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纳的政治哲学观与文明史观_政治论文

伊波利特#183;泰纳的政治哲学与文明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史论文,波利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6)01-0077-10

      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年),文学艺术史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引领学术思想的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涉及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历史和游记等各个领域。一个多世纪来,西方学术界对他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其学术思想与19世纪下半期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思潮的联系。①国内学术界对泰纳的研究,根据笔者的检索,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学艺术史观和文艺批判理论方面,对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关注尚嫌不足。②事实上,泰纳不仅在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上具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晚年倾力撰述的史学著作《现代法国的起源》,在19世纪晚期的法国知识界曾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堪称“是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③

      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法国败北促使泰纳转向历史学研究,他欲从历史演变中探寻现代法国衰败的渊源,最终成就了煌煌数卷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该书共由三部分组成:《旧制度》、《大革命》和《现代制度》。④其中探查法国革命发生原因的《旧制度》卷,旨在探明在从传统向现代递变的进程中,法国是如何被“连根拔起的”。该书不仅对革命起源提出了颇具创见的解释,是大革命时期史学的一部重要的经典之著,而且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泰纳的政治哲学和文明史观,是研究其学术思想时不可忽略的文本。《旧制度》一书中文版⑤最近面世,为国内学界了解17世纪以来法国内在精神特质的形成过程和研究泰纳的学术思想,奉上了一本有价值的经典读物,笔者不揣浅陋在这里对它加以简略的评介。

      泰纳1828年4月21日出生在外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学校的良好教育。⑥15岁进入波旁公学(Collége Bourbon)读书后,泰纳逐渐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⑦在这所英才麇集的学府里,泰纳被教授们视为哲学领域中最优秀的学生,其师瓦歇罗曾写到:“无论做什么,他都很容易取得第一名,他是高等师范学院里我所看到过的最勤勉而又最卓越的学生。就他的年龄来说,他的学识是非凡的,而且对于学问怀有这样的热情,也是我从未见过的。他的头脑的特点是迅速形成概念、敏锐精细和有力量”。⑧但不幸的是,在1848年革命浪潮过后的政治反动中,法国国内的思想气候日趋严峻,这导致他的大学教师资格考试没有获得通过,考试评审委员会认为,他干巴巴的科学论文对神谕的作用没有作出充分考虑;他利用斯宾诺莎的普遍决定论解读博絮埃(Bosuet)⑨包含着危险的反宗教倾向。更糟糕的是,1852年,业已掌握独裁权力的拿破仑三世取消了教师资格考试,这意味着泰纳失去了在体制上被认可为哲学家的机会。⑩因此,泰纳未能如愿以哲学研究为志业,转向了政治敏感性较小的文学领域,从事拉封丹研究,同时继续坚持不懈地听科学讲座,力图强化他非正统的哲学观。(11)

      在第二帝国期间,泰纳勤耕不辍,在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和文艺批评领域硕果累累,出版了包括《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在内的大量著作。这个时期的泰纳,全神贯注地沉浸于学术问题,发展出自己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一切研究都应基于科学实证的方法,世界存在着可认识的普遍法则。(12)

      然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和继后的巴黎公社起义,对泰纳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将他从纯粹的学术探究带入到对现实的关注。(13)9月初,法军色当惨败,普军长驱直入进逼巴黎。陪同妻子逃亡在外的泰纳,在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里,对战争进程及祖国命运表达了深深的关切。他在1870年12月17日写到:“我尝试着重新开始工作,但徒劳无功,焦虑与悲伤让我无精打采。我上午读书,下午外出,晚上我们玩骨牌,这都是在消磨时间。”(14)接着在12月28日又写到:“消息变得越来越令人悲伤,这些日子来我心如刀剜,我不知道人们原来如此心系祖国。”(15)1871年1月底巴黎投降停战,以及继之而来的内部纷争,让泰纳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您很清楚,一直以来,我对法国这个地方抱着灰色的看法。灰色已变成了黑色;这一年来我目睹了六月的一连串事件和内战,稍后再一次入侵,最终可能让法国一分为二,一种类似于意大利近三个世纪来的前景。”而法国的政治无能则罕有其匹,泰纳激烈地指责进步人士,即掌权的共和派,“大部分是狂热的疯子”。(16)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的混乱状态和残酷杀戮,更是让泰纳感到了“内心的绝望”。(17)

