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认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1]，这似乎是图书馆实务工作者甚至是图书馆学研究者公认的观点。长期以来，这种“脱节论”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图书馆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真的“脱离”了“实际”吗？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图书馆学研究的导向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均衡发展；不仅影响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科学地解读长期困扰图书馆界的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就此问题略陈管见，并望同仁斧正。
1 图书馆认识过程
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过程，是主体（人）与客体（图书馆）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图书馆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人们认识图书馆的过程遵循“实践-认识-实践……”周期律。这就是说，图书馆实践是人们认识图书馆的源泉和动力，又是图书馆认识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归宿。此周期律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路线，作为认识的全过程，不仅是实践到认识和认识到实践两次飞跃的综合，而且表现了认识过程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图书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说明，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过程是螺旋式的曲折上升运动，形式上表现为认识和实践的反复循环，内容上看，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相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以图书分类为例，图书分类是图书馆一种具体实践活动，人们通过对此“实践”的反复认识，形成了认识的成果——分类表。“分类表”又用来指导图书分类实践。而“图书分类”这种“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分类的不只是图书，还有其他文献如音像资料等，由图书分类发展到“文献分类”。对此实践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其“认识”由“分类法”发展到“分类主题一体化”，发展到“文献组织”进而到“知识组织”，又以此理论（认识）指导文献信息分类、主题标引等高一级的实践活动。这个反复循环发展的过程，是实践和认识都向高一级发展的过程。
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过程，从辩证思维的角度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循环过程。这就是说，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的完整过程表现为由感性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然后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或理性中的具体。适应这一过程的辩证思维方法表现为，从感性的具体出发，通过分析，由感性具体达到抽象的规定；然后，再通过综合，由抽象的规定达到思维中的具体。这里，“感性具体”是客观事物表面的、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具体，它是完整的表象，它是感觉、知觉的感性的多样规定性的综合，没有从本质上反映现实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思维的具体”是理性的具体，它是在抽象基础上的各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对事物内在本质属性的统一的反映，是人们在思维中形成的具体。“抽象”是人类思维通过对事物的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等活动将隐藏在事物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共同的东西抽取出来，用概念、范畴、规律等形式固定下来的过程。科学的抽象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是形成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过程。对具体事物某一本质方面的认识，就是一个思维的抽象，是关于事物的抽象的规定。感性具体从表面上看比思维的具体较接近具体事物，但从本质上看，思维的具体则比感性具体更接近具体事物。因为感性具体所反映的事物具有表面性、局部性、片面性，而思维的具体是对具体事物的全面的、综合的、统一的本质的反映。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2]。也正如列宁所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它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整地反映着自然”[3]。感性具体所形成的认识是感性认识，是人的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思维的具体所形成的认识是理性认识，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感性认识直接与客观事物相联系，而理性认识直接与感性认识相联系，间接与客观事物相联系。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毛泽东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4]。
我们以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为例，说明以上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规律[5-6]。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根据上述认识原理，这个过程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感性具体的（即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2）抽象的规定的（即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3）思维的具体的（即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
（1）感性具体的认识阶段。在此阶段，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大都局限于可以感觉到的图书馆的某一方面、某一具体工作。这个阶段是对图书馆的感性认识阶段，是对图书馆的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时域大致为：1807年至20世纪20年代。此阶段的“对象说”具有代表性观点是“整理说”、“技术说”、“管理说”。1808年，德国施莱廷格在其一部著作中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并据此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具体是指可感觉到的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首创“整理说”。在中国，几乎可以说，20世纪之前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就是关于图书馆整理特别是目录学的历史。可见，“整理说”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技术说”，德国艾伯特和美国杜威是其主要代表者。艾伯特认为：“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杜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分类排架和对“文献进行标引”。帕尼兹、爱德华兹、哈里森等英国图书馆学家均持“管理说”。“管理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占重要地位。他们的著作均以“管理”为主线来组织内容。除上述几种观点外，“工作说”、“方法说”也是此阶段有代表性的观点。上述诸观点是研究者感官对图书馆这种客观事物的现象的直接反映，但由于这些观点只是人们对图书馆的局部的表象和感性认识，而不是对图书馆本质的反映。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要探寻图书馆的本质，所以，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更高一级的阶段，人们才能找到图书馆的本质。
