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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6-0061-07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长足发展，受到史学界的一贯重视，取得丰硕成果。改革开放20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有所降温降调，而且提出一些贬斥、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和不适当评价的见解。笔者拟就有关的几个问题也陈述管见，以供进一步讨论，并求指教。
一 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政治性问题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是起义的发动者、组织者。他的早期思想是指1837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的思想。学者们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洪秀全何时开始有反清革命思想？他早期的宗教宣传和活动是否具有政治意义或革命意义？有学者提出，洪秀全1837年至1848年这段时期并无反清革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是1848年才开始有的。他早期的拜上帝宣传（如三“原”）没有任何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是“纯粹的宗教宣传”。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能苟同的。
我们认为，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是1837年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梦游天堂后萌发的，1843年开始确立，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几年中他所写的宗教宣传品“三原”和所作的拜上帝宣传不能说是“纯粹的宗教宣传”，而是具有为起义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意义和伪装自己、待机而发的策略价值。何以见之？
第一，据《洪仁玕自述》说：洪秀全屡次道试不售，“多有抱恨”。1837年第三次考试又揭榜不售，他“心中忧愤”，在舟吟诗云：“龙潜海角恐擎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家后大病一场，昏迷数日，梦游天堂，醒来后，向人声称他是“太平天子”，下凡救世，“言打江山、杀妖魔的话”，人“咸以为颠狂”（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7-548页。）。洪秀全自喻“潜龙”，言“打江山”、当“天子”，其谋反之心昭然可鉴。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载：洪秀全父亲在门柱缝隙中发现一纸条，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这显然是洪秀全自作自为的有意宣传。梦游天堂“受命”，这事本身就是反清思想的反映（通过梦反映出来）。韩山文说：1845、1846年，洪秀全在家乡传教时，向洪仁玕告以“中心之秘密思想及其对于满洲人之仇恨”，说他要“恢复祖国”，这是自从他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凡此说明，1837年后，洪秀全已萌发了“打江山”的夺权思想，这是他“中心之秘密思想”和“心中大愿”。
第二，1843年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后，他丢掉孔子牌位。这一举动本身就是非常大胆的行为，表明科途失意迫使他已不再对科举成名抱幻想，而与传统的儒教信仰决裂，与现实决裂，确立了反清思想，决心推翻清朝。在紫荆山区传教时，洪秀全已经有“立国”、“立江山”的意图。但知道他这种意图的圈子还很小，只有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六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洪秀全“欲立江山之事”（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2页。）。
第三，从“三原”（《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的宣传内容看，也明显表露出洪秀全含蓄的鼓动对现实不满、鼓动反抗统治、压迫的思想，透出把群众从旧的信仰、从偶像崇拜、皇权迷信中争取到新的信仰中来的浓重气息。如《原道觉世训》中把清朝统治者暗喻为“阎罗妖”，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而不应“伸颈于他”，任其宰割，“自求地狱之苦”。（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页。）文中指出，只有皇上帝才能称“帝”，天上地下人间的其他人都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靦然称帝者乎！”（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页。）这个“他”，不言而喻，指的是人间的清朝皇帝。如此言论，是不会出自一个没有任何反清革命思想的人之笔端的。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在诏书中说：“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称皇帝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云中雪”是刀的隐语，意思是说，有人称皇帝，论天法要杀头。（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页。）其矛头对准清朝皇帝是很明显的。也说明前面所言的“帝”指的就是当朝皇帝。
第四，洪秀全的宗教宣传既是群众思想觉悟程度所能接受的宣传，又起到掩人耳目、伪装自己、保护自己的作用。冯云山被捕又获释就是例子。当时，武宣县秀才、富绅王作新协同保甲把冯云山抓起来送到桂平县衙门，指控冯云山“教习妖法，煽惑乡民，拜会结党，打毁社坛神像”，想“反叛”，要求惩办。可是，当知县提讯冯云山，查阅了传教书后，认为“其书类劝善也”，冯云山的所作所为“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便把冯云山释放了。（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56页。）说明这种宗教伪装是起了自我保护作用的。
