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父子论文,章新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2-0005-09
《论语·子路》篇第十八章：“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卷13)近年来关于此章的争议越来越激烈。攻之者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典型的徇情枉法”、“无可置疑的腐败行为”。[2]①辩护者说这是“伦理常态”，“‘父子互隐’中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的因素。让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恰恰具有现代性”。[3]两种意见虽然势同水火，但其训诂学的基础却非常一致，都以“隐”为“隐匿”，因为这是自古以来的通训。
前几年给本科生上课，学生周逸说王弘治有文认为这里的“隐”是“檃”的假借字，引申为矫治纠正的意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如同檃栝可以使不规则的木料成为良匠手中的可用之材，父亲是在潜移默化之中端正儿子行为的榜样；又如同矫正曲木需要柔和的外力作用与相应的施力时间，儿子也应该采取不过火的行动来纠正父亲的不当行为。[4](p93-98)我非常吃惊，课后找到王文，拜读后赞叹不已，又做了一些补充证明，写进了为庆祝清华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成立而作的《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5]一文中。现在，随着大陆《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论语》“父子互隐”章的关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论语》此章的问题关系到孔子学说的大根大本，从训诂到义理，有一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因此，拟在前文的基础上，做一更为系统详细的讨论。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一 文献的证明
王弘治将《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读为“檃”，训为“矫正”，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从古汉语的语言习惯看，非常正常。
首先，古文献中“隐”与“檃”通用，当属常例。
“櫽栝”一词，《荀子》书多见。如《荀子·性恶》篇：
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6](卷17)
杨倞注：“櫽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谓烝之使柔。矫，谓矫之使直也。”[7](p937)
《荀子·性恶》篇又说：
故櫽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直木不待櫽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6](卷17)
《荀子·大略》篇也说：
乘舆之轮，大山之木也。示诸櫽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櫽栝，不可不谨也。慎之！[6](卷19)
杨倞注：“櫽栝，矫煣木之器也。言寘诸櫽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帱菜，未详。或曰：菜读为菑，谓毂舆辐也。言矫煣直木为牙，至于毂辐皆敝，而规曲不反其初，所谓三材不失职也。《周礼·考工记》曰：‘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视之，欲具帱之廉也。’郑云：‘帱，冒毂之革也。革急则木廉隅见。《考工记》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则轮虽敝不匡。’郑云：‘菑谓辐入毂中者。蚤读为爪。谓辐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良匠煣之，其员中规，虽有槁暴，不复赢矣。’”[7](p1082-1083)
《荀子·法行》篇还有：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6](卷20)
杨倞注认为：“櫽栝，正曲木之木也”，“矫煣木之器也”。《说文·木部》：“
，栝也。从木，隐省声”，“栝，也。从木声。”[8](卷6上)徐锴《系传》：“，即正邪曲之器也。”[9](卷21)段玉裁《注》：“櫽栝者，矫制衺曲之器也”，“与栝互训。”[10](p264)王筠《句读》：“古书多栝连言，许君则二字转注，以见其为一事而两名，群书连用之为复语也。《增韵》曰：‘揉曲者曰，正方者曰栝。’分为两义，盖非许意也。”[11](p444)由此可知，“櫽栝”复词同义，“櫽”也是“栝”，“栝”也是“櫽”，它们都是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依杨倞说，当为木头所制，所以两字都从木。不过，它们也还有别的写法。
《荀子·非相》篇：
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堰櫽括之于已也。
杨倞注：“櫽括，所以制木。”[6](卷3)此“所以制木”之“櫽括”，无疑就是《荀子》上文“正曲木之木也”、“矫煣木之器也”之“櫽栝”，只是“栝”写作了“括”。
《淮南子·修务》：
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檃括之力。[12](卷19)
