传播者大都为留法学生，译作多由原文译得，转译现象减少。译作刊出年度连贯。自1938年始，几乎每年都有新译作，特别是1945年后，数量明显增多。从译者、出版者到读者，对传播都颇为重视。第三，不论传播者，还是一般读者，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审美取向逐步增强。对《人间喜剧》重点篇目关注明显。如《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都有多种译本，《贝姨》、《高老头》等多部小说均几次印行。可以说，本阶段的作品翻译是巴氏传播新的亮点。它从巴尔扎克那座“矿山”输送来的矿石，不是几片、几袋，而是几吨、几车，甚至矿山一角。它第一次让读者感受到“矿山”的富有多彩，领略到“矿山”的深邃浩博。
同时代的评介者就是译者。他们不再沿用“他山之石”，而是有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们的文章与译文连在一起，以“序”、“译者之言”或其他形式出现，如穆木天《从妹贝德·译者之言》、《关于<勾利尤老头子>》，高名凯写于《杜尔的教士》之前的《巴尔扎克评传》，盛成的《村教士·译者序言》，陈原的《译者前记》等。这些文章把巴尔扎克的创作风格、《人间喜剧》的风貌全景与具体的译作联系在一起，以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管中窥豹、小中见大。
巴氏传播能渐趋发展，既是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客观刺激所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切为了前线”，文学成了宣传抗日的工具。巴氏传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37～1939年国内对巴尔扎克少有问及。随着战争局势发展，中国政治地理一分为三：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对待外国文学和文化遗产，既不可一概排斥，也不能全盘照搬，而应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57-871.)。按此标准，曾受马克思、恩格斯赞扬的巴尔扎克被传播者有选择地接受下来。傅雷的译介在这一影响下开始。“孤岛文学”是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上海沦陷后，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英法租界的特殊环境，为文学创作和翻译出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诸侯的译作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国统区，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作家们开始正视现实中的矛盾与黑暗面。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文艺界受到愈来愈严重的精神压迫，作家的目光不再专注于轰轰烈烈的表面事象，开始从大后方繁复错杂的生活中作深层次的发掘，翻译外国名家作品和竟写长篇成为风气，盛成、罗塞、韩云波等译作在该时期杀青。穆木天选择巴尔扎克作为传播对象，并非其三十年代翻译的简单承接，而是“感到巴尔扎克作品中反映的资产阶级上升期的贪婪、狠毒、野心，对当时抗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着间接的启示”(注：雷锐.浅论穆木天彭慧在桂林时期的创作和翻译[A].穆木天研究论文集[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65.)。陈原在“这个无奇不有的鬼影幢幢的大都会”，看到“西方的魔影，竟时常在大街上显灵”，感觉巴尔扎克的“趣闻逸事”就是“我们蝼蚁众生已积压在心头的恨与笑的爆鸣”(注：陈原.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第一集)·译者前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5.15-16.)时，才决定翻译《谐趣故事集》。虽然高名凯的翻译是为了生活得以保障，黎烈文的翻译是为配合“旧社会的改革和新理想的实现”的宣传，但都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只有盛成是因为他的老师“介德思先生极推崇巴氏，尝使门人读《村教士》”，他才“来译曲高和寡人不注意的巴氏杰作”(注：盛成.村教士·译者序言[M].北京：中华书局，1940.2.)。
传播的发展不只体现在译作数量的增多，更主要是接受者理解的深入。同时代的受众认为，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写实主义中最完全最勇敢而且最豪健的代表”(注：佩蘅.巴尔扎克底作风[J].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1924.)，而且是“比一切的左拉要高出一头”的作家，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的当代的社会的发展的动向，社会发展的因果律，他对于在他的作品中所要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同专门的历史学家、经济学者、统计学者一般正确地去研究、认识，然后正确地描写出来，正确地把因果理由阐明出来”；他“是‘金钱’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金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无言的无性的主人公”(注：穆木天.关于《欧贞尼·葛郎代》[A].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1—109.)，他的《人间喜剧》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一切思想和文化的一个大缩图”(注：杜微.论巴尔扎克[J].春光，1934，1(3).)，而且是“人类生活的百科全书”(注：高名凯.巴尔扎克评传[A].杜尔的教士[M].上海：海燕书店，1936.10.)，是“十九世纪的《神曲》”(注：盛成.村教士·译者序言[M].北京：中华书局，1940.2.)，是“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划时代的别开生面的作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法兰西“大革命后王党的叛乱，帝政时代的秘密警察的活跃，布尔朋王朝的归还，王政复古时代的贵族社会，金钱的支配权的日趋增大，集纳主义的跋扈”，看到了“各种社会环境”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物”的“嫉妒、贪欲、野心、虚荣”(注：穆木天.关于《欧贞尼·葛郎代》[A].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1—109.)。
在这30多年里，国内各类译者、评介者近50人，介绍、评价巴尔扎克的文章(含译介而来的)40余篇，翻译(含重译)其作品80余篇(部)，其中，《人间喜剧》已译出30多种。甚至连巴尔扎克的汉译名也有近10个。中国文学界对巴尔扎克的译介虽较其他法国作家晚，但从其传播所形成的势头来看是令人欣慰的。总的来说，巴尔扎克初入是偶一为之，对其关照是先作者后作品，选译作品是先一般后重点、先零散后系统。与其说是传播者造就了这一事实，不如说是中国文学的“土壤”培植了这颗“种子”。没有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就没有巴氏传播的开始；没有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就不会引起对现实主义的重视，也就没有巴氏传播的兴起和发展；没有战争时期独特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传播者也就不会对巴氏倾注较多的热情，《人间喜剧》也就难以走进我国广大读者的视野，巴氏传播就不可能走向深入。诚然，传播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外文基础、语言移植的能力非常重要，但离开了接收文学的“土壤”，这些只能成为徒劳!是的，“介绍巴尔扎克是一椿难事”，“不弄便罢，弄起来就和那压在巴尔扎克背上12万佛郎的债一样，或者凝在巴尔扎克心头17年的梦一样，住手的那一天，怕就是和世人告别的那一天”。但毕竟“一件杰作不是一个私人的，不是一个部落的，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全社会的，所有国家的”(注：李健吾.巴尔扎克的《欧贞尼·葛郎代》[J].文学杂志，1936，1(3).)。因而将这一“杰作”传播过来，是受众心中所期待的，也是我国文学发展之必需，是中外文学交流之必要。尽管20世纪前期巴尔扎克传播未能使他的面貌尽展，但十几位传播者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学界的逐渐重视，巴尔扎克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在我国受众心中已渐显端倪。也正是有了这一时期的蓄势，我国的巴尔扎克传播才会有后来的深入，才会迎来今天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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