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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9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09）03－O007－08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美国宾厄姆顿大学“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文明研究中心”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教授是该理论的主创人。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学科”理解路径，并启示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社会科学三个向度来领会马克思主义。迄今，这一“理解理论”尚未获得我们的足够重视，这种状况遮蔽了沃勒斯坦学说的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全面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状况和理论实质。
一 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紧密关联的两个问题。可以说，前者是关于理论内涵的追问，后者是关于理解路径的设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讨论不充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回到马克思”和“重建马克思”活动中形成了如下理解路径，推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一是概念的“本质内涵”理解路径。这一理解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缘起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他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从本质内涵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沿着本质追问路径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其中虽不乏“误解”但也包含某些积极的理解，这是不可以“视而不见”。
二是“思想史”理解路径。这一理解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缘起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他在书中提出，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人们不可从“同质史”上把所有时期的理论都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从“异质史”上（即从“思想分期”范式上）区别对待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马尔库塞正是这样做的，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两个“异质”的思想期，却只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思想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而把其它时期的理论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而阿尔都塞的两个“异质”的思想期则正好相反。他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其以后的马克思思想视作马克思主义的，而把《提纲》之前的马克思思想视作“非马克思主义”。其实，诸如“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马克思与斯大林的对立”等皆源于这种“异质史”理解路径。
三是“理论功能”理解路径。这一理解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缘起于青年卢卡奇。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中实际上暗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性理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把握。在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解路径的存在，它已为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提供了一条可行性理解路径。
四是“一体化学科”理解路径。所谓“一体化学科”理解是指超越单一学科视界，兼容其他学科，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整体视界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发现，上述三种理解路径都是某种“单一学科”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理解，都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追问，不仅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完整性而且往往在“单一学科”视界上“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复杂性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融合”了多学科视界的“一体化”理解路径，对于在整体性上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人们沿着“一体化学科”理解路径来领会马克思主义时，就会发现：这种理解路径明显优越于单纯的“本质内涵”或“思想史”或“理论功能”理解路径，因为它已经将上述三种集中于一体了，实现了“一与多”的有机结合。在“一体化学科”视界中，我们发现，自从1848年问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早超越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视界，已经成长为一个“理论共同体”。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个“理论共同体”包括三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类，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类，第二国际时期兴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摒弃了“弥赛亚主义”并转变成政党的政治意愿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类，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爆炸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努力寻找“自我的乌托邦”，在“教育科学”的名义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理论，这是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它们共同地增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功能，但在具体理论上却是异质的。为了“全面准确地”读懂马克思主义，人们应当遵循“一体化”思维，进行“复杂性”理解。
二 马克思主义：在沃勒斯坦的理解中
在“一体化学科”理解路径上，人们需要从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社会科学三个向度来领会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似乎表明：只有这样，才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理解功能。
1.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解中
“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开始于青年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从肯定的意义上指认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然而，与青年卢卡奇相区别，阿尔都塞等学者则从否定的意义上用“意识形态”指认青年马克思的学说。沃勒斯坦认为，不管怎样，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解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是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路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那种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解才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心。
