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兼论中国在大国协调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主旋律论文,中国论文,作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0)02-0046-07
一部世界史或国际关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大国兴衰史和大国关系史。有学者指出：“正是那些大国崛起、成长、威震一方、相互争夺、相互妥协、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脉络。”[1]127历史反复证明，大国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世界的战争或和平及未来发展的前景。自近代以来，大国关系历经战争争霸以及冷战对抗等不同的形态。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21世纪的大国关系是协调、合作，而非对抗、冲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大国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得不走向合作、协调，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大国关系的主旋律。中国在历史上有着长期作为大国的经验，有着“协和万邦”的悠久历史传统，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致力于以大国协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一个东方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构建大国协调机制，为共创“和谐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进入21世纪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以遏制对抗和均势来调整国际力量对比，付出了重大代价。冷战后，美国之所以减少了这种代价，就在于“冷战后世界政治中存在一个初始的大国协调机制。尽管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均势政策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协调机制显得更为经济和更为有效。如果它能保持下去，维持世界稳定的费用便可由4、5个大国或集团分担，在19世纪初，欧洲大国便是以这种方式在世界各地发挥稳定作用……冷战后的今天，大国对待地区冲突也需要这种协调。”[2]30
罗斯克兰斯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有见地的，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冷战思维”作祟，单边主义盛行，尤其对中俄两国，防范、遏制远甚于合作、协调，其战略意图在于建立由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毋庸置疑，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地位突显，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美国相比较的国家”[3]。但2001年“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无比强大的美国竟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美国旋即实施全国总动员，按战时体制对恐怖分子开战，但收效甚微，甚至有愈反愈恐之势。这表明，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为所欲为，更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的绝对安全，由此触动了美国对大国关系的新认识。恐怖袭击发生后，各大国并未置身事外，更未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幸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的得分。相反，各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示支持美国反恐，这对美国决策界重新认识大国关系产生了尤为积极的影响。因为传统的军事手段已难以对付恐怖主义，仅靠对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已经不再有效。
从小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事件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利用百年不遇的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的世界。但不久之后，小布什政府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随着战争推进，中东与世界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在政治、外交、道义乃至军事上均呈败绩。反恐困境与金融危机，撼动了二战后美国傲立全球的两大支柱：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触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两根神经：国土安全和经济安全。
英国学者指出，小布什政府不管国际社会支持与否都要推翻萨达姆，这种政策选择掏空了二战后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多边体系的基础[4]。战后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间的合作。该体系保卫战后和平与发展的任务是通过大国合作来实现的，即主要通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的大国间相互制约的和平机制——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来实现的。这一机制在冷战中没有改变，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改变[5]。美国一意孤行发动战争严重恶化了大国关系，也使其深陷伊战泥潭，最后不得不回到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伊战对美国是一次严重的教训。有学者指出，对美国而言，是到这样的时候了：拒绝军火商的游说，放弃“新军国主义”，放弃干涉政策，采取和平与合作的政策，以应对世界各国共同的威胁：战争与核毁灭、经济萧条与衰退，还有环境恶化[6]198。
在小布什的第二任期，在大国协调方面再次趋向积极。国务卿赖斯推出“变革外交”构想，指出未来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合作将成为趋势。为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性热点问题，美国应借重大国合作，弥补现有国际机制的不足[7]。尽管“变革外交”进展十分有限，但这是小布什政府对大国合作首次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肯定。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政治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8]。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之世界的最佳时期已经降临。”[9]ii这一“最佳时期”本质上受大国关系自身逻辑的支配，与当前的反恐、防扩散没有必然联系，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归根结底是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安全环境，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及其所构成的威胁，较之以往更具紧迫性、弥漫性和联动性，成为新的和持久的危险，已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生存环境，绝非任何单个国家所能应对[10]。世界各大国、特别是美国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得不走向合作、协调，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从世界格局的演变看，苏联解体后美国所谓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正在进入“灰色区域”。一些欧盟官员认为，世界正处在30年转型期，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美欧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渐丧失，二是中国正在崛起。世界格局将向何方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方向。期间，世界存在着“绝对领导缺位”的问题，美国仍然是最具实力的“相对大国”，而欧洲追求的世界领导形式是美国、欧洲和中国共同发挥作用，即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治理世界[11]，有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逐渐摆脱了受害者心态和悲情意识，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国的外交理念也由适应现有的国际机制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变为国际机制的创设者、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由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在诸多领域具有全球利益和全球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国际身份也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即“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逐渐被“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取代[12]。
