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主义论文,史家论文,古典论文,原则论文,史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历史相对主义的尖锐挑战，在现代西方史学中，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自信已大不如前，没有人再敢像19世纪的阿克敦爵士那样确信，史学家们在经过一番艰苦的史料过滤或提纯工作之后，会得到一种“终极的历史”的回报。但历史客观主义就其以求真求实的特性而言却并未过时，仍然是西方史学立命安身的本钱和专业史家首选的职业道德准则，这是因为史学要屹立于科学之林，就必须服从科学的起码要求：对客观实际持有敬意。
关于西方客观主义治史原则的首倡者及实践家，国内外史学史研究者通常以为是德国史家兰克，他的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被尊为该原则的典型表述。这显然有悖史实，因为只要深入研判西方史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脉络，便会发现以兰克为宗师的客观主义史学流派乃是古典客观主义思想在近代的继续，古典史家无论在史学客观主义原则的高度概括性还是实践的彻底性方面，都不亚于他们的后辈。我们可以举出三位各具特色的古典史家和史学理论家（修昔底德、塔西陀和卢基阿努斯）作为这一论点的支撑。
一从塔西陀谈起
塔西陀为三人中最具矛盾冲突的人物。根据现有史料，他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抽离自我的纯客观治史原则的人，同时又是爱憎极为分明的暴露史学大师。这种认识和实践、理性和感性的矛盾很能说明客观主义原则在实施上的难度，因而值得优先加以讨论。
塔西陀的客观主义原则是在其代表作《历史》和《编年史》的前言中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来的。《历史》一开头便指出已有帝国史的弊病：当政治专制确立之后，史家们在治史时所表现出的坦率真诚不见了，真正的历史家消失了，其因首先在于“人们似乎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而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是因为他们热衷于献媚逢迎，或因为他们愤恨自己的主人。他们由于在对这批人奴颜卑膝和对那批人切齿憎恨之间摇摆不定，后代子孙便被弃之不顾了……”随后他表白：“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熟悉加尔巴、奥托、维泰里乌斯（均为早期帝国时期的元首，后面提到的人亦如此——笔者注），与他们毫无恩怨可言。我不否认我的政治生涯系因韦伯芗而开始的，后来得到提图斯的提携，多米提安又帮了我的忙。但是凡自称始终不渝坚持真理的人在写任何人时都必须去除爱憎之情。”〔1〕
在《编年史》的起始部分，作者同样先指出以往各种帝国史的缺陷，接着立誓要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填补真正的帝国史的空白，他说：“我的计划是无忿无偏，以十分超然的态度，先叙述奥古斯都统治的末期，然后转到元首提比略及其继任者的时代。”〔2〕
“去除爱憎之情”、“无忿无偏”与“超然”是很不寻常的概括，标志西方史学在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先前的西方史家虽然已成功地从感性具体中抽象出史家应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真实”的原则，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在于真实再现过去的经验，但间或讨论的有关理论问题却多集中于实现真实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如何处理直接或间接的史料问题上。当然他们的确也发现了一些妨碍再现真实、涉及史家本身的问题，如史家个人知识的不足和私心杂念等具体缺陷，但始终未能从中提取出造成史家失真弊病的一般内在原因。所以塔西陀的概括显然是认识上的很大进步。他发现史学客体失真的关键在于史学本体的主观情感，如先验的爱憎、忿偏等等表现，史家如果要为后代子孙负责，就应该摒弃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纯客观立场。
这一原则的提出并非偶然。西方史学在产生和发展之初，还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因为初期的西方史学是从对神话传说的否定开始的，充盈着一般单纯无邪的求真之气，早期史家均一心一意地寻找和记载真实，捕捉真实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完全没有后来西方史著中常见的党同伐异、刻意歪曲史实的风气。正是这种初始者的单纯缔造出西方史学至今绵延不绝的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
然而事物离不开对立统一律。西方史学经过一段成果累累的进步，形成一定的规则和范式之后便开始为此付出代价，分化出与之对立的倾向。这一变化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随着希腊城邦政治斗争、 军事斗争的需要，以及公民大会、法庭辩论的需求，歪曲真像的诡辩、诡计兴盛起来，以感染听众为最终目的的演说术及修辞学应运而生，而研究与传授这门艺术的业者恰恰是强调人为万物尺度的智者学派。人本对神本是矫枉，是西方史学得以产生的关键，但矫过了头便成了滥用，除了人这个尺度外没有客观真理可言。所以这时的智者注重语言的修饰和技巧的运用，为了胜讼和打动听众，可以运用各种歪曲事实的方法，从而造成文化领域的虚假夸饰之风。政治与文化领域中虚假风气的勃兴是产生希腊早期史学对立面的催化剂，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史学开始从单纯向复杂的演变，分离出一种半历史或非历史的治史倾向。著名史家色诺芬的《希腊史》是这种为亲者颂、为尊者讳、以个人政治好恶选择史料、评判史实的新方向的一部开山之作。这一倾向随着城邦危机而继续发展，到了希腊化时代进一步演化成专为君主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