      但与此同时,泰纳认为值此国家危难之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努力工作,献礼法兰西,为衰弱不堪的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18)早在1870年底战事未决之时,他在给索雷尔的信里就初步表达了这一意愿:“如果我们现有的政府不是太过反自由,我知道,我们对大家的义务是做些有教益的而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的文章、讲座等,以便公开地揭示和承认我们的错误,在我们的种种不足中指出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19)但由于禁锢言论自由的帝国政府此时尚在,不难看出他的语气里还充满着犹疑。随着战争结束帝国垮台,2个月后,泰纳确定地表示要以自己所能为国家做点事情:“很可能在回来后,我将在巴黎写些有深度的政论文章,尽管我不是那么情愿且能力不逮;现在是人人都应奋力的时候了;但话语在制度与国民性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终将竭力而行,不幸的是希望微渺。”(20)

      1871年4月初,随着巴黎局势的恶化,泰纳停止了在巴黎美术学校的授课,这使他有时间思考导致法国文明“内在解体”(dissolution intime)和精英阶层衰弱不振的原因。5-6月份的牛津讲学之旅,又让他体会到坚守传统和渐变的英国的力量所在。(21)他决定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抽象理论思考,转向对当代法国的研究,以便查明导致今天法兰西民族衰弱不振的病源所在。通过对法国历史的追索与思考,泰纳认为,“盛行于法国的诸多疾病,源于我们现代社会与这个民族传统的断裂:在重构新事物之前,他必须探查我们居于其上的土壤,了解我们被连根拔起的原因,这要追溯到将过去与现在断然切开的时代——法国大革命”。(22)1871年8月,牛津讲学一结束,泰纳便一头扎进《现代法国的起源》的写作中。起初他只想写上一卷一般性的观念史,但随着资料不断积累,他决定将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旧制度》、《大革命》和《现代制度》,(23)以便能够更细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1875年12月,《旧制度》一书率先面世。在序言里,泰纳明确地交代了他写作此书的意旨所在,即追问当代法国(与英德相比)为什么衰落了?他作出的结论是,18世纪末那场革命带来的剧变,彻底损毁了法兰西民族的传统根基,使新构建的现代法国内部缺乏坚实的结构支撑:“转变过于猛烈和迅速的民族同样不幸,因为它难以达到内部的平衡与和谐,而且,由于其领导机构行为过度,其深层器官发生变异,其维系生命的养料逐步枯竭,因而注定会失去理智,陷入虚弱无力的境地。”(24)它的邻人之所以更为平衡、更为健康,“是因为它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心建筑为基础,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直保存,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需要,通过反复摸索而逐步展开的”(第2页)。

      那么,为什么法国发生了这场将老房子彻底摧毁的大革命,而英国没有呢?按照泰纳在《旧制度》一书中的解释,法国之所以发生如此暴烈的革命,其根源在于17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两大发展变化:一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该进程摧毁了古老厚实的等级特权传统,使精英阶层流连于矫饰奢华的沙龙社会;二是思想领域抽象精神的形成和蔓延,17世纪科学革命与古典主义化合成有毒的新思想,即以“推理理性”为内核的启蒙哲学,它逐渐取代传统价值和思维方式,以简单抽象、整齐划一的理性原则构思社会。下面简要勾勒他的论证思路:

      首先,中央集权化进程破坏了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体系,塑造出新的社会风尚。传统的等级特权制原本是义务与权利的结合,但在建立中央集权的进程中行政官僚取代了贵族领主在地方公共生活的位置。这导致领主丧失了公共服务的职责功能,同时却保留了他们的特权,“当统治权变成尸位素餐的招牌时,它会因为没有用处而更形沉重。”(第61页)。更糟糕的是,领主公共服务职能的丧失造成了阶层间的彼此隔绝疏离,各个团体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社区/社会公共自由的构建难有可能。

