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工作研究
韩 冰*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是天津地区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通过公开演讲和家庭访问、创办妇女补习班、出版进步刊物等方式宣传爱国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想。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掌握正确指导思想、掌握革命领导权、认清革命对象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策略与经验总结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五四运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宣传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1919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中遭受外交失败后，国内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首先从北京地区发起，随后向全国蔓延，五四运动发展之快，涉及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以往的学生运动中是不曾有过的。在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为扩大爱国运动规模，团结不同阶级，最终取得胜利具有重要影响。天津是最早响应学生爱国运动的地区之一，在天津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下简称为“同志会”)运用了一系列宣传策略，起到了示范性效果，故本文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为例，旨在分析五四运动中的宣传经验，以期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所启示。
一、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工作策略
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1]”为宗旨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5月25日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组织下召开了成立大会，同日就确定了同志会的主要宣传方式是劝导民众、设立女子学校、发行刊物和发展国货四个层面。在后期的实际工作中这几种宣传策略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一)公开演讲和家庭访问
同志会将演讲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宣传工作。在同志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三股分掌”[2]的组织形式，其中“演讲股”作为重要支撑设立干事十人。当时，同志会的领导者，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们已经意识到救国只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唤起更多阶层的支持必须进行公开演讲以劝导民众，但女校学生受封建势力束缚不能在街头自由演讲，于是同志会在市内设立了东、西、北三个宣讲所作为演讲场地。有的演讲者慷慨激昂，到情绪激动处含泪高呼；有的冒着大雨向听众宣讲，即使发着高烧也不愿停止爱国行动。公开的定期演讲吸引了大批围观群众，这在当时为制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起到了动员作用。
除了公开演讲外，同志会还以家庭访问的形式向受封建习惯束缚的家庭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起初，同志会的学生们经常遭到拒绝，一些人家关起门不许同志会成员进入，但同志会的学生们即使吃了闭门羹也不泄气，继续深入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挨家挨户地探访，以实际行动感化普通的天津民众，向民众传播新的思想。“经过一个时期，原来不欢迎我们的人家也逐渐改变态度了。这种宣传一时收效很大。妇女们不仅起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有的还加入了女界爱国同志会。[3]”
七部委《意见》，对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给出了较完善的意见，但要成为金融服务水利建设的长期制度安排，仍存在一定操作难点。
五四期间，学生界出版的进步刊物有很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主要出版了《醒世》和《平民》两部期刊，都起到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创办妇女补习班
天津学生联合会也是天津地区学生运动的产物，天津学联与女界爱国同志会紧密配合，在学联的倡导下，同志会在多个场所都创办了妇女补习班向妇女宣传爱国思想。妇女补习班的报名门槛非常低，各个年龄段的妇女、儿童都可以参加，教师主要由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担任。起初，参加补习班的妇女并不很多，教师主要教一些简单的关于爱国救亡的文字，但许多补习班的学员主要由老人和儿童组成，老年妇女对识字不感兴趣，儿童对爱国救亡的知识也听不懂，因此教学效果并不好，补习班的人数越来越少。同志会的成员意识到教学内容与学员实际接受能力不相称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增设了手工、缝纫、织花边等，来引起她们的兴趣。讲课时，力求浅显易懂，多举实例，说明问题。[4]”经过一段时间，来参加补习班的妇女增多了，特别是中青年妇女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补习班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同志会的成员开始向妇女传播新的思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女性也有自己的权利，应该争取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姻，保护妇女、儿童；二是爱国主义思想。不买日货，不做亡国奴，捍卫国土完整，捍卫民族独立。这样渗透式的宣传教育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许多妇女本就受封建压迫已久，又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当场就表达了强烈爱国情感，还有很多人加入了女界爱国同志会。
(三)出版进步刊物
作为自然科学，高中化学虽然都是知识定论，但要深刻理解知识点，则离不开实验探究.对于缺乏开展实验探究教学经验的教师而言，应当多总结，多学习，结合班级实际制定出合理的教学策略，而不能因为实验探究非常必要而盲目组织.
