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遇的利用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美国论文,机遇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6-0158-08
美国的崛起和持续强大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作为美国的“经济后院”，拉美对美国的崛起和强大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拉美在独立之前长期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独立后其经济又为英国等欧洲列强所把持。可是到20世纪20年代时，整个拉美却成了美国的经济后院。而在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与英国等欧洲列强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反观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却因争夺市场、原料和投资场所时常与老牌大国发生摩擦和冲突，以致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最后自取灭亡。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它却能频频得手，战胜竞争者不断强大。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善于利用国际机遇。因此，本文试图探讨美国在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多世纪中是如何利用三次国际机遇对拉美进行经济扩张的。在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早期在拉美经济扩张的成果并不多（由于缺乏系统的外贸史料），19世纪中期以后的较多，但专门从国际机遇之利用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著述尚未见到。在我国史学界，此类成果也未发现。拉美是如何成为美国的经济后院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一、新旧大陆的失序与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渗透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以前，初生的美国与拉美之间几乎无贸易关系。这是由于拉美贸易完全为欧洲列强所垄断。年轻的美国要富强就必须发展外贸，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与近在咫尺的拉美的贸易。美国开国元勋将贸易扩张作为制定国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制定的“条约范本”(The Model Treaty,1776)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贸易，主要强调三点：保证对货物免征进口税的自由港；从事正常商品贸易的中立国的自由；对违禁品清单的认同[1]。“条约范本”不是与某一国家签订的条约，而是日后美国对外关系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的指南。总之，美国建国初的发展战略之一就是对外贸易扩张。但是制海权、航运业、海外市场都掌握在欧洲列强手中，美国无论经济和军事上都是个小国弱国，因此在外贸竞争中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即待机而行，美国的决策者正是这样做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先是使欧洲陷入混乱，接着引发了拉美独立战争，新旧大陆的失序给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渗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国际机遇。为充分利用此机遇，面对欧洲的争斗，美国宣布中立，总统华盛顿在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中指出：“在以奥地利、普鲁士、撒丁、英国和荷兰为一方，法国为另一方的战争中，美国的责任和利益要求他们（美国人—笔者注）应该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对交战列强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行动。任何美国公民，如果由于参加、帮助或煽动对上述任何国家的敌对行为，或是向上述任何一国运送被现代国家法惯例所规定为禁运品的物质，而依照国家法遭到惩处或物资被罚没，美国政府对此将不予保护。”[2]美国的中立立场使自己与拉美发生和发展了商贸关系。
首先使它成为欧洲与拉美之间海上运输的主要国家。英法由于忙于战争，不得不放弃在大西洋上“海上马车夫”的角色，美国立即取而代之。法国人甚至主动要求美国人接管他们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运输业，因为如果美国拒绝保护之以防英国的侵犯，该运输业就不可能进行[3](P52)。到1794年冬，同法属西印度群岛贸易的美国商船达250多艘[3](P46)。对美国早期外贸很有研究的美国人钱德勒指出：“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船只在将欧洲货物运往南美和将拉美原料运往欧洲的行动中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4](P467)战争使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立运货商。由于美国的作用，美洲的航运业兴隆，1803-1815年间以每年7万吨的速度扩大，特别重要的是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港口和西班牙港口同欧洲大陆的法国港口和西班牙港口之间的贸易。