      与此同时,那些被王权剥夺了权力和功能的地方贵族领主聚拢到宫廷,为了消磨时间逐渐打造出以沙龙社交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交生活充斥着奢靡浮华,沉迷于嬉戏玩乐当中的精英们对公共事务无所用心;以交谈为中心的沙龙社交矫饰做作,极度讲求礼仪和言谈举止,“人造和干涩”是这种生活的两大特征,使法国精英们失去了野性的本能冲动,“文质彬彬到极致之际,也就是他们虚弱到极致之时”(第168页)。

      其次,18世纪有毒的新思想对业已衰弱了的社会肌体的侵袭。泰纳以拟人化的文学语言生动地叙述到,“如果我们眼前有个体质稍显柔弱,但看起来还算健康,衣着也算端庄的人,他贪婪地啜饮一种新饮料,然后突然倒地,口吐白沫,说胡话,惊厥抽搐,那么我们很容易判断出,那宜人的饮料中含有危险的物质”(第175页)。泰纳笔下的这种有毒饮料就是启蒙思想,它是两种17世纪元素——科学知识和古典主义——化合的产物。科学革命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界中存在遍在的、不变的法则,同时培育了人们批判和分析的思维;古典主义追求合乎逻辑、纯粹完美的话语表达,鄙薄对无限不同的经验世界进行细节描述,其精神内核是“推理理性”(raison raisonnante)。科学知识和古典精神单个来说都是有益的,但自17世纪晚期以降,一方面由于路易十四的暴虐专横和路易十五的怠惰无能,导致传统秩序和权威逐渐崩塌;另一方面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科学知识逐渐赢得普遍的信任和尊敬。这两方面辐辏,使得科学背后的理性原则取代神意伦理、掌握知识的文人取代传统权威——教会与国王,成为新的权威。但不幸的是,新权威理性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的推理理性,重抽象演绎而轻经验实在,这导致的结果是,当书斋里的立法者(也就是掌握了权威的文人)在构思未来社会时,总是以抽象纯粹的世界取代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非具体的人取代具体实在的个人。在18世纪的文学世纪里,此种思维方式通过启蒙文人们的著作和沙龙,广泛散播于社会。因此,在随后的大革命当中,“议会里的立法者也如此这般构思未来的社会”。简单抽象、难以落实的乌托邦构想不仅让革命充满血雨腥风,而且还成为长久地困扰现代法国的一种顽疾,这是泰纳在继后几卷论述的主题,不拟详述。

      通过梳理《旧制度》一书的内容不难看出,在政治哲学方面,(25)泰纳承袭了英国保守主义作家埃蒙德·伯克在《思考法国大革命》(26)中表达的保守自由主义观,即传统是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凭抽象的思维设计蓝图,欲彻底打翻传统全盘再造一个全新的体制,是一种必然导向暴政残杀的极端主义梦想。与此同时,泰纳也接续了其前辈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7)的思路,不仅追溯了引发大革命的长时段动因——动摇民族根基的中央集权化进程,以及塑造革命面貌特征的短时段因素——思想方式和舆论气候的变化,而且也重申了托氏的政治哲学理念,即保有社会中间机构和公共生活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不同和创新也是大量存在的。托克维尔关注的主要是中央集权化对公民社会结构和机制的摧毁,泰纳在注意到此一方面的后果的同时,更凭其广博的知识背景,将目光进一步延伸到了中央集权化进程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这方面的内容在书中俯拾皆是,譬如,“随着职权与头衔的分离,领主因为自己的无益而更形骄傲。他的自尊心因为不再有广阔的滋养空间而变得斤斤计较;从此他追寻礼遇而不是影响力,想着自己的优先权而不是去治理地方”(第40页)、“身份的实质越是匮乏,领主们就越眷念名分”(第42页)、“一场缓慢而深刻的革命,摧毁了由被认可的优先权和自发的敬畏构成的内在等级秩序”(第86页)。实际上,我们从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后,贵族等级仍为礼仪优先等级的细枝末节再三纠葛毫不妥协上,亦可看到这种心理的强固遗存。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托克维尔将启蒙时代的文学政治看作是革命的思想起源,泰纳则将这种热衷于以简单抽象的理性原则评判和设计社会蓝图的现象,进一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17世纪科学革命和古典主义。