（2）抽象的规定的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处于20世纪20-60年代。此期间具代表性的“对象说”是“社会说”、“要素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列宁、巴特勒、阮冈纳赞、杜定友、刘国钧。列宁、巴特勒、阮冈纳赞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认为图书馆是社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列宁），认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阮冈纳赞）。这些观点是有关图书馆的整体认识，是对社会中的图书馆的作用的考察。称之为“社会说”。杜定友、刘国钧先后提出了“要素说”，认为“图书馆有书、人和法三个要素”（杜定友），认为图书馆事业有四项要素：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刘国钧），后又由“四要素”发展为“五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刘国钧）。以上诸说有两个特征：整体认识和抽象认识。就整体性而言，这些“对象说”是从图书馆复杂整体中抛开其它一般属性和关系而抽象出来的；但是这种思维抽象所形成的抽象规定，只是图书馆整体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反映，因而具有片面性。这种思维抽象只反映图书馆的一般属性和关系，只反映图书馆的简单属性和关系。尽管如此，此阶段比感性具体（表象的具体）认识阶段有所进步和发展。在感性具体阶段，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个别和一般浑然一体，主从不分，真假未辨，是一种“混沌的表象”。然而，此种抽象的规定必须上升为思维的具体，否则就不可能克服自身的简单性、片面性等局限性，就不可能探寻到图书馆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3）思维的具体的认识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人们对图书馆的思维的具体的认识阶段，即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此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说”主要有：“交流说”、“新技术说”、“矛盾说”、“知识说”、“资源说”（“信息资源说”）、“客观知识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论”和“知识管理说”等。其代表人物有：谢拉、丘巴梁、兰开斯特、黄宗忠、周文骏、袁修义、切尼克、徐引篪、霍国庆、蒋永福、梁灿兴、王子舟、吴慰慈等。此阶段诸“对象说”中，“新技术说”是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技术说”的一种新发展，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此“说”并未能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其他诸“说”，它们都试图揭开“对象说”之谜，但由于这些观点普遍存在太宽泛、缺乏专指性，因此，仍未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尽管此阶段诸“说”皆为接近图书馆本质的探索。（因篇幅所限，此阶段诸“说”之详细内容略去）[7]。由上述可知，由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过程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综合的、统一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过程，思维中的具体应在更高阶段上否定思维的抽象，它就应具备与思维抽象不同的三个特点：复杂性、全面性和深刻性。从整体上再现客观事物，从更深层本质上反映图书馆。纵观此阶段诸“说”，它们多多少少都触及了图书馆的本质，但由于这些观点的提出者在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过程中，没有将感性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加工处理，没有将图书馆与其它相关的机构严格区别开来，没有探寻出藏在感性知识背后但却是更真实反映图书馆这一客观事物的内部的、本质的东西。它们都没有真正找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上升的起点、上升的中介和上升的终点。由于对此“起点”、“中介”、“终点”的认识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上述诸“说”。
由上述可知，研究者认识图书馆的过程不仅从整体上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而且还从辩证逻辑的角度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路线。从根本上说，任何对图书馆的认识和思维都离不开图书馆和图书馆实践这一客观事物，但在认识和思维过程中，由于其处于不同认识和思维阶段，有的直接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如“感性认识”阶段，“感性的具体”阶段，有的则不直接（或说间接）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如“理性认识阶段”、“思维的具体阶段”。层次不同，阶段不同，与图书馆（实践）联系的程度不同，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对图书馆认识的总结与提炼则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理论不断发展，就逐渐形成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图书馆学研究的导向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这也是笔者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
2 图书馆学体系的认识论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和方法去解读图书馆学体系中各层次的性质、作用和功能，对解决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意义重大。因为，第一，图书馆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关系问题的争论，通过认识解读会得到科学的答案；第二，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脱节”这个“顽症”；第三，完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推动图书馆学协调发展；第四，正确引导图书馆学研究朝健康方向发展。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一般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工程技术理论三部分构成；基础性研究形成基础理论，为最高层次；应用研究形成应用理论，为中等层次；开发研究形成应用工程技术理论，处于最低层次。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图书馆学家一般都将开发研究所形成的应用工程技术理论归入应用理论-应用图书馆学。
2.1 解读基础理论
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形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中一般称为“普通图书馆学”或“理论图书馆学”。其主要包括：（1）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的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科学目的和任务、体系结构、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科学地位、学科发展方向与发展历史、图书馆哲学、比较图书馆学等；图书馆的性质、属性、职能、发展形态及未来发展方向等；（2）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发展方向、发展历史、与社会之关系等。
