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年中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中国工业经济的研究者们秉承多年的传统，力求在解决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深化理论研究，围绕工业化和工业发展战略、工业结构、区域经济和产业组织等内容，重点探讨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竞争秩序建设;企业家机制对企业集团成长的作用;开放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形成及定位;转型时期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示范效应;产业区位转移对地区工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等问题。
一、关于工业化和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
2006年工业化问题研究仍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吴敬琏强调中国工业化模式转变的急迫性，而且强调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是在于加快体制改革，而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决策咨询通讯》2006.2）
张赞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实证检验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中国总体的环境质量和局部环境质量都有高度的相关性，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内生变量，环境质量可承受及其改善是中国工业化必须考虑的战略问题。（《财经研究》2006.4）
陈佳贵等开展了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研究，力求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引入更具体的考察上，内容包括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多方面评价中国地区工业化水平，构建了经典工业化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地区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经济研究》2006.6）。
研究者们注意到，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联系密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的进步依赖于市场竞争秩序建设这样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而市场秩序的建设与完善需要从有效性和规范性系统评价和设计，需要通过完善功能引导性产业政策等途径实现，这些将成为优化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战略考虑的基本问题。
（一）有效竞争秩序应包括有效性和规范性的共同基准
金碚研究员主持开展了对竞争秩序和竞争政策课题的研究，并形成了《竞争秩序与竞争政策》研究成果，吕政对此评价，市场机制的有效与否直接取决于是否存在竞争以及竞争是否有效，而竞争是否有效则直接取决于市场竞争秩序是否规范有效。如果缺乏竞争，或者竞争秩序混乱，则市场调节有效性的理论就不能成立。所以，所谓有效的经济秩序或者有效的竞争秩序，就是能够保证市场有效竞争的秩序，而市场有效竞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实现生产成本与产出以及价格与收益的直接联系。当然，仅仅如此还不够，竞争秩序不仅要保证实现高效率，而且要符合社会公众的价值准则。例如，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竞争越激烈，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强者可以生存，发展，扩张，甚至吞噬弱者，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弱者就不应该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吗？不仅生产者之间有强弱差距、投资人之间有大小不同，而且，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信息占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之间、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权力操纵者和被管制者之间等等，也都存在很大的力量差别。社会不可能无视这一切而听任不择手段的弱肉强食，也没有哪个国家会实行这样的市场竞争制度。所以，市场竞争秩序不仅应该是有效率的，而且应该是规范的，从一般意义上说，有效竞争秩序本身就应包括有效性和规范性的两层含义。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市场竞争秩序讨论把两者割裂开来，或者关注有效性，或者关注规范性，这在实践上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使我们或因过分关注市场的有效性而忽视了市场的规范性，或因过分关心市场的规范性而忽视了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源配置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影响了工业化的转化和进步。（《中国工业经济》2006.9）
（二）中国工业经济长期发展要体现环境友好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内涵
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必须长期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节约用地放在更突出的战略位置，强化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指标的约束。
刘树成认为:评价中国经济发展要看比较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之内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忽高忽低的不匀速的增长要好得多。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应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为此，“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求，到2010年，在GDP年均增长7.5%的同时，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如何让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好”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从增长与生态的关系来看，这种增长是环境友好型的，要求产业结构要更合理，经济增长效益要更高，居民生活环境要改善，各种社会矛盾要减小。（《光明日报》2006.12.14）
（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化要有效化解经济周期变动的影响
针对中国工业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一问题，卢中原认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有增无减，受经济周期变动影响较大，陷入经济周期变动困境。在经济下行期，会因急于走出低谷而容易把主要精力放在数量扩张上；在经济上升期，又容易出现抓住时机大干快上的倾向，结果都会导致放松对节能降耗和结构调整的引导。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经过努力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强度，但其绝对量仍会呈增加趋势。如果放松努力，前期取得的成效就会被抵消。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万元ＧＤＰ能耗２００５年比１９８０年下降了６４％；但其中１９９８年以后，下降速度大幅度放缓，２００２年以后连续３年出现反弹。这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十分紧迫而艰巨。为促进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加强有利于节能、降耗、减排、增效的制度性建设。完善能源环保政策、竞争政策、技术政策和功能引导性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有效控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不论经济波动周期处于上升期还是下行期，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06.12.18）
（四）摆脱中国能源供给制约根本措施是调整经济结构
刘铮、姚玉洁提出:人口众多、能源相对不足的国情，再加上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使目前中国能源的消耗强度增大，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能耗强度呈倒“U”字形走势，也就是说随着进入工业化阶段，能耗强度逐渐攀升，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阶段，能耗强度达到最高，到了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能耗强度不断下降。中国经济正处于重化工阶段，经济发展的能耗强度增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我们应当看到，其中也有明显的不合理因素，如一些高能耗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等。从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发展非常快，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如果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第二产业的比重每下降1%，全国能耗就会降低2500万吨标准煤，万元GDP能耗就会下降1%。同样，高技术产业目前只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10.3%，如果比重能提高1%，那么万元GDP的能耗下降将超过1%。所以，当前要解决或缓解能源供给紧张问题，首先就要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能耗低、污染少的服务业加快发展，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半月谈》2006.15）