      了解泰纳撰述《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的背景及其基本的论证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在对现代法国历史源流的探寻之旅中,对家国命运的关怀从未离开泰纳的思绪,法国强大的东西邻英国和德国,时刻是他关切的参照系。这当中较为明显地表露了他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和机械决定论的文明演进观,以及他对法兰西文明在从封建主义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悲观评判。

      首先,泰纳推崇英国以传统为基础,循序渐进地变革的演进方式,“这个具有浓厚历史传统的国家的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在《旧制度》一书中,他不时地以赞赏的态度提及英国,作为与法国对比的范例,如英国的乡绅贵族依然以较为自由平等的方式,与乡村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法国那样与乡土社会分离隔绝开来,同时享受盘剥特权的好处;英国的缙绅阶层也没有沦为专制王权的装饰物,仍然参与政治成为阻遏专制王权肆虐的屏障。概言之,传统特权的保存及其适应时势的缓慢变革、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结合,这些构成了英国政治寓所长久稳固的坚实根基:

      如果说某些别国的政治寓所更为坚实并且维系已久,那是因为它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心建筑为基础,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直保存着,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需要。(序言第2页)

      其次,泰纳也钦羡德国精英的勇武好战精神。在他看来,战争失败说明了法国在普鲁士面前的脆弱,而过气的精英对法国的脆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9)这正是他花费大量篇幅描绘旧制度宫廷与沙龙社会的深层思想背景。泰纳在书中也十分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即不断被礼仪驯化的精英阶层,虽精致但反自然,充满脆弱性,最终沦为虎口之食:

      对一个贵族阶层来说,文雅多一分,武力就会少一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想生存就必须战斗。统治权的力量既在于人性之中,也在于自然之中。任何受造物一旦丧失了自我防卫的技能和力量,就会成为别人的猎物,更何况他的光彩,他的轻率,甚至他的殷勤,已然吊起了他周边的觊觎者那急不可耐的胃口。(第168页)

      比对邻人当然是为了更显著地凸显自己国家存在的种种不足并追根溯源。在他看来,当代也就是1870年代的法国,致败之源不是别的,而是这个文明自身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也即在法国中央集权化进程中传统体制的摧毁和悖逆自然的精英文化的生成,因此他断言“法国在最终崩溃之前就已经解体了”(第86页)。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泰纳在《旧制度》中对法国文明作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与他一贯坚持的历史哲学有着深层次的关联。在1863年出版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中,他就已明确提出,文明是一个由各种力量和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决定文明转变的三大原初性力量是种族、环境和时机。(30)构成文明的各种初始要素的分化组合,本有多种可能的结果,这取决于一个民族对环境和时机拿捏恰当的适应性(adaptabilité)。在他眼里,法兰西文明在近世的转变中做得很不好,它把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机制给毁了,“它自己扯碎了最珍贵的组织,坠入致命的痉挛中”(序言第3页);矫饰过度的精英根据抽象原则重构的新政治社会体制根本是空中楼阁,与复杂的现实格格不入。在他看来,科学表明,人类野性的生存竞争才是真实的,文明固有的诸种内部机制是种族的立身之本:

      动物学向我们表明,人有食肉的犬齿;当心唤醒他食肉和凶残的本能。心理学向我们表明,人的理性仅停留在言词和意象上;当心挑起他的幻想与疯狂。政治经济学向我们表明,人口与生存资料之间的不平衡永恒存在;永远不要忘记,即便在繁荣和平时期,生存斗争也在持续进行着的,当心激化竞争对手日益增长的相互疑虑。历史表明,国家、政府、宗教、教会,所有这些宏大机制,是兽性野蛮的人获取其微弱理性和正义的唯一手段;当心从根部切断毁灭花儿。(31)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泰纳这种所谓“有机论”(organicisme)的文明观,断然抛弃了启蒙时代人性善的乐观主义假设,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民族国家间竞争日益加剧的残酷现实。其文明演化论本质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文明是由各种部件组成的有机体,各个部件的运转和相互作用,决定了文明的走向。(32)