由上述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本质的规律的揭示，其基本功能为：对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对其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对图书馆学发展和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研究者对图书馆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采用辨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和假说等辩证思维的形式而形成的理性认识成果。一句话，基础理论研究形成理性认识，它并不直接描述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是“超脱于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的思辨之学”[8]。其理由如下：
（1）图书馆学界之观点。1989年笔者曾撰文对图书馆学理论（即指基础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认识（理论）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活动。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研究者在思维领域中活动，思考问题、解答疑难。实际上，图书馆学研究就是人们对图书馆学认识的相对独立的活动”，认为“理论固然依赖于实践，但理论一经产生还有自己发展的独特规律”，“图书馆学理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仍是客观世界中的一大类现象，当然可以作为人们认识的相对独立的对象而存在”[9]。1991年代根兴和周晓燕，1994年黄宗忠分别撰文，他们都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基础研究”的定义（下面还要详述）来分析“基础研究”，代根兴和周晓燕指出这一定义（界说）“清楚地说明了基础研究的特征：创造性和不直接与实用相联系性“[10]。黄宗忠认为“由于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不考虑特定的实际目标，偏重于探索新领域、发展新的理论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它与实际工作存在一定的距离就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奇怪的”。指出，评价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不能以图书馆工作实际作标准，因为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特征与目标，而且把基础研究降到了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层次，把三者混为一体。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图书馆学基础研究”[11]。1991年刘兹恒发文认为基础研究“不把实际知识的应用作为直接目的”，“显然，基础理论研究同实践的距离要比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远得多，它的成果也往往不能直接用于实践。假若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让基础理论研究寸步不离实践，实质上是对理论的亵渎，是要取消基础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指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发展，同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完全正常的”[12]。2002年，吴慰慈和张久珍在其编著的《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一书中指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超脱于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的思辨之学”。认为“它不是对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的直接描述，而是对决定这些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的内在规律的揭示”。强调“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基础理论研究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13]。
从上述我国图书馆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看法得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直接与图书馆具体实践相联系，因为它直接由感性认识抽象而来；它也并不直接作用于图书馆事业具体的实践活动，因为它只从理论高度上，对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高屋建瓴的宏观理论指导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基础理论研究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2）国际组织的观点（定义或界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基础研究”的定义是：“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展新的探索领域的任何创造性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标”[14]。这一界说清楚地说明了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特征是创造性和不直接与实用相联系性。
（3）美国一些科学机构的观点。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V.布什在1945年向总统提交的《科学报告》中指出：“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用的目的，它产生的是普遍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重要实用问题的方法，但它不能给出任何一个问题的完全具体的答案。提供这种圆满答案是应用研究的职责”[1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基础研究的定义是：“发展科学知识的独创性研究，……它没有直接的商业目的”。[16]作为重要基础理论学科的数学，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对其定义如下：“数学是研究规律和关系的科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数学探索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考虑这些抽象在现实世界是否存在对应的事物。譬如，‘能否形成质数之间的区间规律？’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数学家只关心找出这种规律，或者证明其不存在；而不管它是否有用”[17]。以上三个机构的观点说明，基础研究是为增加科学知识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并不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标。
（4）国外科学家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在1970年第二版《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对于‘纯粹’科学家来说，科学活动之基本目标是扩展并改进现有的概念框架”[18]。英国科学家W.I.B.贝弗里奇1961年指出：“通常，所谓应用研究是指对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进行有目的的研究，而纯理论研究则完全是为了取得知识而取得知识”。他认为，“绝大多数最伟大的发现，诸如电、X射线、镭和原子能，都是源于纯理论研究。在进行这种研究时，研究人员追踪有趣的意外发现，而并不想取得任何有实际价值的结果”[19]。美国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1969年在伦敦出版的哲学名著《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中对“理论知识”和“实用知识”作了区分，认为“理论知识”的特点“就可以被描绘成是不谋利的（这意思不是说对我们没有利益，而是说这‘利益’与实践需要没有直接联系）”。何谓“理论知识”，他说：“这种为了渴望认识，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的知识叫做理论知识，以区别于那种其主要作用是应用于实践的知识”。他还指出，形成“理论知识”的“理性认识是关于解释事物的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以某种方式操作的知识”[20]。可见，上述外国科学家也都认为，纯理论研究（即基础理论研究）或理性认识（知识）都不可直接应用为目的，而为了取得新知识而取得新知识。
