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防理论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攻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有了人类，就伴随着战争与征服。千百年来，人们对战争根源的探讨，也从来没 有停止过。经典现实主义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本身，人性本恶，趋利避害，谋求 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本能驱使人们彼此争斗，相互倾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这种 “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导致战争频频爆发。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无政 府状态的逻辑、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使得即使是谋求安全(而非扩张)的国家也 会产生“安全困境”，甚至走向战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的前景持颇为乐观 的看法。他们虽然承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也承认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但 认为可以通过“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等一套国际制度的创设，部分舒解国际 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在“无序”中营造“有序”，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有可能走 出国际政治的冲突画面。
攻防理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试图对战争发生的根源进行诠释并开出防止战争的处方。 攻防理论认为当防御处于优势地位时，征服不容易发生，大战能够得以避免；若进攻占 据优势时，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它还指出，通过精心设计的军控措施，可以大大降 低军备竞赛和战争的风险，国际政治并非就是一幅冲突和战争的阴暗画面。它从军事能 力这一视角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战争现象，并试图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开辟出一条 通向合作的道路。
一、关于攻防理论
罗伯特·吉韦斯(Robert Jervis)被公认为是攻防理论的创始人。他在1978年发表的“ 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首创这一理论，指出当防御占据优势时，“进攻将变得难以 发生，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现状国家将有可能进行合作，从而走出安 全困境。相反，当进攻处于优势地位时，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军备竞赛将加剧。( 注：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187.)
斯蒂芬·冯·艾弗拉(Stephen Van Evera)以及查尔斯·L·格拉塞(Charles L Glaser )和柴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对该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艾弗拉将观念因 素引入攻防理论，指出不仅攻防平衡的实际变化会对战争的发生与否产生影响，而且人 们对攻防平衡是否发生变化的认识也会对战争的发生产生影响，其作用甚至大于前者。 此外，他还将军事指导思想、国家的社会结构甚至外交因素包括到攻防平衡中，认为攻 防平衡是“军事、地理、社会和外交因素的总和”(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 ,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 1 998),p.6.)，从而将攻防平衡的外延大大延伸。格拉塞和考夫曼通过重新界定攻防平衡 ，努力使攻防平衡成为可以进行检测的变量。
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基本变量：攻防平衡和攻防的可区分性。所谓攻防平衡，吉韦斯认 为主要是指夺取领土与捍卫领土之间孰难孰易的问题。攻防的可区分性是指支持进攻使 命的力量与支撑防御使命的力量是否可以进行区别。
在攻防平衡理论中，攻防平衡是一个核心自变量。攻防平衡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双方 的进攻或防御地位，影响到战争的可能性。因而，攻防平衡是该理论关注的重心所在。 格拉塞和考夫曼在吉韦斯定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将之定义为“进攻方的武装力量与防 御方的武装力量的成本之比”。即若防御方在军事资产上投资X，那么进攻方需要投入 多大的Y才能获得夺取领土所需的力量。攻防平衡即为Y与X之比。比率越大，平衡就愈 有利于防御。(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 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 pring 1998),p.46,p.50.)肖恩·莱恩—琼斯(Sean M.Lynn-Jones)则将之定义为“一国 为抵消对手的防御投资而必须在进攻上投入的资源总量”(注：Sean M.Lynn-Jones,“D o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Have a Future?”,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January 2001.http://www.ciaonet.org)。
攻防平衡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吉韦斯、乔治·魁斯特(George H.Quester)以及琼 斯等人认为，影响攻防平衡的因素主要包括军事技术和地理。例如，魁斯特就曾较为系 统地论述了从古希腊到冷战时期，军事技术的变革对攻防平衡所产生的影响。(注：See George H.Quester,Offense and Defense in International System,John Wiley & S ons,Inc.,1977.)艾弗拉等人认为，影响攻防平衡的因素不仅包括技术和地理，还包括 诸如国家的社会结构、外交结盟等诸多因素，是“军事、地理、社会和外交因素的总和 ”(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p.6.)。格 拉塞、考夫曼则假设国家在制定军事战略时，奉行的是最佳战略，主张将军事指导思想 、外交结盟等决策因素排除在攻防平衡的因素之外，但认为攻防平衡除了包括技术和地 理因素外，还包括军队规模、民族主义和资源的聚积(cumulativity of resources)。( 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 e and Can We Measure It?”,pp.61-70.)