美国的直接出口值在1803-1805年每年达到4200万美元，而有利可获的再出口从1803年的1300万美元跃升到1804年的3600万美元、1805年的5300万美元[3](P63)。英国一位外交家愤怒地谴责美国人：“由于有我们的水兵，现在没有一艘法国或西班牙商船单独在海上航行——而这些奸商（美国人—笔者注）却要为他们航行。”[5](P76)其次，乘西班牙深陷欧战，美国与其拉美殖民地发展了商贸关系。美国自1798年与蒙得维的亚、1799年与布宜诺斯艾利斯、1800年与里约热内卢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维也纳学者E.J.普拉特指出：美国贸易的兴起的确是由于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人为的形势所造成的。由于战争，西班牙总督迫于形势，允许中立国（美国）的商船进入阿根廷诸港口运走阿根廷的商业产品[6](P310)。为了发展与拉美的贸易，美国政府于1800年派遣马丹(Augustin Madan)到拉瓜伊拉(La Guaira)，使他成为南美大陆上的第一个美国领事。欧战已使西班牙的力量和注意力从北美转移，用美国史学家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的名言说，这是“美国从欧洲的灾难中获利”的典型例证。欧战使美国得以扩张[3](P50)。再次，战争的破坏使欧洲对拉美的商品供应和原料需求大量减少，美国趁机向该洲供应商品和从该洲获取原料。例如，美国商人于1801年开始出口家具到南美：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优越号”(the Superior)船装载12套家具于4月18日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打开了该地的家具市场，之后出口量不断增多。1810年美国好几批家具运抵该地。1818年3月在该地的“美国委员会”的秘书布拉肯里奇(Brakenridge)说：当时“各种类型的家具”都从美国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美国的棉织品也出口到此地；从费城起航运载20箱彩色棉织品的“伏尔泰号”(the Voltaire)船于1810年3月17日抵达该地；为运往南美市场，价值1万美元、8万码的棕色布料在波士顿已收购完毕[4](P468-469)。1821年12月29日在巴西伯南布哥，美国面粉的售价为每桶10美元[4](P476)。到1821年，美国商人“占领南美市场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有步骤。美国运售南美的商品有雪茄烟、鞋类、家具、木材、车辆、鱼类、皮革制品、玻璃器皿、棉织品、药毒品、军舰、船只及用于战争的火药、海上补给品和用于海军和海盗的各种产品以及面粉等。
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成了美国的市场，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预言：在一次欧战中，若无美国的供应，英属西印度群岛人便会挨饿[5](P52)。麦迪逊的说法并不完全是吹嘘，1824年2月13日，康涅狄格州国会议员汤姆林森(Tomlinson)发言说：“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对美国而言总是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赢利的贸易，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顺差。输往西印度群岛的出口商品主要是本国的产品，就这类产品而言，我们不可能找到其它的市场。”他还指出，1822年美国出口面粉总量（价值2,758,427美元）的一半以上进入西印度群岛，此外，国内对该群岛的出口商品价值超过1,007万美元，由美国转口到该群岛的外国农产品和制造品价值超过243万美元，合计1,250万美元。同年，美国从该群岛输入的金块价值297,191美元，金银币价值1,150,932美元，这差不多是该年硬币输入总值的一半[4](P481-482)。
美国也进口拉美的原材料。1801年1月12日《费拉德尔菲亚报》刊登了拉美四种不同产品的广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兽皮、一级质量的加拉加斯可可粉、库马纳的棉花和圣多明各的咖啡。对1822年费城和纽约两城报纸中类似广告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天的广告没有吸引公众眼球的来自“美国以南的美洲”的产品的。同年来自里约热内卢、载货255吨的轮船“玛格尼特号”(Magnet)于12月20日抵费城，其中咖啡929袋[4](P470)。南美的骆马毛、羊驼毛、骆驼毛和小羊驼毛于1812年在费城的哲学大厅展出。除1812年美英战争的几年时间外，从1816年开始，美国不断从拉普拉塔河地区进口多种毛类、兽皮和牛角。1822年，仅费城就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口6万个牛角[4](P472-473)。可见，在欧战和拉美战争期间，美国开始了逐渐将拉美变成为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努力。
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渗透取得上述明显成效是其利用拿破仑战争和拉美独立战争之国际机遇的结果，但这种利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此美国与英法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斗争。
