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重大论争的回顾与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主要是总产出、失业和通货膨胀在短期中的相互关系和稳定性的理论问题，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本文概要回顾宏观经济学主要学派关于经济波动原因的重大论争，并给出笔者的评论。
一、凯恩斯和老凯恩斯主义者
宏观经济波动原因的论争，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凯恩斯(J.M.Keynes)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不同意（新）古典学派关于市场价格灵变，价格机制可以自动使供求均衡且均衡于充分就业状态的理论，否定了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他也不同意古典的“二分法”，即经济中货币呈中性，与实际因素基本没有联系的观点。他提出一种理论，将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凯恩斯学说的革命性精髓，是指出了市场内在地存在着不完全性；货币工资、价格、利率等不同程度的刚性（粘性），（注：解释工资和价格“刚性”与“粘性”的文献很多，却没有见到对两者异同的界说。我理解，从微观和暂时状态看，刚性似较可行：从宏观和调整过程看，粘性更接近实际；从静态向比较静态再向动态过渡看，过程是多个状态的集结延展，微观刚性合成为宏观粘性。对于实际经济的观察表明，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市场压力下趋于软化，呈现粘性，在长期中趋于灵变，逐步恢复其有效率地配置就业和生产的功能。因此，用“粘性”适于更多的场合。）更为根本的是现实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使人们的预期尤其是长期预期无法准确，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各种倾向和预期的波动，致使投资需求波动从而总需求波动。这些决定了市场失灵不可避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他对30年代资本主义市场大萧条的诊断是，货币工资下降刚性使劳动市场无法连续出清，存在着非自愿失业；人们心理上的各种倾向和预期的波动——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流动偏好的不稳定，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他开出的救治处方是，通过政府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今天看来，凯恩斯不仅创建了不同于古典学派的较为系统的宏观理论，提出了解救危机的宏观政策措施，而且继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之后，强调和论述了不确定性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凯恩斯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体理性，而是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集成效应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出现“合成谬误”。当经济前景不妙时，个体理性的反应是减少投资和消费，如果人人行为如此，则储蓄猛增而投资剧减，引起总需求不足，甚至经济危机。反之，经济前景看好时，人人争相投资，消费高涨，借贷无度，合成为储蓄剧减而投资猛增，引起总需求过度，继之是总供给和通货膨胀上升，为下一轮生产过剩留下隐患。“合成谬误”与“纳什均衡”有异曲同工之妙。凯恩斯的洞见，为以后经济学多方面地突破新古典主义的藩篱，为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前沿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深广视界。同时，我们也看到，凯恩斯将注意力倾注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更多地为政策的可行性寻求新的理论基础，没能进一步分析货币工资下降刚性形成的微观基础，以及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完备的关系。（注：应当指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微观基础的，他的货币工资下降刚性、预期、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和理论，都是不同程度根据他对于劳动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微观行为的观察和微观经济学不完全竞争理论提出的，只是微观基础不牢靠、不全面、不能一致性地贯通他的全部宏观理论。在草创宏观经济学的30年代，凯恩斯的理论已属难能可贵，后人不应求全苛责。）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一个革命性的学说，正像市场一样，总是不完全的，而且囿于历史和重要人物的契机。离开了提出它的历史背景，不加修正和发展地应用于后世的实践和理论，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憾甚至误导。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提供了检验凯恩斯思想的机会。美国政府大幅度削减税收等刺激经济的政策，阻止了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大规模战后衰退。尤其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成功，使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地高唱凯恩斯主义凯歌，对财政政策似乎过于迷信了。随着凯恩斯主义50-60年代在西方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得手，老凯恩斯主义的一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
