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年轻家庭亲子社会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子论文,政策论文,年轻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5)04-0005-07 2014年初开始，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中经过三十多年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的“独生子女时代”，开始向“后独生子女时代”转变[1]。尽管“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及其比例，但政策的实施除了带来直接的人口学后果外，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会极大地影响到具体承担生育子女任务的广大家庭。 虽然“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至今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敏感的新闻媒体还是很快从日常社会生活中发现，原本只属于年轻父母们来考虑和进行决策的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问题，却在不经意中首先遭遇到了家庭里正在成长中的独生子女的极端反应：据报道，武汉市一名13岁的初中生因为父母要生育第二个孩子，不断以逃学、离家出走、甚至以死相逼，最终导致高龄怀孕的母亲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2]。类似的例子还有孩子要父母写下“永远第一爱我”的保证书才能生弟弟妹妹[3]，以及父母生了第二胎以后老大不愿回家，并改叫奶奶为妈妈等等[4]，都被媒体广为传播。 媒体报道的这些事例当然不足以成为反映现实社会中普遍情形的依据，但其所折射出的种种苗头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对二孩生育有如此极端的反应？“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会给现有的、由“单独夫妇”①及其唯一的孩子所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目前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再生育一个孩子对于年轻的(或者已不太年轻的)父母(简称单独父母)，以及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第一个孩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目前“单独家庭”②这种由“三口之家”中“子女扩容”所带来的亲子关系变化？“单独家庭”中的父母和第一个孩子又该如何调整与适应家庭中这种新的亲子关系？目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中所出现的这种新的社会化内容，对于再过几年可能实施的“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③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人的社会化：理解新的家庭关系的重要视角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千百万符合政策条件、且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年轻家庭来说，首先遇到的就是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家庭人口的增加所产生的家庭关系的变化。第二个孩子的“加入”会对其原有的家庭关系、特别是原有的亲子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社会学家波沙特提出的家庭互动定律[5]275,[6]142告诉我们，家庭中的成员数目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数符合数学中的组合计算规律：当家庭中只有夫妻两人和一个孩子，即只有三个家庭成员时，家庭成员之间就只存在着三种关系，即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而当家庭中有夫妻两人和两个孩子，即有四个家庭成员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数量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六种，即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一、父子关系二、母子关系一、母子关系二以及兄弟姐妹关系。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再生一个孩子，对于目前只有一个孩子的年轻家庭来说，其家庭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也更为多样化。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父母要同时与两个孩子构成亲子关系；而这种多样性则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孩子不仅要面对各自与父母之间形成的亲子关系，同时还要面对他们相互之间形成的兄弟姐妹关系。 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学者通过分析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探讨了其对子女社会化环境的影响。研究者指出，“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的高质量化，以及对子女身心营养的高投入化，使当代青少年不仅在生理上早熟，而且心理上也早熟，生理、心理社会需求都趋向超前”，“而家庭关系的平权化，虽然有利于子女个性的发展，但如果掌握失度，把民主变成了放任，也会造成子女的个性失常，甚至发生社会化同一性危机”。[7]笔者在研究和分析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特征时也曾经指出：在以“三口之家”为特征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已成为家庭的中心。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也受到了亲子关系的冲击。“对于小小的三口之家来说，子女的分量已使家庭生活方式的重心向孩子一边倾斜”。