由于英法处于交战状态，两国为了打击对方而不时破坏中立国美国的贸易。1794年初，根据一项宣布食品为违禁品的英国海军部秘密指令，英国巡洋舰没收了250多艘同法属西印度群岛贸易的美国商船。美国国会立即作出反应，宣布对所有在美国港口准备驶往外国目的地的船只实行30天禁运（后延长到60天），该命令表面上不偏不倚，但矛头直指英国。不过在对英国强硬时，为了避免因禁运而引起战争，美国派员赴英谈判，解决了争端，签署了《杰伊条约》。据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有条件地对美国开放，该条约开启了在欧战期间美英和平贸易长达10年之久的时期[7]。刚与英国和解，法国又上门找麻烦。在《杰伊条约》生效约4个月之后即1796年7月，法国下令，它将以中立国（美国）允许英国对待中立国之道还治中立国的船只之身——也就是说，“航行自由”但不保证“货运自由”。不久，法国私掠船和军舰在西印度群岛开始捕捉美国商船。到1797年6月，法国没收了在西印度群岛的316条美国商船[3](P52)。面对法国对中立国贸易权利的侵犯，美国与法国在加勒比海进行了两年多的“准战争”，虏获了85艘法国武装船只。为了避免法国扩大敌对行动，美国只对正在发动进攻的法国舰船进行报复，将与法国的斗争限制在“准战争”的程度。同时美国也正确地觉察到，法国正在欧洲和埃及陷入战争泥潭，它的反应不可能是全面战争和入侵。还有，在与法国的“准战争”期间美国还利用英美合作（不是联盟—笔者注）保护其权益，如英国海军为美国商船护航等。法国最终被迫撤消了反美航运法令，并制止了自己的私掠船[3](P54-55)。美法经过谈判，于1800年9月30日签订了《摩特枫丹条约》，法国承认美国的海上中立权，并免除美国在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中承担的义务，美国则给予法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该条约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而重归于好[8]。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806年，英国颁布海军部“5月16日会议命令”：对拿破仑欧洲实行全面封锁。为了报复英国，同年11月，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对英伦三岛实行封锁。美国商人夹在法英两国的命令中间，假如他们直接同法国控制的港口贸易，将冒遭英国没收的危险；倘若他们首先服从英国的贸易规则，则会引起拿破仑的不满[3](P63-64)。然而，在两个敌国之间走钢丝的美国，却设法保持了中立国的地位，维护了自己在大西洋两岸贸易的权利。
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出：“对于外国，我们行动的伟大原则是，在扩展我们的商贸关系时应尽量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联系。”[9]美国人正是遵循这一“伟大原则”行事：为了维护自己中立贸易国的合法权利，避免同法国战争或与英国结盟，乘鹬蚌相争，收渔翁之利——乘欧战和拉美独立战争之机，成功向西葡英法的殖民地拉美进行经济渗透。到1823年，美国对拉美的出口已占其总出口的18.8%，从拉美的进口已占其总进口的22%[4](P466)。而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初生的美国与拉美几乎未发生贸易关系。
二、国际格局的重构与门罗主义的出台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1815年和西葡拉美殖民地获得独立的1821-1825年是新旧大陆国际格局的重构时期①。维也纳会议确立了在欧洲恢复旧的封建统治秩序、镇压革命运动的原则；建立了神圣同盟，成立了四国同盟；俄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反动堡垒，英国重新控制了欧洲，并使欧洲势力达成了均衡。这就是维也纳体系。但是这只限于欧洲，不包括美洲。1815-1821年是拉美独立战争进行得最浓烈但胜负尚未见分晓的时期，美国对欧战和拉美战争均保持中立，因此世界格局的另一半——西半球的格局扑朔迷离、尘埃未定。1821-1825年，拉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纷纷获胜，西葡的殖民统治土崩瓦解，美洲的国际格局进入了重构时期，各种势力蠢蠢欲动。俄英美都觊觎拉美，欲填补“真空”。沙俄致函美国，意欲扩大在北美的殖民地；神圣同盟扬言要支持西班牙恢复其在拉美的殖民统治；英国建议英美联合共同抵制神圣同盟的企图。正值群雄角逐新大陆主宰权之际，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提出了致国会的咨文，即“门罗主义”。宣称：在美洲“对于已经宣布和保持独立而且我们经慎重考虑和根据正义原则承认的政府，任何欧洲强国为以任何方式压迫它们或者控制它们的命运为目的而在任何方面对它们进行的干涉，只能视之为对合众国不友好的表示”[10]。门罗主义的核心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后来逐渐演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否定了欧洲列强对新大陆事务的干涉权，将美洲划为美国独享的势力范围，从而成为美国今后对拉美进行扩张的理论原则。
门罗主义的出台既是由于欧战和拉美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环境为之提供了客观机遇，更是美国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国际格局重构中诸因素的结果。一是神圣同盟干涉拉美的可能性。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原则，1821年神圣同盟派遣奥地利军队镇压那不勒斯和皮蒙特的起义，翌年又派法国军队干涉西班牙革命，同时支持奥斯曼帝国镇压希腊革命。神圣同盟还想利用法军将武装干涉扩大到拉美的西班牙原殖民地。美国正是利用了神圣同盟干涉拉美的可能性，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今后不许欧洲列强染指拉美。二是拉美新国家的稚嫩需要国际支持。在拉美人民揭竿而起、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美国为了独善其身，推行中立政策。当拉美人民的斗争获胜、独立成为既成事实后，美国乘机抛出门罗主义，对新生的拉美国家予以承认和支持：“神圣同盟列强将它们的政治制度延伸到南北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威胁到我们的和平和幸福，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南方各兄弟国家在听其自便的情况下会自愿采取该政治制度。因此，让我们坐视这种干涉而不闻不问，这同样是不可能的。”[10]拉美新国家急需国际支持，因此“拉美人由衷地接受门罗主义”[3](P98)。