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币汇率政策思路的重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币汇率论文,思路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应从过于担心汇率波动的风险转向充分利用汇率变化所带来的好处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强调汇率波动的风险，特别是担心人民币汇率水平波动会给国内经济带来风险或不利的冲击，这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是片面的。正是由于担心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政策目标。
事实上，汇率水平的波动一方面会产生风险，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带来收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汇率的变动本质上是价格的变动，汇率波动的好处就在于能向国内外传递真实的市场供求信号，使各国市场主体能够进行正确的经济计算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做出最佳决策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汇率波动所形成的风险恰恰有利于形成市场的激励、约束和惩罚机制，而激励、约束和惩罚机制恰恰是市场机制的精髓所在。因为在汇率随市场供求变动而频繁变动的情况下，那些因决策不当或效率低下而不适应汇率变动的市场主体将被会淘汰，而那些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市场主体将利用汇率波动所提供的市场机会获得更大的盈利，只有这样，成功的市场主体才会真正做大(这就说明为什么全球大企业基本上都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从而使一国经济更有竞争力、更能抵御风险或外部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说，汇率的经常变动恰恰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此外，汇率的变动还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获取买卖差价收益的机会，并会促使市场主体为避免汇率风险而进行除即期外汇交易以外的其他各种交易以锁定未来的汇率水平或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样，衍生金融市场就会自动地发展起来，从而会增强一国防范或对冲风险的能力。
相反，因担心汇率波动风险而人为地维持汇率的稳定虽然能使风险暂时得到控制，但却有可能使国内市场主体失去风险意识及竞争的激励，从而削弱其适应汇率变动及管理风险的能力。而且，限制汇率的波动并不能限制市场供求的变动，反而只是限制了市场的功能。同时，因担心汇率风险而人为地维持汇率的稳定还会鼓励投机活动(因为没有汇率风险)，结果反而会使风险不断积累。可见，因担心风险而限制汇率的波动反而会积累风险。
中国之所以担心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原因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国有经济部门)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承担国有经济部门汇率风险的财产责任，这就导致国有经济部门缺乏汇率风险意识，这样，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频繁波动确实会造成无人承担的经济损失，这样，不但汇率波动的激励、约束及惩罚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有可能导致国内经济的重大损失。可见，国内过于担心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是国内产权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从而使国内市场主体真正形成风险意识及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使任何经济部门的汇率风险都有人承担财产责任来解决，而不能依赖人为地保持汇率稳定来解决。
二、人民币汇率政策应从偏向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转向同时强调对消费者的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还一直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角度来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更多的是将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甚至作为保护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工具，而没有更多地将人民币汇率视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价格。
从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资源是否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因此，政府应该保护的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生产者应该让他们自由竞争。国际经验表明，新的企业(生产者)取代旧企业(即“创造性的毁灭”)是推动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生产者相互之间“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再加上对消费者利益的有效保护，才能迫使生产者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研制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以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可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汇率政策才真正有利于刺激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并增强一国的供给弹性，并进而增进一国的福利水平。
相反，如果过于强调保护生产者，则会使生产者缺乏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这反而不利于一国竞争力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见，从长期来看，过度地保护生产者其实对一国经济并不利。保护生产者既没有效率，又不公平。事实上，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是拥有较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的国家。过于偏重对生产者的保护也是导致中国经济虽然壮大起来，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强大起来，从而使中国还没有成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对我国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汇率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重新进行评价，人民币汇率应同时强调对消费者的保护，应有利于实现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而不应单是保护生产者，更不是保护缺乏竞争力的生产者。
还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强调对生产者的保护也是导致我国的产能过剩及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在不注重消费者的情况下刺激消费，保护消费者也就是刺激内需，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今后应该更多地从需求的角度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保护(制造业)生产者也不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不利于通过扩大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此外，考虑消费者的汇率政策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Balassa(1979)的观点，随着一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一国的资源禀赋会发生变化，从而该国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而根据Lucas(1988)的人力资本差异假说，一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率越高，外资的流入就会越多。由于人力资本能够不断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因此，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增强技术开发能力，也有利于加快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应从注重扩大就业转向注重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不断扩大国内就业事实上也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一个目标，从短期来看这是可行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一目标却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因为：从全球来看，由于各国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一国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维持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这一点可以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加以说明：
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为：
Y(国民收入)=C(消费)+I(投资)+X(出口)-M(进口)
上式说明，全球所有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维持净出口顺差的。一国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等于是不要对外贸易，因为这样会使外国无法通过出口获得外汇购买本国的产品。这意味着，一国不可能通过长期保持净出口顺差来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就业必须主要依靠内部需求的推动。事实上，基于扩大就业而鼓励出口的政策也可能因压抑了内需而对国内就业的扩大起抑制作用。
而且，从中国经济趋向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创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从而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并着眼于有效利用全球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要真正解决的中国的就业问题，根本在于通过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以造就更多的企业家，并鼓励人们投资、创业及积累资本，以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并进行要素的产权改革以增加人们的恒久性收入，从而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内吸收(内需)，这才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措施，试图依靠汇率政策来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职能错配。总之，从根本上来说，为不断扩大就业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调控，而是市场的激励和引导，是有利于人们投资、创业及创新的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人们能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最大限度创造财富的微观经济基础，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四、应从注重人民币均衡汇率的计算转向着眼于创造能形成均衡汇率的市场机制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问题无疑十分重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均衡汇率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如Chou and Shih(1997)、张晓朴(2001)、施建淮，余海丰(2005)、姜波克(2006)等十分注重运用各种汇率理论如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4)、均衡实际汇率理论(ERER)、自然实际汇率理论(NATREX)、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国际收支均衡汇率理论(BPEER)等来计算或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