（5）我国哲学家的观点。1987年，高清海指出：“认识所以能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同实践活动不同，它能相对地超脱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限制，而揭示出实践活动具有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能总结概括已有实践的经验，对新的实践提出科学的预见”[22]。肖前等于1991年在其著作中说：“各种形式的理性认识，‘超脱’了关于客观事物的具体的、生动的、直观的形象，使它能够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内部联系。这就使得理性认识对于客观对象的反映具有间接性（以感性认识为中介）和相对独立性”[22]。1993年，陈铁民说：”辩证理性认识是思维对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由现象到本质，揭示事物的规律性的理性认识，间接性、抽象性是它的特点，间接性使得理性认识不直接反映客观事物”[23]。夏甄陶于1996年在一书中指出：“概念的认识过程，特别是思维过程，通常好像是一种在认识主体头脑中进行的内隐活动，它可以不直接指向或面对外部实在的、现实的感性客体，……”[24]。1997年，陈中立等在其所著一书中说：“抽象的理性思维的价值，就在它能超出个别的事物现象，达到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一般规律的认识”[25]。吴义生于1999年在《科学论》一书中说：“基础研究：发现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性，将其表述为一般化的基本原理。这类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由知识来取向的。它往往没有明显的实用动机，……”[26]。2000年，刘大椿在其所著一书中指出：“一般地说，基础研究的特征是创造性以及不直接与实用相联系”。他进而解释说：“所谓不考虑实用目的，意味着基础研究这种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直接的实际应用，不直接与生产、技术相联系，它的基本任务，在于对客观世界作出理论说明，建立宏观世界的知识体系，从而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7]。李醒民于2001年出版一书，指出“基础研究是以增进科学知识为目的所进行的研究，不以特定的直接应用为目的，其价值导向是所谓的‘好奇取向’”[28]。2001年姜振寰等在研究生教材《科学技术哲学》一书中说：“基础研究，又称纯科学研究，其目标是创新知识，探索并揭示自然界的新规律，它是一切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他们认为，纯基础研究是“没有特定应用目的，仅以积累和创新知识为目的研究”[29]。由上述可知，我国哲学界对“基础研究”也取得共识，即认为基础研究是以积累和创新知识为目的研究，没有特定的直接应用目标。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从国际组织，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有关组织；无论是从国外科学家，还是从国内哲学界，它们都一致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超脱于具体社会实践和具体社会行为的不以实际应用为直接目的的为了知识创新进行的科研活动。这就充分说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直接描述图书馆具体工作的具体行为，是“超脱于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行为的思辩之学”。这是无可置疑的。
2.2 解读应用理论
何谓应用理论，应用理论是将基础理论应用到具体社会实践中而产生的理论。应用研究产生应用理论。何谓应用研究，日本将其定义为：“以创新知识为目的的研究，但有特定的直接应用的目的。把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在以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为目标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一般使用的合理的科学原理”。法国科技研究部和欧洲共同体认为，应用环境是“以得到新的科学知识为目的进行研究，考虑到特定的实际应用”[30]。这些界说清楚地告诉我们，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同其他应用研究一样，它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其价值导向是“任务取向”。它是将图书馆学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到图书馆实践中去，以解决图书馆实际问题为目标。图书馆学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形成“应用图书馆学”，其主要内容有：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知识组织；图书馆用户服务；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现代化；图书馆经济学；用户心理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教育学；文献保护学；图书馆建筑学等。可以看出，图书馆学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与图书馆实践的联系比基础研究（成果）更为紧密，更为直接。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实践活动，这是人们认识图书馆的过程中“实践-认识-实践”的一个循环中的终点。但随着客观事物（图书馆）不断发展变化，人们认识图书馆的理论和改造图书馆的实践活动（产生应用理论成果）也随之变化，这一过程不会终结。因为，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过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总是要经历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反复多次才能完成。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如前述，从图书分类到文献信息分类，再到知识组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图书馆学的应用理论研究是针对图书馆实践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如图书馆有偿服务问题研究，图书馆“产业化”问题研究，数字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网络化问题研究等。由于应用理论研究直接与图书馆实践相联系，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理论研究也不会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31]
2.3 解读应用工程技术理论
开发研究形成应用技术理论。何谓开发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说为：“是系统的工作，它凭借从研究或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用它指导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和设计，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并从根本上去改善已经生产或建立的那些材料、产品和设计”。日本认为，开发研究是“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知识，对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新工艺等引进和改进的研究。主要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展开知识，考虑市场、经济和本地区适应性，所进行的从新产品设计、试验、试制到具体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改进工作都属于这一范畴”[32]。这些界说清楚地说明，图书馆学的开发研究，就是综合运用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对新设备、新技术方法、新工作流程等的引进和改进。是一切有关知识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是为改革图书馆工作，建立新的操作程序，为图书馆提供直接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工作方法。
