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文化走出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走出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化软实力要显著增强，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和创造力的重要载体，是当代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纷纷着手研究文化软实力理论，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1]文化软实力在国内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文化软实力的力量来自其扩散性，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2]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影响着文化跨界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消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眼下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从官方到民间，大家普遍希望通过对中华经典和现当代优秀作品的汉外翻译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
一、汉外翻译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
20世纪以前，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留学人员和传教士进行，如唐朝时日本来华的遣唐使、明朝时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外翻译工作在我国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新闻、出版等各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取得了较大突破。我国党和政府近年来十分重视文化走出去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我国自己培养的翻译工作者用多种外文翻译了大量的中国题材内容，并通过多种媒体和渠道向外传播。
根据2012年中国翻译协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推出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1949～1979)，我国共用40多种外文翻译出版了总计9356种中国文化图书，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类3045种，中国政治、法律和文献类2709种。这两大类内容占同期整个中国文化外译图书的62％，体现了前30年间中国对外译介以思想政治题材为主的文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翻译成多种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总计9763种。其中历史地理类2426种，政治法律类2079种，科教文体艺术类1347种，文学类993种，经济类745种，语言文字类493种，中医药类315种，哲学宗教类181种，社会科学总论类118种，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类48种。从品种来看，后30年和前30年在总量上大致相当，但翻译出版的种类、内容和规模大大超过了前30年。[3]
当代翻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翻译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翻译活动的背后实际是两种文化的相遇和协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把外来文化翻译进来的高潮，这几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翻译活动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本土文化的更新和文化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外汉翻译见证了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轨迹，汉外翻译要实现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宏愿。
当前汉外翻译出版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译作的质量还不够高，二是译介和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三是高层次专业汉外翻译人才严重短缺。这三个问题成为影响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文化部部长蔡武曾指出：“翻译工作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因素和最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4]目前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中华文化自身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仍相去甚远，面对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如何提高汉外译作质量和译介传播效果、迅速建立高水平的汉外翻译队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汉外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提升汉外翻译文化传播效果的措施
应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关注和推进中华文化的对外翻译事业，思考如何加强相关外语和翻译人才培养、提高外语和翻译实力并给予政策和制度的保障。
1.加强顶层设计规划，提供政策制度保障
政府相关部门应对中华文化外译的作品数量、品种、翻译运作模式、翻译队伍建设、译作出版发行营销等环节制定一系列总体规划，鼓励高校和民间参与，吸引国际合作，为目前较为分散的汉外翻译工作体系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
推动相关立法或行业规范，发挥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制度保障。适时制定行业标准，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如：国家翻译标准规范、翻译资格认证、外语和翻译人才培养标准等。开展相应的外语教育和翻译教育规划，通过政策引导高校培养具有汉外文化翻译应用能力的翻译专门人才，建设相对稳定和高水平的汉外翻译人才队伍。相关法律政策的健全可以为汉外翻译活动的有序进行和高水平翻译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中国各级翻译协会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与职能特点，推动行业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有效补充。
2.整合翻译出版资源，实现跨界跨境合作
充分地利用我国的文化、翻译、出版和传播资源，发挥中外热心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化界、翻译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力量和优势，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与扶持，同时借力市场商业运作模式，形成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文化翻译与出版传播通力合作的局面，把更多的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的文明成果为更多人共享。可以设法吸引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参与进来，借助他们的身份优势、译入语的优势和在海外出版界的人脉优势提升中华文化的实际译介传播效果。探索与海外汉学研究机构、海外翻译机构或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翻译行业协会的作用，整合社会翻译行业与高校教学资源，合理借鉴国外翻译产业的成熟经验。翻译协会还应在政府相关部门扶持下，整合国内外翻译行业资源，聚集行业优秀人才，建立和不断完善汉外翻译人才库，努力培养青年汉外翻译人才。下力气扭转翻译界只注重翻译、出版社只注重出版的各自为阵的做法，与国内外出版发行界联手攻关汉外翻译出版领域的重大课题，开展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现代优秀文化作品进行系统化和规模化译介。
3.遵循汉外译介规律，提高译作整体质量