[8] 然而，到目前为止的、类似这样的分析和探讨所针对的，都是中国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转变成为只有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的现实。现在，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社会中那些已经习惯于在只有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构成的“三口之家”中生活的年轻家庭，要开始去面对并逐步适应由于“子女扩容”带来的新的家庭生活环境。这种由家庭子女数的变化所带来的家庭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社会化场景，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年轻家庭中的父母和孩子提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化任务。 社会学中人的社会化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必须经历从单纯的生物个体逐渐发展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既要学习和了解自己在所属群体中担当的角色，比如在家庭中的父亲母亲角色、儿子女儿角色、兄弟姐妹角色等等。同时，还要学习和了解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领悟并遵从各种群体和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学会顺利地完成角色义务，扮演好各种社会角色。 根据社会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学习内容的不同，人的社会化过程又分为从出生开始直到成年的基本社会化阶段，以及从成年开始直到退休、去世为止的继续社会化阶段。在基本社会化阶段，儿童和青少年不仅要学习各种基本生活技能和各种社会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与家人、同伴、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逐渐形成个性、人格以及自我观念。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将社会的文化、社会的价值内化。因此，“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社会，都是如此”[9]。而在更为漫长的继续社会化阶段，人们虽然已经能够作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但其不断面临的各种新的人生课题，比如求职、择偶、为人父母、打拼事业、直至退休、面临死亡等等，都会不断地对其提出新的社会化学习的任务，并将迫使其在不知不觉中不停地进行着终身的社会化。 正是通过人的社会化理论的特定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家庭关系变化的实质，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说明单独一孩家庭中的父母生育第二个孩子为什么会造成第一个孩子如此极端的反应，同时也可以解释和说明单独一孩家庭的父母和第一个孩子将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化学习任务。 二、面对两个孩子：“单独一孩”父母继续社会化的新内容 由于三十多年以来国家一直实施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影响，大多数年轻家庭中的父母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现实，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只面对一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从孩子出生，到孩子的抚育和教养，年轻父母们的心中、眼中、头脑中，都只有这个唯一的“独生子女”。而他们作为父母所要面对的亲子关系也简单到了极致。这一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在这个唯一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作为父母的各种角色行为、生活经历，在许多方面通常都是“一次性的”，即许多的“第一次”往往也是“最后一次”。特别地，当他们第一次做父母时，往往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生育孩子。现在，当国家政策允许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这种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幸福，让一部分“单独夫妇”激动不已。在他们可以实现生育两个孩子的愿望时，他们还应该意识到，伴随着生育第二个孩子一起到来的，将是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环境，一种变化了的家庭关系。这种新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将给他们的继续社会化增加两项新的内容。 第一，他们要开始面对并适应“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自身心理的变化。 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国家就有“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因此，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中就有一些生育了第二个孩子的“双独家庭”。但是，为什么媒体中却没有出现对那些双独二孩家庭这方面极端事例的报道？笔者分析，一方面，从客观上看，这或许与“双独家庭”在整个社会中的数量比较少有关。现有一些抽样调查和人口学者的统计计算都表明，目前社会中“双独家庭”的比例远比“单独家庭”要低。例如，笔者2004年、2007年两次对全国12个城市在职青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已婚青年家庭中，“双独家庭”的比例大约只占同龄已婚青年家庭的10％-15％。而“单独家庭”的比例则达到30％左右。又例如，人口学者郭志刚教授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的2011年城镇三种婚姻比例的期望概率中，“双独家庭”的比例还不到10％，“单独家庭”的比例则接近40％。[10]正是由于“双独家庭”规模比较小，因此，这一类家庭对社会整体的影响相对更小(从另一个角度说，在比例很小的“双独家庭”中产生前述媒体中报道的极端现象的比例也会相对更少)。 