第五，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多少察觉到洪秀全隐藏的“不轨”思想，因此不肯为他洗礼。1846年间，洪秀全到广州，住在罗孝全处二月余，“研究圣经，听受功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24页。以下简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虽然借用了基督教，但他对教理是有扬弃的，他说：基督教教理“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64页。以下简称《太平天国》。）正因为如此，罗孝全不肯给洪洗礼。罗孝全后来说：洪秀全是用他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的“政治目的”。
洪仁玕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天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注：《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40页。）这与《李秀成自述》中说的初期洪秀全“欲立江山之事”，除了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的记述是吻合的。说明洪秀全早期的宗教信仰、宗教宣传中隐藏着不为人“知觉”的反清政治意图，“立国”、打江山意图，它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宣传。这些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史实，难道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吗？
二 农民领袖从平均、公有制理想到仿行资本主义思想的转变
太平天国政权存在的14年间，其领袖先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施政纲领。前者体现农民领袖平均、公有制理想，后者体现农民领袖仿行资本主义的设想。这是体现在太平天国不同阶段的两种重要政治经济思想。
平均思想、公有制思想是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否定和反思，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追求。这样的思想、愿望和追求能否说是“反动”的，“比封建剥削还坏”？笔者认为，不能如此说。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时代，以地主土地占有制为核心的封建剥削制度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改变这种现状是大势所趋，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是正当的、革命的（革封建剥削的命）。虽然绝对平分土地和平分产品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平等分配土地不空想，绝对化了就成空想），但作为一种理想，一种鼓动占人口80%的农民奋起斗争的目标却是无可厚非的。如作为现行政策，就要符合实际，不能脱离实际。脱离了实际，就会事与愿违。在当时，实行公有制为时过早，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们的思想觉悟程度，所以是脱离实际的，是超历史而动，而不是反历史而动。
事实上，洪秀全等所实施的现行政策与公有制理想是有距离的。太平天国领袖是注意到实际效果的。如其一，在太平天国区域没有实行平分土地、平分产品，而是实行变通的、并非“照旧”的“交粮纳税”政策，包括“着佃交粮”、“着田收粮”政策等，承认佃农耕种的土地占有权。佃农不再向业主交租，而直接向太平天国政府交粮，“租田概作自产”。（注：《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4页。）其二，天京城曾一度取消商业，但一年后又恢复商业，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杨秀清于1854年代表天朝答复英国、美国使者说：不但准许英国、美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只有“害人之物”鸦片禁止贸易。（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0、302页。）太平天国境内出现“百货川流，万商云集”的繁盛局面。（注：《太平天国文物图录别编》，转引自《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丝茶出口量大幅度增加。至1862年，生丝出口量比1853年前增加五六倍；荼出口量比1853年前增加一倍多。（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233页。）其三，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发6年后，洪秀全又签发颁布了《资政新篇》，从主张公有制、消灭剥削，转到允许私有制、允许剥削、仿行资本主义。凡此说明，洪秀全等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面对现实，已注意到切合实际问题，所采取的实际政策是灵活的。
在当时，恢复封建剥削制度，那是很容易的事，但那是倒退。实行平均、公有制度、仿行资本主义是不容易的，却是进步的思想。特别是仿行资本主义。是当时最进步的思想。那么，农民领袖为什么会从平均、公有制理想转到仿行资本主义？有没有这种转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有的学者既否定《天朝田亩制度》，言其“反动”，又贬责《资政新篇》只是一纸空文，不是农民阶级所要求的，同样是“脱离实际”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象农民阶级什么都不行。这也是不能苟同的。
一般说，思想观念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当时，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有仿行资本主义的要求呢？看来奇怪，说来并不奇怪，也并非不可思议。因为首先，这种思想来源是西方世界。它主要不是本国经济基础的反映，而是超基础的、引进的一种进步思想。那么，这种思想不完全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为什么还会被引进、被接受？因为太平天国领袖的主要人物并不是农民出身，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觉悟快，转化也快。他们可以代表农民阶级利益，也可以代表非农民阶级利益，如工商业者利益。《资政新篇》颁布后，与《天朝田亩制度》同时并存，就说明这种情况。再说，农民如能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在工矿业兴办中获得利益，又为何会拒绝资本主义呢？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是片面的。实际上，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剩余劳力向工人转化或向商人转化等，都不会损害农民利益。只要有工做、有钱赚，农民是不会不欢迎的。