强调军事技术的变化对攻防平衡以及战争风险的影响，是该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 所有关于攻防理论的著作中，也都将这一条看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吉韦斯、魁斯 特以及琼斯等人从体系的角度论述技术革新对攻防平衡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任 何时候，技术上的攻防平衡都具有全球影响，适用于整个国际体系”。“现存的技术水 平决定了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的相对成本”。“当技术(革新)使进攻变得更为廉价时， 国家会奉行进攻性战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大”。(注：Sean M.Lynn-Jones,“Does Offense-Defense have a Future?”,pp.18-19.)格拉塞和考夫曼则从单元的角度论述 技术革新对攻防平衡的影响。他们认为，一种具体的武器或技术革新对攻防平衡所产生 的影响，应从它对国家执行进攻或防御使命的能力这一角度进行评估，而不是孤立地看 这一武器革新的性能。“问题的关键是，技术革新是如何对进攻性武装力量和非进攻性 武装力量产生出不同的影响。”(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p.61.)他们从机动性、 火力、保护、后勤、通讯以及侦察等六个方面来讨论技术革新对攻防平衡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机动性上的进步是其关注的重点。他们认为机动性的增加有利于进攻，“只有进 攻才从本质上要求机动性：一支不能移动的军队是不能进攻的，能守住阵地的防御者也 无需移动”(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 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p.62.)。艾弗拉则指出军事技术革新既可能 是有利于进攻者，也可能是有利于防御者。但是他又认为，某些武器天生就具有进攻或 防御属性，如高精度的莱福枪、机关枪、铁丝网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防御性的；而攻城 术、加农炮等则有利于进攻。艾弗拉还认为，军事技术常与军事指导思想一起对攻防平 衡发生影响。有些时候，是军事技术压倒军事指导思想，如冷战时期的美苏超级大国都 奉行进攻性的军事指导思想，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大大限制了双方的军事行动。另外 一些时候，则是指导思想塑造了技术。如二战时期，在闪电战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装甲 技术也演变成一种进攻型武器。(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pp.16-18.)
地理因素对攻防平衡也有很大的影响。一国的地形、位置和国土面积都会对攻防平衡 产生影响。艾弗拉认为，当一国的边界是高山、湖泊、海洋、密林、荒漠或其它一些障 碍时，则易守难攻。一国的国土面积大并且重要的战略资源或工业位于大后方时，也易 守难攻。当一国的粮食、水、能源以及重要的原材料能自给自足时，该国处于有利的防 御地位。(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p.1 9.)
格拉塞和考夫曼认为，地理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因素来说，更具有不对称性。一国所拥 有的地理特征对本国来说也许是有利于防御，但相对于别国来说，却很可能使对方易遭 进攻。例如在二战前，英吉利海峡使英国免受德国的入侵，但德国西部边疆的敞开却使 之易遭英国的袭击。(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 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p.66.)
对于技术和地理以外的影响攻防平衡的因素，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标准。例如，艾弗 拉将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外交因素也包括进去。他认为，一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在不同时 期对攻防平衡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 nd the Causes of War”.)格拉塞和考夫曼则将民族主义包括到攻防平衡因素中去，认 为今天的民族主义总的来说增强了防御地位。(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 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p.67.)但 是，他们反对将联盟行为包括进攻防平衡因素中去，认为联盟行为取决于单位层次上的 因素，而非取决于结构层次上的因素，若将联盟行为也包括进去，则超出了攻防理论的 结构界线，使之不成为一种结构理论。(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p.69.)
攻防的可区分性即可辨性是攻防理论的又一变量。能否分辨出攻防平衡中的进攻与防 御，对于消除安全困境、摆脱战争阴影具有重要意义。吉韦斯指出，若攻防可以区分， 那些现状国家就可以彼此确认对方的行为，从而奠定合作的基础。而且，在他国进行进 攻准备时，现状国家也将得到事先警报。此外，如果攻防可以区分，还有利于达成禁止 进攻性武器的军控协议。(注：Robert Jervis,“Offense,Defense,and the Security Dilemma”,in Robert Art and Robert Jervis,ed.,International Politics,Endurin 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New York ,1996,pp.192-193.)格拉塞也指出，进攻与防御的可辨性有可能消除安全困境：若攻防 完全可辨，一国就可以只部署防御性武器，而这不会削弱对方的防御能力。而且，它也 使该国能够向他国表明其武装力量的类型，传递该国的防御性立场。攻防的可辨性使得 国家间能够达成军控协定，消除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追求安全目标的国家间出现的安 全困境。(注：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 ics,Vol.50(October 1997),pp.186-187.)
