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的供应链协同发展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程论文,供应链论文,路径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信息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供应链管理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关供应链管理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涉及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研究的视角也不断扩大,特别是供应链协同问题已经成为了近二十年来业界研究的热点。供应链作为横向跨越运行的产业,只有产业间跨越与联合,才能形成服务能力。因此,如何进行供应链协同管理是当前摆在人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息化工具”是供应链协同效应的主要工具之一,如Barton等指出供应链管理已成为了一个日益重要的改善制造业现状的组成部分,快速的反应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创建一个健壮供应链的关键方面;[1]Lee则指出了信息协同的重要性,信息协同的主要内容包括需求、库存状态、生产计划、生产时间、促销计划、需求预测以及运输路线共享;[2]Prajogo等认为信息技术能力和信息共享对供应链绩效有显著的影响;[3]而Wamba等具体讨论了射频技术在供应链协同管理中的应用情况;[4]徐寿波在总结中国绿色物流理论与体系中更是着重指出了智能物流概念。[5]智能物流主要是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和保障绿色物流目的的实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用激励理论来实现供应链协同管理,如Christopher指出,网络时代需要合作伙伴彼此加强合作,与顾客保持紧密和快速的联系;[6]Jiao等在全球生产供应链网络情况下,建立了多代理(供应链涉及的上下游企业)多合同谈判(顾客的不同需求)模型,其有助于解决供应链系统中自发或半自发的协调和谈判问题;[7]Handfield等提出了建立供应链信任机制的重要性;[8]Sahay认为以顾客和供应商为主的供应链体系,需要保证系统主体很长时间内相互的信任和责任,包括信息、风险和收益实现共享。[9]王伟则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制造企业和第三方物流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出了建立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10]卢安文等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基于市场产量探讨了供应链协同管理问题,并对模型进行了求解与讨论;[11]李善良等则基于市场收益建立了供应链的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供应链协同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12] 现有文献围绕着信息协同、激励协同等供应链协同管理的关键技术,对供应链协同问题展开了研究。但如何处理以主导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多主体利益,增强彼此之间的协同,这关系着整个供应链体系的健康发展。目前还缺少一套具体的发展路径理论,来系统阐述供应链协同问题。本文参照结构方程理论,对供应链协同关键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探寻供应链协同发展的路径。拟为如何利用发展路径来优化供应链上的资源主体协同问题提供完整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从而促进供应链管理的发展。 二、模型及假设 1.研究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给供应链协同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法。对于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最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机制设计,通过寻找均衡状态下委托人和代理人所能得到的收益和参数变化,来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机制设计通常分为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来设定。假设供应链由主导企业和附属企业组成博弈模型,主导企业为委托人(假设存在一个主导企业),附属企业为代理人(假设存在一个附属企业),主导企业监督附属企业的活动,必须付出代理成本。模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导企业效用、附属企业收入以及主导企业代理成本。 设s为附属企业要求的最低收益水平,在参与协同激励契约所得的确定性等价收益小于s时,附属企业将不会参加协同激励契约。因此,附属企业参与协同激励契约的条件为[13][14]: 其中,α为固定收入,β为附属企业分享的市场收益份额,p为产品或服务的价格,c为附属企业产生的生产成本,A表示附属企业的能力水平,且A>0;x是附属企业努力程度,常数B表示产品或服务市场的繁荣程度,b为成本系数,r为绝对风险规避度,为产出方差。 由主导企业和附属企业组成的供应链激励协同模型为(主导企业期望收益和附属企业期望收入): 通过模型求解,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是主导企业期望收益、附属企业期望收入和主导企业代理成本都是受附属企业能力水平、努力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度和产出方差等参数的影响;二是附属企业能力水平、绝对风险规避度、努力成本系数、产出方差等对主导企业期望效用和附属企业期望效用的影响关系是一致的;三是附属企业能力水平、努力成本系数对主导企业期望效用、附属企业期望效用以及主导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关系是一致的。