“檃括之力”即“櫽栝之力”。这里“櫽栝”也被写成“檃括”。
葛洪《抱朴子·酒诫》：
是以智者严櫽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13](卷2)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
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櫽括情理，矫揉文采也。”[14](卷7)
这里的“櫽括”，都应读为“櫽栝”。“严櫽括于性理”，即对于“性理”要严格规范。“櫽括情理”与“矫揉文采”相对，“櫽括”即“矫揉”，也是规范的意思。
文献中更多的则是将“櫽栝”写作“隐括”。如《说苑·杂言》：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15](卷17)
此条记载亦见于上举《荀子·法行》，只不过将“櫽栝”写作了“隐括”。
《韩非子·显学》：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16](卷19)
又《难势》：
夫弃隐括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16](卷17)
《韩非子》这里的三处“隐括”，显然就是《荀子》书屡见之“櫽栝”。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17](卷6)
同是这一段话，“隐栝”《韩诗外传》卷第二作“隐括”，[18](卷2)《孔子家语·弟子行》亦作“隐括”，[19](卷3)《尸子·劝学》则作“檃括”。[20](p267)孔广森《补注》：“揉曲者曰隐，正方者曰栝。”[21](p561)王聘珍《解诂》：“隐读为檃。”[22](p115这里的“隐栝”，读为“櫽栝”，犹如“规矩”。
《韩诗外传》卷第一：
磏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18](卷1)
此“隐括”即“櫽栝”，所以屈守元《笺疏》云：“以喻法制。”[23](p88)“匡民隐括”就是以“櫽栝”匡正百姓，“櫽栝”之义也相当于“规矩”。
《鬼谷子·飞箝》第五：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24]
许富宏注：“隐括，也作櫽括、櫽栝、櫽桰。原指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这里指对同异、是非、内外、有无加以剪裁或修改。”[25](p78)案：此“隐括”义亦为规矩，本字亦当为“櫽栝”。
《盐铁论·申韩》：
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
剌也。[26]
王利器校注：“隐括”，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作“檼栝”，张之象注曰：“檼，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辅檠，辅正弓弩者也。剌，②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性恶篇》)。’”[27](p580、583)此用来“正剌”之“隐括”，也当是《荀子》书所谓“櫽栝”，其与“辅檠”一样，都是矫正之器。
又《盐铁论·大论》：
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26](卷12)
此“隐括”与“斧斤”一样，是“挠曲直枉”的工具，也当作“櫽栝”。
蔡邕《郭有道林宗碑》：
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28](卷5)
能够矫正时弊的“隐括”，本字显然当作“櫽栝”。
董逌《广川书跋·蔡邕石经》：
独蔡邕镌刻七经，著于石碑，有所检据，隐括其失。[29](卷5)
“隐括其失”，即矫正其错误。此“隐括”当为“櫽栝”，名词作动词用，遂有矫正规正之义。
何休《〈春秋公羊传〉序》：
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28](卷5)
此“隐括”是“规正”的意思，指规正错误使之符合规定，其本字当作“櫽栝”。
《颜氏家训·书证》：
吾尝笑许纯儒，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30](p509-510)
宋孙奕《示儿编》引此段话，“隐括”就写作“櫽括”。[31](卷22)
除“隐括”之说外，文献习见中的“隐揉”、“隐审”、“隐实”、“隐核”诸说中的“隐”也都是“櫽”的借字。
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
吴则虞集释：“孙星衍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櫽括，不可不谨也。慎之。’‘隐’与‘櫽’通，谓櫽括。”[32](p347、349)王弘治引《汉书·公孙弘传》：“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颜师古注：“揉谓矫而正之也。”认为“隐揉”不是一个联绵词，而“隐”也可以单独使用表示“矫正”的意思。[4]其说是。
《后汉书·安帝纪》：
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
李贤注：“隐亲犹亲自隐也；悉，尽也。言令三公以下各举所知，皆隐审尽心，勿取浮华不实者。”[33](卷5)案：“隐审”复词同义，“隐”即“审”，也就是审查、检查。故李贤注以“隐审”释“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捡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34](卷48)“隐审”与“捡括”并列，都是稽查的意思。这里的“隐”实际都是“櫽”的借字。
《后汉书·孔融传》：