（五）应当尽快制定循环经济的产业促进政策
毕井泉认为:循环经济的理念需要立法来体现和倡导，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需要立法来明确和规范，发展循环经济中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要求需要法律来强制推行。一是立法要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要通过立法，把污染者付费变成在全社会强制推行的理念和原则；要通过立法，把节约资源、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二是要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循环经济的立法，既要有循环经济的大法，也要有相关的法规、办法和政策。在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要体现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三是要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管理制度。要总结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把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上升为基本制度予以规范。要制定循环经济的产业促进政策；制定循环经济投资项目的审核、标准和标识制度；建立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制度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等。四是要强化执法监督。在立法时就要对法律的实施进行预评估，充分考虑执法的可行性。要理顺体制，加强监督，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循环经济法律和各项规定的贯彻和实施。（《中国经济周刊》2006.48 )
二、关于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
在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关注的领域包括:对产业带内部企业创新优势的分析，企业家的勤奋、智慧、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对中国企业集团成长的作用以及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发展的启发作用等。
（一）产业带的集聚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孙海刚提出:在成熟的产业带内部，不仅仅是一种产业，而是有许多相关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能拥有相近的技术或设备，某一产业的技术提升以后，它的外部性可能会使技术快速溢出，有利于产业带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产业带内部企业之间的经常接触，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能力的提高，比单独一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所付出的成本要小。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般情况下，在产业带内部，个别企业很难获得保持领先的优势，但是，整个产业带的企业要比产业带之外的企业创新能力强得多。（《当代经济管理》2006.5）
（二）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是企业集团成长的关键
刘巨钦、吴维辉、周洋认为:企业家是中国企业集团得以成长的关键性资源。企业产品的创新、企业技术的创新、企业制度和组织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家的勤奋、智慧、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尽管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中国已经进行了20多年，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中国还缺乏在技术和品牌上真正领先于世界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这其中，企业家群体的规模、地位、素质的局限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企业家机制的形成是企业集团及其产业组织优化的关键因素，由此，完善企业家形成机制也成为产业组织政策的关键指向。（《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3）
（三）产业联系的强弱程度决定产业集群稳定和持续性
产业联系强弱程度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集群的效应，这种效应对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企业集群在一国或一定地区的持续效应影响更为显著。方勇、张二震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中，决定集群产业能否在本地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是集群产业与东道国产业的联系强弱。对于低技术型产业或传统加工制造业来说，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必须立足当地，努力在当地建立本地化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配套网络。同时，由于这类产业的技术门槛低，本地企业也容易融入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之中，这时候，跨国公司主导型的产业集群就能够稳定持续地在东道国发展下去，了解这一原理，有利于调整本国企业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正确选择，实现经济发展的双赢或多赢结果。（《世界经济研究》2006.10）
三、关于工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关于工业结构问题，研究者们关注在中国汽车产业出现的创新现象，总结了这一现象对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可能影响；考察了在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耗难度较大的情况下，依靠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对中国能源产业发展重要性等内容。
（一）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进步将为优化中国工业结构提供可行思路。
当前，中国汽车产业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新产品的投放速度明显加快，但其中80%是从国外汽车公司直接引进的；价格策略成为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在逐步下降；行业洗牌过程刚刚开始，未来两三年内是汽车企业的决胜期。在此形势下，技术创新的内生机制正在形成，自主创新将成为企业的必然策略和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结合长安汽车集团的发展实践，冯飞提出: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内涵除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体系和机制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汽车产业在合资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制造管理经验，但缺的是产品创新能力，特别是缺少研发流程和数据库两个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非常关键的环节。中国汽车产业走自主创新道路所面临的环境和基础有一定特殊性，中国自主创新的内涵要远远超出技术本身，还包括体系和机制的创新。我们对关于长安汽车集团创新模式的内涵进行了总结。从长安汽车集团自主创新的实践来看，有几点启示：一是技术创新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它还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构建创新体系的理念非常重要。二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做到以我为主，如何利用好合资合作伙伴的资源。三是如何利用好国内外资源，组合各种资源，提高集成能力，实现创新。四是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机制，如何处理好技术、市场和政策三大风险，最重要的是企业的内部创新激励机制，包括企业家的精神，即企业家有没有创新意识、冒险意识。（国研网2006.11.15）
（二）环保产业等基础产业的充实对改善工业结构的作用会进一步表现出来
