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渐进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工业发展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从转轨角度研究中国乡村工业（乡镇企业）的文献中，几乎每一位作者都强调了一点：在国有企业发展速度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独特的、在正统经济学看来难以理解的产权结构，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对乡镇企业的研究甚至成为中国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实上，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与转轨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历史文化深刻相连的。变化中的制度安排是乡镇企业产权和效率无法回避的前提和背景，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个利益主体所拥有的禀赋、地位及相互利益关系，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创造出新的制度环境和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乡镇企业每一个时间剖面的研究，都凸现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因素，每一个静态的因素都蕴含着动态的变化。乡镇企业的研究映照着一个变迁的社会，这也是像尼(Nee)、沃德尔(Walder)这些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会成为这一领域重要文献的原因。因此，就乡镇企业的研究而言，除了其本身作为经济现象及企业产权制度的意义之外，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转轨与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
二、乡镇企业理论综述
对于中国乡镇企业的研究，从文献看，理论上的整理、概括和突破在1994年以后，以韦兹曼与许成钢、张春与王一江(Weitzman and Xu,1994;Chang and Wang,1994)两篇论文为代表。这不仅因为这一年留美经济学会在杭州组织召开了有关乡镇企业的国际会议，而且此后出现的一组以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框架发展起来的论文(Chang and Wang,1994;李稻葵,1995;车家华、钱颖一、1998)成为理解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最高点（注：这里谈及的是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现实中少量的私营企业对于研究者而言意义不大。本文下面所讨论的主要是指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Chang and Wang(1994)沿袭Grossman —Hart(1986)的思路，即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有激励效应，而每一种所有权都有成本和基于激励效应的收益，从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两个方面考察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认为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在社区政府，而收益权在社区民众和社区政府，社区民众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认为这样的产权结构是中央政府基于民众福利（社区民众的激励）和地方政府在组织生产上的优势权衡的结果，而中央政府本身不拥有乡镇企业是因为代理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在这一篇模仿科斯1937年那篇引用率极高的文章标题、在乡镇企业研究中同样经典的论文之后，李稻葵(1995)、Che and Qian(1998)形式化并发展了这一观点。
李稻葵(1995)认为，在转型经济中市场是不健全的，即灰市场，政府在筹集资本、取得生产执照、解决合同纠纷等方面具有“生产效率”，故在这样的环境下私人产权的优势是不明显的，让渡部分控制权（所有权）往往会提高收益，即形成所谓模糊产权。而Che and Qian(1998)将没有法律限制国家侵权的、相对于市场失灵的“国家失灵”下的产权称为不安全产权，论证在此制度安排下，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所有制相对于私人产权、国有产权而言，能够提供更多的地方公共品、较少的隐藏收入，并且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家的利益。这两篇论文无论是产权观还是模型的构建都深受格罗斯曼、哈特(1986)的影响。格罗斯曼、哈特(1986)将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因为现实中事先将各项事务、权利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成本很高或是不可能，故合同总是不完全的。因此考虑两个企业的一体化中，剩余控制权对事前的投资决策效率有很大的影响，格罗斯曼、哈特(1986)论证：如果两个企业相互影响较小时，非一体化为优；而当一方的投资决策对另一方的收益有重要影响时，则由前者控制后者为优。从这个角度看前两篇文章，不难发现：灰市场、不安全产权类同于不完全合同，有政府存在下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类比于两个企业一体化的问题；地方政府对企业有重要影响，故政府控制企业为优。这就给出了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一个解释。
李稻葵说要挑战科斯的产权理论，其实形成挑战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前提，即转型经济中市场条件与科斯的“语境”的差异。正如盛洪所言（《中国经济学1995》前言）：“其分析并没有超过科斯本人的理论框架，而是以肯定的语言给上述讨论增加了理论价值：产权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互动关系。”其实，上述一组文章都将政治因素考虑在内，都将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视作对现存制度的有效反应。Jin and Qian(1998)用省份数据回归的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并且检验了几乎所有的有关乡镇企业理论的可验证的命题。