中国对自己国际身份的重新定位既是国家实力提升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例如，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认为，“中国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的大国”，“是一个维护而不是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大国”，“今天的中国绝非四十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美国“需要选择与中国合作”，“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与美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13]。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恩也认为：“美国需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从东亚到中东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维护稳定的堡垒作用……美国与中国必须并肩站在一起，维护新的世界秩序。这是展望未来的最佳方式。”[14]449
二、大国协调机制的时代价值
自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始终占有独特的地位。“大国就像歌剧院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15]109根据系统理论，结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国际体系作为一个系统，产生于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在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行为及其互动对整个体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从特定意义上说，特定历史时期大国的战略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20世纪初，担忧欧洲前途命运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关注的不是瑞士、丹麦和挪威的军事与外交政策，而是英德法俄等大国的军事、外交动向。是英德结盟以制俄，或德国组成大陆同盟以反英，还是英法俄捐弃前嫌联袂抗德？当时各主要国家的外交围绕着这三个不同目标展开斗争。二战前夕，各国外交围绕德日意三国轴心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而展开。战后则是美苏两强争霸成为国际关系的主线。关注大国并不意味着无视小国，但对后者命运的关注需要我们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前者。21世纪将是真正的大国的世纪。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直接关系到21世纪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共同繁荣。
第一，有利于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东西方大国都认识到大国之间不能进行无节制的战争。联合国安理会的设计者们希望通过大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尽管战后美苏不久就从合作走向对抗，但美苏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他们之间的冲突被控制在理性、可控的范围内。美国历史学家加迪斯曾对美苏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原因进行过深入探讨，并总结了美苏关系的五条游戏规则：相互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只把使用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维持敏感地区看似不合理的现状；不试图削弱对方的领导层[16]35～44。中美经过朝鲜战场上近3年的激烈较量之后，也各自为控制冲突、防止战争、保持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逐步磨合出一套默认的规范，从而理性地处理和控制两国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国关系从相互关系的克制走向大国协调，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和地区问题。如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多边会谈等，均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
第二，有利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近代全球性市场形成以来，欧美列强凭借实力优势，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的运行，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制于西方国家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低端和“中心—边缘”模式的边缘，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相当突出，这成为以国际恐怖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根源。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诉求，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在根本上是由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决定的。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壮大，特别是“金砖四国”的崛起，一方面他们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他们也必然会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造中来，通过“大国协调”机制这种非武力的、渐进的和平方式，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逐步修正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不公正的成分，使之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均衡发展的方向演进。如全球瞩目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G20超越G7或G8，新兴发展中大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合作共商世界经济大计，并且有望机制化。
第三，有利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全球性指的是由多大陆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网络构成的一种世界状态。”[17]1而全球性问题则是全球性负面效应的集中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技术扩散的速度空前加快，但与此同时，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恐怖活动、跨国犯罪、传染病流行以及不时爆发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等等，成为包括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全球性问题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理念、行为和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的流行语。“全球治理”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具有强大经济、科技实力和战略能力的大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
第四，有利于维护大国自身利益。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利益永远是其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南。“大国协调”机制并不否定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是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从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大国协调”机制首先意味着对相互之间地位与角色的认可，也即承认对方的国家主权与大国地位，使得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利益得以保证。同时，“大国协调”机制使得各大国在政治领域的矛盾与冲突通过规范、有序的方式予以解决或者控制。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大国间通过增进了解，加强信任，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等一系列制度建构，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互不了解而发生冲突，防止酿成难以控制的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大国协调可以更加有效地打击诸如国际恐怖主义等危害国际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从而更好地维护本国安全。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特别是在全球具有广泛、多元经济利益的大国之间矛盾、摩擦在所难免。