罗马史学继承了两种对立的希腊史学传统，共和时期以求真求实的倾向为主流，但进入元首制时期之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政制发展的总趋势是对社会的全面彻底控制，所以实用史学发展起来。塔西陀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文网时张时放、共和与专制、求真与实用思想此消彼长的重要时期。他经历过图密善的暴政，感受到思想专政的恐怖，目睹史学的腐败，一味为当朝元首大唱赞歌。作为共和制的拥护者与古典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和歪曲历史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恰好图密善垮台之后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用塔西陀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了。〔3 〕于是他对以往史学经验的反思和总结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十分有趣的是，就在塔西陀提出自觉的客观主义原则之后，他立即不自觉地表露出了个人的爱憎，把自己置于知行矛盾的尴尬之中。比如他说：“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哄，这些内哄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在罗马则是更加可怕的暴行。高贵的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接受官职，这一切都会成为进行控诉的理由，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控告者所得到的报酬和他们所犯罪行是同样令人憎恨的东西；因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取得了祭司职位和执政官职位作为赃物，另一些人则取得了皇帝代理官的地位和成为宫廷中的潜在势力，到处为非作歹，引起了憎恨和恐怖……”这段话显然充满了对战争、内讧、恐怖、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行为的厌恶。随后他又表示了他的所爱，与所恨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这个时代，道德并没有沦丧到连一点崇高的典范都见不到的地步。母亲陪同自己的孩子们一同逃跑，妻子跟着自己的丈夫一道被流放；亲族们表现了勇气，女婿们表现了坚定，奴隶们表现了甚至严刑拷问都不能动摇的忠诚。一些著名的人物以刚毅不屈的精神迎接他们不可避免的死亡，他们在临死时的气概可以与古人的光辉的死亡并列而无愧……”〔4〕
《历史》和《编年史》正是在这种憎爱分明的对比中展开的，其中善和恶的两个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暴君尼禄和遭提比略谋害至死的皇子日尔曼尼库。在塔西陀的笔下，罗马统治阶级上层的腐败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受到体无完肤的揭露和批判。可以不夸张地说，就塔西陀对君主专制揭露的痛切深刻而言，在西方史学史上是前不见古人、后也很少有来者的。
如果按照他自己制定的“去除爱憎之情”的原则，这种感情洋溢的现象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他完全可以放弃过分情感化、倾向化的语言，娓娓地叙述过程，是非善恶由不同时代的读者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比如上引段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表述：“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既包括许多对外战争，也含有众多的内战……在罗马出现过诸如此类的事件：有人因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接受官职等原因而受到他人的控告，有人因自己的德行操守而丧失了生命。控告者因此得到了皇帝的报酬，其中有些人取得了祭司职位和执政官职位……”但塔西陀却没有这样做，他的超越情感、纯粹客观的理念始终屈从于对君主的极度憎恶。这不禁使人要问：他为什么对君主专制如此愤恨？这个问题从作者的个人经历中似乎很难找到答案。塔西陀实际是皇权的受益者。他出生在外省骑士家庭，进京后娶了执政官的千金为妻，从此跻身政界，仕途极为顺利，曾任税务官、大法官、执政官、行省总督要职，一生虽经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三朝的多届昏君、暴君，却奇迹般地躲过了历次政变和清洗，晚年仍然身居要津，岿然不动。按常理他应对先前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个人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应对前朝君主大张挞伐。看来君主的腐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他眷恋共和，人格受到君主专制的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压抑和痛苦状态，如果不是他个人的体验，书中绝对写不出皇权下那些战战兢兢的人臣们的微妙心理：时刻“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元首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一位继子的登基表示不恰当的忧郁；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献媚”，“越是地位显赫，他的虚伪和热衷越是丑恶”，〔5 〕“最难以忍受的一些痛苦就是要去看别人受罪和在自己受罪时让别人来看，就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的叹息会被人记录下来视为罪行……”等等。〔6〕