其次，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特别是五个通商口岸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者工商致富对太平天国是有刺激的。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宁波与太平天国辖境毗邻，对太平天国区域的工商业、对外贸易有直接影响，使太平天国区域的工商业、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成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太平天国领袖仿行资本主义有一定的社会商品经济基础。
再次，太平天国起义后八、九年的社会实践，表明公有制难于行通，迫使领袖人物寻找新的出路和治国方案。
又次，仿行资本主义纲领的提出，与领袖人物经历、见识的增长、眼界的扩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影响有关。洪秀全、洪仁玕都生长在广东。广东是清代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通过传教士及报刊等渠道传进来，较方便获取。洪仁玕还在英国治理下的香港居住多年，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有较多了解。一个英国人在《天京游记》中称赞洪仁玕说：“我不能不承认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开通的中国人。他极熟悉地理，又略识机器工程，又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家藏有各种参考书，对于各种题目，皆有研究的资料。”（注：（英）富礼赐：《天京游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955页。）由于洪秀全和洪仁玕有如此经历和见识，所以，洪仁玕提出仿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纲领并能得到洪秀全的赞同是不奇怪的。
三 拜上帝信仰与天国的兴亡
太平天国把拜上帝作为唯一信仰，倡导并强制遵守。宗教信仰与太平天国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太平天国政治宗教化、神秘化。在我们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文书中，充满“天父上主皇上帝”说教。是否崇信皇上帝、是否遵天条、服从命令成为参加太平军的前提条件和天国选拔、考核、使用人才的重要标准。拜上帝信仰与太平天国相始终，对太平天国兴亡产生直接影响。它使太平天国兴，又使太平天国亡。
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等人用拜上帝形式宣传群众，发动、组织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是他们起义成功的保证。起义者心中只有皇上帝，不怕“妖魔鬼”。他们在拜上帝旗帜下摆脱传统三纲五常观念束缚，奋勇投入推翻“阎罗妖”统治的战斗。拜上帝成为起义者的精神纽带，教规教纪成为约束起义者行为的“紧箍咒”。
拜上帝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和团结群众的工具，有利于把群众从传统信仰中争取到新的信仰上来，使起义的行为蒙上神的保护、受命于“天”的色彩。而且适应农民的觉悟程度，容易被农民群众所接受。因此，具有其他形式所难于替代的鼓动性、激励性、团结性效果。
毫无疑问，这种宗教信仰带来了太平天国的一是兴盛。这是不能不看到的。但是，过高估量宗教信仰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作用也有失偏颇。前期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也不完全是拜上帝信仰的作用。起作用的还有切身利益上对参与起义的农民群众的感召，如他们希望通过反抗斗争，能得到土地，能不再受压迫、欺凌，能过上太平的好日子等。应该看到，宗教信仰也给太平天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使太平天国走向衰亡。
由于太平天国不仅把拜上帝信仰作为一种工具，而且与政权结合，搞政教一体化，这就冲突了政治斗争目标，不适当地突出了宗教意图，在中国人民注目中降低了反抗斗争的意义，失去同情和支持。社会是错综复杂的，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多种多样的，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偶像崇拜等。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共同的经济利益可以把人们统一在一起，但是，很难想象，建立一种清一色的拜上帝教社会会得到全国各族百姓和各阶层人士的赞同。如得不到赞同，就形成一道无形的抵制、对立屏障，阻碍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正如一个外国人所指出的：“他们之毁坏偶像神庙实惹起大多数民众至强烈的仇恨。”（注：晏玛太：《太平军纪事》，《太平天国》第六册，第924页。）这是宗教信仰给太平天国带来的负面作用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崇拜是孔子，传统信仰是儒教、佛教。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此形成巨大冲突，这就吓跑了知识分子，不利于团结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倒向清政府一边。据《李秀成自述》载：洪秀全等人在广西桂平县教世人敬拜上帝，“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2页。）。陈徽言《武昌记事》中说：太平军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注：《清代野史》第六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15页。）。《贼情汇纂》中说，“烘杨诸逆实山野鄙夫”，“皆囚盗凶徒，识字者少”（注：《太平天国》第三册。）。太平天国事业缺乏知识分子投身参与，重要原因是饱读四书五经之士接受不了拜上帝信仰。这是宗教信仰给太平天国带来的负面作用之二。