据沃勒斯坦所说，曼海姆是最早从意识形态的“显性”理解路径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研究“意识形态”，并提出“个体意识形态”和“总体意识形态”，前者是真实的，而后者是虚假的，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总体意识形态”，即“虚假的意识形态”。俞吾金教授认为，这是曼海姆“无批判地接受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对总体和绝对真理的崇拜心理，从而根本不理解作为科学理论而与这一意识形态① 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不但不是曼海姆所说的贬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它的真正的对立面和批判者”[1]。丹尼尔·贝尔沿着这条路走过来。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正让位于一种温和的、非意识形态的、基于对政治局限性的认识的”[2]72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很多新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否定的意义上把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不过，他们的理解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指认是不同的。英国学者大卫·麦克里兰认为，伯恩施坦在一种道德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虚假的意识形态”。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新旧意识的混合”，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虚假的意识”。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否定意义”的理解，同时从“肯定意义”上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意识形态的。从马克思的学说看，马克思主义是以“意识形态”身份在1848年“出场”的，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列为现代思想史的三大“意识形态”。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伟大代表，它不是单纯的世界观而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3]。从列宁主义看，马克思主义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可能是威尔逊主义的对立面”，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2]19。从斯大林主义看，马克思主义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然而，“以马列主义的形式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占上风的威尔逊自由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不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思想主张了”[2]52。与上述理论相比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毛泽东思想（“毛主义（Maoism）”）则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丹尼斯·福斯特赫（Dennis Forsythe）曾说，毛泽东与格瓦拉、德布莱的理论一样，都是关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问题的分析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世界”理论的发展。柯罗蒂—皮斯切尔也认为：“毛的观点和斯大林的观点之间的基本不同是对历史进程中辩证法功能的理解上的不同……毛的民族资产阶级阶段比斯大林的民族资产阶级阶段在很大意义上更为短暂和具有过渡性。至关重要的不是这个阶段的发展而是对它的克服。”[4]39沃勒斯坦还强调道，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1）是20世纪“反体系运动”的意识形态之一，（2）是激进主义运动和“左派”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3）是20世纪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内容。
2.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纲领”理解中
把“政治纲领”视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路径，也是缘起于青年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政党设计了政治行动纲领、目标、方针、策略，尤其是组织制度。这些认识可能受到列宁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但不论怎样，卢卡奇却在无意间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纲领”视界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例。在沃勒斯坦之前，多数人对“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都未加区别，至多把前者视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念，而把后者视为其政治行动的规则和方案，但本质上都还是意识形态的把握。沃勒斯坦在《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衰败后之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出，“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同一个范畴，严格地讲，二者有区别。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而是一系列为采取政治行动而提出的理论、分析和方法——无疑是受了马克思的理论的启示，并形成了一种教条。这种马克思主义占有主导地位，是两大历史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1914年以前）和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成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物；它们一前一后、相继依次、共同而不是相互合作地创立了这种马克思主义。”[2]215他要告诉我们，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早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之时就“出场”了，而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伴随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问世而“出场”的。
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行动原则、目的、策略，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沃勒斯坦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列宁主义属于这类，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和管理国家政权的“政治纲领”。这种“马克思主义”一般包括四项内容：（1）确立党的政治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2）要求工人阶级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组织性强、政治立场坚定、群众基础好的先锋队式政党组织。（3）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至关重要途径。（4）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寻求国家发展”结合起来。由于前苏东国家的巨变，今天的西方人普遍地怀疑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全面的失败”[2]222了，甚至“那些曾经支持过它们的人们”[2]221也加入怀疑人群。其实，人们要想放弃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前苏东的失败毕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政治纲领的失败，而整个马克思主义“既未丧失其政治价值，也未丧失其思想价值”[2]222；何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异化”等政治纲领对于那些今天还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西方国家共产党“所必须作出的政治抉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2]222。
首先，阶级斗争依然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政治活动。马克思曾强调过，现代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5]，也必须把阶级斗争纳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沃勒斯坦认为，如果马克思能活到今天，仍然会用阶级斗争理论审查1989年前苏东国家的剧变，乃至今天的诸多社会危机都从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在那些危机背后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沃勒斯坦虽然大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甚至认为阶级斗争依然是今天的西方国家共产党的重要政治议题，但他本人却很少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原理来分析20世纪的重大世界性事变。这可能缘于他游离于西方共产党之外！
其次，消除两极分化依然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一项未竟的事业”。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的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则只占有少部分社会财富”[6]。当世界历史走到今天，这种“两极分化”非但没有消除反倒由国民分化扩张为世界范围的国家分化——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寄托于无产阶级革命消除“两极分化”之政治使命尚未“成功”，由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边缘化”，因而消除“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课题。