大国之间通过一系列涵盖广泛的制度性建构，及时解决或有效控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有利于减少摩擦点，增加共同点，达到“互利共赢”之目的。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有学者指出：“当今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布侵略目的，并且全部拥护和平，哪怕是在口头上，仅此一点就能说明许多问题”[18]8。这就为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可能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和指向十分明显，霸权已不再是世界的一种选择。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一直处在和平转型之中。阿富汗与伊拉克困局以及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表明，美国独霸天下的单极格局必定失败，全球战略格局按照历史的逻辑趋向相对平衡，逐步而坚定地向合作与和谐主导型的多极化方向演进[10]。美国相对国力的下降难以逆转，正在由“超级大国”向“相对大国”，然后向“正常大国”的方向发展。尽管美国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强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动力，高于其他大国的相对国力仍将持续，但美国战略地位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福山断言，今天的现实是多极体系的兴起，美国一统天下的时代正让位于其不得不同中俄印等国分享权力的时代。欧盟力图提升其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和影响力，要成为“全球性欧洲”；俄罗斯强势复出；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势头更加明显。全球力量重心正逐渐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全球战略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历史性转折是在全球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是历史大趋势强大的生命力所致[10]。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建立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正逢其时。
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大国拉到了一起，大国关系不应是敌人和对手，而应是合作共赢的伙伴。合作共赢，并非取消各大国独特的身份与追求，而是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唯有合作、协调，方能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构建大国协调机制是所有大国共同的责任与义务，每一个大国都应积极投身到协调机制的建设进程中去。任何大国都应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事务绝非单个大国所能解决的，必须与其他大国合作协调，共同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以冷战思维、霸权心态处理大国关系注定是要失败的。美国学者库普乾坦言：“美国的单极时代不会持久。认为国际秩序必然依赖美国霸权既是想象也是危险的。”[19]所有大国都不能自视为国际规则的唯一制定者与输出者，而是应该相互学习与借鉴。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宴请各国贵宾时所说，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理解、包容和合作。
三、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宝贵经验
历史反复证明，大国关系决定着世界的战争与和平，也是决定世界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新中国历来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在长期运筹大国关系的实践中，对推动大国协调机制的建立贡献卓著。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积累起来的谋划、处理大国关系的特殊经验，对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富有启示意义。
一是坚持战略透明原则。维护大国关系的稳定，需要大国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到其他大国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对策。因此，一个大国在摸清相关大国底牌的同时，也应通过明晰的战略，让对方了解本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和立场，不致因误解而做出错误决策，从而导致不堪收拾的后果。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在这一问题上从不搞“模糊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中国政府明确宣布，我们不依附哪个集团，也不同哪个国家搞带有结盟性质的战略关系，“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20]128。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是立场鲜明、敢担责任。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后，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1]24。当美军仁川登陆后准备越过三八线时，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21]125。在印支三国抗美斗争中，中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表示，“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22]159，“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23]。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明确持反对态度，对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同样明确表明原则立场。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国防与军队建设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谋求霸权，增加在国防开支、国防建设发展方向、发展重点等方面的透明度，甚至向外国开放关键军事设施。中国坚持战略透明，在世界各大国中可谓独树一帜。
二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中国在与东西方大国发展关系时，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早在中苏同盟时代，中国领导人就明确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党自居、把苏联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行为。针对苏联提出在华建设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主张，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强调长波电台“由中国负责建造，主权属于中国，苏联提供中国不能自行解决的设备器材和技术，建成后中苏共同使用”[24]243。而在共同舰队问题上，毛泽东警告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22]114。新中国建立后，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过程中，要求对方明确“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同国民党集团断交？是否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的代表？是否同意将其所属境内的中国财产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待对方对上述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后，方可就建交日期及互换使节问题进行具体磋商”[2]148。中美建交谈判涉及台湾问题，中国坚持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由中国自己来决定。最终迫使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关于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中国政府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国坚持把我方关于战争责任、台湾归属和结束战争状态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写进《中日联合声明》。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坚持收回国家主权的立场从不动摇，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20]12在向港澳派驻军队问题上，中国坚持这是体现中国行使主权的原则问题而毫不让步。20世纪80年代，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中国坚持必须消除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出兵占领阿富汗三大障碍。中国政府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原则的事实不胜枚举，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毫不动摇，忠实地贯彻了邓小平关于“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20]320。