另一篇讨论乡镇企业产权的经典论文来自Weitzman and Xu(1994)，他们从传统产权理论得出一个推论，即不清晰的产权将会导致企业及至整个经济的低效率。中国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对传统产权理论形成了挑战。对于这一点，作者认为问题在于传统产权理论是有前提假设的，为此他们提出了包含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一般产权理论，从重复博弈的角度，认为在合作倾向较低的环境中，产权是重要的；相反，在合作文化较高的情况下，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以此将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高效率归结为社区的传统合作文化。
还有一组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兴起与产权特征的论文是由四位国外学者完成的。Oi(1992)将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起与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激励联系起来，认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地方政府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就变得不太可行，将资源转移到企业的有利性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促使了农村集体企业的兴起。Oi(1992)认为乡镇企业的所有者为地方政府，政府相对于企业而言更像一个公司，进行资源的配置，并提供各种技术、投资、信贷及行政方面的服务。Naughton(1994)则认为乡镇企业的崛起与产品市场的出现有关，对于拥有没有市场价值要素（要素市场是不存在的，如土地）的地方政府而言，通过办企业将其转化为收入是有利的，而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私人产权是不可能的。Nee(1992)则从组织的交易费用角度对乡镇企业产权作出解释，他认为这种产权形式是一种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中间产权形式，可称之为杂交组织形式(hybrid organizational form)。这种组织形式是弱市场结构和市场转轨不完全的结果。Walder(1995)用比较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产权（乡镇企业）和经济改变，认为中国经济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没有成为阿喀琉斯的脚跟(Achilles'heel意要害)，如匈牙利早期局部改革那样。这是因为中国的地方分权化、财税改革造就了许多地方经济主体，他称之为工业企业型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这些主体较计划经济下对经济利益的取向、预算软约束问题、双边垄断、激励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而且随着行政管辖范围的缩小愈加明显。这一点与张维迎(1995)的一项结论是非常相似的。张维迎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角度，论证初始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工作的努力水平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乡镇企业所处的行政管辖范围、规模比国有企业要小得多，故而效率更高。
如果从“路径依赖”的角度看，四位作者几乎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将乡镇企业看作对特有环境的有效反应，都肯定了原有体制在转轨中的正面作用，几乎都用了“公司化”一词概括地方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肯定了地方政府在市场中组织生产的优势，以此来理解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当然，这种转轨、组织动力学的眼光必然使他们的理论蕴含着这样的观点，即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种产权的优势将逐渐丧失，向清晰的私人产权改革的方向不可避免。这种“路径依赖”的思想，王一江和张春的另外一篇论文(Wang and Chang,1998)表达得很明显。他们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互动来阐述过去20年中国发展的逻辑。他们认为，如何在非民主政府和计划经济下发展经济，关键是“准联邦化”，即向地方分权，使其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主体，而每个地方内有四个部门：国有工业、农业、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通过其内部的演化，完成从农业到工业、从集体产权向明晰的私人产权的发展，以突破转轨国家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两个“瓶颈”：资金匮乏和市场交易的制度约束。
关于从“路径依赖”角度来理解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钱颖一和许成钢(Qian and Xu,1993)还给出了一个经济组织上的解释。他们采用了威廉姆森关于组织的分类，将前苏东国家经济组织称作U型，中国为M型，前者经济是按功能线或专业化原则组织的（为条状），而中国是多层次、多地区的等级制度（块状）。与前苏东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各组织间的专业化、协调能力较差（从而规模经济、动员稀缺资源方面较差），但在改革中发挥自主创造性，进行局部试验的成本较低。这种M型组织直接导致了在不破坏原有体制下，大量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快速进入的扩展，而这对于转轨经济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乡镇企业这种类似于国有企业、有地方政府控制、委托给经营者管理的产权结构，在实际运作中是采用利润分享制还是租赁制（固定额上交）？一般而言，在一个竞争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后者的激励要大于前者。Zhu(1998)从寻租的角度，论证了官员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用相对低效的安排：利润分享制。Hsiao et.al(1998)则强调了转型经济中，在产品、要素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作用，论证了风险中性和双边道德风险存在的情况下，利润分享是优于定额利润上交的。
