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权改革新关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口论文,国企论文,产权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企体制弊端，以及国企改革的必要性，经历了28年改革之后，今天我们已无需多言。
所谓国企产权改革，究其本质，即通过市场资金对企业国有资本的介入，改变企业资本结构，以此彻底改变多年来“企业属全民，全民不负责”的国企经营尴尬现实。
企业运行资本中有了从属于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的资金，也就意味着从此这个人或这群人将对该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使用以及发展战略“斤斤计较”，而多方的“斤斤计较”及市场博弈，将汇聚成高效的企业运行，而这，无疑是多年来我国市场化改革所孜孜以求的“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而上述“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蓬勃丛生，必将凝聚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而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
当然，在由“有弊端的国企”向“有活力的产权多元化企业”转变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国有资产流失，比如职工权益被侵害等——转型期尚不完善的民主法制建设与个体强烈的寻租冲动相结合，成为企国产权改革背后汹涌的暗流，其不但侵蚀着国有资产和职工权益，也深刻地侵蚀着人们的改革信心。
这是改革方向的问题？还是正确改革方向下的操作不规范？是改革缺乏必要的配套？还是整个改革环境中欠缺某些必要元素？
——这，即是本文所力图回答的。
跃居世界第四的国民经济总量，已有力地证明了28年来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巨大价值。改革没有回头路，改革中的问题，必须在更彻底更完善的改革中解决，而这，既包括与国企改制相关的监管漏洞堵塞，更意味着对整体法制环境以及政府行政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产权多元化”成为改革核心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特别是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已基本明确，即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改善国有企业股本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
国企改革进入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阶段，不仅表明这一改革真正进入了“深水区”，更意味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新阶段。
大型国企成为产权改革主角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基本完成，大型国企产权改革成为重点。
由于国有中小企业资产总量较小，容易操作，我国国企产权改革是从中小企业开始的，并迅速以“整体拍卖”、“经营者与职工持股”，甚至“零资产出让”等方式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到现在，各地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已基本到位。
以川、渝、陕等地为例，这里绝大多数中小国企已完成改制，从1998年到2005年，四川省中小国企的户数由1.4万户降至820户，减少了94％。据宝鸡市国资委副主任张积勤介绍，宝鸡市以前有1000户国企，如今绝大多数已经改制，改制面达97％，就连烟草、粮食等改革步伐较慢的国有小企业也于2005年基本完成改制。
与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迅速推进相比，地方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步伐相对缓慢。相关人士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大型国企的国有净资产“盘子”较大，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上百亿元，因而其产权改革的门槛也相应较高；第二，大型国企一般资产质量较高、赢利能力尚强(有些甚至是垄断性企业)，由于地方政府“爱不释手”，再加上改革牵涉人员多，影响大，从而造成实际上的大型国企产权改革延滞；第三，多年累积的巨额债务、过多冗员及企业办社会等，成为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负担。尽管此前许多企业实施了股份制改造，但实质仍是国有独资企业；或是国有股控股比例极高。一些企业由于股本产权结构单一，资本金严重不足，经营水平和资产运营效率不高。
正是看到大型国企产权单一及“一股独大”的种种弊端，自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开始重点围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高潮。在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东北三省，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相继提出用两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地方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造。山东、河北、陕西等省份也开始大规模推进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二次改制”。
目前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大多以开放式的产权制度为主要方式，除极少数企业保持国有控股外，绝大部分企业不设股权比例限制，不要求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通过增资扩股、转让股权等方式，进行国企之间相互参股、引入社会民营资本或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国企“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目前，我国从东到西，引入战略投资者已成风起云涌之势。