老凯恩斯主义者在继承凯恩斯思想精华的同时，也继承了它的缺憾，在一定程度上磨平了凯恩斯精神中与新古典主义抵牾的棱角。作为老凯恩斯主义者另外一支的英国新剑桥学派，积极地强调了凯恩斯思想中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动态经济观。而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与马歇尔集大成的新古典微观理论拼合在一起，用缺乏微观基础的IS-LM模型等理论，侧重从总需求方面解释宏观经济。他们关于经济波动的解释瑕瑜互见。例如，萨缪尔森和希克斯著名的乘数－加速数原理，从经济结构的内生方面有力地说明了波动的根源和传导机制，在50-60年代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至今仍有相当影响。又例如，关于劳动市场，凯恩斯在《通论》中没有说明名义工资下降刚性的微观起源。以后，老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思想引申和解释为，名义工资下降刚性是由于工人具有“货币幻觉”所造成的。这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再例如，在希克斯－汉森综合的IS-LM模型中，工资和价格刚性被作为关键性的假设，却没有任何微观解释。再例如，60-70年代开发和形式化的非均衡模型方法，力科研究刚性工资和价格对宏观经济非瓦尔拉均衡的影响，但它无法同时从微观上解释受到限制的价格和数量行为，因而在80年代便气尽力竭了（布兰查德、费希尔，1992，第25页）。不过，不容忽视的是，老凯恩斯主义者根据他们有懈可击的宏观理论开出的政策处方——像内在稳定器的良好设计可以减轻经济波动，政府“微调”经济的斟酌政策可以进一步稳定经济，削弱引起经济波动的干扰等等——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在一定时期中收到了较好的实际效果。问题出在将一时有效的理论和政策过分推广和一般化，出在不能审时度势地作出修正和提出新见解。
总之，尽管老凯恩斯主义者在解释经济波动方面比其他学派更接近现实一些，政策有效性的基本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能将经济行为人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假设一致性地贯通于宏观与微观理论，不能解释和在政策实践中解决70年代后西方出现的滞胀问题，被货币主义等保守主义经济学派，特别是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批判击中要害，严重动摇了他们的主流经济学正统地位。
二、货币主义者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对老凯恩斯主义的批判，集中于经过萨缪尔森和索洛(Samuelson and Solow,1960)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替换关系，以及货币是否中性问题上。弗里德曼(Friedman,1968a)认为，经济在长期中趋向于一种均衡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即“不存在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只要不存在政府操纵总需求等干扰，私有经济将稳定地趋于自然率，而且经济偏离它时，有回复自然率的趋势。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总存在暂时的替换，不存在持久的替换。暂时的替换并非产生于通货膨胀本身，而是产生于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一般而言，产生于一种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Phelps,1967)分别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视了人们对工资设定与通货膨胀的预期作用。他们以自然率假说和预期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改造了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中失业与通货膨胀有替换关系，在长期中两者没有替换关系，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率水平。
在宏观政策方面，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最重要，是决定价格水平和名义收入的原因，通货膨胀无论在哪里总是一种货币现象(Friedman,1968b)。货币政策的首选目标应该是货币供给量而不是利率；应该制定单一的货币规则，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在短期中货币政策对经济有强力影响，货币呈非中性；在长期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实际因素没有影响，不能改变自然率，货币呈中性。因此，是老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不当运用，造成了宏观经济波动。
7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滞胀，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弗里德曼的说法。我以为，弗里德曼的理论提醒人们注重通货膨胀预期对实际通货膨胀形成的作用，客观上或多或少推动了预期行为微观基础的研究，其后通货膨胀惯性、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的交互作用、预期粘性等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和进一步研究，说明了这一点。自然率假说中，自然率本身在长期中稳中有变，实际失业率围绕自然失业率波动的说法，也比“充分就业”的概念更接近现实，因此80-90年代宏观经济学论著中更多地采用了自然率的概念。另外，货币主义者对货币政策重要性和执行政策的“时滞”效应的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深度萧条的西方经济背景中，显得较有道理，已经被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政策采纳，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他们首要的和最常用的经济政策。值得指出的是，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的批判，实际上带有凯恩斯精神的印痕：从总需求方面提出问题（参见：高鸿业、吴易风，1988，第235页），强调人们对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误解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两个学派的分歧，是在经验问题方面，而不是在理论原则方面。弗里德曼自己也认为，其“理论框架”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IS-LM-AS模型(Friedman,1974)。