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或许与“双独父母”们在主观上对生育二孩的心理准备有关。即与“双独父母”从结婚成家开始，就面临并考虑“生不生两个孩子”的问题有很大关系。根据我国“双独二孩”的生育政策，一对男女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青年结婚成家，组成“双独家庭”，就可以按政策生育两个孩子。因此，一旦双独青年结婚，有关生不生孩子，生一个孩子还是生两个孩子，什么时候生第一个孩子，间隔多长时间生第二个孩子等一系列问题，就摆在年轻夫妇面前。换句话说，他们从结婚开始就面临这些问题，就可以提前考虑这些问题，就在无形之中做好了生不生、生几个的心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双独夫妇”对于有关生育两个孩子的一切不仅早就知道，而且具有主动权：他们可以对生不生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长到多大了再生第二个孩子等问题提前考虑、主动考虑，并且自主决定。 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预知性和主动权，因此，一旦“双独夫妇”做出了将来要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那么他们在主观上也就提前做好了组建一对夫妻加两个孩子的家庭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在这种准备中，就包括了将来如何对待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如何培养和教育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等诸多问题。这样一来，即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会经历一段身为“独生子女”的时间，但由于“双独夫妇”早就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心理准备，因而他们在培养和教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自然不会把他当作“独生子女”的方式来进行。他们对待作为“暂时的独生子女”的老大的态度和教养方式，从一开始就与那些“单独夫妇”对待他们家里那个“真正的独生子女”的态度和教育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他们家里的这些老大产生出现在“单独家庭”中第一个孩子那种极端现象的可能性自然就大大降低。 相比之下，“单独夫妇”对于自己具有能够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是无法提前预知的，他们面临“生不生第二个孩子”、“什么时候生第二个孩子”等问题则是完全被动的和十分突然的：他们从结婚开始到生育第一个孩子，从给孩子办理“独生子女证”到孩子长到5岁、8岁、10岁、15岁、甚至20岁，“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件事一直是被限制的，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去考虑“生不生第二个孩子”这样的问题。直到2014年，他们才突然被“通知”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并且许多夫妇(因为年龄比较大的原因)马上就要做出生育的决定，很快就要面临再次生育的现实。这种事先的不可知性，以及再次生育的突然性和被动性，会给这些准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父母们带来极大的不适应。因为他们不可能做好、实际上也并没有做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心理准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面对这种现实并积极地调整自身心理状态，以适应这一变化，就成为单独一孩父母们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一项新的内容。单独一孩父母们要在做出生育第二个孩子决定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到养育两个孩子的轨道上来，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面对即将发生变化的家庭生活环境和家庭关系状况，为在新的环境中建立同样和谐的家庭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他们要开始学习做两个孩子的父母并建立起与两个孩子之间本质相同但又有差别的亲子关系。 应该看到，目前的单独一孩夫妇在家庭中所扮演的只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角色。而在他们生活中、互动中、思维中、意识中的这第一个孩子，则是带有鲜明唯一性特征的“独生子女”。他们与这个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他们抚育孩子的行为方式，他们在孩子面前所扮演的父母角色，等等，无一不浸染在这种“唯一的孩子”的家庭氛围中。他们的家庭生活所表现出的“孩子(即独生子女)从一开始就成为整个家庭所关注的中心，并且，随着孩子的成长，这种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强，关注的方面也越来越多”，父母“自觉不自觉地扩大了子女在整个家庭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加重了对子女的关注程度”等特征[8]，既是他们与第一个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一种典型反映，也是他们没有做好生育第二个孩子心理准备的另一种证明。 事实上，单独一孩父母们除了没有做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心理准备和生理准备外，他们同时也没有做好正确面对、恰当处理和顺利调适与一先一后、一大一小的两个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的心理准备。就像三十多年前的一些独生子女父母在“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现实面前，仓促上阵，缺少终身只养育一个孩子的心理准备，结果造成极端溺爱子女，将孩子培养成“小皇帝”的现象一样。今天的单独一孩父母们在突然放开的“单独二孩”政策面前，同样是仓促上阵，同样缺少要养育两个孩子的心理准备。其实，目前出现在少数家庭中第一个孩子身上的极端现象，并不能怪那些孩子，而是与家庭中的父母缺少必要的和充分的“做两个孩子的父母”的心理准备有关。换句话说，是单独一孩父母们对生育第二个孩子所带来的新的亲子关系的认识和准备不足，或者没有很好地在家庭生活中建立起并调适好与两个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才造成了媒体所报道的那些极端现象的出现。 