三是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若神圣同盟真得采取行动支持西班牙在拉美恢复殖民统治，美国并五军事力量阻拦之，但门罗主义的起草人国务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心知肚明，英国海军屹立在神圣同盟与拉美新国家之间的大西洋上，因此敦促总统门罗发表一项警告神圣同盟的声明，他深知该声明原则上会得到英国的支持。美国拉美史专家克罗(John Crow)指出：当时的拉美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那时的美国总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没有英国军力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只身反对神圣同盟，门罗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在他们感谢和赞扬来自北方的美国人支持时，他们清楚他们独立的前途掌握在强大的大不列颠手中[11]。这清楚地说明了门罗主义的成功推出正是充分利用了英国的军力。
美国不仅利用国际格局重构之机成功地推出了门罗主义，而且通过门罗主义的推出而参与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格局的营造。门罗主义出台所导致的是一个对美国十分有利的国际格局。门罗主义不仅为拉美国家普遍接受，而且也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被迫接受。这就形成了美国独大的西半球格局。在新世界，美国在经济上的惟一竞争对手就只剩下英国了。美国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国际格局，以取代英国为主要目标，向拉美进行经济扩张。
门罗主义的直接目的就是否定英国在拉美经济图谋的合理性，确立美国在拉美经济扩张的合法性，以便最终将拉美变成美国独占的经济后院。尽管门罗主义通篇未提“经贸”二字，但正是在此英美针锋相对的经贸问题上，门罗主义讳莫如深②，这一点英美各自都“心中有数”。英国对门罗主义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门罗主义的颁布，英国外交大臣坎宁(George Canning)开始是高兴的，不久他意识到门罗和亚当斯可能会抢先摘取胜利果实，把拉美的感激变成美国人的贸易机会。坎宁因此赶紧把《玻利尼亚克备忘录》(Polignac Memorandum)③的复本送往拉美各国首都，使那里的人们很快知道，是英国而不是自命不凡的美国人警告神圣同盟不得干涉美洲[3](P98)。美国外交史家帕特森的这段话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英美宣称抵制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在拉美恢复殖民统治的真正目的：以便于它们在拉美进行经济扩张。史实正是如此：在门罗主义出台的前一年即1822年，英国与拉普拉塔地区的贸易额是如此之大以致英国政府在商界的压力之下决定派遣调查团报告在该地区是否存在一个值得承认的稳定政府的问题。结果，调查团的报告为坎宁立即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哥伦比亚、墨西哥的政策提供了基石。英国与拉普拉塔地区的贸易最受益于坎宁的政策[6](P306)。这条史料说明英国与拉美新国家贸易的发展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贸易的发展。1819年美国政府特派员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自阿根廷革命开始以来，它的主要资源来自英国的贸易，英国的制造品成了阿根廷人的必需品。这种贸易所产生的大量好处将决不会被用于对我们的感激，而我们是承认它们独立的第一个国家。”[6](P314)这条史料的意思是，尽管美国是承认阿根廷独立的第一个国家，但美国从英阿贸易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表明了美国人对阿根廷的不满。这两条史料从正反两方面雄辩地说明，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支持和承认拉美国家独立的政治行为，都是为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扩张服务的。
门罗主义出台后美国以此为武器，利用新的国际格局加强了对拉美的经济扩张，目标直指英国的主要市场拉普拉塔地区。该地区是英国在拉美经营已久的贸易中心之一。早在1713年，根据《乌特勒支条约》，西班牙就授权英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格兰纳达地区建立商站。到1822年，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39家英国商行。1824年，首任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领事帕里什(Parish)写道：英国人利益的重要性超过所有其他人，例如阿根廷政府公债的一半和最有价值的私人财产的最好部分都为英国人所掌握[6](P305-306)。美国的情况相形见绌。到19世纪2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3家美国商行[6](P309)。为了提高美国的威望，削弱英国的经济政治影响，美驻阿根廷大使福布斯作了如下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致力于改善美国的贸易地位。福布斯认为英国人正在以不公正的方式垄断阿根廷外贸，以达到摧毁美国商业之特别目的。例如，当美船装载的美国棉织品进入阿根廷与英国的同类产品竞争时，英商协会通过决议，反对“美国贸易的超常增长对英国利益的侵害”，试图将这些美国产品驱逐出去。福布斯经过努力，成功地战胜了这种企图[6](P317)。第二，力图通过影响《大不列颠条约》④的签订来获取与英国同等的商业地位。1825年英国承认阿根廷的独立。福布斯认识到，帕里什想把英国通过承认阿根廷独立所获得的经济权益以与阿根廷政府签订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而阻止帕里什以这种明显的方式巩固英国的优势地位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关键”。