      1870年代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19世纪末进步主义信念的动摇,以及由此催生的国民意识危机,是泰纳投身历史研究的动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中,泰纳对法兰西文明作出了悲观的评判,但其立场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从历史中找到将法国带到1870年悲惨境地的原因。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明确道出了自己的初衷所在:“为了这个社会制度审慎而有力地存活下去,必须让病人了解他的病症;必须去除他对强烈震动和剧烈运动的热望。我的书,如果我有足够气力和健康完成它的话,将是一份医生的诊断书。病人接受医生的诊断书之前,势必要花许多时间。”(33)他的这种努力,构成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民族衰落意识进行集体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34)

      1875年《旧制度》一书刚问世之际,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赞誉有加,称之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索雷尔(Albert Sorel)在书评中写到,泰纳先生已经创作出那么多将他置于一流地位的著作,没想到他还能以更饱满的激情、更杰出的才智推出这部新书。在索雷尔看来,作者不仅仔细研究了他所掌握的所有文献资料,而且充分利用了一切看上去相关的事实;著作旨在探明革命精神的因与果,因此,它“不是在写法国大革命史,而是在探查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精神病理学”。这样一部富有原创性的著作,成功地“激发了人们的才智,激活了人们的想象”。(35)但与此同时,索雷尔也对泰纳关于古典精神和启蒙哲学的论题提出了质疑:古典精神在当时流布整个西欧,如果说它是大革命的充要条件,那么在西欧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同样的革命?索雷尔认为泰纳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有点过头了,没有充分考虑古典精神在18世纪的变化和更新。(36)波特米(Emile Boutmy)称赞泰纳的著作“让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宗教性和辩论性的阶段”,是“对历史科学的决定性贡献”。(37)德国科学学派在法国的倡导者莫诺(Gabrel Monod)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他不仅对泰纳出于关切祖国的命运而写作此书予以褒扬,而且对泰纳的研究方法加以大力肯定,“《起源》一书是泰纳方法的严格运用”,也即通过无数微小事实的积累得出一般性思想,通过严谨的推理展现历史事件的连续性。(38)当然,莫诺也看到了泰纳的“描述和观点中存在着夸大其词和不尽完善之处”,但紧接着便辩护到,“他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不仅要对其著作的力量与直率表示赞赏,而且要对他的接近真相表示敬意”,譬如他所说的旧制度君主制是导致自身垮台的元凶,雅各宾精神是一种仇恨和嫉妒的精神,为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等等。(39)

      然而,《现代法国的起源》陆续面世之后,法国知识界对它的接受并非只有赞誉,而是存在着“两种截然分明的逻辑”。(40)上述的保守的或自由的思想家们从史学本身出发,在大力褒扬其贡献的同时也指陈其缺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逻辑,即第三共和国时期新兴的左翼共和主义革命史学,它明确地要将泰纳的这部著作逐出革命史的行列。(41)这部著作之所以“在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之后,很快声誉扫地”,(42)直接原因有二:

      其一,在接下来出版的《大革命》卷中,泰纳把革命视为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暴力与流血贯穿始终。“从泰纳的口里,读者听不到什么道德的或明智的行动。听到的只是坏人与他们所干的罪行和蠢事。”(43)而此时正是第三共和国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胜势初定之时,费里(Ferry)孤注一掷地以1789年原则重构民族团结并取得了成功,新生的共和国自称是大革命理想和目标的继承者,大革命史学因此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在此情形下,对革命的黑暗描述是断然不能接受的。(44)

      史学家塞诺博斯(M.Seignobos)—第三共和国的热忱支持者,在一篇评述泰纳著作的文章中,认定泰纳理论程式(文明演化三要素说)先行、对史学的技术程序和批判方法完全无知、充满政治意图,这些因素结合之下写出的史学作品《现代法国的起源》,尽管“是一座雄壮的纪念碑,但业已半塌在地”。(45)另一位共和主义史学家昂利·塞(Henri Sée)与塞诺博斯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他批评泰纳的哲学思维和先前的思想训练,导致其在从事历史撰述时“以论带史”:先寻找先验的理论程式作为著作的框架,而后罗织能够嵌入其中的史实。因此,泰纳更多的是一个优秀的文论家而非职业的历史学家。(46)值得一提的是,塞诺博斯的批评主要是基于学术上的,并没有对泰纳予以全盘的否定。