同时,市场繁荣程度只对主导企业期望效用产生影响。[15]因此,本文将深入分析影响附属企业能力水平、努力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以及最低收益水平变量的指标,以及指标与变量之间、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2.研究假设 本文采用二次问卷调查方法,第一次问卷用于调查影响因素的重要度,有30个选项,每位受访者要选择其中17项作为自己关注的因素(见表1)。问卷共发放330份,回收325份,有效问卷300份,有效率为91%。 本文采用关注度排名前17的指标作为最终的二次问卷调查数据项(排在18名后的指标不显示在表1中。基于研究基础和实际调查情况,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附属企业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努力成本系数的降低; H2:附属企业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其产出的方差; H3:附属企业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其绝对风险规避程度; H4:附属企业努力成本系数的提高会增加其最低收益水平; H5:降低附属企业的努力成本系数有助于降低其绝对风险规避度; H6:提高附属企业最低收益水平会增加其产出的方差水平; H7:减少附属企业的最低收益水平可以增加其绝对风险规避程度; H8:绝对风险规避度的提高会提高其产出的方差。 第二次问卷调查的结果用于调查供应链的发展路径。问卷所涉及的问题的t值均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所有题项均能鉴别出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把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之后,接着所要进行的是问卷的因素分析,其分析的目的在于求得问卷的“结构效度”,其KMO的值大于0.5,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此外,从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131.051(自由度为82)达到显著性水平,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同时将所有问题运用SPSS17.0进行分析,大致上可以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定义5个因子:附属企业能力水平、努力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度、最低收益水平和产出稳定性,与文章的问卷设计相符。测量尺度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判断在模型估计阶段进行。问卷中各潜变量都通过一组问题来度量(即属性设计),这些属性之间是否协调属于变量的信任度或内部一致性检验,通常用Cronbach'α一致性指标。基于问卷调查处理的数据,问卷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问卷的Cronbach'α信度分析符合最小为0.6的标准。 三、路径分析 本文提出概念模型,用以说明文中所包含的变量以及变量结构。选取外生显变量x1、x2、x3、x4分别代表技术应用程度、服务水平、资本充裕情况和企业文化,内生显变量x5~x17分别代表政策保证和支持、企业规模大小、激励机制水平、分配合理性、企业市场地位、机会成本、风险控制经验和技术、应急管理能力、制度完善程度、管理人员能力水平、员工的能力水平、现有设施的先进水平和掌握的技术先进水平,外生潜变量y1表示附属企业能力水平,内生潜变量y2、y3、y4和y5属于绝对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最低收益水平和努力成本系数。显变量都存在残差项,外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存在方差项。 1.拟合度分析及模型修正 模型运行后,卡方/自由度、RMSEA、NFI、PNFI、GFI、AGFI、PGFI、TLI和CFI等拟合度情况如表2所示。 由于Chi-square过大,且具有明显的显著性水平,因此需要参考修正指数的结果(MI>5),对模型进行修正,即增加变量之间的关联度,降低自由度,减少Chi-square的值。模型重新运行后,得到如下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值变小,P值变大,同时/df为1.439,在接受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模型总体拟合度通过了检验。其他统计指标均具备统计显著性,比如RMSEA值为0.038,小于0.08,NFI、GFI、AGFI、TLI以及CFI的值均超过了0.9的临界值,PNFI和PGFI的值也都近似大于0.5。因此,模型通过了相对拟合检验。 2.结果讨论 在输出的结果中,Estimate表示估计的路径系数,C.R.表示t值,根据假设检验条件,t值需要大于1.96,才支持原假设(关系显著),p代表显著性水平,p值需要小于0.05,才支持原假设,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表4中所列测量模型的各个负荷系数以及相应的t值,表明各个负荷系数在P<0.01的情况下具有统计特征。在p<0.05的情况下,企业市场地位(x9)在产出方差(y3)上的负荷系数也具有统计特征。 在表5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中,努力成本系数与绝对风险规避度的系数(=1.594)、最低收益水平与绝对风险规避度的系数(=-2.07)、附属企业能力水平与产出方差的系数(=-0.16)和绝对风险规避度与产出方差的系数(=0.522)不显著,其他系数均通过了检验。 