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功能的历史演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功能论文,我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16(2008)05-0011-03
一、以政治功能为根本：近代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
(一)强国富国：洋务运动时期职业教育功能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1866年由左宗棠奏请并于1867年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端的标志。[1]1860-1895年，在晚清洋务运动的30余年中，中国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救亡图存”到“求富”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建造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而且还从培养人才入手，改革科举制度。1864年，李鸿章在写给清廷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鹊，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不难发现这时期职业教育功能就是“师夷长技以自强”。19世纪70～90年代中期，是洋务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并举办实业学校，培养直接服务于农工商各业的人才。洋务派的思想家认为，机器生产不是奇巧淫技，而是可以“资以治生”，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富强之术。从“救亡图存”到“求富”，反映出从技术教育到实业教育功能的扩展，但其最本质的功能是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即实现强国富国的目的。[2]
虽然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而宣布失败，但之间提倡和兴起的“西艺教育”和“实业教育”，还有洋务派先后创办的多所技术性学堂都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发展积累的宝贵财富，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救国救民：乡村建设运动时期职业教育功能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内部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并且自然灾害频发，外部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压和掠夺。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时刻，中国农民遭受着种种天灾人祸，生活上的贫困已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其次是精神上的贫困，农民在旧思想被打破、新思想未建立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没有信仰。严重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威胁困扰着中国乡村。政治家、革命家纷纷拿起自己的武器来救助中国，其中不乏教育家的参与，一些教育先知试图走进乡村，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途径救亡，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与活力。[3]
这个时期，乡村教育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成为教育救国理想的试验场所。近代职业教育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形成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的文化教育派，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晏阳初认为农民具有“愚、穷、弱、私”四个弱点，相应提出了“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运动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他批评乡村教育使人轻视农业，使农民子弟成为向往城市生活的书呆子，无疑是“死路一条”，真正的乡村教育必须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这才是“生路”。但他并没有以平民教育来排斥职业教育，相反，他认为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是“第二期的或继续的平民教育”。梁漱溟更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论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正因如此，中国乡村不得不自救”。[4]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5]
四位伟大的教育家满怀爱国之心，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在乡村进行了教育和建设，试图改变当时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虽然有失败，但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乡村建设运动以教育为中心，把工、农、商与农民合作联系在一起，将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加以结合，充分发挥了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
二、强调经济功能：当代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
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一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由于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和人们压抑已久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得到激发，接受职业教育成为人们满足教育需求和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加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施，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才需求基础。[6]职业教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明确指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1999年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全面描绘了中国教育的远景，其中第9条的内容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级人才。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就必须强化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的教育，在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可靠保证，也是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现在，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7]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巨大的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合理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大举措。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合理、充分地发挥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
职业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通过法制化来保证职业教育的发展。1996年5月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开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职业教育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的发展：新时期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
进入21世纪，为了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讨论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价值。在199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就指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或“四种知识支柱”，即四种学习能力(学会求知、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这个报告坚决地重申了一个原则：教育应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感受能力、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8]在2005年举行的“正规教育中共同价值观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为了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而且需要智慧；不仅需要技术，而且需要精神；不仅需要经济，而且需要人文。
职业教育在新时期的功能必然也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新时期的职业教育不再以实现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应逐渐转向关注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它不仅要关注职业分析、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而且更要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潜能、人的个性。[9]此亦即新时期职业教育功能的内涵。职业教育不应仅仅是一种工具，用来培养知识人、工具人、技能人，而应是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前提的教育，注重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教育的本质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功能应转向人的发展，满足人获得职业能力的需要，培养人的职业观，满足人对终身教育的要求。
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在于新型农民的培养。职业教育除了具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功能之外，另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培养新型农民。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国职业教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就提出，新农村的建设人才主要靠职业教育培养。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新型农民，不仅使农民获得劳动技能和知识，更注重其道德和素质的培养，体现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功能——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功能的侧重点不同。研究和分析职业教育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功能，可以更好地揭示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性，丰富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促进职业教育不断发展，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的各种功能，为我国的社会进步服务。
标签：洋务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