再次，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重要政治活动。无产阶级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则把无产阶级作为物质武器。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这一思想发挥道，“阶级和党的正确关系的标准和指针，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找到。”[7]415沃勒斯坦认为，在今天，西方国家共产党的任何形式斗争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因为现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总是相伴着某种意义上的思想斗争，诸如反对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以及反对各式“非马克思主义”。现代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斗争依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资产阶级思想阵地，为现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斗争的胜利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
最后，消除异化依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项未竟”的政治任务。沃勒斯坦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马克思认为异化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罪恶，所以视其消失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重大的成就。”[2]227因此，消除“异化”是共产主义的重要政治目标。今天的西方社会虽然发展了但陷入了“全面异化”。如果说马克思当初设想共产主义是克服一个“劳动异化”，那么今天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则要把消灭当代生活的“全面异化”写进政治纲领。
3.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理解中
从“社会科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因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学术讨论。沃勒斯坦认为，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和传统教科书在“科学主义”视界上教条主义地视马克思主义为“千真万确”的“科学”理论，这反倒把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导向教条主义的非科学。倒是青年卢卡奇在“方法”的意义上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其“出场”之初是以“对抗”19世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并促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型”为己任。因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命题应作如下“修正”：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是批判科学不是经验科学，是总体性辩证法不是经济决定论，是方法不是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规范性与描述性方法的有机统一。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最近（仅在19世纪）才发明的概念”。可是，人类知识长期处于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两歧状态”，“社会科学总是在某处和以某种方式将自己插入”[4]201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试图消解这种“两歧状态”，这种企图并没有实现，社会科学自身反倒陷入另一个“两难选择”——即：描述性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前者着眼于特殊规律的探索，比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后者着眼于普遍规律的探索，比如数学、物理学、人类学等。为了克服这类困境，布罗代尔创立“长时段”方法，并与“中时段”和“短时段”方法相结合，试图推进史学研究论的变革，同时这种努力又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消解人类知识的“两歧状态”。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宣称，他的变革受到了马克思的深刻启示。沃勒斯坦进一步引申布罗代尔的变革主旨。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真正的社会科学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社会科学，早在一定程度上有机地融合了规范性和描述性方法于一体，有效地揭示了整个人类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殊规律，实现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有机“融合”。
其次，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否思性”思维。沃勒斯坦认为，所谓“否思”（不是“反思”），亦即“否定性理解”，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着眼于“可错性”把握。因而，它与“批判”，甚至“解构”是一致的。通常说来，马克思学说是“反思”思维的代表，可实际上却是“否思性”思维的奠基者。马克思最早对对象、现实和感性以及观念、理论实施最坚决、最彻底的“抗议”和“瓦解”。马克思的学说“终结”旧哲学、并开启新哲学。这在“否思性”思维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韦伯曾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方法能够“阐明和解决实在的问题”[8]。马克思的学说之科学性正在于通过“否思性”思维彻底解构长期困扰人们的“两歧”难题。普里高津提出，马克思的学说是复杂性研究，不仅问题复杂而且方法丛生。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分析”是蕴含了“长远的眼光”的历史分析法。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方法决不是“常识”思维所能为的，它包含一种看似“荒诞不经的因素”的“酵母”。沃勒斯坦发现：“否思性”思维正是马克思的学说的“酵母”。马克思告诉我们，“变化是永恒的”，“定在”的本性是“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是“否思性”思维的真值。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走向简单化的“批判”而是寻求复杂性的“否思”。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教育学科资源。沃勒斯坦认为，知识学科化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大学学科制度和国际学术分类体系。人们习惯把所知世界的知识分隔成哲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可是，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缘起于20世纪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把马克思主义设置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门学科中。然而，在西方现代教育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获得这样“优待”，甚至都没有成为一门教育学科，长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不属于某一门学科，它打破学科“分隔”，回归学科“融合”，寻求“跨学科”研究，甚至建立了“交叉学科”研究。沃勒斯坦认为，当人们期待“多学科融合”的教育体系时，往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9]。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共产党国家不仅是一门特殊的教育学科而且是所有教育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教育体系变革提供了一种真正的“一体化学科”思维。这是有道理的。列宁当年批评社会党人时说过，“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0]，“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11]230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11]230。
三 沃勒斯坦的“理解理论”的实质
从上述分析看，沃勒斯坦在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社会科学理解向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有商榷之处。