在译介学的视角下，译作走出去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只关涉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问题，还应注意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传播的方式、途径和接受心态。[5]从接受心态来说，由海外汉学家或翻译家主持翻译的中国作品在其所在国的接受效果一般要优于中国翻译家译作，如在美国，《红楼梦》的霍克斯译本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再版数上就远远超出杨宪益译本，尽管杨译本的翻译质量确实相当不错并在国内一直被推崇为汉外经典译作。[6]
在当今世界，文化走出去一定要遵循译介规律和传播规律，不能一味从自身出发考虑加强推广手段，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事倍功半。要重视对不同体制国家的文化传播途径的研究，深入了解国外出版发行体制和各国通行的传播方式与操作流程。只有设法从各方面融入对方的社会，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译介和传播效果，否则，就算我们通过努力大大提高了译作的质量，并不等于就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更何况，今天国内的汉外翻译领域的中国翻译者的整体语言水平和跨文化素养还是一个问题。引进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力量，开展汉外译介文化合作甚至由他们负责联络译作在各自国家的出版和发行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这样既可以直接大大提升作品在相应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效果，同时也加强了海内外汉学研究的交流，在合作交流中锤炼了国内汉外文化翻译队伍，可谓一举多得。
4.分析国外受众需求，提高译介传播效果
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选择什么题材外译，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的比例如何确定，国外受众更愿意接受什么样的作品，如何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接纳译作，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在必要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分析。为了更好地铺就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平坦之路，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全面了解，同时对海外受众的品味和兴趣有相当的了解。同时还要注意不能习惯性地套用国内的一套宣传思路，否则中华文化在海外必然会遭遇许多障碍和冷遇，看似从中国走出去了，其实没有真正地走进去，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文化交流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助国内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可以调动庞大的高校外语教师队伍开展对所教授语言国家的研究，了解掌握相关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交流信息，开展跨文化交流方式和效果的研究，提出规划和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实施步骤。以现有汉学家为依托，在海外培育更多愿意了解中国、向往中华文化的人群，比如通过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甚至专门研习中国文化。在选择汉外文化翻译题材的时候请他们根据自身的判断从待选的内容里面提出建议清单供我们参考。这样挑选出来的外译题材在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可能会更受海外受众的欢迎。同时我们要仔细评估中华文化的内容中究竟有哪些是可以对全人类文化发展有贡献的。外译工程应循序渐进，讲究效果，最后达到中华文化走出去并真正走进去的目的。
5.改革外语教育体系，创新翻译教育模式
文化能否走出去与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文化交流和传播历来都是双向的。当然，这种双向交流与传播大都又是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力往往取决于各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实力，从而形成以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单向运动为主的流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逐步实现从文化引进来阶段过渡到文化间互动阶段，再到文化走出去阶段的跨越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坚持用外语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表达中国文化的价值诉求，减少他国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提升中国整体外在形象，应成为外语教育界的时代重任。[7]
符合现代外语和翻译人才培养规律和要求的外语教育和翻译教育体系是实现文化翻译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从现有情况来看，仅靠外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已难以满足国家对汉外文化翻译人才的实际需求。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注重培养的是听说读写的外语技能，一般缺乏对学生进行足够的翻译实践能力的训练，其他如现代信息技术在翻译中的应用、翻译的职业伦理与操守等方面则更少涉及。翻译教育的发展要求对现有的外语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翻译不能仍停留在多年来作为外语教学的一种方法手段，如语法翻译法就在外语课堂教学中沿用多年。2006年以来，我国高校开设的翻译专业数量不断增长，成为翻译教育转型的契机。翻译教育应该是培养职业翻译人才和翻译研究人才的专业教育。翻译的师资要逐步实现专业化，要接受专业系统训练，具有翻译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熟知行业规范。翻译人才的培养要按照职业化、现代化、协作化的路子走，培养出当前急需的汉外文化翻译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汉外翻译人才队伍。
高校翻译专业教育要转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吸收国内外先进翻译教育理念，通过多种方式聘用国内外高端翻译人才驻校交流、讲学或担任指导老师，增加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明课程，探索翻译项目实训与教学的融合，努力按照国家和社会需求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还可以通过与海外合作高校的教师互访、学生互换交流等形式派遣翻译专业的师生出国浸润式学习了解他国语言文化，提高文化适应力和培养跨文化翻译的敏感度。同时也可以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文化，努力造就一支对中华文化有兴趣、有感情的跨国籍、跨语种、跨文化的翻译人才队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软实力中最具凝聚力的力量。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各自灿烂的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树立文化自觉，就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出发，从中总结提炼出本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文化意蕴。树立文化自信，就要在尊重异质文化的同时防止自我矮化，要在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上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8]不同语言民族之间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离不开翻译这座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可以助增文化软实力、体现文化软实力并展示文化软实力。[9]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华文化走出去还处在初期探索阶段，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汉外文化翻译界与出版界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以最终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