关于开发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有的称为“应用工程技术”[33]。有的称为“发展图书馆学”。笔者同意后者，其内容目前只见有几篇论文说明[34-37]，但实际上关于“发展图书馆学”的大部分内容在大部分论著中皆归入“应用图书馆学”了。这个可通过上述“开发研究”之定义和“应用图书馆学”之内容的比较了解到。因为，对“应用图书馆学”，黄宗忠则称其为“技术图书馆学”[38]。其内容中关于“图书馆工作现代化”、“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文献资源整序工作”、“图书馆用户服务工作”等内容中都含有“开发研究”的内容，如文献整序工作中的“自动分类”技术，数字图书馆技术，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编目工作自动化，图书馆网络化技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属开发研究之内容，是应属于“发展图书馆学”的范畴的。只是未单独列出罢了。由上述可知，图书馆学开发研究与图书馆实践活动联系更直接，更密切。如果开发研究不解决图书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那就不是开发研究了。
总之，上述图书馆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各有其特点和作用，但它们又是紧密联系的。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发展。从根本上说，任何层次的研究和理论都离不开实践，但具体分析各层次理论，有的直接来自实践，如感性认识（感性具体），有的间接来自实践，如理性认识（抽象的规定、思维的具体）。有的直接指导实践，如应用研究（应用理论）、开发研究（发展图书馆学理论），有的从宏观上指导实践，如基础研究（基础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具体-抽象-具体”，是图书馆学各层次理论形成的循环过程。如前述，因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是对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的直接描述，所以，从本质上讲，基础理论研究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是针对图书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也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至今仍有人提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呢？这就需要对其认真解读，才能找到准确答案。
3 解读“理论脱离实际（践）”
前提：①基础研究——指本质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揭示图书馆工作和行为内在规律的基础理论；②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开发研究。
分析：理论与实际（践）脱离的真正原因如下：
（1）认识问题。笔者认为，将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理论）与其它两个层次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混为一谈，没有分清各层次的特点、功能和作用，这是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甚至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提出这种“脱节论”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不是研究（理论）本身存在“脱节”问题，而是“脱节论”提出者的认识与各层次研究的特点、作用相脱节。
（2）管理者观念落后。“读者第一”观念在图书馆界早已达成共识。但仍有个别领导（管理）者“重藏轻用”思想根深蒂固。现仅举一例：笔者听到这样一件事，某高校图书馆规定样本书不外借，只能阅览。该馆一馆员说，有几本书我只借用两天（双休日）看看。该部主任和馆长都不允许借。说一是怕丢，二是怕影响他人阅读。这位馆员说，我是本馆工作人员，不会丢，看两天马上还，况且双休日样本书库又不开门，不会影响他人阅览。但无论如何说就是不让借出。这不是“重藏轻用”又是什么呢？“读者第一”哪里去了？领导观念落后，致使许多新思想、新理论无用武之地，“脱节”自然就存在了。
（3）实际工作者存在的问题。由于许多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缺乏学习和文化修养，头脑中只存有“工匠意识”和“功利主义”思想，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理解，不感兴趣，甚至抵制这些基础理论，往往用应用理论的价值判断来评价基础研究（理论），认为凡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理论就是“脱离实际”，必然会提出这种“脱节论”。
（4）经费不足。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先进的图书馆现代化技术不能在我国实现。于是就有人认为这些新技术“脱离实际”。如计算机联机检索技术，其理论和技术早已问世（在外国也早已实施），当时因经费不足等原因，无力购置其设备，其成果也只好放在一边了。
（5）管理体制落后。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理论早已成熟，因我国图书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这种先进思想、理论变成现实-实现全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落后的管理体制将理论与实践分离。
（6）研究者自身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学研究者盲目引进、移植国外学术思想和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是患了食洋不化和生吞活剥的学术浮躁症。其理论对实践没有指导价值，自然形成了不科学的理论，也就不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了。如果硬要拿此类研究（理论）去指导实践，与其说是此理论脱离实际，倒不如说此“脱节论”提出者是不懂学术，不辨真伪、混淆是非。
由上述可知，本质意义上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本身不存在脱离实际或不会脱离实际，之所以造成“脱离实际”的真正原因是人为的，是领导（管理者）、实际工作者、管理体制、经费投入、“脱节论”提出者、研究者等本身存在“脱节”问题。而这些人为的复杂因素难以彻底克服，因而这种“脱节”问题将长期存在。
4 结语
上述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研究和认识图书馆的过程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循环的螺旋式上升路线，通过“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和方法，揭示图书馆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并指导图书馆实践不断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这些不同层次的研究所形成的具有不同特点和作用的理论构成图书馆学完整理论体系。我们不能将这些不同层次的研究（理论）混为一谈。本质意义上的基础研究不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也不会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之所以经常有人提出“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并非理论本身存在“脱节”问题，而是由多种复杂的人为因素造成的，只要将上述问题搞清楚了，不仅争论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会迎刃而解，而且还会引导和推动图书馆学研究健康发展，从而完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促进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更加繁荣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