根据输出结果,可以得到对假设的验证情况: 附属企业技术应用程度、服务水平、资本充裕程度等的提高和企业文化的创新能提升企业的能力水平,其有助于降低企业付出努力成本的费用(=0.577);同时,t值为3.958,远大于1.96的临界值,且p值小于0.01,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原假设H1是成立的,即附属企业能力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付出努力成本的费用会相应降低0.577个单位。同理可以得到,原假设H3是成立的,即附属企业能力水平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带来其绝对风险规避程度1.058个单位的变动;原假设H4是成立的,即附属企业努力成本系数每变化一个单位,其最低收益水平会相应变化0.826个单位;原假设H6是成立的,即附属企业最低收益水平每变化一个单位,其产出方差会相应变化0.327个单位。 附属企业技术应用程度、服务水平、资本充裕程度提高和企业文化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能力水平的提高同样可以降低附属企业产出的方差水平(=-0.16);但是t值为-0.331,远小于1.96的临界值,且p值为0.741,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因此,原假设H2是不成立的,即附属企业能力水平的变动不会直接影响其付出努力成本的费用的变化。同理可以得到,原假设H5是不成立的,即附属企业努力成本系数的变动不会直接影响其绝对风险规避度的变动;原假设H7是不成立的,即附属企业最低收益水平的变动不会直接影响其绝对风险规避度的变动;原假设H8是不成立的,即附属企业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变动不会直接影响其产出方差的变动。 3.路径分析中的中介效用 中介效应是路径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依据概念模型对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1)努力成本系数(y5)的中介效用。具体见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附属企业能力水平(y1)对努力成本系数(y5)和绝对风险规避度(y2)的效用作用通过了检验(t值分别为3.958和5.477,远大于1.96临界值;p值都小于0.01),但是中介变量努力成本系数(y5)对绝对风险规避度(y2)的影响效用没有通过检验(t值为0.137,远小于1.96的临界值,p值为0.891,大于0.01),因此,努力成本系数(y5)的中介效用不明显。 (2)绝对风险规避度(y2)的中介效用。具体见下表7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附属企业能力水平(y1)对绝对风险规避度(y2)的效用作用通过了检验(t>1.96;p<0.01),但是附属企业能力水平(y1)对产出方差(y3)的效用(t<1.96;p>0.01),以及中介变量绝对风险规避度(y2)对产出方差(y3)的影响效用(t<1.96;p>0.01)均没有通过检验。因此,绝对风险规避度(y2)的中介效用不明显。同时,最低收益水平(y4)和绝对风险规避度(y2)的中介效用也不明显。 四、结论 供应链协同发展能力是以相互关联且差异性大的部门、职能和操作为基础。每一项供应链活动都要对相关资源进行协同才能实现。这既是供应链协同的作用和意义高于其他经济领域资源协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消除这种产业间跨越运作经常会遇到的体制障碍和阻隔的必由之路。 在供应链协同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逐渐认识到了供应链主导企业和附属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附属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隐瞒相关利己的信息来获取利益。由于主导企业对附属企业的信息获取需要成本,使得附属企业更有机会赚取超额利益,同时不可能一味地打压附属企业。本文借助结构方程的相关理论发现,在供应链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寻找到主导企业期望效用、附属企业收入和主导企业代理成本的共同影响因素(附属企业能力水平、努力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和最低收益水平变量),并且探寻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附属企业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努力成本系数和绝对风险规避程度;附属企业努力成本系数的提高会增加其最低收益水平;而增加附属企业最低收益水平则会增加其产出的方差水平。 附属企业的能力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其制度完善程度、技术水平、服务水平、规模大小、资本充裕情况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因此,主导企业应予以附属企业多方面的扶持和制度宽松。附属企业的努力成本的大小,直接体现为附属企业的规模大小、管理人员与员工的能力水平、现有设施的先进水平和所掌握的技术先进水平。努力成本系数体现着附属企业提供一定努力水平的产品需要付出的成本大小,附属企业的努力成本系数与最终所能得到的收益有直接的联系,努力成本越低,说明公司提供产品的能力越大,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附属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努力成本系数低的优势去应对市场竞争,而主导企业可以引导附属企业进行人员培训、资格认证考试以及设施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得附属企业以及其员工素质得到提升。标签:路径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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