傅丕毅、柴骥程提出:环境保护仅仅依赖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用一种“大环保”的理念来审视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大环保”理念要求调整环保行政管理体制，打破环境执法的政治地理限制，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用制度培养和保障环境保护的全局意识。长期以来，我们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和行政管理体制捆绑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从本地的利益出发，不愿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代价保护环境，更不愿投入地方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结果是上游把污水放到中游，中游再把污水放到下游。所以，有关部门在水污染防治过程中，应该尝试建立以“流域”为管理对象的环境管理体系。“大环保”理念要求环境治理力量的多元化。政府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环境，吸纳和平、理性的民间力量参与流域污染治理。近年来，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他们从社会公益立场出发，为环境保护出力。他们在关注环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影响在不断扩大。如何让这些力量在治理环境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效应，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大环保”理念还要求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充分吸收社会资金参与环保建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充裕的资金保障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以，地方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吸收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环境治理设施建设。（《经济参考报》2006.12.14 ）
（三）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仍然是促进工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手段
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节能。梁优彩认为: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DP能耗的难度很大的情况下，当前中国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与节能制度来促进能源节约。实现节能目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降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但是，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等，将继续推动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并促使工业比重上升。因此，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DP能耗的难度很大。所以，当前中国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与节能制度来促进能源节约。一是对能源价格进行重大调整，提高国内能源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协调。今后应基本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中国能源价格，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能源节约。二是强制淘汰落后的、能耗高的生产能力，利用政策手段，鼓励采用先进的、能耗低的技术，提高中国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三是要制定相关政策，控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鼓励高耗能产品的进口；四是重视节约能源的制度建设，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中央政府对地方领导的考察评价既要看地方GDP的发展，也要看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节约。（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2006.9.8）
四、关于地区工业经济问题的研究
如何通过产业的区位转移实现地区工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各方探讨较多的内容，产业区位转移的顺利进行既需重视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又要重视地区内部企业集群效应的作用以及内部产品结构的改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要与地区产业组织优化有效结合起来。
（一）产业的区位转移成为地区工业经济结构改善的基本途径。
魏后凯认为:在“十一五”期间，必须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积极鼓励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对中央政府来说，积极引导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举措。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一举措无论对国家、企业还是对沿海和中西部地区都是有利的，它可以实现“多赢”的目标。对国家来说，它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有利于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促进地区工业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企业来说，它可以充分利用中西部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更加贴近中西部市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对沿海地区来说，它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促进产业升级，以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它可以借助外力刺激经济增长，并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中西部大量剩余劳动力能够更多地就地转化，这样将可以减少大规模民工流所带来的交通紧张和压力。（《中国经济导报》2006.12.12）
（二）通过改善产业集群促进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之间工业结构的优化
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及差异不仅成为影响地区工业经济的重要因素，也进一步影响产业的区位转移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曾璐提出: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吸收外资量占全国吸收外资量的50%以上，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个地带产生了众多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具有市场信息交流快、加工配套能力强、规模经济显著、劳动成本低等特点，能有效实现范围经济。因此，培育产业集群，不仅是中国制造业吸收外资的基础，也是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基础，还是影响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前沿》2006.9）
金煜、陈钊、陆铭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得出经济地理和政策都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改善其工业集聚环境和条件，使地区之间在错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竞争条件下发展。（《经济研究》2006.4）
林书民基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的承接、集聚与扩散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区位转移的国际经验，强调了产业发展模式和民营企业在产业承接和产业扩散中的作用，认为只有当地企业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创业意识，才能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内外资经济的相互融合，促进地区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2006.6）
（三）地方政府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多角度提出有效政策措施
邓宏图、康伟以天津自行车企业集群演化的实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制度、技术外溢对企业集群“漠视性知识”的影响。认为企业集群的整体发展处于体制的转型期，在不同地区的转型速度和程度是不同的，整体集群效应的实现取决于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能力，只有这两类要素的创新能力或要素水平具有良好的互适匹配性，才能避免“制度—技术互动”陷阱，政府承担着“制度”与“技术”的协调功能，政府应该努力承担这一功能。（《管理世界》2006.2）
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通过对老工业基地政策支持的考察分析，是各方面持续关注的内容，研究者们认为，需要多角度而且要具体界定振兴政策的内涵和研究有效性，要有针对老工业基地或萧条地区的萧条病的政策；也要有针对按部门、项目结构和产品结构支持的具体政策措施。高树印、孙德中和高亚宾认为:应当按照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考虑发展潜力、发展势头和经济带动作用等因素，结合当地发展现状和特点，综合决定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支持重点。（《学习论坛》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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