另一方面，从社会化的视角来分析，目前单独一孩家庭的父母们还缺少实际面对一先一后、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的社会规范和实际知识。客观上，由于三十多年来整个社会所关注的只是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成长问题，多子女已逐渐成为城市年轻家庭中的“另类”现象。因此，社会文化给这些年轻父母所提供的，只有如何建立与家庭中唯一的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方面的规范和知识，而没有提供如何面对和建立起与两个孩子(特别是有一个一直被当作独生子女在抚养的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的规范和知识。所以，一方面在主观上，这些单独一孩的父母们没有想过要学习这种规范和知识，而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实际学习过这方面的规范和知识。 因此，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对那些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的单独一孩夫妇来说，就面临一项新的社会化任务：他们要像当初刚结婚时学习如何做夫妻，刚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学习如何做父母那样，要在准备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开始学习如何做两个孩子的父母，学习如何正确对待和教育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的相应规范、知识与方法。特别是要学习正确处理与一先一后、一大一小的两个孩子之间形成的那种本质虽然相同(都是亲子关系)、但表现形式又不完全一样的两种父子关系和两种母子关系。 总之，如同三十多年来实施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影响到的是广大独生子女父母一样，“单独二孩”生育政策首先影响到的也是符合这一生育政策，且处于育龄阶段的“单独夫妇”们。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客观现实是：这些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夫妇”们既没有做好开始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心理准备和生理准备，也没有做好实际面对和养育两个孩子的知识准备和实践准备。在多年严格控制二胎生育，现在突然放开可以生二胎的人口政策面前，作为生育政策和生育行为实际承担者的“单独夫妇”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或许有些还是急剧的变化。他们对于抚育两个子女的认识、态度以及实际的抚育行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一些偏差。正因为如此，如同三十多年前学者们提出“教育好独生子女的关键在于教育他们的父母”一样，要处理好单独一孩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后形成的新的亲子关系，关键同样在于教育好单独一孩的父母。 三、面对弟弟妹妹：单独一孩家庭中独生子女基本社会化的新内容 对于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家庭中目前唯一的孩子来说，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成人前的基本社会化阶段。而在人的基本社会化阶段，家庭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和场所，父母则是对其社会化发展影响最大的“重要他人”。人们在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规范的过程中，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了解和建立各种人际关系，并学习相应的角色行为。然而，在目前的单独一孩家庭中，由于孩子身为“独生子女”，因此，他们在家庭中交往互动的对象主要限于父母和祖辈等成人。特别是他们与父母之间构成的亲子关系，更是他们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互动渠道和精神依赖。因此，当父母再生育一个孩子时，这种亲子关系自然会发生变化，第一个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和受到影响。这种变化和影响也将对他的基本社会化提出一些新的学习内容。 首先是心理上的变化和适应。在以往传统的多子女家庭里，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很自然地学习和接受一项特定的社会化内容：即学习面对兄弟姐妹，学习扮演兄弟姐妹的角色，学会建立并适应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关系。然而，目前的单独一孩家庭中，这些个作为老大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被整个家庭当作“独生子女”来对待的，他们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只有“独生子女”，而没有“哥哥姐姐”。因此，他们早已习惯了从小成长的这种“独生子女环境”。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带给他们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是最小的，因而总是最受保护的、最多照顾的、遇事最优先的、最受重视的。客观上他们也的确是最受关注的。然而，突然之间，要让这个一直是家庭中唯一的、最小的、最优先的独生子女，去面临一种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在他看来更受保护的、更受照顾和关注的、更为优先的和更受重视的弟弟妹妹的家庭生活现实，他们的心理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的单独一孩家庭与以往的多子女家庭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以往多子女家庭中，相邻的两个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往往并不大，基本上是相隔二三岁。这种情形的社会化效果是，兄弟姐妹之间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相互接触和共同生活，父母也会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教育，孩子也会开始学习并相互适应。