这是何等的心理压抑和痛楚，要超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这使塔西陀明明陷入到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察和自拔，反复强调自己仍然秉持着超然无情的原则。他的例子在史学史上很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人的情感所具有的力量，即令历史家有绝对真诚的客观中立的愿望，但在实践中却总是或多或少、不由自主地沦为情感的奴隶，毕竟，人是理性与感性合二而一的动物，如果情感被理性排挤到零，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而成为神了。对这一点不仅古典史家没有认识到，连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也没有认识到。所以，塔西陀式的绝对客观主义的原则只能是一切严肃正直的史家心中的乌托邦。
二卢基阿努斯的“如实直书”
卢基阿努斯是公元2世纪希腊裔罗马人，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 篇杂论，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篇史学评论《怎样撰写历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的专论。诚然，在卢氏之前有一些卓越的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乌、塔西陀等人也曾不满足于对史学客体的单一记载和解释，力求在这些研究之外进一步提出对史学本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历史的目的、任务、价值、认识方法和表现形式、判断史著优劣的一般标准等，但这些理论思考一直是由叙述史家们在描述自己的历史对象过程中穿插进行的，或者是由哲学家、修辞家、道德家等人（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讨论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的，缺乏完整系统的整理和集中论述的力度。而同期的西方文学艺术领域却已产生了不少纯理论思维的著作，尤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格诺斯的专著最为深刻精致，反衬出史学理论总结的落后和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撰写历史》的出现等于做了一项填补缺口的重要工作。
该文章的论题相当宽泛，包括对历史本质、特征、基本任务、史家素质、历史写作的风格技巧、史作的格式等多方面问题的讨论，其基本观点虽不新颖，但对现成的、分散的观点能够给以独具慧眼的集中解说，且有不少精彩的发挥，尤其是关于治史原则和史学本质的认识，与近代客观主义史家处于同一认识级别之上。
举例来说，卢基阿努斯认为“历史家唯一的事就是按原样叙述一切。”〔7〕这句话若隐去出处， 会使人误以为出自兰克之口，因为作为近代客观主义史学金科玉律的“如实直书”原则如果直译就是“按事物的原样来记述一切。”（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8〕
再如卢基阿努斯认为历史家在如实直书时应具有物我两忘、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他是言论自由和真实的朋友，不受任何友谊和敌视的主使，不懂宽容或残酷，不知虚假的耻辱或恐惧；他在自己的书中是异国他乡之人，或者是一个无祖国的人，不知道法律，除了本人，头顶上没有任何统治者，在各方面都不人云亦云，只陈述那真实的一切。”〔9〕
无独有偶，这段话在近代杰出的英国客观主义史家阿克敦为《剑桥近代史》制定的、后来被各种版本的史学史一再征引的编纂原则中得到了再现。阿克敦说：“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我们将力避发挥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撰稿者要懂得，我们不是处在西经30度而是在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上，我们所编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得不论法人、英人、德人与荷兰人阅后都能感到满意。”〔10〕
同样的命题，基本上一致的认识，卢基阿努斯和兰克、阿克敦之间、古代和近代之间的界限因此模糊起来。由此说明一个道理，在社会问题的认识上，后人并不一定处处比古人高明，相反，后人有时会不如古人，常常会不自觉地重复古人。
需要指出，卢基阿努斯的这种纯客观主义思想与塔西陀的思想一样有着牢固的认识论基础，是与他对史学本质的深刻感知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文中曾反复指出历史不同于其他形象思维的文字表现形式（如颂辞、诗歌、戏剧），不能恣意联想，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随意游移，不能将生活中的各种原型任意拼接，用想象代替真实。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史家却把这几种形式混为一谈。
比如他认为历史与专门评功摆好的颂辞文学是格格不入的：“大多数史家在轻视撰述事件的同时，停留在为官员和将军们歌功颂德上，因而把自己人捧得天高，把敌对方面的人贬得一文不值。人们忘记了区别历史和颂辞之间的界限不只是一条狭窄的地峡，而是一道巨大的高墙。”〔11〕
