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其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成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总量平衡关系上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供给制约型的经济转变为需求制约型的经济。这次通缩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及消费需求趋于萎缩造成的。当然，除了需求方面的原因之外，供给方面同样存在很多问题。
（一）投资需求：在1993年以前，国企对待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就如对待一块公共牧地一样，一旦银根松动，大家都去积极地“抢购”资金，结果是“赢了归企业，亏了归银行”。为了应付这种对信贷资金的饥渴，往往倒逼政府印刷更多的钞票。据统计，1980、1985、1988及1993年，国家所投放的信贷分别为2414.3亿元、6430.87亿元、10551.33亿元、26461亿元，（注：江春泽等：《“九五”通胀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每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这种信贷投放的膨胀必定带动消费的膨胀。因受产出能力的限制，结果促使零售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迅速上升。但到1993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信贷资金的风险管理，陆续出台了《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于是国企向银行伸手的难度大大增加。国有投资（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的投资）在1993年以后增幅明显放慢，1993年的增长还有44.1%，到了1996年、1997年分别降为10.2%、9.0%， 因政策上的导向，到1998年又上升为19.6%，但仍低于1981—1996年的平均增长水平（20.0%）。不仅国有企业投资乏力，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更不容乐观。1981—1996年非国有投资的年均增幅达到29.9%，快于同期国有投资9.9个百分点。但近两年以来明显回落，1997年、1998年分别降为8.6%、8.0%，低于同期国有投资增长0.4和11.6个百分点。除此之外，非国有企业投资占全社会的投资比重也有所下降，1996年为47.6%，1998年降为45.0%。（注：万东华等：《大力促进非国有投资的增长》，《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22期。）根据乘数——加速数原理，随着投资需求的增幅回落，产出增幅的倍数就会下降，而产出的下降，通过加速数的作用，造成投资进一步的下调，在乘数与加速数的交互作用下，经济陷入相对萧条的阶段。
（二）出口需求：1981—1997年我国出口增长7.3倍， 年均增幅为13.2%；进口增长了5.5倍，年均增幅为11.2%；进出口的贸易占GDP30.0%以上。根据张曙光等人的研究， 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80年代平均为0.5%，1990—1997年年均上升到7.5%。（注：张曙光等：《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但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需求增速滑坡，甚至出现3 个季度连续负增长的现象。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共3239.4亿美元，比1997年下降0.4%，其中出口1837.6亿美元，仅增长0.5%，远远低于90年代的出口平均增长16.7%的速度（注：李忠：《1999年如何应对通货紧缩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22期。）。除了出口需求萎缩之外，因受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逃汇现象。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统计，资本外逃的规模达661亿美元（宋文岳的估计为474.41 亿美元）。如果按8.3的汇率计算，光该项就减少了5486.3 亿元的基础货币，这对通货紧缩无异是雪上加霜。
（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一个最终需求，若想维持一种持续的投资要求，必须有一种持续的消费需求作为引力。然而，近几年国内消费需求不增反降。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短期的由0.885下降为0.795，长期的由0.9812下降到0.8548。（注：国家计委课题组：《当前启动消费的困难与消费政策》，《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13期。）同时，我国的消费率也由“六五”、“七五”的66.5%、62.4%降到“八五”的59%，1996年、1997年也分别只有59.2%、58.8%，都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78—79%）。（注：陈祖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居民的消费需求趋淡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1、在近几年内， 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幅下降，1997年与1998年分别只增长了3.4%与5.8%，比“八五”期间下降了4.4和1.2个百分点，（注：刘志铭：《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经济评论》1999年第4期。 ）如果加上价格水平下降的因素，按现价计算的人均货币量基本上没有增加的感觉，因此人们就认为收入不增还降，最终导致消费“人气”不旺。 2、 与国外比较，我国保障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随着近几年住房、医疗及养老制度等改革方案的推出，人们预期未来的支出会增大，理性地减少了即期消费，增加了储蓄。对我国居民的一项储蓄动机的调查表明，其中为了应付“医疗、养老”的储蓄动机占38.4%，而为子女上学作准备的占44%。（注：李忠：《1999年继续扩大内需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13期。）3、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 一大批冗员裁减，同时国企改革也导致大量的人员下岗或正面临下岗。为了防止因失业而造成前后生活水平的剧烈反差，选择持久性储蓄也是人们一种着眼于长远考虑的谨慎理财手段。
（四）供给原因：近几年随着国企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转制方面已取得某些成就，但国企产权的管理仍停留在一个相对混乱的状态中，国企改革的深化显得举步维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1990年、1995年与1997年亏损额分别为348.8 亿元、639.6亿元和831亿元，亏损面分别为27.6%、33.8%、38.2%。（注：陈永杰：《国有工业结构战略调整研究》，《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32期。）由于国企产权管理问题尚未解决，企业缺乏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亏损面仍在逐年扩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 国企将经受更大的考验。由于国企改革不到位，其生产不仅低效率，而且产品无法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以至无法形成有效供给。没有有效的供给，也无法形成有效的需求。
二、政府的治理措施及效应分析
由于这次通缩主要是因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在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政府主要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来刺激有效需求回升。但因种种原因，各种政策效果似乎并不太明显。虽然在1999年的10月、11月，价格水平回升还算有力，但这种景象能否维持下去还有待继续观望。
（一）货币政策：目前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时，主要通过利率手段与调控基础货币来实现扩大投资目的。为了刺激投资，拉动消费，中央曾连续7次降息。通过一系列的降息措施， 虽然使国企在利息偿付方面的负担大大得到减轻，但刺激投资与消费回升的效应仍不是十分见效。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银行信贷资金依旧存在着软约束，因而国企往往能贷多少就贷多少，对利率一向缺乏敏感性；另一方面，因为银行的信贷资金自1993年以来在风险约束方面日渐趋硬，且利润方面的约束机制又没有同步得到加强，因此各大银行普遍出现了“惜贷”的现象。1995—1998年存贷差在逐年扩大，到1998年底存贷差达到9000亿元。目前政府为了鼓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放松了对其的信贷控制。由于国有银行在利润约束上没有得到加强，因此即使开办了面向非国有企业的信贷窗口，也同样存在一种“惜贷”现象，而由于在准确获取非国企的资信情况及对其监督等方面存在困难，银行出现“惜贷”行为就更显得理所当然。同时，由于非国企在利润与风险方面存在着硬约束，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因预期投资的回报率不高，故也不愿申请贷款组织投资。这样，一边是银行不愿贷，一边是企业不愿意借，结果政府的降息政策未能对投资起到较大作用。此外，尽管降息可以降低即期消费的机会成本，但因人们预期在教育、医疗及养老等方面的支出会增大，故降息也无法遏止人们不断储蓄的行为。1997年存款余额增长了19.3%，1998年存款余额的增幅仍达到17.1%，到1999年一季度，存款增长的势头显得更猛，新增的存款达到4446亿元，与1998年同比多增了1552亿元。（注：陈祖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同时，因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着错位等问题，政府的降息并未达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我国产生几次非古典型的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贷资金投放过量。有了几次前车之鉴，对在1996年好不容易着陆的机会十分珍惜，致使往后的贷币政策有收缩过深的嫌疑。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投放的基础货币分别为3542亿元、6128亿元、3745亿元、3403亿元，（注：胡鞍钢等：《关于反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在1997年后，基础货币明显减少。1999年上半年，基础货币投放比年初还减少1000多亿。