至于到底哪些武器或攻防中的哪些因素是有利于进攻或防御，攻防理论的提出者们并 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仍然试图给出一些线索。例如格拉塞和考夫曼认为，像移动架桥 设备、远程战斗机等有利于提高机动性的军事技术革新和武器装备就有利于进攻。而复 杂的地形，国土面积广袤则有利于防御。(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pp.62-65.)艾 弗拉认为，某些军事技术或军事指导思想本身就具有进攻或防御特性。例如一战中的壕 堑战、铁丝网、机枪等本身就具有防御性质。冷战时期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也是防御性 的。而攻城术、一战中德国的“施里芬计划”、闪电战等则从根本上来说是进攻性的。 (注：James W.Davis Jr.,Bemard I.Finel,Stacie E.Goddard,Stephen Van Evera,Cha 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 Defense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p.196.)
二、理论评估
攻防理论是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分化出来的一支。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把 目光聚焦于权力或资源分布不同的是，攻防理论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执行必要的军事使 命的能力上，试图从军事能力的角度来评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与经典现实主义和沃尔 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一样，该理论也承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攻防平衡上 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国家间的竞争或合作，也影响到战争的可能性。攻防理论并不认为无 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必然是彼此争夺、相互倾轧的。相反，它认为若能区分出攻防平衡中 谁占上风，国家就有可能走出安全困境，甚至携手合作。国际政治并不必然是一幅冲突 的、悲观的画面。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很大 的修正和发展。也因此,攻防理论成为新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注:See Jeffrey W.Taliaferre,“Security Under Anarchy:Defensive Realism Reconsidered”,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0[th] Annual Convention,Washington D.C.,February 16-20,1999。See also Jeffrey W.Taliaferre,“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Defensive Realism Reconsidere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Winter2000/01).)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而且，正如 格拉塞和考夫曼所言，该理论自问世以来，已经在国际关系研究及对外政策分析中得到 广泛应用，人们用它来解释诸如联盟的形成、大战略、军事指导思想、军备竞赛、核战 略与政策以及常规武器控制等一系列的理论及政策问题。(注：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 1998),p.44.)
然而，攻防理论自问世以来，就不断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批评。对攻防理论的争论也 持续了20多年。2000年9月21—22日，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甚至专门就攻防理 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对攻防理论的理论得失进行研讨。(注：这次研讨会是由哈佛大 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和乔治城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除了罗 伯特·吉韦斯未能出席会议外，几乎所有对攻防理论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学者都参加了 这次会议。See Sean M.Lynn-Jones,“Do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Have a Future? ”,p.6.)总的说来，对攻防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攻防理论本身提出质疑。攻防理论主要从攻防平衡(主要是指一国执行军事使 命的能力)的角度来预测战争的可能性。批评者认为，仅从军事能力角度来预测战争结 果是不充分的。斯坦希·古德(Stacie E.Goddard)指出，一国在战争中击败对方，不是 因为攻防平衡不利于对方，而是进攻国在后勤保障、经济资源、军队规模等诸多方面优 于对手的缘故。(注：James W.Davis Jr.,Bernard I.Finel,Stacie E.Goddard,Stephe n Van Evera,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 nse at Offense-Defense Theory”,pp.190-191.)换言之，一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并不 是攻防平衡不利于对方，而是总的力量构成的不平衡影响了战争结果，军事能力本身并 没有多大的解释力。詹姆斯·费龙(James D.Fearon)、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 e)等人则指出，攻防理论经不住实证的检验。(注：Sean M.Lynn-Jones,“Does Offens e-Defense Theory Have a Future?”,p.11.)