再比如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历史与诗歌（或戏剧）的差别在于“诗歌作品有诗歌的任务和规则，历史家则有另外一些任务和规则，那里（指诗歌，这里显然指的是荷马史诗——笔者注）有无拘无束的自由，诗人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则，因为他心中充盈着神灵，受制于缪斯。他甚至可以把带翼的马匹套上马车或对马说话，使它们从水面和麦穗的顶端飞驰而过也不会遭到拒绝。在诗人那里，当宙斯一下子将陆地和海洋拴到一根链条上并保持不动时，任何人都不再战斗，如若链条没被拉断，所有的人倒地之后也不会死亡。”而史家则完全不同，史家的唯一法则便是与主观意志对立的对客观实际的尊重，这是由其本质所规定的：“真实是历史的本质，凡打算撰写历史的人应当仅仅为真实服务，不应当顾及任何其他的东西。”〔12〕甚至连一点点爱国主义的激情都不应具有。然而史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他要受到各种影响他写真的外部或内心的压力，卢基阿努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文中给愿意坚持纯客观原则的史家建议：“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始终注意的不是现在的听众（古代史作是要当众朗读给听众听的——作者注），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13〕他引用实例对此加以说明：在托勒密王朝修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时，建筑师于工程竣工后在灯塔的基座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用石灰覆盖了它，再在石灰上刻上歌颂国王功德的套话，因为建筑师知道国王希望将他在位期间的一切成就归于他自己。后来石灰剥落，谁是建造者的问题便真相大白。
卢基阿努斯的以上论述都属于认识论问题，他的论文更多讨论的还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如史料的收集、整理、辨伪、筛选、运用，史书表现的形式等等，其间夹着对古典史家代表的评价。对本文的论题来说，有关的主要是对史料真实程度的鉴别。古典史学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较成熟的工序。优秀的史家都懂得如何辩认史料的价值，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既注意前人记载和口头传说之类二手货，也注意考古材料、档案材料、公私书信、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一手材料，并且把一手史料的价值置于二手史料的价值之上，甚至为了获得直接经验，还提倡史家进行实地查勘作业。这些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卢基阿努斯的论文中。
遗憾的是，卢基阿努斯有如此透彻的史识，却无治史的实践，使我们失去了结识他如何解决认识和实践这一对矛盾的机会。但古典西方史学中确有一位大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将主观意志压制到最低限度，体现出历史家在落实客观主义原则中可能具有的最大张力，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修昔底德。
三修昔底德——客观主义史学原则的落实者
修昔底德有三个“首先”在西方史学中是无人可比的：1、 首先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和方法。2、首先达到人本史观的最高境界。3、首先在自己的史作中基本做到了超然中立的叙述。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序言中，修昔底德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史料处理原则，其中一段写道：“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我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14〕这是很专业化的史料怀疑和批判的原则，即史家对任何史料、甚至个人曾经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也不能信手征引，必须事先有一个认真的调查核实过程。
在当时的史学条件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几近完美地实践了这一原则。比如对希腊远古历史的处理，由于作者不可能有直接经验，不得不利用支离破碎的史诗、传闻，但他尽可能对这类史料进行清理考据，并运用了古代遗存、地形学材料加以补充。即使如此，他仍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远古的故事“不可能验证，它们中的大多数随着时间的逝去变为传说，以致难以置信”。〔15〕再如，对于他记述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料，他一方面利用他个人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依靠原始档案文献（条约、决议、神托记录等）、当事人的回忆、口头传说等间接经验，以弥补个人直接观察的不足。修昔底德的有利之处是他是战争的目击者，并且曾参与雅典的战争领导，他本人由于在战争之初就抱有著书的目的，因此在战争期间对史料随时随地收集，从而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他书中的史实因此差不多都能给以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别是涉及人、财、军备、战果等需要数学统计材料的地方，他均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一一缕列，甚至定量到个位数。