后来，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修正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使其包括三个要素：预期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对于自然率的偏离（周期性失业）和随机的供给冲击(Mankiw,1992,p.303)。这种当代形式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仍然保有凯恩斯主义向右上方倾斜的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基本特征，两者之间可以方便地转换，表明了实际经济变量（总产出或失业）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和随机的供给冲击之间的关系，用以解释宏观经济被动，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选择路径。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卢卡斯(Robert Lucas)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老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发轫于预期的微观基础。他们认为，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所说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即人们只使用经济变量的过去值来形成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期。适应性预期不符合理性人最大化效用的假设。穆思(Muth,1961)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在相同的信息集合下，经济行为人的预期趋近于理论模型所作的预期。经过卢卡斯等人发展的这一假说大致有三层含义：1.信息是稀缺的，经济系统不会浪费信息，经济行为人会利用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来形成预期。2.预期结果的主观概率分布趋近于结果的客观概率分布。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行为人的预期总是正确的，而是说他们会从失误中吸取教训，消除预期中的系统误差，因此他们的预期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是正确的。3.公开的预期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没有实质性影响，除非存在内部信息。即只要信息公开，经济预期不会给任何人以特殊机会从中获利（参见：胡佛，1991，第1、8章）。卢卡斯指出，理性预期只适用于风险但不涉及不确定性的场合。这符合奈特(Knight,1921)的区分：可以用概率分布描述的随机事件是风险，不服从任何概率分布、无法预测的随机事件是不确定性。
仅仅是理性预期假说的提出，并不构成所谓的“革命”。借助于理性预期假说，再加上新古典最重要的三个信条：理性人最大化效用、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如“货币非中性”）、价格和工资灵变从而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形成一系列宏观经济模型，新古典宏观学派在70年代掀起了一场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先是由卢卡斯(Lucas,1972)和萨金特等人提出和开发了货币商业周期理论。卢卡斯用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自然率假说，采用了比货币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说法：对自然率的偏离是瞬时现象，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出自劳动者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自愿的工作与闲暇跨时替代效应；货币中性——除非有未预料到的变化；经济波动的原因是货币供给冲击，波动的传导机制源于信息障碍——经济行为人对价格水平与相对价格的预期误判（卢卡斯供给方程的结论）。他提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被公众预料到的系统的货币政策不会对实际产出和失业产生影响，只有政府随机地改变政策且公众未预料到时，才会形成货币冲击，影响实际产业和失业，但代价是造成产出的剧烈波动。
继之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内部的巴罗(Robert Barro)、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等人不满意货币商业周期理论，在80年代初期提出了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同样信奉新古典信条的这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影响总需求的名义变量的货币冲击，还是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变量的技术—生产率冲击。实际周期论者的假设，除了上述新古典信条之外，还以超出古典学派的偏执，特别强调价格和工资在短期也充分灵变，以及货币中性甚至超中性(Mankiw,1992,p.387)，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长期和短期的划分没有意义。他们认为，商业周期或经济波动是经济对于技术—生产率变动的自然且有效的反应，经济行为人对于实际（相对）工资、价格和利率变动会作出跨时代的理性选择：劳动市场总是出清的，失业总是自愿的；消费、投资和产出的波动也是如此；政府征税与举债具有“李嘉图等价”效应；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政策与货币政策一样无效。总之，正是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高涨。商业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胡佛，1991，第3章）。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带有清算“凯恩斯革命”、复辟古典理论的意味，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古典还古典。就此而论，它的政策建议无法在当今西方经济中有效实施。但是，这样一种取向的理论之所以能在70-80年代的经济学界大行其道，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它的研究方法。从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推出理性预期，推出个体与政府、个体与总体的博弈行为，最后推出经济波动的根源和政策无效性命题。这样一条由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保证了理论自身的严密性。这一学术研究方法已经为当代几乎所有宏观经济学派所接受，似乎是这场“革命”最明显的结果。另外，上面提到的卢卡斯供给方程，运用了信息不对称（信息障碍）的假设，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持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可驳之处，在于基本假设偏离现实太远，使其结论更显偏执，与现实大相径庭。它在自身框架内是均衡的，却与现实偏离太远，无法与现实均衡。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90年代势微的根本原因。