对于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相应的治理特征，经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刘小玄(1995)用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1986～1990年967个国有企业、366个城市集体企业、300个乡镇企业的数据，分析了三种产权类型在剩余分配权、管理决策权、市场经营决策权方面的差异，表明与前二者相比乡镇企业有明显的自主权，受限制较少。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剩余分配权、管理决策权的优势与企业效率（用生产函数代表）正相关，以此解释乡镇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更大，效率更高。陈剑波(1995)用1990年10省200家大型乡镇企业的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在企业中产权分割（用上交利润与决策权表示）的情况，以此作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交易费用特征，从而分析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与前二者统计数据分析不同，Bowles and Dong(1999)通过在黑龙江的实地考察，用案例的方式，从工人工作态度、对企业的承诺、经营者的激励方式等方面验证了乡镇企业与私人产权的差异，并从乡镇企业中工人对企业的承诺较高这一方面解释了其效率较高的原因。
关于乡镇企业的效率，在实证中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标准。一项较早的、常被引用的结论是Svejnar(1990)用4县122个企业数据做出的：乡镇企业在1981～1986年TFP年增长率为13%；Weitzman and Xu(1994)给出的结果是，从1979～1991年，国有企业、乡镇企业TFP年增长率分别为4.0%、12.0%；胡永泰等(1994)在修正了中间投入品缩减指数后，用1984～1987年10省200家乡镇企业数据得到的结果是，TFP年增长率为8%～9.5%；林青松(1995)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1980～1990年间，TFP年增长率为2.52%，集体工业（乡镇企业）TFP年增长率为3.42%。一组更权威的结果来自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他们估算得出1980～1992年国有工业TFP年增长率为2.5%，而集体工业（包括乡镇企业）的TFP为7.15%。上述各人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这源于各自样本数据的不同、中间品投入的平减、工业增加值价格指数处理的不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共同的结论是，乡镇企业过去的发展，效率普遍要高于国有企业。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转轨国家，制度变革显然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衡量？王晓鲁(1997)的研究结果（采用1980～1992年的省份数据）表明：在1981～1992年乡镇企业年均以21.7%的速度增长，其中投入自然增长为9.6%，制度变革效6.0%，TFP变动为4.7%，剩余项为1.4%，说明制度变革效应是重要的，超过了TFP而仅次于投入自然增长，由此表明乡镇企业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受短期的制度与政策变动以及宏观环境的影响，而不是由稳定的技术进步所致。
对于用TFP来衡量企业效率，一些研究者持谨慎态度。林青松(1995)认为，用TFP研究一国短期效率的变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模式和体制结构双重转换过程中经济波动比较频繁的国家时要谨慎。而谢千里等(1995)则认为TFP的趋势既与改革政策、经济机制、组织管理、技术装备有关，也与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关。对以TFP作为企业效率衡量指标持反对态度的是Bai et.al (1997)。
三、产权、企业与政府
1.产权论的逻辑。Weitzman and Xu(1994)说中国乡镇企业集体产权的出色表现是对传统产权理论的一个挑战，其逻辑在于，传统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明晰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由此得出结论：产权不明晰一定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如果仅从表面上看，这是有逻辑问题的。原命题为真，其否命题不一定为真。产权明晰只是资源配置有效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田国强,1995)。其实从传统产权理论本身看，原命题的得出原本就是比较静态意义上的，即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时，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如此因果关系。
基于产权理论解释经济效率本身是比较静态的，故完全可以超越产权思维来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所创造的神话，如We;tzman and Xu(1994)提出的社区传统合作文化，田国强(1995)从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的解释，以及乡镇企业早期政治权威下经营者的较大努力（以及低收入的效用偏好）的原因(冯曲,2000)。
