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勋[1]2003年在《新时期党转变执政方式的理论考察》文中认为党在十五大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祟尚法治的新时期，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的实质性的转变。 党的执政方式可以分为叁个阶段。建国到“文革”为第一阶段，“文革”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时期为第叁阶段。本文回顾了它在叁个不同阶段中的发展变化历程，分析了党的传统执政方式形成、发展的原因和它在新时期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党的执政方式相应地也正处在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促使传统一元社会向现代多元社会转型，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计划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间接的宏观调控者。社会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分化对党转变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腐败的产生和漫延严重危害了党的执政地位。 党在新时期转变执政方式应该遵循叁个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法律权威原则和党的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内容是实现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必须以体现和保障人民普遍利益的国家宪法和法律为根本依据。同时，国家宪法赋予的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决定了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都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党转变执政方式应以民主为价值目标，以法治为程序途径，以国家权力关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本质内容。从而改革党直接执政的方式，实现以国家形式执政；改革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执政方式，实现主要依靠法律执政；改革人治执政方式，实现法治执政。
禹海霞[2]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的产生在世界政治文明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然而,政党要在现代政治中发挥应有功能,绝不能固步自封、僵化守旧,必须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革。如果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缺乏改革意识、贻误改革时机或者改革偏离正确方向,不仅会给所在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也会给党自身的发展种下灾难的种子。历史所形成的基本结论是,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其性质如何,也无论其经历如何,只有通过自身改革,才能化解政党政治危机,只有实现政党现代化,才能赢得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于1917年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开始长期执政。近百年以来,在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改革的道路上始终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对此加以认真总结,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理论上的认识再深刻一点,在规律上的把握再全面一点,对于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科学化水平有积极意义。本文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问题的宏观性、整体性研究。以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需要,对自身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党内民主制度、执政方式等进行的调整和变革,旨在通过对它们自身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和相互比较,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理论认识,以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在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由分到总的思路展开论述。前四章以专题形式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四个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革新、执政基础的巩固、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在每个专题下采用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先分别梳理总结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改革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整篇文章布局采用由分到总的结构,在前四章分而述之的基础上,第五章总结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整体性经验,并形成若干理论认识。导言部分论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着重对政党改革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含义,继之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框架结构和主要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革新问题的比较研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灵魂。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解释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关系到党执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本文通过对比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革新问题上的探索历程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形成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意识形态的发展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解答、应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才能引导政党政治实践的正确发展。具体来说,自觉的革新意识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成功的前提；正确的推进策略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正确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始终需要重视的问题；意识形态宣传方法的创新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的重要保证；而党的领导人是否具有革新的魄力和能力对于开启和控制党的意识形态改革进程作用重大。第二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主要是指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问题的比较研究。执政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立身之本。阶级基础规定着党的阶级性或党性,群众基础彰显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增强自身的阶级基础并扩大群众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实践及其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研究,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因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尤其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其具体的内容构成和发展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重视新社会阶层力量的发展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新要求；治理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第叁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改革完善问题的比较研究。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活力和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总结比较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改革的实践,形成的主要认识是：改革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核心内容；党内民主制度改革要根据本国、本党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改革党内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和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改革党内民主制度的重点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尤其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规范制度建设并保证制度得到贯彻落实。第四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转变执政方式问题的比较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有无科学的执政方式,能否因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的不同在执政方式上予以有效回应,关系到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和弘扬,关系到党的执政实践是否科学而高效,进而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加强。因此,转变执政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比较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的实践,形成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顺应民主潮流,转变执政思维,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推动执政方式的科学化；实现党政职能的合理划分,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的首要问题；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政局稳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实现历史性转变的目标指向。在上述专题性归纳比较的基础上,第五章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问题进行了整体性思考,并形成了若干规律性认识：(1)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要切实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各种考验,必须进行自身改革。(2)保持与发展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并获得成功,最根本的经验在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加强和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3)积极回应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根本动力。