为此，福布斯不仅私下活动，而且还就此问题向阿根廷政府发出照会。但福布斯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最终签署的《大不列颠条约》确立了英国在拉普拉塔地区压倒美国的优势商业地位。第三，通过影响“阿根廷—巴西战争(1825-1828)”来抵制英国在拉普拉塔地区建立经济独霸地位的企图和提高美国的经济影响力。1825年阿根廷和巴西为占领有争议的乌拉圭河和拉普拉塔河东岸地区而开战。两国是英国在拉美的两个最大市场，英国不想得罪任何一方而选择支持受争议地区的独立起义[6](P325)。福布斯密切注视着英国的外交目的和手段，他认为：英国想通过在受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披着独立面纱的保护国，以摧毁美国在拉普拉塔地区的声誉和违反门罗主义的精神。福布斯以门罗主义为武器反对英国将受争议地区变成自己的保护国，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美国在拉普拉塔地区的威望。阿根廷—巴西战争的结果是受争议地区成为独立的乌拉圭。由于美国的反对，英国也不敢过分地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最终达成调和。美国在拉普拉塔地区与英国展开激烈的经济争夺，只不过是它利用门罗主义与英国争夺南美市场的一个典型和缩影。争斗的结果，英国仍是南美的经济主宰，这种情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门罗主义颁布后，美国也向英国在中美洲的经济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英国人作为海盗于17世纪进入了中美洲，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以间接的形式作为西班牙的中美洲殖民地制造品的供应地和农产品的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并逐步取得了对该洲经济的垄断权。1821年中美洲的独立未能改变英国的经济垄断地位，美国对此早就不满，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热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对中美洲的经济扩张。从美国东部横越北美大陆到加利福尼亚，成本高费时多，于是美国人产生了穿过中美洲地峡进入加利福尼亚的想法。1848年美国与哥伦比亚签约获得了经过其行省巴拿马的权利，又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签订了类似条约。美国—尼加拉瓜条约是对英国的直接挑战，因为相关的通道包括圣琼安河(San Juan River)及其加勒比的港口圣琼安德尼加拉瓜(San Juan de Nicaragua)，英国认为这些地方是其势力范围。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但经过谈判，于1850年4月19日美国国务卿克来顿(John M.Clayton)和英国驻美大使布尔沃尔(Henry Lytton Bulwer)签署了《克来顿—布尔沃尔条约》(the Clayton-Bulwer Treaty of 1850)。条约规定，两国对提议中的地峡运河的开凿、保护、管理和使用等都有同等的权利。在条约的第一款中，“美英两国政府因此宣布：缔约的任何一方永远不为自己谋取或坚持对提议中的运河的独控权；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永远不建立和保有控制该运河的工事或在其附近建立和保有工事；对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莫斯基托海岸以及中美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得占领、设防、殖民和行使统治权”[12]。除了英属洪都拉斯⑤之外，该条约完全否定了英国在中美洲拥有殖民地和经济主宰权——这是门罗主义的具体体现和胜利；确立了两国在中美洲享有同等的经济权益的原则。同时，该条约是英国在中美洲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和美国在该地区经济影响开始上升的标志。尽管英国在该地区经济影响仍要持续50年，但它的角色只不过是美国的小伙伴，如英美联合地峡转运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美国人凡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3](P20)。总之，从1850年开始，英国在中美洲的经济垄断地位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经济后院”的“竣工”
尽管美国竭力向拉美进行经济扩张，但在它参加一次大战之前，它只是成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的经济主宰。发展水平更高一些的南美国家的经济主宰权仍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手中，美国在南美的贸易和投资尽管在有的情况是相当重要的，但总体而言仍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面对欧洲尤其是英国在南美根深蒂固的经济影响，此时经济强盛的美国也无能为力，一战的来临为美国提供了良机。美国利用一战及其所造成的特殊环境，取代了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成为南美的经济主宰。美国长期努力营造的拉美这个“经济后院”最终“竣工”了。利用一战及战后20年代将南美变成美国的经济势力范围的主要“功臣”是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前者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后者身体力行，实地经营。首先，政府积极创造对南美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有利条件。欲在南美市场取代英德等欧洲列强，美国面临海运和金融两大困难。1914年美籍船只总吨位占世界船只总吨位的比重不到11%，且其中90%用于国内河运。