（注：谢平：《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另据范剑平的统计，1998年M[,0]的增幅由去年的15.6%下降为10.1%，M[,1]的增幅从16.5%降到11.9%，M[,2]的增幅由17.3%降为15.3%。M[,1]在1999年前几个月的增长情况是：1月份为9.6%，2月为16.03%，（注：范剑平：《遏制通货紧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32期。）3－9月稳定在14%左右，基本与上年的增幅持平。除了基础货币投放量存在问题之外，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在日趋变慢。M[,1]的流通速度从1995年的2.438降到1998年的2.042；M[,0]的流通速度从1996年的峰值7.712降到1998年的7.10，降幅为0.612。（注：谢平：《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8 期。）流通速度的减慢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相对减少，都对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不利影响。
（二）财政政策：1999年在国家货币政策仍表现为“适度”的同时，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始采取一种“扩张”的姿态，计划把预算赤字从1998年的900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503亿元， 中央寄希望于财政的扩张给相对低迷的经济撑开一片蓝天。财政能否撑得起一片“蓝天”？首先，自从1979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逐年趋降。1978 年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均在30%以上，而1980年、1988年及1992 年财政收支分别降为：23.3%和24.86%、16.75%和17.7%、13.75%和14.05%，（注：江春泽等：《“九五”通胀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近几年进一步降到10%左右。在改革前的较长时期里，我国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大部分来自财政预算内支出，如1952年预算内拨款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85%，1970年为78%，到1980年还有57%。财政投资所占的权数如此之大，对整个社会的总量平衡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20年来因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日益降低， 该权数也在迅速下降，1981年下降为28%，1985年下降到16%， 1988年降到9.0%，到1994年只有3.5%， 这说明“国家财政从建设资金的主渠道地位逐步下降到了配角的地位”。（注：江春泽等：《“九五”通胀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因此，现在通过有限的财政资源去支撑经济的回升自然会显得力不从心。另外财政筹集的资金主要投资于农村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从而必因产业关联度不高而无法扩大投资需求。同时，投资乘数在衰退时期与繁荣时期差距能达到2.0至6.6倍， 因而在繁荣时期用100亿元财政支出就能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衰退时期就需200亿元至660亿元的支出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其次， 我们知道政府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举债或征税获得，在目前需要财政扩张以刺激经济回升的情况下，增税一般是不可取的，因而资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发行国债的渠道获取。如果国债是向国内居民发行的，则居民的储蓄有一部分将以国债的形式而存在。在以支出法表示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则表示为政府的行为（G）挤占了企业行为（I）。在目前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让G替代部分的I，虽然不会存在投资资金挤出的问题，但是，政府的投资行为挤占了一些本应由企业进行投资的项目，政府与企业间就构成了竞争。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G的扩大是以一部分I的缩小为代价的。据此，我们认为现有的财政扩张措施在刺激经济回升的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缩水”。
（三）收入政策：为了刺激需求，摆脱不景气的困境，政府不惜动用部分财政给在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增加工资，目的是促使职工因预期收入的增大而增加消费支出。如果预期将来在养老、医疗及教育方面的支出仍很大，职工很有可能把这笔“转移支付”再增加到自己的储蓄帐户上，而不是把它用于即期开支。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所加的工资，政府倒不如追加到已有的财政投资上，即使目前的财政投资乘数不大，但总可以消化掉部化挤压、滞销的库存资源。
三、政策建议