书内的重要条约有详细条款，订立人的名称、国别；谈到的战役、重大政策的制订均有细致的过程，包括地形、气候、距离、心理等因素，这在古代史家中是很少见的。尤为新颖之处是他书中有许多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总量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篇篇皆是珠玑，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古代没有录音设备，也不会有会议速记，修昔底德即使聆听了部分演说也不可能诸字诸句地照录无误，更不用说许多非雅典人在他国的演讲了，作者无疑对演说做过个人的加工。修昔底德对此做了坦诚的交代，告诉读者有些演说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是他间接听说的，其准确性已很难稽考，他的处理办法是尽量接近原演讲大意，并根据当时的场合推想演讲者最可能说出的话语，〔16〕从而避免了对读者的误导。这种坦诚不仅是绝大多数古代史家难于企及的，而且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如某些传记、回忆录、专史等著作的作者）所不及的。
修昔底德的客观精神还表现在他把古代进步的历史观——人本史观推到了极致。希腊史学虽然是从原始的神人合一状态分离开始的，但这种分离从来就不彻底。在绝大多数希腊史著中，常常若明若暗地跃动着一种非人的力量，即神或命运。许多史家有意无意地试图摆脱它，但几乎无人能断绝与宗教、迷信的关系（甚至近代的兰克也没做到这一点），而修昔底德却是例外。
几十万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说没有给超自然的力量任何位置，连续的历史事件，全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与神和命运毫无关联，这在古代史著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作者无法回避神，因为绝大多数希腊人并不是无神论者，其历史活动包含着与神的经常性联系。修昔底德既然写人就要涉及神，但他不是停留在仅仅对事实的记录上，而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人对神的迷信。他坚决拒绝把各种灾变当作神灵对各种即将到来的人祸的启示。战争爆发前，希腊人的圣地提洛岛发生大地震，人们认为这是大祸将至的朕兆，修昔底德却认为那不过是巧合的自然现象。〔17〕战争期间，地震仍不时发生，有时引起海啸。修昔底德的解释是地震先吸引海水离开海岸，然后海水又猛烈冲回来，于是产生了水灾。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地震，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18〕类似的光辉思想在其他地方多次出现。如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月蚀而延误退军，遭致全军复没一事他认为愚蠢，雅典败军溃逃路上遇雷雨，士卒均认为是他们毁灭预兆。他却说雷雨不过是夏末秋初常见现象。在修昔底德眼里，社会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自然现象的原因在于自然，始终两不相干。
更为难得之处是修昔底德公然敢于对希腊人的宗教予以挑战。阿波罗的神谶在希腊人心目中一向是最灵验的，但这里的希腊人中却不应包括修昔底德。比如来自中希腊特尔斐的一则阿波罗神谶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以便对应日后发生的事件，并指出有的神谶是求谶人为个人目的贿赂特尔斐神庙祭司后从而得到的。〔19〕在极个别的场合，修昔底德也提到过命运，但他的“命运”概念的内涵和其他古代史家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使用命运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雅典的色雷斯人雇佣军突然洗劫米卡列乌斯城，把一切人丁，不分老幼，杀戮殆尽。命运在这里只是偶然现象的代名词，并没有神灵事先和事后的任何干预。他笔下的伯利克里曾代他解释了他的命运观：“事件的进程可能与人们的计划相反是正常的，而这正是我们通常把某种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事归咎于命运的原因。”〔2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几段关于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的宣言，虽然是借助伯利克里的口表达出来的，但显然得到推崇伯利克里人格的修昔底德的认可。其中伯利克里在战争初始时的公民动员讲话很有代表性：“我们所应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员的损失。因为这些东西并不会使我们获得人，而是人创造了这些东西。”〔21〕这使人联想起同时代的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22〕这是城邦全盛时期的希腊精神的高度概括。