因此，他们关于兄弟姐妹关系的规范和行为方式，是在幼年时期相伴成长的共同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自然而然慢慢适应的。然而，目前单独一孩家庭中面临的现实却是：父母准备生育的第二个孩子与第一个孩子之间，在年龄上既可能相隔两三岁，也可能相隔五六岁、八九岁以及十几岁。这种不同的年龄差距，给第一个孩子关于兄弟姐妹关系的社会化学习带来了十分不同的场景。由于儿童与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的心理、人格特征迅速发展、不断变化的时期，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第一个孩子在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自我意识、角色意识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会导致他们在面对第二个孩子的现实中，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因此，父母再生育一个孩子，对家庭中第一个孩子的心理冲击和所带来的不适应的程度，会依据他们的年龄大小，以及家庭中的生活氛围，父母之前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方式等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们顺利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难度和过程也会有所不同。学会面对这种家庭成员变化带来的冲击并在父母的帮助下尽快调整和适应新的家庭生活环境，就成为单独一孩家庭中第一个孩子新的社会化任务。 其次是哥哥姐姐角色的学习和扮演。父母的再次生育给第一个孩子带来各种不同的心理冲击和不适应的同时，也开启了单独一孩家庭中第一个孩子在新的家庭环境中的另一项社会化内容：学习做哥哥姐姐。 客观地说，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大量独生子女家庭中儿童的社会化，是一种与三十多年前我国社会中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中的儿童社会化有着显著差别和不同的社会化。这种差别和不同主要体现在社会化的对象由多个子女变成了独生子女。社会化研究的重点也往往只是集中在作为特定对象的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特点上。正是由于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因而有关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的规范和知识中自然就缺少了如何对待兄弟姐妹，如何与兄弟姐妹交往，如何扮演兄弟姐妹的角色等内容。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有一套相应的社会规范和这套规范所要求的行为方式。人们一旦承担某种社会角色，社会就会按照这一角色的规范和行为方式给予他们某种角色期待。即期望他们，实际上也是要求他们按照这种规范去行动，去表演。当一个家庭中仅有一个孩子时，他们只承担着一种社会角色，即相对于父母而言的子女角色。在他们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中，由于没有兄弟姐妹，他们自然也不会承担“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这样的角色。他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既不会有来自父母和他人对他的这种角色期待，他们也不会按照这种角色期待去表现和行动。 现在，当父母再生育一个弟弟妹妹时，无论这第一个孩子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得到，他客观上就承担了“哥哥姐姐”的角色，他的社会化学习中就必须增加有关如何扮演“哥哥姐姐”的内容。而整个家庭特别是父母也有责任在他的社会化过程中，教给他有关“哥哥姐姐”角色的各种规范和行为方式，使他在与弟弟妹妹的互动中，逐渐学会谦让，学会承担，学会爱护，也学会帮助。当然，父母同时也要在与两个孩子的互动中，教给第二个孩子有关“弟弟妹妹”角色的各种规范和行为方式。 第三是学习并适应新的亲子关系。如果说学习做哥哥姐姐的任务所围绕的是第一个孩子与第二个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学习和适应新的亲子关系则围绕的是第一个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随着家庭中第二个子女的出现，原有的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这一变化不仅对父母提出了调整和学习的任务，也对第一个孩子提出了同样的调整和学习任务。在父母生育弟弟妹妹之前，他们面对的是父母与他之间的唯一的亲子关系。当弟弟妹妹出生后，他们要面对的则是在受到父母与弟弟妹妹之间新的亲子关系影响后的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要学会面对一种“被分散”了的或“被稀释”了的亲子关系。因此，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第一个孩子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不仅要学习如何对待弟弟妹妹，学习如何处理与弟弟妹妹之间的手足关系，他们同时还要重新学习和重新看待他们与父母之间已有的亲子关系。 由于家庭生活中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父母与弟弟妹妹之间新的亲子关系的影响下，第一个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互动或许会有所减少，他们受关注的程度或许也会有所减弱，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环境和新的亲子互动氛围。在这种情形下，第一个孩子必须重新学习并逐步适应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新的亲子关系。他们要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摆正父母、自己以及弟弟妹妹三者的位置，学会理解和接受父母在处理与自己之间的亲子关系方面的某些“不公平”，并且在很多时候还要学会适应被父母暂时的忽视。不要以为这些方面对第一个孩子的影响是消极的。从社会化角度我们可以说，正是第二个孩子的出现，让第一个孩子学习到许多在只有一个孩子条件下学不到的角色规范和行为方式，实际上为他的更加全面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积极的环境。 