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的开放性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性论文,体制改革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正面临着两对深层次的矛盾：从宏观上看，我国国民素质明显低下，已经并将继续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然而，受综合国力影响，我国财力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从微观角度看，发展教育，亟需一大批德才兼备、一专多能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教育的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的质量。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已经相当匮乏甚至青黄不接的教师队伍，近年来更呈现不稳定状况，骨干教师下海、经商、出国已不鲜见，而相当地区竟至出现拖欠教师本已十分菲薄的工资的现象，这无疑是对教师队伍现状的雪上加霜。于是两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便形成这样一个怪圈：优秀教师匮乏，必然制约优秀人才的培养，优秀人才的匮乏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缓慢，财力便缺少源头活水，财力状况的拮据便难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于是教师的经济地位始终徘徊在全国十二个行业的倒数几名。于是离心力便产生了，根据人往高处走的人才流动原则，必然导致骨干教育的大量流失。这样，问题由终点又回到起点，怪圈就这样年复一年，循环不息。
面对困境，教育界有人率先提出“以商养校”的口号，开始了南泥湾式的经商自救。诸如：破墙开店，出租操场、创办公司等等。面对教育界的这一股下海经商热，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褒贬不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检验的答案日趋分明：校园经商热，不仅在方向上与教育自身的内行功能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而且从经济收入上看并未能实现以商养校者之初衷，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界目前的窘况。于是，一部分院校已开始将目光从波谲云诡的商海中收回，转而去发挥教育的自身功能，在校内收自费生，委培生、捐资生，开办第二学历班等等。这显然是符合教育规律，利国、利民、利教的有识之举，然而由于未能在理论上找到充分的令人信服的论据，因此，缺乏理论的实践常常显得步履难以齐整，行为难以规范且往往理不直则气不壮。因此，教育界难以出现大举措，结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怪圈应如何突破？乱麻该怎样斩断？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究竟应向何处去？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解决思路该如何架构？理论应成为实践的先导，在这里，试以高等教育为例，提出：立足校园，以教养教，发挥优势，培养人才，建立多层次高等学历教育体系的改革思路。
一、在保证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前提下，各学校充分挖掘自身潜力，根据实际承受能力，较大幅度地大招生。
二、根据考生入学成绩与在校期间的学业成绩，学生修完所学课程，考试合格，国家承认其所学，并分别不同情况发给大学或大专一级、二级、三级文凭不等。
三、我国近年来每年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招生数都在90～100万之间，二者总数达200万左右，如果设想扩招总数的50%，则可增收100万生员。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收费入学。仅扩招的100名学生以每人每年收费2000元计算，便是20亿元。
四、20亿元收入从教育投入角度看并不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额。但是，上述这种扩招模式是在内涵扩大招生基础之上进行的，短期内勿须增加对校舍、图书馆的大量投资，20亿仅仅作为学校的流动性教学经费开支仍不失为是一笔颇为可观的补充收入。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良性循环的起点，以人才培养带动经济发展，其深远意义则是不可估量的了。
那么这种教育体制改革的开放性思维是否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和理论上的科学性？
首先，谈谈实践上的可行性。
其一，硬环境——校舍的可容性。如上所述，每年扩大招生100万人，综合考虑学习年限等因素，在校生数实际仅增加20%左右，而高等院校的课程一般安排在上午讲授，下午和晚上两个单位时间作为学生的实验和自习之用，因此只需将课程在早、午、晚三个单位时间里作适当的调整配置，便可腾出近一倍的教室空间。若从管理学角度看，校舍属于固定资产，其磨损折旧是以其使用年限为计算依据，在不变的时间里充分发挥其效能，有效利用其价值，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弊。
其二软环境——师资力量的承受力。现有的师资力量利用情况如何？是否仍有潜力可挖？对此，我们不妨一改过去纵向对比的思维方式进行一次横向比较，也许更具说服力。据报载，香港一个教师的周工作量为16-20课时，而中国大中专院校的教师周工作量为4-8课时。只须将周课时量提高到香港水平的90%，便可增加近一倍的师资力量。从我国教师的教学投入与工资报酬的角度看，教师的低工作量必然不可能为社会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自然难以希冀从社会获得优厚的回报，于是教师经济地位的改善终成画饼。教师队伍因此出现厌教，弃教，菲薄的报酬自然难以激励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在相当多学校，安排授课任务，教师左推右辞，唯少为好，于是又进一步加剧了师资力量的紧张，教育事业呈现萎靡不振的情况，更加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