太平天国把对拜上帝的信仰作为选拔人才、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把圣经和所谓“天情道理”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洪秀全等反对为四书五经作注解的旧“浮文”，却又产生了宗教新“浮文”。他们要人们去死背那些宗教教条，讴歌所谓主恩、主德，规定了宗教的许多繁文缛节，将人才导进脱离实际、空谈教义教规的神学胡同。官员们不研究军事、经济，热衷于谈天说地，装扮“天父天兄”附体传言，搬弄所谓天法、天条。洪秀全直到天京处在危急关头，还信天不信人，“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陶醉“天情道理”，“有天所定”，沉迷“天兵天将”的降临救助，拿天话训人，不肯“让城别走”（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9页。）。宗教迷信成为捆绑太平天国领导者手脚的绳索，成为凝固领导人聪明才智发挥、主动性发挥的麻醉剂。这是宗教信仰给太平天国带来的负面作用之三。
宗教信仰不是科学的信仰，缺乏生命力，特别是强制性信仰，更难于持久。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众只知道“拜会”可免蛇虎咬人，可除灾病，有衣有食，不知道要打江山。等到他们知道是在打江山、对抗朝廷时，已没有退路。“会内愿去者（愿意参加起义队伍者——笔者）少，不愿去者多。各人已心恨头子。”（注：《李进富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在革命形势胜利发展时，宗教信仰有号召力，当革命形势不利时，宗教信仰号召力随之减弱。特别是作为天父化身、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在天京事变中被杀，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严、神圣，一夜之间便黯然失色，宗教热情骤然降温，使“人心冷淡，锐气减半”。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中叛变事件屡屡发生，说明宗教信仰危机。现实没有为信仰中的保护神——上帝的神通提供足以服人的事实根据，要巩固人们的信仰是很难的。信仰得不到巩固，就影响信仰者必胜的信念和勇敢斗志，必然松散起义队伍。这是宗教信仰给太平天国带来的负面作用之四。
总之，历史事实说明，宗教信仰无法成为贫苦劳动人民为谋求幸福而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目标、政治观念，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追求才有生命力，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才有胜利的希望。
四、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
所谓性质就是能不能把太平天国起义称为革命。如能称革命，又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史学界对此认识至今仍有分歧。有人认为可以称革命，也有人说不能称革命。特别是近20年来，有的学者对太平天国大加贬抑，更不把太平天国起义置于革命之列。他们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没有改变旧生产方式、建立新生产方式，所以不能称革命。这是不能接受的。
列宁说：“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注：《列宁选集》卷三，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0页。）
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本，第17页。）
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就是说，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就要发生“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中，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到了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对“革命”的概念可以作如下理解：革命就是阶级社会中，为了改变旧生产方式、冲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而进行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行动。
太平天国起义，为了改变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状，为了改变地主土地占有制，摆脱压迫和剥削，实现他们的“平均”、公有制理想，这不能算是革命吗？在太平天国辖区，虽然没有实现平分土地，但实际实行的“着佃交粮”、“着田收粮”政策，承认佃农对耕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主土地占有制，难道也不能算是革命吗？
至于太平天国提出的理想能否实现，旧生产方式能否完全改变，这是他们的能力问题，不能以成败来否定他们为理想而作的斗争。革命有成功的革命，也有失败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反复斗争，何况是农民阶级革命。
那么，太平天国革命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学术界有的认为是单纯的农民革命，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有的说是市民革命。港台学者有的认为是“宗教革命”，有的说是“民族革命”等。
笔者认为，这场革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特点或色彩的农民革命。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已发生变化，太平天国起义者面对的敌人不仅有本国封建统治者，还有外国侵略者。因此，推翻清朝统治，反抗外国侵略成为太平天国起义者的两大斗争任务。农民阶级不自觉地在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他们不同于以往农民革命单纯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表现之一。
太平天国先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项施政纲领。把起义者的理想、追求写成纲领性文件颁布，这也是以往农民起义所不曾做到的。特别是《资政新篇》，提出了仿行资本主义的施政主张，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色彩。这是他们不同于以往农民革命单纯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表现之二。
由此可见，不能把太平天国起义与“单纯的农民革命”划等号。
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问题，我们不能赞同持否定的观点。否定论者说，太平天国制造社会动乱，“破坏生产力”，没有起进步的历史作用云云。