第二，对攻防平衡是否是结构变量提出质疑。攻防理论将攻防平衡作为一种结构变量 ，研究在这一结构环境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伯纳德·费耐尔(Bernard I.Finel)指 出，攻防平衡不是一种结构变量，而是战略互动的结果。他给出的一个实证案例是：德 国在1940年迅速击败法国并不是因为进攻性优势，而是由于德国选择了由阿普纳斯进入 英吉利海峡地带这一有效的进军路线，而英法军队当时全部集结在比利时。(注：James W.Davis Jr.,etc.,“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Defense Theory ”,p.183.)换言之，德国的胜利并非是一种攻防平衡的物质结构使然，而是双方在这一 地区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术上的互动的结果。设若英法军队不是集结在比利时 ，而是在德国必经之地，则战场形势将会又是一种情况。费耐尔指出，战争从根本上来 说是一种“猜谜游戏”(“rock,paper,scissors”game)。一国选择何种战略、战术和 军事指导思想是由双方的互动决定的。某种战略、战术或武器系统是否有效也受到对方 战略、战术及武器系统的影响，本身不具有决定性特征。(注：James W.Davis Jr.,etc .,“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Defense Theory”,p.184.)
第三，认为攻防平衡到底包括哪些因素缺乏明确界定。按吉韦斯的定义，攻防平衡主 要包括技术和地理因素。艾弗拉将外交因素也包括进来，认为一国的结盟行为也会影响 到攻防平衡。同时，他还提出除了物质上的或客观存在的攻防平衡外，还有一种主观上 的攻防平衡，即人们关于攻防平衡的观念。他指出后者甚至更为深远地影响到战争的可 能性。对此，小詹姆斯·戴维斯(James W.Davis Jr.)提出批评。他认为，将外交因素 归入到攻防平衡因素中去，实际使人们无法断定到底是军事因素还是外交因素，以及军 事因素与外交因素通过何种互动形式影响了战争、和平以及整个体系的稳定。而且，将 观念上的攻防平衡引入进来，导致了逻辑上的混乱以及具体操作上的不便。(注：James W.Davis Jr.,etc.,“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Defense Theory ”,p.180.)古德也指出，将外交安排(尤其是防御性联盟、离岸国家的制衡行为)等因素 并入攻防平衡中去，将导致“用国家行为解释国家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理 论的结构力量。(注：James W.Davis Jr.,etc.,“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Defense Theory”,p.191.)理查德·贝茨(Richard K.Betts)、基尔·利伯尔 (Kier A.Lieber)则认为，攻防平衡包含的变量太多，根本无法对它进行检测。(注：Ri chard K.Betts,“Must War Find a Way?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p.185-190.Kier A.Lieber,“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 l Security,Vol.25,No.1(Summer 2000),pp.76-77.)
笔者认为，对攻防理论的评价，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该理论本身的严密性，二是 理论可能的政策含义。就前者而言，攻防理论的确存在一些漏洞或不完善的地方。具体 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论命题本身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攻防理论指出，“当进攻处于优势时，战争 的可能性加剧；防御处于上风时，安全困境的严峻性降低”。然而，到底什么是进攻优 势或防御优势，如何进行检测，该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艾弗拉曾将“进攻优势 ”解释为“比较容易征服”；将“防御优势”解释为“非常难以征服”，(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p.5.)但这种解释却无助于 理解，实际上只是同义反复。退一步说，即使“进攻优势”或“防御优势”内容确切、 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们仍然无法确切断言战争的前景。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多，军事能力 只是执行战争的工具或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一国不具备进攻优势，但战争依然爆 发。例如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就常常在“敌强我弱”、攻防平衡对之极其不利的 情况下爆发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对理论进行修正，使其具有较大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是攻防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次，进攻与防御难以明确区分。攻防理论的全部基础都建立在进攻与防御的可分辨 上。若进攻与防御难以分辨，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不复存在。然而，在攻防平衡中，进攻 优势或防御优势有时是难以区分的。正如费耐尔指出的，一国的军事战略或武器系统是 进攻型的还是防御型的，本身难以确定，只有通过双方的互动才能看出。若是如此，这 一理论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而且，某些军事技术到底是有利于进攻还是有利于防御， 本身很难确定。如美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看来，它是防止外国 导弹对美国本土安全形成的威胁，是防御性的。然而，一旦美国配备了这一系统，就有 可能破坏美国与其它核国家之间的军事平衡。因为美国可以打击其它核国家，而无需担 心本国会受到该国的核武器报复。这实际上加强了美国的进攻地位。再比如说精确制导 导弹，若是防御国利用它来对付侵略则无疑是防御性的，但若是进攻国用它来摧毁敌国 的军事目标，则成为一种绝佳的进攻型武器。此外，艾弗拉将观念上的攻防平衡引入攻 防理论，非但没有丰富该理论，反而暴露了攻防理论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在一战前夕 ，虽然总的技术发展有利于防御，但由于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和公众都认为进攻处于优势 ，奉行“进攻信条”，结果战争依然爆发。(注：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 se,and the Causes of War”,pp.29-30.)这意味着，即使进攻与防御可以区分，我们 仍无法精确地预测战争的可能性。因为，观念上的攻防平衡可能会使情况发生相反的变 化。