2.产权是清晰的。关于乡镇企业产权结构，一个广为接受的看法是乡镇企业为集体产权，全体社区成员为名义所有者，社区政府代表全体社区成员行使所有权，社区政府将企业委托经营者管理。其依据是1990年的国务院条例（注：1990年5月11日国务院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乡（镇）村集体企业的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或者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由乡或者村居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故其经营形式可以类比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股东与董事会或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两权分离（胡必亮，郑红亮，1996）。按此产权结构，相应的治理结构可理解为“双层委托代理”，全体社区成员为初始委托人，社区政府为全体社区成员的代理人，又是经营者的（次级）委托人。为此，可从与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比较的角度来说明乡镇企业的相对高效率（张维迎，1995；胡必亮，郑红亮，1996；洪银兴，袁国良，1997）。而对现实中的差异和出现的问题解释为政府行政性导向、初始委托人对次级委托人监督不力、初始委托人行为能力很弱、劳动积极性不高、次级委托人角色错位等，以及集体产权模糊、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或所有者虚位（胡必亮，郑红亮，1996；Weitzman and Xu,1994；田国强，1995;蔡昉，1995）。
用这种方式来理解乡镇企业是有一定解释力的。可是从这种“委托代理”结构来推演乡镇企业治理方式的改进，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行为能力，加强监督等，这不仅与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改革经验（如承包、租赁）不符，而且也与目前乡镇企业全面改制的现实大相庭径。可见上述的产权理解还是停留在所有制意识上，而忽视了政治制度及其它因素对“产权”的界定、实施的影响。
Weitzman and Xu(1994)认为，乡镇企业的社区所有制中缺乏所有权（财产权）意义上的个人，社区民众在乡镇企业集体所有权中的地位，是因其地域和居住权由社区政府确定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所有制乡镇企业中的村民之间、村民与企业、政府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财产上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那么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更多地应被视作一种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安排。政治位势上的差异往往是乡镇企业产权初始界定的重要前提(冯曲,2000)。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市场”经济中，政治因素对经济运作的影响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强制性的。张维迎(1995)在提出公有制经济的“双层委托代理”模式时，不得不把对现实经济的描述修正为“变形”的公有经济；而蔡昉(1995)在分析乡镇企业的激励与监督时，直接抛开了这双层模式的前半截，而成了事实上的政府所有制；Oi(1992)就称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所有者(legal owner)；Che and Qian(1998)则称之为地方所有制(local ownership);Naughton(1994)认为，乡镇企业尽管有集体之称，其实其从来就不是工人的合作组织，而只不过是替代了原来的公社和生产队，继续由乡村政府握有、控制。集体所有是误解，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社员表达个人偏好的机制。
乡镇企业的产权从来就不是模糊的，如果从政治角度讲，地方政府从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社区全体成员”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产意义上的法人，名义上的政治组织——村民大会根本就不是一个握有权力的机构，而且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初始委托人”的无行为能力是先定的。另外一个支持社区民众作为所有者的依据是所谓“企业税后利润的60%必须用作企业的再投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二章）(Weitzman and Xu,1994;Chnag and Wang,1994)。这一观点被乡镇企业的结局——全面改制的现实所推翻，企业的资产在多年遭受侵蚀后，最后的残羹——企业的转让金由社区政府所掌握。民众对改制中“集体”资产的大量流失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容忍甚至漠然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此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产生、实施过“所有者”的概念。全民所有制企业被称作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被称作镇（村）企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3.企业是什么？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张维迎,1996)。语境转换到“前市场”，契约赖以存在的基础不一样了，发挥重要影响的可能是“前市场”独特的制度因素。因此，以传统产权概念来描述“前市场”中的“企业”本身就存在较大的误差。突出政治权威在企业中的作用，政府控制下的乡镇企业可以被看做一个权威组织(冯曲,2000)。如此看来，“前市场”中的企业问题就与政府本身的组织结构、政治位势、代理问题及其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4.历史渊源。关于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起，有的学者将其与改革前的社队企业联系起来（胡必亮，郑红亮，1996）。周其仁(1994)将中国农村产权调整的起点定在改革之前，认为土地承包和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是人民公社期间的自留地与社队企业的逻辑延伸。陈剑波(1994)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裴小林(1999)认为中国乡村工业兴起的一个制度根源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以农村集体剩余为重要积累的早期社队企业联系起来，以此来理解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以及中国渐进转轨的特点。陈剑波(2000)从企业家如何产生并组织要素生产的角度探讨了乡镇企业的初创之谜，并结合当时的制度环境，分析非正规制度的作用及产权的最终形成。