随着股份制改造步伐加快，产权多元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批优势企业迅速做大做强。截止到2005年底，山西有80％的工业企业已改制为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制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山东省与世界500强合作的国有企业达11户。
从各地国资管理机构提供的情况看，大部分改制企业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有的企业已经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机。宝鸡石油钢管厂是我国最早生产螺旋缝埋弧焊管的厂家，1999年亏损近亿元。2000年，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住友向其投资2300万美元，改变了企业产权结构，原预计第三年才能盈利，结果当年就实现盈利，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
国有经济“蛋糕”反而大了
通过产权改革，一些地方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减少，但国有资本的布局更加优化，国有经济控制力反而得到增强。一些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开始向优势企业集中，进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
以我国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刘有恒介绍，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以来，将21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整合为9个，并推动30多户市级部分管理企业实现战略整合。市国资委先后整合了原核工业部下放到重庆的中国重汽集团和建峰化工总厂。建峰化工总厂并入重庆化医控股集团，改善了化医控股集团的资产结构，有效盘活了建峰多年闲置的土地资源。重汽集团并入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从体制上整合了两大集团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在战略整合的基础上，重庆国企2005年又进行内部整合，消灭了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孙公司150多户。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重庆国企战略整合不是简单的翻版焊接和行政划并，每次都涉及组织结构的调整，企业股权资产和债务的整合以及业务链和发展方向的整合。整合原则是资源向优秀企业集中，资本向优秀企业家集中。
从2000年到2005年，重庆市国企总资产和净资产均翻了一番，去年实现利益比上年同期增长1.24倍。四川省国企去年总资产比上年增长6.5％，实现利润同比增长53.1％。两省市国资委负责人认为，国企大规模战略整合重组增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推动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产权改革也为国有企业积极实施大集团、大企业战略创造了先决条件。通过以各类资本相互参股方式，构建起国有大集团、大企业，使其成为钢铁、煤炭、机械、交通等主要行业的主体和各省区市支柱行业的龙头。四川省促成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成都钢铁公司的合并，形成了西南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四川省烟草公司将绵阳、凉山等的小烟厂与成都卷烟厂重组，去年赢利4.0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亿元；煤炭能源大省山西五大煤矿集团原煤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50％。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同时得到加强，吉林省去年一年全面完成816户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其中保留国有成分的117户企业中，虽然国有股本仅占总股本的25.9％。但却用39.8亿元的国有股本引导和控制了442.26亿元的资产。
以配套措施减少改革“后遗症”
不少地方在实践中已意识到，新一轮国企改革不能再走简单化的“一改了之”或“一卖了之”的老路，国企改革必须由以往的“单兵突进”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必须围绕改革风险防范、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金融债务化解、国资监管体制构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以减少改革“后遗症”，使国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最为集中的东北三省为例。利用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的有利时机，东北三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围绕建立养老、失业、医疗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多条保障线，实施再就业工程。有效缓解了短时间内大面积改制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截至2005年末，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共有300多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由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变成了“社会人”后涌进社会。因此，两个省都同步推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使再就业率达到90％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是在国有资本监管体系初步形成的情况下展开的，国有资产的转让与出售因之更加规范。随着国家和地方各级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国有企业多头管理、责任不落实、出资人代表缺位等问题，让国有资产有了“保护神”。