汕头、武汉等地大学开尊师重教之先河，以月薪学部委员1万元、国务院学位委员6000元、博士生导师4000元等优厚待遇，为举国上下所瞩目。在扩大招生取得补充财源的前提下，将提高教师工作量、提高课时津贴和严格教学质量考核同步抓，教育的窘况将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某院校将教师授课津贴在原有水平上提高40%，竟出现教师相争上课的局面。在这里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教师的上课酬金作为教育成本究竟在教育总投入中占多大的比重？以一个班级为例，每周授课24课时，一学年以40周计算，共计960课时。如果每课时津贴为10元，一年不足1万元，约等于5个学生一年的缴费之和，即便把每课时津贴提高到20元，一年津贴之和仅2万元，而招收50名高费生一年便是10万，仅占20%。
其三社会环境——我国居民百姓对自费上大学的心理与经济承受力如何？已经开始的自费生、委培生和今年的自费生与计划内招生并轨作为一种投石问路的尝试，证明我国社会对自费上大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中国的家庭教育观不惜一切代价培养儿女成才是父母责无旁贷的天职。尤其今天都是独生子女，只要有成才的机会做父母的便会倾其所有全力投资，只要有进校接受教育的可能，作父母的仍然心甘情愿将儿女送学校接受雕琢教育。
从经济承受力角度看，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万多亿，居民手持货币也已达数千元。二者之和将近1993年我国财政收入的三倍。这一大笔资金中的一部分若能转化为我国的教育投资，无疑将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一脉鲜活的源头活水，成为中国当今投资结构中的最优化投资，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下意义深远的基石。
其次，再谈谈教育改革开放性思维的科学性。
有人提出，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建立多层次高等学历教育体系，这与降低标准，滥发文凭何异？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也是这一开放性思维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维持文凭的客观性和严肃性是办学的基本原则。降低标准，滥发文凭，本来就为一切有识之士所不齿。建立多层次高等学历教育体系与滥发文凭二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文凭具有两大功能。其一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用以衡量一个人学识水平的功能，另一种功能则常常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调动学习积极性，培养优秀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功能。我国目前的教育有两种基本形势，一种是获得毕业文凭的学历教育，另一种是取得结业证书的培训教育。二者从入学考试、学员学习心态、教学规范有序及学习效果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其中，不可否认文凭的权威性起着相当重要的杠杆作用。但颁发文凭决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培养优秀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才是教育的真正和最终目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在适度范围里充分发挥文凭的第二职能发展学历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实是利国利民之举。
上述构想并不否认学生入学水平以及在学期间学习成绩差异，恰恰相反，通过毕业时颁发同一专业但不同等级的文凭将这种差异清楚地体现出来，那就为客观衡量学生的学识水平提供了一个量化标准。同时，可以有效地引进竞争机制，如，按入学成绩只能定为三级的学生，可视其在学期间的学习情况颁发二级毕业文凭或一级文凭；反之，入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同样可以因为在学期间成绩不佳而降为颁发二级甚至三级文凭。竞争机制一经引入教育领域，将有助于激励学生奋发读书，刻苦磨砺，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选择是务实而非务虚的。这种务实性具体表现为文凭学历作用的弱化和对能力水平要求的强化。有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次人才双向选择洽谈会上，一名以为可以稳操胜券的本科生在经过一系列测试后竟然名落孙山，而另一名中专生却榜上有名。当他前去探寻究竟时，用人单位经理不无幽默地回答说，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你会做什么，然后再问你曾经学过什么。在广东招聘人才条件更为直截了当：懂财经知识、又懂外语、电脑者优先。文凭，暂放档案中备考，是人才选择的参考分。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凭作用正趋向弱化，代之以更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标准来评判人才的优劣。当然，人才首先要培养出来，再来谈论用什么标准进行选择，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分发挥文凭的积极功能去最大限度地培养造就更多一点人才以提高国民素质？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个年头了。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矛盾逐次展露。所有矛盾，聚焦到一点，即我国国民素质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始终困扰着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可以肯定，不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中国的改革必然步履坚艰；不改变我国教育目前的景况，国民素质的提高同样难以实现。因此，从教育入手，挖掘各校内部潜力，既可解决中国教育界目前的困境又可为相当数量青年打开求学之门，更重要是为中国将来的腾飞奠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