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33](卷100)
《晋书·张辅传》：
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録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35](卷60)
“隐核”、“隐核”都是审核、校核的意思，这里的“隐”也当读为“櫽”。
《晋书·宣帝纪》：
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35](卷1)
又《庾冰传》：
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35](卷73)
此“隐”与“核”同义，“实”也即“核”，“隐实”也是“隐核”。这种审核、核实意义上的“隐实”，“隐”本字就是“櫽”。
《尔雅·释言》：“殷、齐，中也。”徐朝华今注：“‘殷’，通‘隐(yǐn)’。‘隐’，隐栝，矫揉弯曲的竹木等使之平直或成形的器具。引申为正，居中。”[36](P77)这是说，“隐”即“櫽栝”，本是名词，是“矫揉弯曲的竹木等使之平直或成形的器具”，引申为动词，就有“正”，使不直者直，使不正者正，也就是矫正、规正、纠正的意思。
《尔雅·释言》又说：“隐，占也。”郭璞注：“隐，度。”[37](卷2)《广雅·释诂一》也说：“隐，度也。”[38](卷1)所谓“度”，就是审度。这里指用“櫽栝”去审核规正。
《书·盘庚下》：“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郑玄注：“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孔颖达疏：“隐谓隐审也。”[39](卷8)这里的“隐”，《熹平石经》作“乘”。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周礼》“槀人”郑众注及“宰夫”郑玄注都云“乘，计也”，以为“言当计度之，亦犹云隐度也”。[40](p240)所谓“计”即“审”，也就是审度。郑玄注以“隐括”释“尚皆隐哉”之“隐”，说明此当本于用“櫽栝”来规范之义。盘庚这是希望“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都要能用“櫽栝”来规正自己，都要能遵守规范。
《管子·禁藏》：“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尹知章注：“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效之也。”[41](卷17)姜涛注：“自隐：自我纠正。隐，借为‘概’，校正用的木板，引申为纠正。”[42](P386)其说是，不过这里的“隐”并非“概”的借字，而是“櫽”的借字。
东汉崔子玉《座右铭》：
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
李善注：“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吕氏春秋》曰：‘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也。’”[43](卷56)案：“隐”当训为正、规正。“隐心而后动”，即“正心而后动”。以什么“正心”呢？自然是“櫽栝”。所以，这里的“隐”也当读为“櫽”。
“櫽”本为“正曲木之木”、“正邪曲之器”，其为木质，故字从木。名词作动词，“櫽”遂有规正、矫正、纠正之义。这一意义上的“櫽”，古人常写作“隐”，训为“度”。所谓“度”，也就是规范。《左传·昭公三年》：“公室无度。”韦昭注：“无法度。”[44](卷42)《后汉书·清河王孝传》：“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33](卷85)都是明证。《尔雅》郭璞注与《广雅·释诂一》训“隐”为“度”，是从“櫽栝”的规范、规正义而言的，引申就有了审核义了。所以，文献习见中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核”、“隐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櫽”，不是训为规正、矫正，就当训为检核、审核。
由此可知，将《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从古汉语的语言学规律看，是完全可能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二 义理的证明
《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章之“隐”之所以不能训为隐匿、隐瞒，是由其义理，也就是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首先，从《论语》此章上下文的文义看，孔子与叶公讨论的是何者为“直”的问题。“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叶公是以矛盾上交似的对外举证为“直”；“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孔子则以家庭内部的互相规正错误为“直”。两者都是“隐(櫽)”，都是矫正错误，规正错误，目的相同，所以都能称之为“直”。但两人手段不一，方法不同，此“直”不同于彼“直”：叶公之“党”是以对外举“证”，以告官的方式解决“攘羊”的问题；孔子之“党”则是以“隐(櫽)”，以家庭成员内部互相规正来解决“攘羊”的问题。如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的话，孔子还称之为“直”，以为“直在其中矣”，那就是以不直为直，以不正为正。这就决不是“直”，而只能说是“曲”了。所以，从《论语》此章的上下文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只能为“櫽”，决不能训为隐匿。③