政党所处的执政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党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挑战推动和催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启或深化自身改革,外压内需成为改革的动力。(4)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身改革目标与保持长期执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相一致、相协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需要遵循这叁大规律,在正确认识、遵循和利用规律的前提下进行。(5)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全面推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基本策略。改革要从整体上规划和安排,从自身内部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入手,分析影响改革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准确选择核心环节作为改革突破口,然后带动各环节整体推进。(6)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的经验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必然要求。应当说,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内容很多,把握难度较大。就研究对象来讲,除中国共产党外,还包括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个长期执政却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苏联共产党,以及目前改革发展状况各异、党情十分复杂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就研究内容来说,既要在纵向上对不同政党自身改革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对其历史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还要在横向上对不同政党自身改革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比较,由此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一些规律性思考。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大、涉及政党多、内容繁杂的课题,对作者的驾驭能力和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本文就此做了艰难的尝试,期望在以下方面能有所作为：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学者多从单一政党进行研究的状况,通过综合考察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整体性、宏观性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突破当下研究中多针对政党某一要素的改革进行研究的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党内民主制度、执政方式四个方面的改革状况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和比较,形成若干规律性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由分到总的思路,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成败得失,既有微观方面的剖析,又有宏观方面的论述。毫无疑问,受自己知识、能力所限,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每一党在每一历史时期改革状况的微观考查有所欠缺,不够深入细致；二是没有探讨东欧八国共产党自身改革的状况,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纪中强[3]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执政成效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在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在党执政理念指导下,利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执政资源,选取适当的执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执政成效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科学化水平高低的标尺,是政党维持并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基础,是体现一个政党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关键所在。因而,一个执政党若想保持并巩固执政地位,必须重视执政成效。执政成效关涉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民众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党执政成效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有助于发现和解决党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有助于党政部门开展工作成效评估与测量;等等。论文坚持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对党的执政成效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地探讨。本文共分为九个部分。绪论:论文的研究背景。分析了对党执政成效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考察了论文的研究现状,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指出了论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党执政成效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论文以党执政成效提出的必要性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为理论依据,分析了党执政成效问题提出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等背景,在此基础上,论析了党执政成效的内涵及特征。第二章:影响党执政成效的主要因素。党执政成效的取得是各方面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影响党执政成效的主要因素包括:执政基础与执政的合法性;执政成本与执政能力;执政体制与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执政环境与执政资源。第叁章:党执政成效的考量及评价体系。评价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成效。党执政成效这一评价客体的特殊性,意味着对党执政成效的评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评价,除了进行定量分析外,还需从政治的、伦理的向度进行价值评估。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关系到评价结果的信度与公正性,以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原则等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的构建,既是客观地评价党执政成效的必要前提,也为提高党的执政成效明确了方向。第四章:国外执政党执政成效的镜鉴与反思。执政成效关系到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问题。纵观17世纪以来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执政党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执政成效紧密相关。尽管各个国家政党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存在差异,不能简单比较,但只要是执政党都应遵循对任何类型的执政党都普遍适用的执政规律。认真总结国外执政党关于执政成效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党提高执政成效、化解执政风险大有裨益。第五章: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效的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早在局部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执政成效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执政成效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考察这一历程,总结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得与失,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成就及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和党自身的建设等方面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效。党执政成效的取得来自不易,党在提高执政成效方面积累的基本经验包括:坚持把改革作为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根本动力;坚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核心要素;坚持把遵循执政规律作为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前提条件。第七章: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党执政成效的进一步提高。例如党的执政体制还不够完善;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与党的执政使命不相适应;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等等。同时,我们党还须应对外部环境、能力不足、执政转型和来自现阶段国情等多个方面的挑战。第八章: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成效的路径选择。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还有诸多问题与现实挑战影响和制约着党的执政成效。当前,党提高执政成效就要切实做到:树立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调适并发挥好党的执政功能;有效利用与整合党的执政资源;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执政新常态;等等。总之,执政成效是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必然要重视的现实课题,是党获得执政认同的根本途径。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执政成效这一命题以来,已经过去十余个年头了,相关论题的研究无论从广度或是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已有不少成果面世。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条件下,我们党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为党执政成效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与创新明确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党的执政成效理论,是顺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也是党建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李淑妍[4]2012年在《网络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挑战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网络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改变着人类的命运。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几十年来的信息交流和传递方式,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跨越事件、空间、语言、文化、政治等条件的限制,利用信息高速公路来迅速传递思想和文化交流,人类迎来了网络时代的发展。