四川省国资委副主任张明泉介绍，国资监管部门成立后，制定了关于规范改制的意见。从清产核资到公开交易，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克服了单一改制模式和暗箱操作。由于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全省至今已避免13起重大经济损失，挽回国有资产总额169亿元。过去产权交易经常乱来，现在规定集中在成都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和四川省产权交易中心转让，去年进场交易234例，涉及资产金额13.6亿元。
大规模产权改革的推进，使国有资本蛋糕逐步做大。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05年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减少1.19万户，年均减少3967户，销售收入反而增加3.8万亿元，年均增长21.6％；实现利润增加3814亿元，年均增长34.8％；上缴税金增加2237亿元，年均增长16％；资产总额增加2.99亿元，年均增长10.1％。
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
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尽管改革取得了“国有资产布局优化，国有经济实力增强”的实绩，但国企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在客观评估当前国企改革实效的基础上，改革仍有相当的深化余地。
一是国有资产分布战线过长、资产质量差等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尚需进一步整合。中共中央政研室经济局白津夫指出，下一步国有资产面临大规模的重组任务，尤其是在同一出资人条件下，其所构造出的竞争环境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国有资本效率仍有待提高。在一些地区，尽管国有总量增长很快，但国有企业的经营水平和资产运营效率仍不高。辽宁省134户股份公司中，国有绝对控股公司与非国有及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在总资产贡献率、资产利税率、净资产收益率上，都低1—5个百分点；吉林省统计局测算，在吉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降低165元。
三是国资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国资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仍不甚清晰，使监管和经营职能纠合在一起，并且两种权力高度向上集合，极易出现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成为“老板加婆婆”，那么就会把企业管死，甚至退回到改革原点。
二、产权改革面临五大挑战
挑战一：产权改革所需成本难以筹措
各地在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进程中，面临最直接的难题是如何支付改革成本。
产权不清、经营不利，加上企业办社会等诸多政策性因素，使得不少国企存在巨额债务、众多冗员和办社会负担等“三大历史包袱”。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就要由企业及企业的所有者(各级政府)先期投入一定成本，用于人员安置、清偿债务和分离办社会职能，以解决上述“三大历史包袱”。以吉林省去年完成的2767户企业改制为例，其共支付改革成本217.8亿元，但至今仍有38亿元的资金缺口和183亿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务难以化解。
由于各地目前需改革的企业大多为困难企业，自身难以筹措必要的资金，而东北、中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也没有足够财力支持国企改革，因而产权多元化改革所需的高额成本难以落实，致使改革步履蹒跚，并从我国东部到西部，呈逐步滞后趋势。
我国部分老工业基地如太原、大同、保定等城市，由于企业多、负债高、冗员多，而且本级财政资金无力给予足够支持，已经成为当前国企改革最困难地区。重庆铁马集团党委书记刘德瑞说，虽然退休人员退休金由社保部门统一发放，但企业要为他们发放非统筹金。他说，铁马集团是老军工企业，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办法计算，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偏低，所以企业就自筹资金为他们增加每月30元的军龄补贴和能源补贴。因退休职工比在职职工还多，企业每年支付的非统筹金就达上千万元。尽管铁马集团从1万人减到5000人，现在在岗的有近4000人，但仍有不少富余人员。刘德瑞说：“我们的理想人数应该在3600人左右。关键是人力结构不理想，企业用得着的技术人员不够，用不着的人却很多。”
挑战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可能阻碍改革深化
在我国，国有企业成为融合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经理和企业职工利益的集合体。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审批制增加了审批者的权力；厂长(经理)负责制变成个人说了算；企业通过办社会等方式或明或暗的补贴，让职工得到额外的实惠，等等。
而进行中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然触及这一利益格局，从而可能引发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
在东北国企改革推进的初始阶段，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企业经营层。当企业改制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可能面临“下岗”，因此他们对企业改制并不积极，甚至一度成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难点。