最后，攻防理论是否是结构理论值得怀疑。按照沃尔兹的定义，结构是指由置身于其 间的单元所构成、并对单元的行为施加约束的外部环境，比如说，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 态，它不包括单元的特性或单元的相互作用。(注：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 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93—119页。)以此对照 ，攻防理论显然不是结构理论。因为它包含了诸如一国的政治体制、外交因素甚至是民 族主义这些单元上的特征。即使按照格拉塞和考夫曼对结构理论的理解(他们认为结构 是指国家在制定外交或防务政策时，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无法改变或逃避的任何限制，它 也包括一国的政治体制等社会现实)(注：James W.Davis Jr.,etc.,“Correspondence,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Defense Theory”,pp.200-201.)，攻防理论也难以称得 上是结构理论。因为它除了一个物质上的攻防平衡外，还包括一个观念上的攻防平衡。 若一国认为本国处于进攻优势，即使它实际上不具备这种优势，仍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 。在此，个别国家对攻防平衡的认知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显然是决策层次上的 因素，而非结构因素。
尽管攻防理论有种种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对国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安全困境的研 究仍作出了贡献。在沃尔兹的世界里，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对“相对收益 ”的关注，即使是现状国家也走不出“安全困境”的泥沼。而攻防理论则认为，若攻防 可以区分，国家将更愿意合作，可能就限制或禁止进攻型武器达成协议，从而大大缓解 甚或走出“安全困境”。此外，由于攻防理论注重军事能力、注意区分进攻与防御的差 别，因而具有较强的政策适用性，特别对军备控制有着直接的意义。实际上，20世纪80 年代西欧的一些非进攻型防御的鼓吹者提出的政策倡议就包含了这一思想。他们提出北 约和华约的军事指导思想和武器只应该是防御型的。(注：Sean M.Lynn-Jones,“Do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Have a Future?”,p.16.)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为了缓和与 西方的关系，曾宣布苏联奉行防御型的军事指导思想。北约在与苏联就在欧洲的常规武 装力量进行谈判时，也曾试图限制武器的进攻能力。(注：Sean M.Lynn-Jones,“Do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Have a Future?”,p.16.)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愈益倾向以武力解决问题，这固然与冷战后美国在世 界的优势权力地位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却是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对手。美 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甚 至可以以“零伤亡”赢得一场常规战争。“零伤亡”战争的出现，使美国在使用武力上 更加肆无忌惮。而“零伤亡”的实质则是美国在常规武装力量上的巨大优势，即攻防平 衡出现了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严重倾斜。
三、结论
攻防理论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解释战争的可能性，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沃尔兹的 结构现实主义以权力为基础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竞争与战争，该理论似乎更能贴近战争 爆发的根源。它认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除了权力分布外，攻防平衡也是决定国家行 为的重要因素，并对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有着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因为说到底 权力只有通过转化为军事能力才能对战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由于它关注攻防平衡 以及进攻与防御的可辨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悲观看法 ，也因此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攻防理论对国际社会的军控 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利于国际社会就限制和禁止某些进攻性武器达成协议，从而有助于 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风险。另外，它对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然而，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该理论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从它的理论命题， 到基本变量都不完善，因而，它的实际解释力也大打折扣。攻防理论若想完成它所期望 实现的使命，就必须对自身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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