在网络时代带给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下,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如何利用网络来实现当代执政方式的转变,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将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执政理论和实践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写入党章。导论和第一章主要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等网络执政方式,让公民有了广泛的政治参与方式,公民自发政治参与事件表现出的仿效性强、示范性大、影响面广泛等特点,尤其是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与以往执政党政执政时候传统单向传播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阐述了介绍了网络时代下党的执政方式转变有着深刻的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中的信息权,将成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生存和发展竞争的主要关键。执政党对国家执政信启、资源的掌握,成为执政党执政能力表现的一部分。第四章着重描述了如何在网络时代下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政对策的主要内容。网络时代形成的网络社会像一个网络的生态系统。网民是生态系统的关键。因此,如何利用网络与民意达成共识,如何让网络能准确的表达党的执政方略,执政理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如今,网络时代下的执政方式转变已经有了明显的方向,党中央在近几年的文件中就反复提到如何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应尽快建立相关的网络应急突发事件的措施。因此如何在网络中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具体案例和内容,则将是本文要研究和探讨的。
葛海彦[5]2005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文中认为党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必须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只有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才能切实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党必须在执政实践中始终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实行依法执政,是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最佳形式,是党实现科学执政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执政规律。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与现实,分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状分析、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四章,对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章着重探讨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分析、明确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和现代政党执政的主要模式。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试图掌握、领导和影响国家权力,并力图借助和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政党执政就是政党通过一定途径获取国家权力后,以执政党的身份掌握并运用国家权力,实施其领导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利益、造福民众的活动总和。执政方式是执政党执政活动的形式体现。本章分析总结了执政方式的基本要素,指出执政方式实质是执政阶级、阶层和集团借助国家权力实现其利益的形式体现。论文认为,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授权原则、权力控制原则、权力运用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制规范原则。本章最后概括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经验教训。第二章着重考察党的执政方式历史,从中分析总结党的执政方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分建国前、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叁个阶段考察了党的执政方式历史,指出党的执政方式总是和党的中心任务联系在一起。论文着力阐明,革命时期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所形成的执政方式,主要是为完成党在革命时期的任务服务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建国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党的执政方式也应发生相应改变。但长期以来党仍主要沿用革命时期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从而给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论文对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五个方面概括,总结了新时期改进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经验。
林雪松[6]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完善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正确把握执政方式,以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而党领导的根本在于通过政治领导来实现,这又决定了党对领导和控制国家政权的关注,即对党的执政方式给予特别的关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完善探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是应对国际环境发展变化挑战的新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完善探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保证执政党执政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内外的理论总结,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控制和运用公共权力,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的途径、手段的总和。它受到国体、政体、政治文化、法制建设、政党现代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历史轨迹可以分为叁个阶段,它依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借鉴了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特点包括了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加强先进性活动;完善权利监督制约机制。但党的执政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执政理念上存在误区;权利过多集中在党组织手中;执政方式缺乏法制规范等。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政治、文化、党自身建设以及国际环境都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完善要求,而30年来经济建设提供的物质成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政治文化的文明程度都对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一党的执政方式完善目标提供了条件。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应包括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完善决策机制;理顺党政关系;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全面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等等途径。
胡翔[7]2004年在《论依法治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意在研究转型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换问题,转型是当下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之后,提出了伟大的依法治国方略。在这个特殊的而又是必然发生的转型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变革党的执政方式,是一个严肃的亟待研究解决的大问题。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换这个中心,从不同层面来剖析处于世界变革和中国社会变革中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客观形势以及相关问题。首先,本文立足历史的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执政方式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在特定的执政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直接执政的执政方式有其合理性。文章分别从理论基础、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基础叁方面进行了论证。其次,本文从剖析法律工具主义出发,对所谓的以法治国进行了论证,指出这一时期的执政方式并未深入领会法治精神,因此出现诸如以政策代替法律的必然结局。文章从规范法治的角度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以法治国走向依法治国,只有通过对法的本质深化认识,才能改善党的执政方式,从而走向法治。文章第四部分将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联系起来,指出依法治国的落实点必然在于依法执政,而法治之下的诸如权力与民主,公共权力行使与公共福利的保障等理论问题的切入,将有利于深刻理解执政党在执政方式上应有的转变,只有这种转变,才能确保依法执政,才能确保依法治国的实现。文章还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依法治国战略的正当性,因而提升了法治方略的历史传承意义。结合以上论述,在较为全面与深入的理论铺垫之后,文章最后指出依法治国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已经提出了挑战,而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予以乐观期待,指出这是执政党自我革新的枢纽,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依法治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完善必能结