随着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中央及各地国资委的组建，防止出资人利益伤及国家利益的现象也成为一个新课题。有专家指出，由于国资部门只是所有者的代表，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会满足于把好的企业控制在自己手里，使股份制改革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又会把有利于公众利益，却又需要一定补贴的单位推出去，出现“卸责”现象，从而造成“出资人利益”部门化。
由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推进会重新调整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由此造成新的矛盾凸显，并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国企改革所处环境的重点。
挑战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新矛盾
近年来，在行业与行业、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内部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步扩大，并由此引发几个群体的心理严重失衡，成为国企改革的新矛盾。
不少国企工人反映，只要企业效益好，企业老总收入再高，工人们也能理解。但国企不少高层副职、中层干部和一般管理人员人浮于事，其收入却相对较高，这是不合理的。
长庆油田是中石油公司效益增长较快的子公司，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工人告诉记者，科长每年的资金要比他多拿几万元，而他上班练的是坐功，真正卖力气的是工人。
重庆嘉陵集团几位工人说，企业实行的是隐性工资，但收入差距肯定很大：工人一般抽5元一盒的烟，管理人员抽的烟都是10多元的。一位技术工人说：“分配不公平，工人心气不顺，我们小组本来有20个人，现在只剩下3个，其他人都跳槽了。”
一位铁路机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工资表上看，铁路上的职工收入差距不大，但大家都知道，一个下面经营着二十多家公司的段级单位，其领导的灰色收入至少几万元。比如，不少公司每年甚至每月都要给领导送红包，这笔收入就很可观。
面对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间一些中高收入阶层的崛起，很多国企工人有很强的失落感。记者在长时间跟踪报道中发现，国企工人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多经济拮据；留在企业的工人也深感生存危机，整体对目前两极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相当不满。重庆轮船公司职工曹江鳞对记者说：“我们在乎的不只是收入的高与低，而是社会分配不公。现在工人的地位在下降，除了营业厅的服务员对工人有一点笑容，稍微有个一官半职的，都对工人态度不好。别人有优越感，工人有失落感。”
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宋冬林认为，如果不能处理好企业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让那些为改革做出牺牲的社会成员合理地分享到改革成果，不但会使改革的成果受到极大影响，可能导致改革停滞，甚至重走回头路。
为此有关专家建议，应更注重改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抓紧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政策措施。
挑战四：不规范改革导致的“后遗症”仍在发酵
改革过程中，由于大多采取低补偿政策，使得国企下岗职工在企业改制后进入社会底层，社会出现新的贫困群体。尽管其中不少人在“国有身份”转换后，经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大多实现了再就业，但很多仍处于不稳定的维持生计状态，并成为城市低保人群中数量最多的群体。
在下岗失业人群中，除就业能力差，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顿外，其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社会结构分化。在东北关闭破产的矿区，离婚率普遍比较高，并且这些地区的下一代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正成长为新的待业群体。北票市冠山矿区管理区区长刘显梅介绍，这里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200人左右，他们大多处于无业状态。目前这一地区30岁以下的未就业人员有720人，他们仅依靠父母的微薄的收入，贫困似乎正在继续向下一代传递。
由于国企改革逐步深入，许多地方改革不规范、政策不统一，留下了“后遗症”。一些国企退休职工群体游离于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正成为新的不稳定群体；一些改制企业职工身份没有置换，或者职工下岗没有领到“补偿金”等等。
挑战五：如何调和产权改革与经济安全二者关系
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深化，2005年下半年以来，外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频率加快，以产权多元化为改革方向的国有企业对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热情高涨。
据山东省国资委介绍，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已逐步成为省管企业利用外资的主流和方向。目前，山东44户省管企业已有兖矿集团、中国重汽集团、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浪潮集团等十多家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在河北、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帝斯曼公司的战略合作正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与柯达公司的战略合作已全面展开。