      其二,大革命史研究体制及方法的转变。《现代法国的起源》问世期间,正是大革命史研究向官方支持的组织化和职业化嬗变的时期。为了凝聚国民共识,打造自身的合法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自称是大革命时代共和理想的承袭者,大革命被赋予了“母亲”源头的角色,强化革命史研究因此势在必然。1885年,左翼成员占据支配地位的巴黎市政委员会拟议在索邦设立了大革命史讲座教席,使革命史学研究和传播走上制度化的道路。政治立场激进的阿尔方斯·奥拉尔被任命为首任讲座讲授,“在此后的36年当中,他除发表了大量有创见的著作外,还出版了30卷的文献资料……奥拉尔还激励他人在他的领域从事广泛的研究,勒努万、卡昂、布拉厄施、索德里姆小姐、帕里塞和马迪厄都是他的学生”。(47)

      在泰纳笔下,大革命形象被描绘为“暴民”、“暴力”和“暴政”的结合,因此,体制派革命史学家必须“将他逐出历史记忆的场域和正在构建中的革命史学遗产之外”。(48)奥拉尔一改塞诺博斯那样较为温和的学术批判,专门撰写了一本厚达330页的著作,对泰纳及《现代法国的起源》大张挞伐,以便彻底摧毁这部著作的影响,同时树立自己的威望。尽管他声言自己的评判“不带偏见”(sans passion),但在序言里,就对泰纳加以面目狰狞的政治定性,称之为“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天主教保守主义者的宠儿”、“惊恐而狂暴的保守主义者”、“妄图复辟君主制”。(49)奥拉尔从泰纳的学术背景和思想习性、资料搜集和使用方式、研究方法和严谨程度、知识和细节错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最后他问到:“如果这些错误源自某种坏方法,如果它们源自党派偏见,如果它们源自政治或哲学激情,如果它们几乎全部是偏见,如果它们存在于书中的每一页甚至几乎每一段,对于一部历史书来说还有任何权威吗?”(50)答案当然是没有:泰纳的著作没有给法国革命史增添任何新东西,作为历史书事实上毫无价值。奥拉尔的学生(同时也是敌手)马迪厄,也撰文批评泰纳缺乏历史职业所必需的正确方法,荒谬的日耳曼式种族理论使之失去判断力,并毫不客气地对泰纳的学术身份下了裁决:“泰纳配不上历史学家这个称呼,而仅仅是一个误闯入历史学当中的文学家和哲学家”。(51)

      尽管不乏有史学家站出来为泰纳辩护,如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奥古斯丁·高善(Augustin Cochin)在评论奥拉尔与泰纳之争中指出,奥拉尔对泰纳“硬伤”的指陈几乎近半是错误的。(52)然而,在“拥有自己的教席、学生、学社和杂志”的大革命史研究体制面前,个人的异议之声不仅微渺,而且注定被无情地压抑下去,高善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遭遇即是注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体制化的革命史研究代代传承,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构建出来的大革命解释体系,不仅在法国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而且流播到整个全世界。《法国革命的现代起源》就此丧失了影响,(53)乃至最终被流放到反革命的史学类型当中。(54)

      在1870年代民族国家激烈竞逐的时代,受国家战败和血腥内战的刺激,泰纳从文学艺术研究走向了历史撰述,希图找出导致法兰西文明衰弱不振的病源,以治病救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泰纳是确定无疑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然而,1870-1890年代恰好是法国政治和思想剧烈转变的时代,这致使泰纳的著作可谓左右皆不逢源:在《旧制度》中抨击君主中央集权,让君主立宪派感到不满;在《大革命》中丑化民众暴力和抨击雅各宾专政,遭到了共和派的敌视;进化论的文明演进观,又不容于世纪末进步主义幻象破灭的时代氛围。因此我们可以说,泰纳在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跌下思想大师的神坛,存在着更广泛深远的原因,共和主义的大革命史学只是直接的推手。而且,左翼共和史学家们的批判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所说的弊病和不足,在泰纳的著作中确实客观存在,如研究方法上的以论带史,对历史的解释过于机械,只关注它认为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几种部件,严重忽略了历史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有后来的学者对他的《旧制度》一针见血地批评到,“他不仅成为他的研究方法的受害者,也称为他的气质的受害者。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对18世纪的描述没有把发展变化的情况包括进去(他忽略了宫廷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斗争)”。(55)

