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目标选择与寻租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寻租论文,企业并购论文,目标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并购本质上属市场型的产权交易，政府对企业并购过多的行政干预的确扭曲了原有的产权交易模式，修改了并购主体双方的目标函数，但我们不应把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行为完全对立起来，更不应把政府行为完全排斥在企业并购之外。
一、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多目标博弈：相关性与独立性
在企业并购的政府行为目标分析中，更具价值的应该是对政府目标体系中各子目标独立性的考究，这样更有利于从本质上把握政府行为的特征。我们强调政府各子目标间的独立性，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政府行为各子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各目标同时执行可能导致综合效益弱化。
由此，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行为过程，也即政府各子目标的博弈过程。
理论上的博弈结果是各子目标之间的均衡，然而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现。特殊情况下，政府的多目标取向可能会被单目标取向所替代，如在市场经济秩序极其混乱，经济风险沉积厚重的时期，政府机构会暂时搁置其他目标，采取直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转移或化解金融风险。同时，政府在认识到产业垄断过于盛行，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时，也会实施临时的强制性手段来对企业并购行为加以限制，尽管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从根本上源于市场机制。
二、并购寻租模式：政府“创租”收益与社会成本
寻租理论使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由资源在生产领域的配置扩展到在生产和非生产领域之间的配置，大大增强了经济学理论对政府决策行为动机的解释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担负着公共管制和社会再分配职责的政府往往成为寻租者活动的对象。一旦政府介入寻租活动，就可能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涉及采用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寻租行为的产生源于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特殊地位。政府通过对某些社会资源的控制，既是市场仲裁者又是市场参与者，在政府治理和监管制度不完备的条件下，很容易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寻租对象，即主并企业以寻租成本为代价“购买”它所需的“政府行为”。政府在企业并购的寻租行为中获得“创租”收益，但同时却造成社会资源或社会福利的损失。寻租收益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博弈的开始。
三、单一产权结构下企业并购的政府行为选择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并购双方通过市场竞价机制完成整个并购过程，政府是以经济行为合规性仲裁者以及相关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介入企业并购。而在寻租模式中，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角色多元化，已不仅是单纯的市场仲裁者，更突出地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和利益分配者。
企业并购的另外一种特殊模式我们不容忽视，在这一模式中，主并企业、目标企业和政府三方属于同一产权和利益主体，企业并购行为是在单一产权架构下进行的。显然，此中政府是产权交易的主控方和实施者，主并企业和目标企业产权归属于政府。并购企业双方即是通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在企业并购双方都属国有产权制度条件下，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的代理人身份完全介入企业并购也是理所当然，而且其行为过程就相对简单多了。即便是在寻租模式下发生的并购行为，也只不过是社会资源在所有制内部不同组织间的横向调配或经营权的转移，并没有发生实质的产权交易，其造就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并购。
四、结论
企业并购中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行为，同时政府介入企业并购的目标函数是多元化的。各子目标除了内在的联系性，更具实践意义的则是目标间的独立性和互斥性，这决定了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行为过程，也即政府各子目标的博弈过程。博弈选择的结果通常是侧重于其中某一目标并兼顾另一目标，即政府在企业并购的实际操作中，利益双方大都趋于妥协，在重点考虑一方利益时适当处理其他利益关系。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除了公共利益假设条件，政府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还表现出“经济人”特性，这引发了企业并购中的企业寻租和政府创租模式。总体来说，主并企业能在寻租模式的企业并购中获取超额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让渡于政府作为其创租收益，不容忽视的是由此行为产生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目标企业成为利益损失的具体承担者。在合理的政府管制制度下，政府会制定利益补偿机制，使得目标企业的损失部分社会化，从而政府在企业并购中多目标博弈的结果更趋于均衡合理。
研究单一产权结构下企业并购的政府行为，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选择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所有制内的企业并购不涉及产权交易，并非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并购，但由于并购主体间存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边界，政府行为的目标选择及寻租模式均能合理存在。与多元产权结构下的企业并购不同，单一产权结构下寻租模式的企业并购所导致的短期社会福利净损失由政府承担。此模式中的政府行为是多目标函数执行的结果。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在寻租并购中可以获得创租收益，而中央政府以并购成本及收益函数为基础的并购决策则更趋向全局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