在严格的史料批判和人本思想的基础上，修昔底德对个人情感进行了成功的克制，这使他虽然没能概括出抽离自我的纯客观原则，却成为西方史学史上最冷峻的客观主义实践家之一。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是他所写战争的当事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内容实际主要是雅典的历史，因此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带有一些爱国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不是书内第一人称的介绍或事先的知识，我们很难察觉作者竟是雅典公民和爱国者。在修昔底德的书中，雅典首先是研究的对象，并不比它的死敌斯巴达在道义上占什么便宜。书中浸透着冷静的精神，每一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过程的叙述都使用非常平实、白描的笔触， 避免做过多的个人评定和文辞的渲染〔23〕， 并且在陈述中一定以相等的份额照顾到敌对双方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雅典敌人对雅典的各种指斥和自辩他秉笔直书，雅典的辩解和对敌方的控诉他照录不误，他在书中确实成了卢基阿努斯和阿克敦所推崇的“无国籍者”。
当然，修昔底德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陈述事实时可以冷漠无情，在评述事实时却不能不露出有情的一面。但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种需要情感的地方仍能保持客观的尊严，按照一般的道德标准判断是非善恶。他好象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在让诉讼双方均等申述之后，再依照他持有的价值准绳做一个极简洁的判决，往往只是一个插语。而被他判断的人物和事件，不管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雅典的敌人还是朋友，也不管是对雅典有利还是不利的事件，都是平等的。比如他对伯利克里的贤明廉正和领导民众的才能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雅典繁盛的决定性人物。他也对雅典的敌人，领导叙拉古人战胜雅典远征军的赫摩克拉底十分欣赏，称他是“绝顶的聪明人，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由经验得来的能力和突出的勇气”。〔24〕而对亚西比德那样的妖言惑众、假公济私的人他予以严厉谴责，把他批为引起国家毁灭的人。他为西西里远征军的主帅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贻误军机直至葬送了全军而痛心，但对尼西阿斯战败后被敌处死又感到惋惜，认为反对出兵的他是最不应该受到如此悲惨结局的人。由于公平充分地陈述了事实，作者又以一般原则为评判标准，因此他的评判非常令人信服。近现代史料的考据够严厉的了，但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记载表示疑义。休谟曾高度评价他的史学贡献：“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页就是一切真实的历史的开端”。〔25〕由一位经验主义者说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容易的。
鉴于古典客观主义思想在时间和实践上的领先性，在内容上的超时代性，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即近代西方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不过是是古典客观主义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1〕塔西字陀著：《历史》1，1。
〔2〕《编年史》1，1。
〔3〕《历史》1，1。
〔4〕《历史》1，2—3。
〔5〕《编年史》1，7。
〔6〕《阿古利可拉传》3。
〔7〕《怎样撰写历史》39。
〔8〕见马尼卡斯：《社会科学的历史与哲学》（A history and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88年，牛津，第118页。
〔9〕《怎样撰写历史》41。
〔10〕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下册，第617页。
〔11〕《怎样撰写历史》7。
〔12〕《怎样撰写历史》8，39。
〔13〕《怎样撰写历史》39。
〔1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2—4。
〔1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1。
〔1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1—4。
〔17〕《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89，2—5。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89，2—5。
〔19〕《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17，2—3；54，2—5；V，16， 3。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40，1。
〔2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143，5。
〔22〕柏拉图：《泰阿泰图斯篇》152a1—4。
〔23〕他明知这会影响他的书对读者的魅力，但他乐此不衰，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一时的听众写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垂诸久远才编纂的”。见该书Ⅰ，22，4。
〔2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Ⅳ，72，1—2。
〔25〕吉尔哈德斯：《历史和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新泽西，1987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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