应该说，以上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均衡汇率从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概念。一国如果没有形成具有自行理顺功能，从而能实现供求均衡的市场机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则无论采用多少先进的计算方法，建立多少复杂的数学模型都不可能计算出能真正出清市场供求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由试图在更大范围内追求更高收益或更大效用的市场主体进行外汇买卖的交易行为形成的，是外汇供求达到平衡的价格。可见，均衡汇率并不是通过数学模型事先计算出来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且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数学模型只能是对由市场决定的均衡汇率进行“描述”或“估计”。因此，认为一国可以在没有形成具有自行理顺功能，从而能实现供求均衡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外汇市场情况下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出”均衡汇率是值得怀疑的，而如果以此作为确定本国汇率水平的依据则更是不可靠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并没有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许多经济变量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由政府决定，特别是中国的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及资本等)市场并没有真正形成，要素价格过低，不能反映中国的资源稀缺程度。同时，中国的外汇市场目前还不是一个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自由进行外汇买卖的市场，且人民币汇率也不是由市场供求双方自由议定，显然，在经济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且汇率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条件下，根据数学模型计算出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是否能真实反映外汇的市场供求?这是有疑问的。还应指出的是，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研究者所采用的计算方法、解释变量、估计区间的不同，以及指标的遴选、权重的设定和参数的选择的不同，以及中国制度及经济结构变化所造成的不稳定性都会影响计算的结果，从而往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估值(市场均衡价格只能是市场供求双方都一致认可的价格)。事实上，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之所以在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值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如Goldstein运用FEER模型估计2003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15%—30%；Frankel则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估计自2000年到现在人民币汇率被低估35%；施建淮和余海丰运用BEER模型估计2002年至2004年人民币汇率平均被低估12%左右；Coudert和Couharde则运用FEER模型估计2003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23%，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中国经济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情况下，以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均衡汇率作为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依据，反而有可能造成经济的扭曲，并导致不必要的经济代价，因此，对制度仍不完善，经济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此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均衡汇率也并不是最终的经济目标，最终的经济目标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五、应从制度变革及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待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问题
我国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过于僵硬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于是，在2005年7月21日和2007年5月21日连续进行旨在增强人民币汇率水平灵活性的改革，但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仍然有增无减，外汇储备继续持续增长，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针对这种情况，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人民币汇率应具有更大的弹性(Frenkel，2005)，但绝大部分国内经济学家，如冯用富(2001)、许少强(2002)、李杨(2003)，甚至一些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麦金农(Mckinnon，2000)及蒙代尔(Mundell，2005)等人都不赞成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相当的脆弱性，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会有很大的风险。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的意义就在于点明：中国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首先就必须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金融体系。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恰恰会迫使中国政府为应对国外的冲击不得不加快国内的改革。因此，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会发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恰恰是促使中国加快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金融体系，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大制度举措。而且，开放资本账户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既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又是中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按照一国只能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及固定汇率这三个目标之间取其二，而不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的“开放经济中的三元冲突”或“不可能三角”定律，中国不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应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开放经济中的“三元冲突”
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除了能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能自动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趋于平衡从而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外汇储备，并由此减少因外汇占款不断增长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及超额货币问题，以及有利于隔绝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干扰以外，最重要的是还能：(1)大大减少进行外汇管制及经济管制的政府机构，并让市场价格机制真正充分地在我国的内外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以实现经济的完全市场化，从而改变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的传统增长模式。这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成本(包括政府干预本身所需要的成本，由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经济扭曲所引起的成本以及纠正干预错误所产生的成本)，而且让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能使资源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信号自由地从收益较低的用途流动到收益较高的用途上，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这就能解决我国目前由政府配置资源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及结构刚性问题，从而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此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还将迫使我国的经济主体必须时刻关注汇率及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变化，从而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及风险意识，这就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有利于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根本目的及真正意义所在。(2)通过传递真实的国内外价格信号，使我国的国内市场主体准确地了解国外产品与本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与成本差异，并能正确地进行成本和盈利的国际比较及正确的经济计算，以淘汰那些比较成本高于国外的产品出口及成本高于国外的低效率企业，促使国内将资源用于生产成本真正低于国外的产品，及进口成本真正低于国内的产品，这就能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真正建立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从而改变我国过于依赖加工贸易型的“出口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转向通过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效率型经济增长模式。(3)如果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港币再采取与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则会使中国内地与香港自然形成统一的中华自由大市场，这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并有利于使中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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