      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泰纳决非像他们所说的是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从政治思想上来说,他固然是一位保守自由主义者,但脱离激进的革命话语,保守自由非但不等于反动落后,相反对于文明变革反倒具有不容否认的建设性意义。从学术思想上来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学者,在《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中,泰纳像米什莱、托克维尔、米涅、基佐、基内以及路易·布朗等人一样,试图解答“现代法国是什么”的问题。(56)时间的流逝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国民主共识的形成,自由和人权成为左翼和右翼共同接受的价值,大革命不再深切地牵涉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立场争斗。从1970年代开始,泰纳成为重新获得关注的重要对象,(57)史学家们能够站在更远的时间距离上,对其著作的学术和思想价值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估。

      ①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泰纳的研究论著非常繁多。在撰写此文时,笔者尽管搜集了不少相关材料,但远不能穷尽,囿于知识视野,这里仅列举大革命史领域一些相关论著:M.Ch.Seignobos,"L'oeuvre historique de Taine",in Petit de Julleville(dir.),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T.8,Armand Colin & Cie,1899,pp.267-279; A.Aulard,Tain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07; Albert Mathiez,"Taine historien",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rnporaine,T.8,No.4(1906/1907),pp.257-284; Augustin Cochin,La crise de l'histoire révolutionnaire,Taine et M.Aulard,Paris:H.Champion,1909; Jacques Godechot,"Tain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in Romantisme,n°32(1981),pp.31-40;

Leger,"Taine historien: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rnger,T.177,No.4(1987),pp.463-476; Mona Ozouf,"Taine",in

Furet et Mona Ozouf(éds.),Dicti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Interprètes et histoiriens,Paris:Flammarion,2007,pp.243-259.

      ②目前仅有几本译介过来的西方学者著作,从不同侧面评介了泰纳的史学成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2-413页;A.古德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829页;J.P.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12-618页;米歇尔·维诺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沈衡、顾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2-557页。

      ③Boone Atkinson,"Tain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A Study in Historiographic Controversy",Historian,Vol.15(1953),p.191.

      ④Hippolyte 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aris,1875-1893.《旧制度》(L’ancien régime,1875)、《大革命》(La Révolution:I-l’anarchie「1878」,Ⅱ-La conquête jacobine「1881」,Ⅲ-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1883」)、《现代制度》(Le Régime moderne「1890-1893」)。

      ⑤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

      ⑥有关泰纳少年时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可参H.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1(3ère édition),chaptre I,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902.

      ⑦H.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chaptre I,T.1(3ère édition),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902,pp.20-27.

      ⑧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403页。

      ⑨博絮埃(1627-1704),路易十四时代重要的神学家,是政治绝对主义和君权神授说的有力倡导者。

      ⑩Patrizia Lombardo,"Hippolyte Taine Between Art and Science",Yale French Studies,No.77(1990),p.119.

      (11)Martha Wolfenstein,"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aine's Philosophy of Ar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No.3(Jun.,1944),p.335.

      (12)J.P.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对泰纳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着墨颇多,本文不拟对此进行专门的论述。

      (13)Gabriel Monod,Les maitres de l'histoire,Renan,Taine,Michelet,Paris:Calmann Lévy,

diteur,1894,p.168.

      (14)Lettre à sa mère du 25 décembre 1870,in H.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3ère édition),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905,p.37.

      (15)Lettre à sa mère du 28 décembre 1870,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p.39.

      (16)Lettre à Emile Boutmy du 6 mars 1871,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pp.54-56.