美国海外贸易的90%靠外国船只主要是英德船只进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英德船只被召回本国，美国的海外贸易陷入停顿[14](P353)。战前南美的金融主要为英国和德国主宰，两国的银行在南美共设有70个分行，它们凭借这些分行的金融支持开发南美的资源和市场，促进它们与南美国家间的贸易。英镑成了南美乃至整个拉美交换的基础。而想在拉美做生意的美商必须将售货所得的当地货币换成英镑，然后把英镑换成美元。这样做总是冒着交易市场上汇率波动的风险[14](P345-346)。可见美国的金融在南美毫无根基。为了克服海运困难，美国于1914年8月制定了《船籍法》和9月成立了“战争风险海运保险署”。根据《船籍法》，美国将其他37.2万吨位的船只（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英德旗帜下航行的）转为美籍船只[14](P354)，在解决海运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财政方面，为了消除拉美商务对伦敦的依赖，一个由商界和财界领导人组成的专门研究拉美贸易的委员会号召通过在美国创立贴现市场来建立美元兑换。为此目的，该委员会敦促“联邦储备委员会”立即执行《联邦储备法》的第13款[14](P355-356)，即允许国家银行接受在外贸中收取的汇票。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主持下，1915年5月召开了18个拉美国家和美国的代表共约200人的“泛美财政会议”。会议的一致意见是：不断增长的西半球贸易依赖于美国给拉美以足够的信贷和轮船设施的迅速建立[14](P357-358)。1916年4月召开的“美洲国际高级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广泛的计划，包括组建南北美洲之间的轮船航线，将美国的银行设施扩展到南美，将美元兑换作为泛美贸易的基础，完成国际铁路线，改善南美的无线电和电缆设施[14](P360)。
其次，政府在大战接近尾声时采取措施，以巩固和加强美国在拉美已获取的市场。1918年5月，国务院提议派一个代表团赴拉美签署新的贸易条约，代表团成员至少二个是由国家商务部任命的商务专家；一个银行家，因为他能讨论贷款……以及他们的银行业务问题。甚至随行人员中的一位军事代表也将有一项重要的商业任务：他应该“鼓励在美国购买军舰和军事供应品”[15](P4)。国会则通过立法来保持和扩大大战末期和战后美国在南美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1918年通过《韦布—波默雷恩法案》(the Webb-Pomerene Act)，也叫《出口贸易法》，使以出口为目的的商业联合组织的组成和行为免受反托拉斯法律条款的约束[16]。1919年的《埃奇法》(the Edge Act)允许国家银行通过联邦特许的分行从事国际银行业务。该法的动因是给予美国公司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有更多的灵活性[17]。两个法律都是为了支持战后商业体系中的美国出口行为。
最后，战后的20年代，政府继续致力于在南美的贸易和投资扩张。在1920年的“美洲国际高级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国成员沃伯格(Paul Warburg)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美国在拉美财政地位的终极目标，他说：“……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银行中心而被建立起来，整个美洲半球应该将这个中心看成是自己合乎逻辑的支撑点。”[15](P4)在1921年6月，即战后经济危机（1919-1921年）的后一阶段，“商务部国内外商业署”负责人克莱因(Julius Klein)将该署看成是满足正在计划保住和扩大国外市场的美国制造商、尤其是与拉美贸易有关的那些商人不断增长之要求的机构，因为在危机时期当美国外贸就整体而言在下降时，而与拉美的贸易一般来讲却呈上升趋势。翌年，当国内的商业状况显示出一般性好转时，商务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号召重组外贸服务，并特别建议：“商务部国内外商业署”应该有对可能出口的特别产品的信息进行专门研究的分支机构[15](P5)。
商界则在政府所提供的条件下大肆进行实地经济扩张，“美国国际公司(AIC)”⑥是进行这种扩张的先锋和典型。该公司1915年12月购买了服务于中美洲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剩下的7艘船。1917年它公布的若干项在拉美投资和贸易提议的数字大大领先于它在任何其他地方包括欧洲的数字。1918年它在乌拉圭已开始着手一项数百万美元的公共工程建设的筹备工作，翌年收购了G.阿姆森克公司——办事处遍及整个拉美的一个大进出口公司。1919-1921年它的子公司在哥伦比亚建造码头和在波利维亚修筑铁路[15](P6-7)。参与在南美商业扩张的还有其他许多美国利益集团。
银行利益集团则通过在南美诸国成立分行而以更直接的方式支持美商的市场扩张。1915年7月，花旗银行副总裁珀金斯(James H.Perkins)主张美国银行家“必须准备走出（美国）进入世界并在其它国家投资资本以便控制它们的市场”。克罗克民族银行对外部经理敦促向拉美贷款5亿美元，“以便相应的提高我们与他们的贸易”[15](P6)。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已授权美国的银行在国外建立分行。然而，正如美国学者费尔普斯(Clyde Phelps)所言：“《联邦储备法》允许、但正是大战导致的反常的世界信贷形势促进了1914年以后在外国的美国银行机构的显著扩张。”许多大的欧洲投资公司的撤离、加上新的、扩张性的美国康采恩大量进入拉美，使得建立分行势在必行，以便提供最新信息和加快美国—拉美商业交往。美国银行和银行家集团到1917年2月已向阿根廷贷款1亿多美元，购买了两条铁路中价值0.18亿美元的证券，以及进入了与智利和乌拉圭政府关于贷款的初期谈判，等等[15](P7)。