周健[8]2014年在《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变革》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实就是一个追求自主性及自主性不断增加的过程。自主性概念既可以用来表示一种状态,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过程。一方面,自主性是描述个体摆脱外部强迫而达到自我管理和自我作主的状态。另一方面,自主性是主体不断突破外部环境的束缚,实现自己充分发展的过程。随着个人自主性的不断增加,社会的自主性也在不断成长。社会自主性可以理解为社会各类主体追求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自主发展与自主治理状态。可以从叁个层面来判断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状况:第一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是否具有较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第二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否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第叁个层面是指各种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是否能够实现自主治理。中国社会的自主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变革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开放解除了束缚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阻碍因素,推动了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但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没有脱离政党—国家体制的场景。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党—国家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整个体制的核心并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社会领导者的角色没有变。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调适性的变革。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表现在叁个层面:首先,在社会成员层面。人们从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自主发展的机会,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主体。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流动频繁,阶层分化急剧。民众的权利意识生成,个人主义兴起,思想观念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次,在社会组织层面。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类型日益繁多。各种草根组织纷纷出现,成为活跃在社会底层的重要主体。同时,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也在提高,这一点即使在官办社会组织身上也表现出来。最后,在社会参与层面。民众以权利为出发点,以利益为目标,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参与到公共活动中。人们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从而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网络参与的兴起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广泛的变革。首先,党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使自己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次,党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民众的呼声,承认和肯定社会领域的新发展。包括不断促进公民权利的发展,大力建设民生政治,引导社会参与。执政党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以引导人们自主性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自主性成长的同时将之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内。最后,党并不只是被动地应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而是主动地规划社会的发展,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执政党加强社会的整合,着力推进基层党建,努力使政党减少官僚化色彩,回归社会之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整合分散的、多样化的民众,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努力建构共识,以凝聚起全社会成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同时,面对着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执政党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推动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双重管理模式,从而构建起一套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监管活动中,党政部门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自主性的成长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随着社会组织实力的增强,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此,执政党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所具有功能和作用,而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了管理体制的创新实践。总的来看,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管理和规划都是现代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有社会自主性,社会不仅缺乏活力,而且不可能形成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没有执政党的干预、管理和规划,则社会自主性自身的缺陷不能克服,社会的稳定与共识也很难达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
王歆[9]2009年在《新时期党的执政方式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力求在全面系统考察新时期党的执政方式的发展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基本经验,寻求在新世纪新阶段党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转变执政方式的历史成因和历史根据,为新世纪创新发展党的执政方式提供借鉴。新时期党在深入总结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不断开拓创新,在执政方式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突破。其一是从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到党的十叁大,党的执政方式突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党政职能分开,使党从具体、琐碎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从而能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其二是从十叁届四中全会至今,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继续深入进行探索,总结提炼一系列重要成果,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为进一步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的第二次历史性突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的执政方式融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中国实际于一体,集世界共产党与其它执政党经验之大成,开历史之先河,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是贯穿党执政的一条主线;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让人民执政是党执政的最终目标;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执政、执好政的坚实基础。新时期党的执政方式历史进程深刻揭示: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发展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根本目标,注重制度建设是发展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发展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有力保障,学习借鉴国外执政经验是发展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有效途径。
熊辉[10]2005年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法治时代的必然要求,也为党的建设指引了新的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依法执政的意义、目标和途径及实现条件。即要做到依法执政,必须做到叁个“依法”。即要做到依法授权;要做到依法用权;要做到依法监督。这叁个“依法”,是论文的“核”。要做到依法执政,还必须创造几个条件、处理好几个关系。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依法执政的提出和意义,涉及依法执政的内涵的理论分析、依法执政的由来,及依法执政的意义。党依法执政是指党依法执掌国家领导权,依法对国家事务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保证国家权力围绕人民利益而运行。依法执政是党在正确总结了国外执政党和党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依法执政是法治时代的根本要求;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是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和新指灯。第二章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探讨了依法授权对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的授权形式;分析了执政合法性对政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在增强,但人民的授权不是一劳永逸,也面临挑战,而依法执政是追加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探讨了民主选举是政党获得人民授权而执政的合法途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民主选举途径进入国家政权组织获得执政权力而成为执政党的,但现实中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授权的路径不顺畅,必须要构建、疏通和创新人民依法授权的路径,实现人民直接授权。第叁章主要探讨了执政党依法用权的问题。依法用权,就是党依法定程序,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实现执政。因此,执政党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执政,而不能在人大体制之外或之上执政,这就要求通过宪法法律规定执政党执政和领导的权限,特别是处理好党的重大问题决策权和人大的重大问题决定权之间的关系;要依法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要通过宪法法律规定党领导和执政的程序;要依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依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要保证党在人大内执政,还需保证党员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居多数。此外,由于依法行政对依法执政的重要性,所以,依法执政必须首先做到依法行政。第四章从国外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主要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对权力进行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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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D]. 葛海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6].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完善探究[D]. 林雪松. 四川师范大学. 2008
[7]. 论依法治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D]. 胡翔.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8]. 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变革[D]. 周健. 南京大学. 2014
[9]. 新时期党的执政方式的历史考察[D]. 王歆. 南开大学. 2009
[10].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D]. 熊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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