其次，除此章外，《论语》关于孔子的记载中并没有“匿过”说，更没有相互包庇错误说；相反，多见的则是改过说。如《学而》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卷1)
“主忠信”三句，又见于《子罕》篇“子曰”，可见这是孔子经常说的话。“过则勿惮改”，就是说要勇于改过，不要害怕改正错误。
《卫灵公》篇又载：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卷15)
这是从反面讲不改过之害。可见对于“过”，孔子主张的是“改”，反对的是“不改”。
《述而》篇还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卷7)
“不善者”也是“过”，也是错误，孔子强调的是“改之”，其担“忧”的是“不能改”。《学而》篇孔子所说的“就有道而正焉”[1](卷1)，“正”是“匡正”，是用“有道”匡正自己的“不善”，其意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
孔子对待错误的这种态度，其弟子深受影响。《子张》篇载：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1](卷19)
子夏认为小人犯了错误一定会加以掩饰，“文”实质就是隐瞒，这是“小人”而非君子之为。这是子夏的话，也可以说代表了孔子的思想。正因为孔子不掩饰错误，勇于改过，所以子贡称赞自己的老师：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1](卷19)
“更”就是“改”，“君子”勇于改过，“人皆仰之”，而非鄙视。孔子勇于改过的思想和行为，可谓深入其弟子之心。从《论语》的这些记载看，说孔子主张父子相互隐匿错误，不是视孔子为小人，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孔子不主张父子相互隐匿错误，在其他的早期文献里也能得到证明。《左传·昭公十四年》云：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44](卷47)
叔向是春秋晋国的贤大夫，叔鱼为其弟。叔鱼卖狱，当权的韩起征求叔向的意见，叔向在“义”与“亲”的选择面前，选择了“义”，结果“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④孔子赞之为“古之遗直”。孔子既然许叔向“不隐于亲”为“直”，又岂能以父子隐匿错误为“直”？
《孝经》还有：
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45](卷7)
《荀子·子道》也说：
孔子曰：“父有争子，不行无礼。”[6](卷20)
正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规正、矫正错误，所以孔子才肯定“争子”，才强调“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如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争子”说又从何说起？
先秦儒学向来主张家国同构。《礼记·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6](卷60)
正因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欲“平天下”者，就要“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就要“先齐其家”。原因就是“天下国家，本同一体”，家与国是同构的，治国与治家，道理是一样的。这一理论，实质也代表了孔子的思想，是孔子学说的基石。
《论语·为政》篇有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卷2)
孔子认为在家讲“孝悌”，就会影响到政治，“孝悌”就是“为政”。因为家之孝子，才能是国之忠臣。在家不孝，在朝就会不忠。其弟子有子更说：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卷1)
“孝弟”是“为仁之本”，也是“为政”之本，“君子务本”，“为政”就当从“孝弟”始。后来孟子就概括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4](卷12上)，认为尧舜的“仁政”，本质上就是“孝弟”的推衍。所以，从孔子到有子，从孟子到《大学》，都认为治国与治家同，家国一体，并无二理。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主流认识。
但是，如果《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讲的是家庭里父子相互隐匿错误，那推衍到国家政治层面，君臣之间也就可以相互包庇，相互隐恶了。出现了问题，发生了错误，从家庭到国家，从父子到君臣，不是积极地想着怎样去解决，怎样去改正，而只是消极地、一味地去隐匿错误，掩盖问题，这虽然照顾到了人情，但又置社会的公平、政治的理性于何地？所以，从归谬法可知，将《论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讲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只顾亲情而罔顾大义，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将《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讲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从逻辑上看，是陷入了一厢情愿的两难推理。因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并非只有告官和隐瞒两种选择。