国外战略投资者首先瞄准的是我国行业龙头老大特别是拥有上市公司的大企业，其次是资源类和制造业类。这种跨国并购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规范，也可能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潜在威胁。有经济界人士指出，跨国公司控股并购的最大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垄断进而获取垄断利润，由此造成巨额利润向海外转移，以及技术“空心化”。
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消极抵制外商来华并购是错误的，关键是通过立法手段来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他们加强产业政策的立法，明确外资进入的行业、领域及程度；建立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并购规制体系，限制和阻止垄断的形成；建立人大审查制，制止任何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恶意收购。
应当看到，上述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五大挑战，是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出现的，它也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来解决，这才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三、避免改制“后遗症”集中发作
由于前一段阶段部分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留下了“后遗症”，目前“后遗症”正在频繁发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五年前的股份转让引发纠纷
今年2月10日以来，重庆腾辉地维水限公司部分在职工人和退休工人与所在企业发生纠纷，原因即是5年前的股份转让问题。
腾辉地维前身是国有企业江津水泥厂，现有职工1800多人。1999年9月，企业改制为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每位员工成为企业股东。后来公司把股东分为五个大股东；工会股东、三家外来股东和一位自然人股东，工会股东代表1800多名职工股东，自然人股东则是公司副总裁刘宗林。2000年底，地维与香港腾辉集团合资成立了重庆腾辉地维水泥有限公司，腾辉集团以2.5倍的价格收购了地维80％的股份，这样，原五位大股东共占20％，然后又把20％股份转让给了原地维公司总裁刘泽源。2005年11月9日香港腾辉集团重组为瑞安集团，瑞安又与法国拉法基集团合资，共同控股腾辉地维公司。企业股权的再次变动，引起改制“后遗症”发作。
职工反映的焦点问题是当初企业20％股份的去向。据腾辉地维公司宣传处处长任均介绍，2000年12月，共有148位代表召开股东大会，确定谁是20％股份的代表。由于股东代表认为刘泽源对企业贡献巨大，最终确定以66万元价格将20％股份转让给刘泽源，与会所有代表都签字按了手印，股东代表都由股东们推荐，每位股东都写了委托书，80％的股东代表是中层干部，他们不代表工人股东利益。公司从来没有开过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不能反映工人股东的愿望，他们要求刘泽源退还工人的股份。
十位离休干部陷入“三不管”困境
三九企业集团重庆汽车有限公司的10位离休老干部在历经企业被兼并和倒闭后，却因“三不管”找不到党组织。两年多来，他们没有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医药费无处报销，生活陷入困境。
三九集团重庆汽车公司的前身是四川汽车工业总公司重庆销售公司，隶属于四川省机械厅和四川汽车工业总公司，重庆直辖前，其党组织由重庆市机械局代管。1998年11月，四川省机械厅发文同意其被三九集团授权委托的深圳市三九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兼并。同月，四川省汽车工业总公司将这家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和在册职工全部移交给深圳汽车发展公司。
但三九重庆汽车公司经营却每况愈下，企业资不抵债，资产已被法院查封拍卖干净。企业倒闭后，职工中有的买断工龄，有的提前退休，但10位离休干部却“孤立无援”。10位离休干部中，享受副厅级待遇的有2人，享受正县级和副县级待遇的分别有4人；有2人参加过抗日战争，有8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他们两年多没有过组织生活和报销医药费。他们向重庆市老干部局等单位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三九重庆汽车公司不是重庆市属企业，重庆管不了；他们找三九集团，发现深圳汽车实际上是一户挂靠在三九集团名下、由私人控股的公司，现在已被注销；他们向四川省老干部局反映，一位负责人却说，由于年代久远，10位离休老干部所属企业的所有权关系转变过程太复杂，目前帮不上什么忙。
“后遗症”频发影响社会稳定
陕西宝鸡市国资委副主任张积勤说，现在国企改制“后遗症”引发的突发事件很多，他经常去处理。
在三峡重庆库区，有两大因素影响库区社会稳定：一是移民，二是企业改制。改制“后遗症”导致职工频繁上访。丰都县自2000年以来，在移民迁建过程中关停破产、改制的工矿业达五十多家。这些企业的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只能得到1万—2万元的安置费。丰都县信访办主任秦华平说，有一部分改制企业，搬上来以后不能正常生产经营，职工养老保险金交不起，生活费不能按时发，工人们经常到政府部门上访。
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刘有恒说，市国资委成立后感到信访压力特别大，有不少人反映改制“后遗症”问题。最初国资委办公室只有一个分管信访的同志，后来感觉信访人员严重不足，就成立了信访处，4个人专门负责信访，还是疲于应付。现在，信访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12个，仍然力不从心。
重庆市信访办主任周天云说，改制“后遗症”已成为信访主要问题。前几年国企改制搞得比较急，方案不完善，没有周到地考虑职工利益，没有给职工讲清楚政策。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应反思产生国企改制“后遗症”的原因，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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