在五四运动中，北洋军阀政府对爱国运动采取镇压政策，爱国学生与反动政府武装发生了多次正面冲突，天津地区也出现了爱国学生流血事件。天津各界联合召开的市民大会上，武装警察将游行队伍包围，学生与警察发生搏斗，导致部分学生受伤。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一种自发似的对主要革命力量的思考，邓颖超回忆说：“‘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农民和工人谋解放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知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8]”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对不同阶级的革命性的思考，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的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指出：“其富贵程度越高，其爱国心亦越薄弱，而极贫极贱之人，其爱国心反极真诚、极热烈，此种现象在我国几成一种普通之公例矣。[9]”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开始认识掌握革命领导权对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性。
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教育工作影响
(一)促进了指导思想的转变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五四以前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都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学生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二)开始认识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
《醒世》周刊是五四运动期间第一部由女子出版的刊物。为了阻止爱国同志会的爱国运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停止供应伙食，企图将学生赶出校园。当时，一部分离家较远的学生决定留校，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组织《醒世》周刊。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同志会成员分工明确，有的人负责编辑，有的人负责发行，回乡的同学负责在乡里推销，甚至有小学学生参与街头义卖。“后来外来稿件增多，全国各地都有来稿，都有订户。……因而销路日广，销量日增。[5]”《醒世》周刊提供了为妇女发表言论的平台，从销量和读者来稿两个方面看，在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醒世》周刊在出版大约三十期后，由于经费不足而被迫停产。《平民》是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创办的半月刊杂志，创刊之初就提出宗旨五项，并将《平民》定位为一种适于广大平民阅读的杂志。最终因为反动政府的查禁，《平民》在出版三期后就停版了。
(三)开始认清革命对象
五四运动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当时的青年学生对此虽然没有完全清楚的认识，但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无产阶级革命色彩的刊物陆续出现。五四运动后不久，天津教育家马千里创办了《新民意报》。“这个报纸宣传进步思想，教育青年学生接近工农，鼓吹妇女解放，是天津一个革命性很强的报纸。[6]”除此以外，何雪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发表《农民的汉》；《星火》副刊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刊登《“五一”史》等文章；《朝霞》副刊登载《军阀主义侵略下之劳动运动》。这些文章揭露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受到压迫、剥削的事实，宣传了新的革命思想。二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出现萌芽。一九一九年夏末，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成立了“觉悟社”，开始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萌芽。邓颖超回忆说“大家都还没有一定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7]”尽管这时的青年学生对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还只是萌芽阶段，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促进了工农大众的觉醒，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创造了基础。
一是抵制日货。在同志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有专门针对抵制日货的公开演讲，向普通市民传播爱国情绪，制造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同时，在妇女补习班，女师的学生向妇女解释日本人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和抵制日货的理由，唤醒妇女的民族意识，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
（4）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资源论证程序管理的保障体系欠缺。目前仅有《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该办法已不能适应现在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需求。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保障水资源论证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对不按时进行水资源论证的企业无明确的处罚手段，造成水资源论证工作管理力度不够。
二是反抗反动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为了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一方面出动大量武装警察围堵游行队伍，甚至抓捕学生领袖，同志会成员在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仍不停止抗议，最终引导了天津各界的联合运动。另一方面，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迫于压力提前放假，并停止向学生提供伙食，女师学生开始组织刊物出版，试图打破反动政府的封锁。
或许因为是冬天，让人感觉到静逸和冷凉。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期待的落差渐渐强烈，心里嘀咕广艺外学院怎么选择这样的一所学校，值得我们名师来参观吗？
总之，这时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将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官僚势力，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重要标志。
[ 参 考 文 献 ]
[1]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 历史资料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37-40.
[2]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 历史资料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38.
[3]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48.
[4]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56-557.
[5]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58-559.
[6]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66-567.
[7]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38.
[8]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534.
[9]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 历史资料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55.
中图分类号： K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049-(2019)17-0086-02
*作者简介： 韩冰(1995-)，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标签：五四运动论文;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论文; 宣传工作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