综合前面几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即使出现了媒体所报道的那些极端事例，我们也不能责怪那些处于基本社会化过程中、但却没有接受到相应的社会化内容学习的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方面有充分的继续社会化学习，如果他们自己在弟弟妹妹出生前也早就进行了相应的心理适应和角色学习，那么，这种极端的现象无疑会明显减少。 四、“单独二孩”家庭亲子社会化对“全面二孩”的启示 上述对“单独家庭”生育二孩所带来的父母和子女社会化新任务的分析，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当前一些家庭中出现的极端现象的原因，引导“单独二孩”家庭尽快主动地学习新的社会化内容和调适好亲子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今后更加大量出现的“全面二孩”家庭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及时的指导。 应该认识到，目前全国实行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所针对的人口只是我国社会整个育龄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根据人口学者翟振武教授等利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在当时20-30岁人口中，独生子女的比例接近20％，10-20岁人口中，独生子女比例接近30％，0-10岁人口中，这一比例接近40％。[11]275正是由于受到年龄、性别、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及其占同龄人口比例的限制，所以每一年龄段我国社会中形成“双独家庭”与“单独家庭”的具体比例尽管会有一定范围的变动，但二者总的比例却只会在40％以内，而“双非家庭”的比例则一直会保持在60％左右。只有当所有独生子女都与非独生子女结婚，才会达到“双独家庭”比例为零、“单独家庭”比例为40％的情形。显然，这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正常情况总是有一部分独生子女组成“双独家庭”、另一部分组成“单独家庭”。特别地，如果一个时期“双独家庭”比例增加的话，“单独家庭”的比例就会更快下降。前面所列举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也显示，目前年轻的城市家庭中，“双独家庭”大约占同龄总体的10％左右，“单独家庭”大约占30％左右，而“双非家庭”则占了60％左右。这些结果都表明，目前城市已婚育龄人口中，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单独父母群体的规模明显少于双非父母群体的规模。这是我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现实。 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目前实行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只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过程中的一小步。根据我国人口的出生率现状、人口增长的现状、人口结构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特别是依据国家和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可以预见，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生育政策一定会过渡到“全面二胎”生育政策(即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实施阶段。因此，一旦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限制，更大规模的现有一孩家庭中，同样会有相当部分的家庭将迎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预计，目前发生在准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家庭”中的这种亲子关系变化及其相关现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也会同样发生在规模更大的、准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双非家庭”中。因此，上述所讨论的单独一孩父母的继续社会化以及第一个孩子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中的那些特定学习内容和任务，也会完全一样地出现在这些“双非家庭”中。这样看来，“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关的宣传、教育和准备，为广大年轻家庭的父母和子女在接受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所带来的新的家庭环境，更加顺利地进行新的社会化学习，更少出现目前媒体报道的极端现象，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从现在起，整个社会就要有意识地开展这方面的教育与宣传，用科学的和正确的舆论、规范以及社会化知识，去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提前接受这种现实，提前做好面对这种现实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为广大年轻家庭及时适应这种变化，顺利度过这一转折，更好地营造一个亲子情深、手足情深的新家庭氛围和社会文化氛围，建立更为融洽、和睦的家庭关系，也为更多家庭的美满幸福做出努力。 注释： ①“单独夫妇”指夫妻双方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另一方是非独生子女的夫妇。相应的，“双独夫妇”指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双非夫妇”则指的是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②“单独家庭”指夫妻双方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另一方是非独生子女的家庭。相应的，“双独家庭”指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双非家庭”则指的是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 ③指的是无论夫妻双方是不是独生子女，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