这些考虑对于理解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运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起源意义上的因素在乡镇企业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大多数文献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乡村工业兴起的时间为1984年左右。其实将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1984年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区别开来是必要而有价值的。从数量上讲，1983年以前社队企业的数量在130万左右，而到1984年（乡镇企业）为600多万个，以后以超常规的速度增长（胡必亮，郑红亮，1996）。从结构看，原社队企业几乎涵盖了除农业种植业以外的几乎一切产业如副业、养殖业、建筑业、手工业、运输业、采掘业、餐饮服务业、工业等，而乡镇企业更侧重于工业，其工业企业的绝对数量、产值远非过去社队企业所能比的。从性质上看，社队企业只是原来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产物之一，是农村（农业）经济体系内部协调物、补充品，长期被排斥于国有工业之外。这也是社队企业只能从事农用机械的修理、配件零售、农产品的简单加工、日用品的国有企业生产的补充生产、少量采掘业及农村手工业、小商业等行业的原因。而乡镇企业则完全是以工业生产、提供工业品、面向市场争夺要素资源、获取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融入整个工业体系的产业。不能否认社队企业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但至少不是主体性的。
将两者割裂开来，在时间上是不重要的，重点是强调在乡镇企业特定产权制度中制度环境、企业的起源给个人（特别是经营者）带来的影响，否则经营者事实上的终身制（除政治上的升迁）、继承、实际控制权、明目张胆的资产侵蚀等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冯曲(2000)给出了一个起源意义上的、基于个人分析的权威组织的模型，对乡镇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及效率作出了分析。
5.政府的作用。有关社区政府对于乡镇的重要性见诸于许多文献(Wang and Chang,1994;Oi,1992;Nee,1992;Naughton,1994)。政府的作用如何体现，涉及到乡镇企业产权本身。在李稻葵(1995)、Che and Qian(1998)看来，政府的作用是生产性的，直接进入企业的生产（利润）函数中，从而推导出政府握有企业产权是合理的。但这似乎有违现实。邓小平讲过，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大意）。从政策上讲，中央从来没有要求社区政府创办企业（只是要求加强领导，见胡必亮，郑红亮，1996），而且社区政府也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工业化发展战略所能留给改革初的农村基层政府的资源是极有限的。似乎可以认为社区政府介入企业产权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常被提及的信贷优势、纠纷的解决、办理执照等方面的作用，也完全可以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做到，而不必将半个或整个企业拱手奉上。在乡镇企业早期产权界定中起主导因素的是政治上的原因，即意识形态和政治位势上的差异。现实中社区政府领导人领导创办企业，常被看作是政府作用的体现，但如果将其个人与职务分开看，其个人的作用和政治权威的影响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冯曲(2000)将这一情形看作强村模式，以区别于苏南模式、浙江模式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威影响的方式。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地方政府的作用是被动的，但政治方面如意识形态是严格的。为此，我们可以将前述的地方政府所有制看作是政治界定之下的一种产权结构，然而个人的因素是重要而活跃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企业中这种政治界定之下的、个人影响明显的地方政府所有制，在村镇两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忽视两者的差异而用单一的社区概念表达，常会要么将其等同于国有企业，要么过分强调经营者个人的影响力。
四、渐进之义
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背景是无法回避的，不考虑传统社会的特质来理解乡镇企业是不完整的。因此，Weitzman and Xu(1994)的合作文化的考虑是极有意义的尝试，而周其仁(1994)的研究恰恰就是从一个更政治学的角度阐述了，一个传统社会在非市场经济意义上形成的处理各主体关系的外部准则及法律框架之下，政治地位、谈判能力和程序如何演化及产权制度的最终变迁和经济效率的变化。从政治权威及变化对权威组织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理解乡镇企业也是一种努力(冯曲,2000)。超越经济范畴而又融于产权制度的变迁来理解整个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这就是渐进之义。
渐进转轨之义，重在实施。盛洪(1994,前言)在谈到过度经济学时，说正统经济学缺乏动态特征，只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怎样。渐进转轨正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五、结束语
早期的乡镇企业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其成功的一面及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的差异。这可能会不自觉地过分强调某种优势、特性及其静态性。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乡镇企业本身发生了许多变化。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产权改革即民营化的现实，正在向我们展示一个更加全面理解乡镇企业的机会。20年的发展与起伏，20年的时间跨度，正刺激我们用一种更为动态的、全面的眼光来理解这段历史，从中把握中国经济改革及整个社会变迁的一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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