      (17)Lettre à Madame H.Taine du 25 mars 1871,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p.71.

      (18)Gabriel Monod,Les maitres de l'histoire,Renan,Taine,Michelet,p.122.

      (19)Lettre à Albert Sorel du 16 décembre 1870,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p.35.

      (20)Lettre à

mile Planat du 5 février 1871,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p.48.

      (21)

ric Gasparini,La Pensée politique d'Hippolyte Taine:Entre traditionalisme et libéralism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1993,p.46.

      (22)H.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3ère édition),p.156.

      (23)H.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3ère édition),p.156.

      (24)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作者序”,第4页。下文对该书的引述采用文内注。

      (25)关于泰纳《起源》一书的政治哲学渊源,可参Mona Ozouf,"Taine",pp.248-252.

      (26)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London,1790.中译本《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7)Alexis de Tocqueville,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Paris,1856.中译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8)Gabriel Monod,Les maitres de l'histoire:Renan,Taine,Michelet,Paris:Calmann Lévy,

diteur,1894,p.123.这一点反映在他1870年左右撰写的著作:H.Taine,Notes sur lánglettere(2ère édition),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872.

      (29)Jean-

Dunyach,"Histoire et décadence en Franc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Hippolyte Taine et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in Mil neuf cent,N°14(1996),pp.118-119.

      (30)H.Taine,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T.1,Paris:Librairie de L.Hachette et Cie,1863,pp.xxii-xxiii.

      (31)Lettre à M.F.Guizot du 12 juillet 1873,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3,pp.123-124.

      (32)关于泰纳决定论思想的具体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孔德的环境因素决定论,另一是19世纪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可参

ric Gasparini,La Pensée politique d'Hippolyte Taine:Entre traditionalisme et libéralisme,pp.118-131.

      (33)Lettre à M.Ernest Havet du 24 mars 1878,in Taine,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T.4,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907,p.45.

      (34)Jean-Thomas Nordmann,"Taine et la décadence",in Romantisme,n°42(1983),pp.35-36.

      (35)Albert Sorel,"H.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roraine,Vol.I,L'Ancien régime",Revue historique,Ⅱ(1876),p.281.

      (36)Albert Sorel,"H.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roraine,Vol.I,L'Ancien régime".

      (37)转引自

ric Gasparini,La Pensée politique d'Hippolyte Taine:Entre traditionalisme et libéralisme,p.344

      (38)Monod,Les maitres de l'histoire:Renan,Taine,Michelet,p.168.

      (39)Monod,Les maitres de l'histoire:Renan,Taine,Michelet,pp.170-171.

      (40)Jean-

Dunyach,"Histoire et décadence en Franc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Hippolyte Taine et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134.

      (41)

ric Gasparini,La Pensée politique d'Hippolyte Taine:Entre traditionalisme et libéralisme,pp.343-389.

      (42)Ozouf,"Taine",p.244.

      (43)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409页。

      (44)Ozouf,"Taine",p.244.

      (45)Seignobos,"L'oeuvre historique de Taine",pp.267-279.

      (46)Henri Sée,"Quelques remarques sur Taine historien",La Révolution

,LXXVI(1923),pp.247-255.

      (47)A.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第828页。

      (48)Dunyach,"Histoire et décadence en Franc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Hippolyte Taine et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p.135-136.

      (49)Aulard,Tain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pp.viii,17-18.

      (50)Aulard,Tain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p.324.

      (51)Albert Mathiez,"Taine historien",p.283.

      (52)Augustin Cochin,La crise de l'histoire révolutionnaire:Taine et M.Aulard,Paris,1909.

      (53)Gasparini,La Pensée politique d'Hippolyte Taine:Entre traditionalisme et libéralisme,pp.353-354.

      (54)Gérard Gengembre,La contre-révolution ou l'histoire désespérante,Paris:Imago,1989.

      (55)A.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第826页。

      (56)Dunyach,"Histoire et décadence en Franc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Hippolyte Taine et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122.

      (57)Gasparini,La Pensée politique d'Hippolyte Taine:Entre traditionalisme et libéralisme,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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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纳的政治哲学观与文明史观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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