告官是顾及了公义而不管亲情，隐瞒则是只顾亲情而罔顾公义，这两者皆非最好的选择。事实上，面对父亲偷羊的问题，完全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还可以有另外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儿子可以规劝父亲，将偷来的羊给人家退回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如果人家不满意，儿子可以代父亲赔偿，可以出更高的价格，做好人家的工作。这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身为人子，既能不犯包庇罪，又能不伤害父亲的感情，何乐不为？所以，置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不顾，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可以说是陷入了道德二难的误区，自陷于险境。
现代学者多认为，儒家是亲亲为上、血缘亲情至上主义者，孔子也是如此。⑤“父子有亲”，“其父攘羊”，其子就只能为父隐瞒，否则，就是不孝。这其实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读。《论语·为政》篇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卷2)
孔子认为“孝”之“无违”并非是无条件的从父，而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要以守礼为前提。用《颜渊》篇的“子曰”来说，就是“父父、子子”[1](卷12)，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换言之，当父亲不像个父亲的样子时，儿子是不能“无违”的。这就叫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卷2)。“父攘羊”属于父的无礼，是“父不父”，“子为父隐”瞒，就是“成人之恶”了，孔子怎能同意？所以，在社会公理和父子私情之间，孔子无疑是以父子私情服从于社会公理，不会因私而废公。
《荀子》的记载则更清楚。其《子道》篇云：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6](卷20)
孔子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子从父命，孝矣”，应该是“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用《论语·阳货》篇的“子曰”来说，就是“君子义以为上”[1](卷17)，“孝”要以“义”为基准。荀子因而说：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6](卷20)
孝弟、顺笃比起道义来，有小道理与大道理之别。道义作为社会公理来说，要高于父子私情。所以，当道义与父子私情发生矛盾时，就应该“从义不从父”，而不是为孝而背义。这是荀子的意见，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主流看法。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重视亲情、强调亲亲，但他们并非血缘至上主义者，他们基于家庭伦理讲社会公德，基于“父子有亲”讲“君臣有义”。但真正到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还是能分清大是大非的，这就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从父”。用《左传》“君子曰”来说，也就是“大义灭亲”[44](卷2)。从这一理论看，“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隐匿就是“成人之恶”，是为“小行”牺牲“大行”。从“父子有亲”出发，儿子替父亲解决问题，只能“子为父隐(櫽)”，规正父亲，为父亲矫正错误而不是掩饰错误，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互相包庇，隐瞒错误，为私情而废道义，是小人之为而非君子之行也。
三《内礼》篇的问题
吾友梁涛最近著文，以新近出土的简帛材料来阐释《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章之义，颇有特色。梁文说：
2004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说：“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第6、8简)面对父母的“不善”之行，《内礼》主张“止之”。
问题是，当子女的谏诤不被父母接受时，又该如何实现直道？又该如何兼顾情理两个方面呢？《内礼》的回答是“隐而任之”，任，当也，即为父母隐匿而自己将责任担当下来。故根据儒家的观点，直躬的根本错误在于当发现父亲攘羊后，不是为其隐瞒而是主动告发，正确的态度则应是，替父亲隐瞒而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
所以，为全面反映孔子、儒家思想起见，“亲亲相隐”章应根据《内礼》的内容补充一句：隐而任之，则直道也。[48]
梁文能运用新材料来讨论《论语》“子为父隐”问题，可谓别出心裁。但是，其解释不但重走“隐”为隐匿的老路，又提出儿子当替父亲“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新说，实在是难以服人。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内礼》篇简六所谓“隐而任”之“隐”，原作“
”，整理者隶作“