第一，我们承认，沃勒斯坦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解向度在整体上看具有一些合理成分。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模式相比较，沃勒斯坦的理解路径具有某些优势。他从整体性上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思想史和理论功能理解路径为一体，整合出“一体化”理解视界，同时又使之具体化为上述三层理解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理解模式既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基本内涵的“一致性”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上的“多样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路径往往倾向于“一致性”向度，又同时压制“多样性”向度。换言之，传统理解路径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脉相承”而寻求那种无差别的“单向度”把握。与此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路径却着眼于差异性而寻求那种“多向度”把握。这本来是好事，可他们中不少人却以消解“整体性”视界为前提，寻求“向度际”把握，走向了用某个马克思理论确定／否定整个（其他）理论。沃勒斯坦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没有整体上的“一体化”视界也不能没有具体层次上的“多样化”视域，应当寻求“融合”模式。其次，与其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沃勒斯坦对经典理论的“解读”则建立在广泛对象上，既解读马克思的学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也解读“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比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他发现，传统解读模式中的那种困境应当用“一体化”理解方法予以消解。虽然世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但它绝对不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多种理论／学说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同体”。再次，沃勒斯坦的三种理解启示我们，理解的“一致性”与理解路径的“多向度”不仅不矛盾而且可能。多向度理解是指路径或视角的多样，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选择而且更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换言之，我们不能只强调“异质性”理解而放弃了“同质性”理解。这三种理解路径的建构源于人们时常讨论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社会科学之维。也就是说，不仅有方法间的“转换”而且理论与方法之间还有“位移”，如果能够使得那些一直处于“隐喻”中的理论成为某种“显性”的理解路径，那么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是仅仅提出一种新理论、新观点还包括某种新方法、新思路。
第二，我们承认，从“意识形态”路径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清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清除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革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宗旨的实践行为。但是沃勒斯坦在这一理解中夸大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异，甚至错误地把这些经典理论对立起来。（1）他指责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威尔逊主义的“变种”。我们知道，列宁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本质上不同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威尔逊主义则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同样，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也不是威尔逊主义的“变种”。斯大林主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上有过“简单化”（甚至教条化），但在整体上它还属于马克思主义的。（2）他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西方左派的激进主义思想，把中国革命同“1968年革命”等质齐观。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引导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实现自身民族解放，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极大地引导和鼓舞世界人民争取自身民族解放和独立。中国革命与“1968年革命”有着本质区别。“1968年革命”在根本上并不是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而是“抗议”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的破坏；况且，它以青年学生为中坚力量。从整体上看，“1968年革命”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一个“插曲”。
第三，我们承认，在“政治纲领”路向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的得失，为迎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思维。但是，沃勒斯坦却在这种理解中否定前苏东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认为，虽然前苏东剧变根源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上指责前苏东社会主义政治纲领是自由主义政治纲领，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工具，甚至把前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定义为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反体系运动”，是“边缘”对抗“中心”的抗议活动。这种“定性”指认是不准确的。他混淆了前苏东共产党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纲领”。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只有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日益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目标[12]。正如青年卢卡奇所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着眼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尤其要讨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共产党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当作最根本政治任务[7]71－76。从这个意义上看，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却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不动摇，始终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看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由此可见，沃勒斯坦否定前苏东共产党政治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对的。
第四，我们承认，从“社会科学”路向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的本真内涵。但是，沃勒斯坦却在这种理解中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知识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我们知道，在“一体化学科”理解路径上，沃勒斯坦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意义。虽然这种指认比其他许多学者只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库化”要高明得多，但是他却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方法化”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科学上实现了伟大“变革”，并不只是限于马克思主义最早确立了“一体化学科”研究方法和汲取人类文化知识成果而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列宁曾经告诫我们：要切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是（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3]。“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4]沃勒斯坦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滑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最后也像其他学者那样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库化”。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应当改写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知识”，这个命题本质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我们认为，作为“科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也正是它的“革命精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所在。
注释：
① 总体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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