通货紧缩、产出下降、收入减少与消费下降之间存在着一种连锁效应，会产生互为加强的循环关系。当发生通缩之后，由于价格水平的普遍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产出的下降。产出为何因价格水平下降而下降呢？其原因有三：1、在通缩的情况下，利益分配往往有利于债权方， 而不利于债务方。一般来说，企业的资金不可能全部是自筹的，大部分是通过负债的方式筹集的。由于通缩的结果往往导致实际利率的升高，作为负债方的企业，不得不偿还因此而增加的债务。2、据凯恩斯的假设， 名义工资往往具有向下的刚性，或称粘性，即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易上而不易下。在发生通缩的情况下，名义工资获得了一个通货“升水”，结果使实际工作高于工人得到的名义工资。由于实际工资的提高，增加了作为债务方企业的生产成本。3、随着经济步入低迷之后， 企业的产销率下降，库存挤压日趋严重。由于预期生产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下降，因此企业对产品数量与价格作出调整——降低价格，减少产出。产出的下降使人们的收入也随之下降；收入的减少使人们对前景产生一种悲观的预期，从而以减少即时消费和多增加储蓄来防患于未然。随着储蓄的增加，企业非意愿性库存不断增加，迫使价格水平被动地向下调整。这是一个非良性循环，即：价格水平下降→产出下降→收入减少→消费下降→价格水平下降。到目前为止，政府所作的努力主要是力图刺激消费的回升，企图直接从“消费下降”这个环节中突破，跳出上述的循环陷阱，以求通过需求的回升，达到产出增加的目的，最终使我国经济走出相对低迷的状态。然而政府所采用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因各种原因效应微弱，至今消费需求仍停留在一个相当疲软的状态之中。
既然政府通过刺激需求从而影响产出与价格水平的迂回方式效果不大，那么到底运用何种方式来突破上述陷阱呢？笔者认为，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应从“价格水平下降”这个环节入手。我们知道，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会挫伤作为负债方的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产出停留在低水平状态。若能使价格水平重新适度上扬，将会调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在适度通胀的情况下，利益分配将有利于债务方，也就是说，作为债务方的生产者将因适度的通胀而获利（比照对通缩的分析），随着产品价格的上升，企业资产（包括库存品）会因此而升值，这将有利于企业财务状况的好转。另外，价格水平的回升，生产者往往因预期投资回报率的提高而扩大产出，从而使经济有可能出现新的转机。在价格水平上涨的情况下，广大消费者因担心物价的上涨，将会减少以储蓄的形式保存资产，并往往以住房之类的不动产形式取而代之。出于投机的考虑，消费者不仅不储蓄，还有可能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实现对住房等不动产的购买，从而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总之，随着投资的增加，产出会增加。而产出的增加，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增加，价格也随之适度提高，经济从而完成一个良性循环。
本来促使价格水平上升的最有效方法，仍是投放更多的货币。但单纯地靠增加货币量以促使价格回升，期间有可能产生难以收拾的局面。也许因货币投放过量很快扭转人们对通货紧缩的预期，使本来近几年处于低水平的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这样，过量的货币加上增速的流通速度，就有可能使经济由通缩状态转变为比较严重的通胀状态。在目前情况下，使货币运行于适度的范围内仍是必要的，即：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目标价格水平增长率（注：目标价格水平增长率也可称适宜的通胀率。据经验，这一增长率在1%至3.5%应为可取范围。）。
既然通过投放更多货币量的方法行不通，那怎样促使价格水平上涨呢？方法是改变商业银行与民众的预期，以便增大货币乘数和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把社会上已沉淀的货币量的能量发挥出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引致价格水平的适度上涨，另一方面又不致引发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种预期呢？方法有二：
1、 收入政策：在短缺阶段冻结价格上涨是抑制通胀的一种有力手段。那么，在各种资源都相对充裕的今天，利用价格管制是否还有效呢？由于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弹性较小，如钢材、药品、农产品和房租等通过政府出面指导其全面提价的余地是有的，尽管这种作法有可能因规避行为而部分失效，但促使民众形成一种对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是肯定有效的。我们所作的努力应该是使民众形成价格上涨的预期，以便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并刺激各种需求不断增加。
2、 人民币对外贬值的政策：由于国人对人民币的对外贬值常常误认为对内也是贬值，故通过对外贬值，会使人们很快形成一种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同时，对外贬值将有利于扩大出口，并借此弥补因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一次性贬值强度较大，还可以带来另一效果，即可以使大量外逃的资金回流，这样既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又可防止因外汇占款的波动而妨碍政府对通缩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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