我们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表现在：
第一，反侵略反封建的作用。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表现在维护民族主权，不承认资本主义列强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坚决抗击侵略者组成的洋枪队、常胜军的军事进攻等方面。“反封建”体现在武装推翻清朝统治，否定封建土地占有制，提出平分土地、实行公有制的革命主张。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这场斗争席卷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势力，扰乱了封建统治秩序，动摇了清王朝统治，促使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太平天国境内在地主受到打击后实行变通的“交粮纳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主土地占有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革命被镇压后，仍然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经济发生变化，90%的土地为耕者所有，封建经济关系“趋向松懈”（注：刘耀：《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经济的变化看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第二，对后人革命斗争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斗争激励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如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直接受其影响。与洪秀全同是广东人的孙中山，青少年时代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立志继承洪秀全反清革命事业，倾覆清廷。孙中山认真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676页。）因此，他在组织、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革命斗争中，一再告诫革命党人不要存有做皇帝的思想。他指出，革命不仅要推翻清朝，还要推翻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制度，建设国民政府。（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可见，孙中山既继承了洪秀全反清革命事业，又发展了前人的事业。
第三，对清政府兴办洋务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清政府在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围剿中，使用了洋枪、洋炮，收到“甚为得力”的效果。这种“验证”促使清政府下了设厂仿造枪炮的决心。同时，清政府发现苏杭太平军中有洋枪洋炮，以及太平天国《资政新篇》中在倡导仿行资本主义。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民间存在学习西方制造技术制造枪炮的现实。对此，清政府十分担心，认为一旦民间掌握了先进枪炮，那么官兵陈旧的兵器将难以应付。因此他们感到学习制造技术制造枪炮的紧迫性，从而启动了洋务事业的兴办，揭开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所有这些，都是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作用的明显体现。笔者所以在此不惜笔墨再作陈述，实在是因为有的学者已经对此遗忘了。
太平天国起义者为什么要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他们不是无理取闹。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严重的地主兼并土地中沦为佃农或雇工、流民；他们大都是“寒苦之家”（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2页。）。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使他们难以度日，无以容忍。“官迫民反”，动乱是由统治者的贪婪压榨造成的。生产力受到落后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不能发展，才导致了农民起义。因此，“破坏生产力”的罪名不应该扣在起义农民头上。
实际上，在太平天国辖区，如苏杭一带，由于农民政权实行了变通的“收粮纳税”政策和减轻田赋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大量的起义者和苏杭一带无辜农民被清军屠杀，造成原先“米粮仓”的苏杭“人物彫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注：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左宗棠全集》第二册，第983页。），触目凄凉。“皖南积尸填塞山谷”（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这种生产力的大破坏也完全是清政府官军的无情屠刀造成的。怎么能说是起义农民“破坏生产力”？
清军的屠杀行为就连外国人笔下也有公道的记载。卡希尔《一个英格兰浪人》写道：“太平革命中许多地方所遭遇到的蹂躏，都是满清军队干的，他们的战略之一，就是在太平军进展前焚毁一切。”“凡太平军经过的地方，尾随而来的满清军队，向居民大兴问罪之师……所以革命战争的血，不是革命军造成的……满清官吏，认为革命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就不能存在，他们有意的作为事实的表示，以为协助太平军者的殷鉴。任何时候，他们收复了一个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就大屠杀而特屠杀该地区的居民。相反的，太平军……用容忍与照顾的态度，来争取人民大众的拥护。”（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231-232页。）这是很客观公正的论述。
不错，起义农民也杀人，但他们杀的是清政府贫官污吏、地主富豪，这是占总人口极小的部分；而清朝官方杀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最主要因素，广大劳动者的被杀，是对生产力的最残酷破坏，应该如此算帐才对。若是非颠倒，有失公平，也有失研究历史良心。
【收稿日期]20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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