在政府的指导和政策的支持下，银行和商业利益集团相结合，使美国在南美的商业扩张取得显著成效。贸易方面，对南美的出口值从一战前1913年的1.78亿美元增至1927年的4.65亿美元。到1927年与南美的贸易总额达到近10亿美元，比1913年增长160%。与南美的贸易，美国已超过英国。虽然英国与南美的贸易1927年比1913年增长了24%，但它与南美的贸易总额不足7.5亿美元，远低于美国与南美的贸易总额。而且，在智利、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英国将贸易的第一把交椅让给了美国[15](P8)。投资方面，到1929年，美国在南美的投资为22.9亿美元，与1913年相比增长了1226%。然而这个数字仍比英国在南美投资的44亿美元落后很多，但应该注意的是，英国投资的差不多一半集中在一个国家——阿根廷。在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美国取代英国并成为投资最多的国家。比美国的绝对投资数更重要的是美国投资的种类，这些投资不是简单的政府贷款。总的说来，战后年代美国在南美的投资是直接投资，主要在矿业和农业领域。从哥伦比亚的铂矿到委内瑞拉的油田，到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再到智利的硝酸盐矿，美国的货币大量用于南美多样化的消耗性自然资源的企业之中[15](P8)。通过一战和战后时期在南美的经济扩张，到经济大危机前夕，美国已将南美变成了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继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之后，南美洲已成为美国“经济后院”的组成部分。
美国在完成上述“工程”时并非得心应手，而是遇到了拉美“经济民族主义”⑦的顽强抵制，但最终使之屈服。经济民族主义在一次大战期间和20年代席卷南美诸国。哥伦比亚政府于1919年6月发布的“石油法”明确宣布：哥伦比亚地下资源的所有权为政府所有[15](P76)。乌拉圭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本国从外国投资者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在阿根廷，铁路被国有化，并建立了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在智利，经济民族主义者主张硝酸盐矿国有化，并将国家对金融和海运的控制写进法律[15](P28-30)。在与南美经济民族主义的斗争中，美国用经济手段降服了哥伦比亚的经济民族主义；将委内瑞拉的独裁者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培植成了一堵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防火墙[15](P145)；通过向保守的巴西海军军官团体灌输美国的价值观，把该海军建设成为一种防范经济民族主义的工具[15](P146)。其他南美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被美国以类似的手段给“收拾”了。从短期来看，这些政策似乎都取得了成功。
到1931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一次关于拉美会议上，其主持人戴维斯(Norman Davis)趾高气扬地讲述了美国在拉美的成就：“对于拉美数百万短工、矿山主、工人而言，今天，美国和它的人民最直接地被握在他们手中的犁、路上擦其身而过的汽车、给他们下命令的矿山经理、将他们家乡的狭窄街道变成亮堂堂的胡同的发电厂的大烟囱所代表。”[15](P146)这些“成就”形象地说明了美国对整个拉美经济的全面主宰。由于一战期间和20年代美国对南美的市场扩张和反对南美经济民族主义的一时成功，到1930年前后，整个拉丁美洲的确成了美国名副其实的经济后院。
四、结语
在从18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近140年的时间里，美国将起初与自己几乎没有经贸关系的偌大拉丁美洲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经济后院，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多种，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对三次重要国际机遇的利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国际机遇，美国从三个方面对之利用：取代了忙于战争的英法，成为运货于欧洲与拉美之间的“海上马车夫”；顶替了西葡，与其拉美殖民地发生商贸关系；趁欧洲对拉美的商品供应和原料需求大量减少之机，向拉美供应商品和从拉美获取原料。在此过程中，弱小的美国与强大的英法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斗争，充分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和深陷战争的困境，实现了向拉美进行经济渗透的愿望，从此开始了与欧洲列强在拉美的市场竞争。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西葡拉美殖民地相继独立的1815年至1825年是欧洲和新西半球国际秩序重组的重要时期，即第二次国际机遇。美国不失时机地参与这一国际秩序的重组，推出了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将西半球划为自己独享的势力范围，从而构建了一个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西半球新国际格局。门罗主义之所以能被成功地推出，是因为美国巧妙地利用了三个国际因素：神圣同盟干涉拉美的可能性；拉美新国家的稚嫩需要国际支持；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所营造的新的国际环境中，美国以门罗主义为武器，不断对拉美进行经济扩张，以致从19世纪中期起，逐渐取代英国而成为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经济的主宰。一次大战及其所造成的国际环境是第三次国际机遇。英德法因大战之故而抛弃在南美的市场，美国乘机填补“真空”。在其进程中，美国政府与商界密切配合，前者为向南美的经济扩张制定政策、创造条件，后者则身体力行。在行动中，银行与公司相结合，携手占领南美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一次大战中产生、盛行于南美的经济民族主义一度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巨大威胁，但被美国以经济和外交等手段降服。到1929年前后，美国完全取代了英国等欧洲列强，成为比拉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的南美洲的经济主宰。美国用一个多世纪营造成的拉美经济后院最终落成。这为美国进一步对外经济扩张和最终成为世界经济霸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则面临着与美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作长期斗争以赢得经济独立的艰巨任务。所以，美国的经济后院后来不时“起火”。