三是坚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国处理大国关系时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在某些问题上采取有策略的妥协与让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派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接触，“探讨未来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包括华盛顿的外交承认的谈判在内”[25]278。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但并没有关闭与美国建交的大门，这表明新中国并没有按意识形态画线，没有排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1]134但这不能丝毫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这就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直接推动了中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接触，举行了四次会谈，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从1955年到1970年，中美在互不承认、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背景下，进行了136次会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更是打破常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接待美国特使，邀请美国总统访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中国创造性地把两国的分歧写进公报。中美建交后，两国虽然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对华制裁、知识产权、反倾销、银河号事件、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台海军演、撞机事件等诸多领域展开斗争，但中国始终坚持斗而不破，在斗争中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
四是坚持理性务实原则。首先，中国坚持与所有大国打交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制裁，但中国仍然坚持与所有大国改善关系。邓小平说：“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20]359。由于坚持理性务实的原则，中国很快打破了西方的所谓联合制裁。其次，前瞻性地对大国关系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对立是改善东西方大国关系的严重障碍，虽然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后建立起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但意识形态障碍并没有消除。80年代初，中国进行对外政策大调整，认为国与国的关系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使中国成为最早摆脱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国。再次，提出了防范大国关系矛盾激化的指导原则。当今国际关系空前复杂，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这既为大国合作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概率。对此，中国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原则。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西方大国对我存有戒心。中国一方面坚持不称霸、不当头，另一方面“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20]320。上述原则、主张或思维方式均对大国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推动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思考
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依然主要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这是客观现实，但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参与到国际秩序的改造与完善中去。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高大伟曾经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26]63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稳定国际局势，促进共同发展，必将是中国与其他东西方大国共同设计世界未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参与构建大国协调机制尚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增强综合国力，夯实世界大国的根基。在一个依然强调实力的世界上，只有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才能够与其他大国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才有资格、有能力以和平方式全方位参与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强国的克制大多取决于力量的均势”[24]87，这是大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反复揭示的规律。中国增强综合国力包括增强军事实力，不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战略力量平衡，增强国际合作可信度的需要。
第二，增强国际机制创新的紧迫感。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但依赖于强大的“硬国力”，还依赖于强大的“软国力”，包括国际机制创新能力。近代以来的国际机制主要是由欧洲国家创立起来的，而战后以来的国际机制主要是由美国创立的，这些国际机制是为美国称霸世界服务的，同时也是国际“公共产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会朝相反的方向转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已无力继续成为国际机制创立的领导者。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利亚也承认，世界今天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在这个“后美国时代里”，“中国政治软实力可以丰富人类处理一系列全球棘手问题的能力。中国崛起的进程因而不是一个所谓中国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过程，而是双方平等相待、取长补短的过程，最终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将和西方一起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设计者、领导者和建设者，原因很简单：没有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参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26]236
第三，增强国际机制创新的自信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有实力也有可能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机制的创新，但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还多以译介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或者以西方的理论来构建新的国际机制，尚缺乏国际机制的自主创新意识，这与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也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不相称。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必须从译介西方理论的阶段向自主创新的目标迈进。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在吸收西方理论精华的同时注入中华文明的元素，中国必定能在国际机制的创新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四，增进大国协调，共创“和谐世界”。大国协调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关键，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不会走西方大国争霸世界的老路去影响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既定国策，中国将致力于以大国协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一个东方大国的作用。中国在历史上有着长期作为大国的经验，有着“协和万邦”的悠久历史传统，在发挥大国协调作用方面也许能比其他大国做得更好。北京奥运期间各国首脑云集北京，中非论坛期间非洲各国领导人齐聚中国，足以证明中国在世界上非凡的号召力和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中国高举和谐世界的旗帜，内建和谐社会，外求和谐世界，必将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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