”，注：“”，从、从心。“”为“邻”，字从心可读为“怜”。“怜”，《尔雅·释诂下》：“怜，爱也。”[49](P77,P225)《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篇简一“诗亡
志，乐亡情，文亡意”之“”字，李学勤先生读为“隐”。[50笔者曾据此，认为简文此处“”读“隐”比读“怜”更文从字顺。[51]这一意见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我曾经著文讨论过：《孔子诗论》简一的“”当读为“忞”，训为混乱。“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当读为“诗无忞志，乐无忞情，文无忞意”，是说诗不能有昏乱之志，乐不能有昏乱之情，文不能有昏乱之意。[52因此，将《内礼》篇简六“”读为“隐”，在出土文献里难以得到支持。
《内礼》篇简六、简七原释文作：“君子事父母，无私乐，无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憐)而任不可。虽致于死，从之。孝而不谏，不成[孝；谏而不从，亦不成孝]。”[49](P224-P225)原整理者将简六与简七连读，就有“(憐)而任不可”之句。但魏宜辉却认为简六与简八似可相缀连，“君子事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怜而任之，如从己起。”这与《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的“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十分相近。简文中的“如从己起”与“行之如由己”应是一致的。[53]董珊也接受了这一意见。[54]
其实，魏宜辉的编连是错误的。简六与简七的主题是讲向父母进谏的问题，简八以后则是以“父母生病时的礼数为主题”，如果以简八接简六，简七的内容就无法安顿了。林素清、福田哲之对此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我们可以参看。[55,56]
由此看简文“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而任不可。虽致于死，从之”，“”还是从原释文读为“憐”，训为爱好。“”字从“厸”得声，读为“邻”文献习见，而读“隐”，则很难找到先例。从文义来看，简文是说“君子事父母”，不是一味地无原则地“无违”，而是“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父母的意见对，就听父母的；父母的意见不对，就要劝阻他们。“止之而不可，而任不可”，是说如果父母不听劝阻，就是出于对父母的爱担当起父母犯下的错。“虽致于死，从之”，哪怕有牺牲的危险，也要负责到底。“止之而不可”是说提意见制止，但制止不了，“不可”即“不能”。“任不可”，指对这种不能，不能制止父母犯错负责。“”不是“隐”，因为隐瞒解决不了父母“不善”的问题。读为“憐”，训为爱则是说父母“不善”而子女不能制止时，子女当出于对父母的爱替父母承担责任。所以，从简文的文义看，“而任不可”与子女为父母隐瞒错误并没有什么关系，以此来印证《论语》“子为父隐”之“隐”为隐匿说，只能说是误读。
至于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中，说儿子不但要“替父亲隐瞒”，而且要“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就好心好过了头。纵然“父子有亲”，感情深厚，但也不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感情总得服从理性。自己没有偷羊，替父亲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样“其父攘羊”的错误解决了吗？并没有解决，反而犯下更大的错误，违反了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所以，梁兄此说，是好心办坏事，实在是个馊点子。其实，笔者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子为父隐”是“子为父隐(檃)”，儿子替父亲矫正错误。矫正“其父攘羊”的错误而又不过分伤害其父的办法有多种，隐瞒固然不在其列，儿子替父亲顶罪则更不在其列，而且是较之“告官”(“证之”)更坏的办法。因为“告官”固然伤感情但也不违反诚信原则，尽管方式方法有问题，但本质上还是“直”。而顶罪说是陷己于罪，就不仅仅方式方法的问题了，而是有关做人底线的问题了。所以，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不但是“蛇足”，更是糊涂。
注释：
①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J].哲学研究，2002，(2)：43-47;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J].学海，2007，(5):5-24.
②(kua)，歪邪。《文选·张衡〈南都赋〉》：“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李善注：“睢剌，喻祸乱也……王逸曰：‘剌，邪也。’”
③案：退一万步说，即使可以“子为父隐”，也不能“父为子隐”。父母替子女隐匿错误，不论古今，都是不明智的，适足以害之。
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⑤比如刘清平就认为孔子“坚持把‘血亲情理’作为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见氏著：《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1册；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第85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