美国之所以能成功地利用三次重要国际机遇对拉美进行有效的经济扩张，主要是因为美国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在国际战争中保持“中立”，坐收渔人之利。在拿破仑战争、拉美独立战争和一次大战的前几年中它都是如此。二是充分利用战争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困境，开展巧妙的外交斗争，有效地服务于自己在拉美的经济目的。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它与英法的外交周旋。三是不仅仅利用现存的国际机遇，还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以形成有利于自己经济扩张的新国际格局。门罗主义的提出就是这样，门罗主义的出炉既是利用国际机遇的结果，又是参与国际秩序重构的表现。四是本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政府与商界相配合以及商界内金融同企业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在对南美的经济扩张中的情形正是如此。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具有对外经济扩张的强大实力。然而，与英国和德国相比，直至1912年美国商界内部以及商界与政府之间缺乏合作的现象仍很明显⑧。但在对南美的经济扩张中，美国向英德学习，弥补了这一缺陷，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8-04-18
注释：
①这两个时期表面上是分离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一是因为拉美殖民地独立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二是一个整体世界不能没有新大陆。
②可能正是由于此原因，国内学术界未见到专门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门罗主义的著述，国外虽有，但数量极少。
③1823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所撰的一份文件。文件写道“大不列颠无意支持西班牙恢复它在拉丁和南美洲的殖民地。该文件是与法国驻英大使波利尼亚克(Polignac)亲王会谈的结果。”http://www.answers.com/topic/polignac-memorandum.
④The British Treaty，即英国与阿根廷两国间签订的条约。
⑤英国海盗于1638年在西班牙殖民地中美洲建立的一个小殖民地。1763年西班牙政府在一项条约中承认该地英国居民的伐木和经营木材的权利，但该地主权仍属西班牙。1798年该地脱离西班牙而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由国王任命的官员管理。1884年成为英国政府的直辖殖民地。cf.:W.L.Avery,"A Little-Known Colony",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vol.33,No.2(1901),P167、168.
⑥该公司成立于1915年11月，以拥有用于指导和促进本国更大规模地参与世界商业和建设性工作的5,000万美元为后盾，囊括了一些美国最大的银行和商业康采恩。它的最早的董事会中有装备公司、通用电器公司、格雷丝公司、大北方铁路公司、库恩罗伊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美浮石油公司、安那孔达铜公司、瓜南蒂信托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和花旗银行等公司的代表。
⑦经济民族主义主张：通过使本国经济摆脱那些占有本国土地和资源而又不受控制的外国人所强加的限制和摆脱所感觉到的一种不公正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支配来寻求国民经济的发展。Michael L.Krenn,U.S.Policy tow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1917-1929,P22.《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27条是拉美经济民族主义的最好注脚。
⑧美国的情况与英、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主要制造商的理事会和出口商的理事会是与一个号称为“国家商业协会”的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协会在其每年的会议上都考虑如何加强合作以促进贸易，该协会也对政府坚持一项组织得好、有财政支持的贸易促进计划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德国，政府甚至授予地方商务理事会以半官方的地位，在所有与贸易促进有关的事情的讨论中都将他们作为官方顾问而邀请其参加。1907年，在美国商业和劳工部部长的要求下，美国统计署署长准备了一份关于英、德政府与商业组织合作方法的备忘录。——Burton I.Kaufman,"United States Trade and Latin America:The Wilson Year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8,No.2(September1971),P344-345,footnote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