不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的有益的研究工具性要素，如理性预期方法、贯通微观宏观的一致性、重视货币冲击和供给冲击的研究视角等，已经为一批努力再生凯恩斯精神的经济学者所掌握或加以考虑，他们在探讨经济波动的原因时，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四、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孕育于70年代，崛起于80年代，壮大于90年代。它继承了凯恩斯的精神——经济波动是市场不完全性的表现，批判地综合了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要素。它的三条基本假设体现了上述继承、批判与综合：经济人最大化行为、理性预期和市场不完全性。这里的市场不完全性，不独指价格和工资粘性，而且包括不完全竞争环境，尤其是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凯恩斯定律与萨伊定律的壁障被打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同样重要，市场不完全性至关重要；即便是具有理性预期的微观经济行为人，在不完全的市场中，其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也往往会引起宏观外部性——价格和工资粘性、非自愿失业、信贷配给、货币非中性等，使总体市场难以连续出清。由此引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命题：宏观经济在短期中可能偏离自然率水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实际经济活动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运用必须得当(Snowden and Vane,1995)。这一命题与老凯恩斯主义的无异，且吸纳了货币主义者的见解。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之新，在于回应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在论证中心命题的方法和模型上作出了新意，对于各学派理论的兼容性更强，为凯恩斯精神构造了较为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参见：管毅平，1996），使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调再一次转向凯恩斯旋律。
新凯恩斯主义者中，格雷戈里·曼丘(Gregory Mankiw)、劳伦斯·鲍尔(Laurence Ball)和大卫·罗默(David Romer)等人侧重从有成本的价格调整（菜单成本）、价格与工资交错调整等形成的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等人则侧重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风险等形成的实际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Greenwald and Stiglitz,1993)。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两方面相互联系，实际粘性会强化名义粘性，导致货币非中性、非自愿失业、信贷配给等市场不能连续均衡或多重均衡的现象，加强或持续宏观经济偏离自然率的波动。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新凯恩斯主义者关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的较新进展。上文提到，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货币周期论者否定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背景，是70-80年代早期石油供给冲击引致的滞胀，他们宣称短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替换关系，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近期的研究(Ball and Mankiw,1995)通过美国战后大量的经验数据和模型分析证明，当经济中出现总供给冲击时，个体厂商调整价格的菜单成本，使它们对大的冲击作出调整，对小的冲击不作出调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对于冲击的反应粘滞，相对价格变动的分布影响价格水平：总需求给定时，这一分布向右或向左偏斜，经济就会经历负向或正向的总供给冲击，短期总供给曲线或等价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相应左移或右移，通货膨胀上升或下降。这意味着，食品价格、石油价格等微观因素的变动在经济冲击来临时，会影响到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替换关系至少短期中存在。对于总需求冲击的研究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斯蒂格利茨（1997，第274-277页）认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本身的移动说明，高失业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不存在，只是意味着这种替换关系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反通货膨胀必须付出失业上升的代价，政府能做的是尽量减轻这一代价。
我国学者的研究（例如：刘树成，1997）表明，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式的关系，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与失业率负相关，这种关系有时会出现变形，笼统地否定这一关系有害无益。
我认为，宏观经济波动是指经济短期偏离自然率水平的变动，经济的长期问题属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论域，凯恩斯回应货币数量论的名言“长期中我们都死了”(Keynes,1924,p.80)，依然是界分宏观经济波动论与经济增长论的形象说法。宏观经济短期与长期的一种较正式界分，在于价格和工资是粘性还是灵变。短期中价格和工资呈粘性，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倾斜；长期中价格和工资趋于灵变，菲利普斯曲线才可能接近于垂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是宏观经济的客观存在，它意味着经济波动带给人们不同的损失，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各国经济的实际政策操作及其效应，主要依据这一关系，至少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关系，许多统计资料说明了这一点。新古典主义理想的乌托邦不能成为现实经济的替代模式，凯恩斯精神与现代宏观经济波动的现实更为接近。
五、结语
总起来看，上述宏观经济学的四个学派，对经济波动根源和冲击的性质的基本观点，同异互见而且交叉。老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波动有规则，可以预测，波动的根源是内生的，存在于经济结构之中，例如乘数—加速数过程，波动会持续、扩大或缩小；政策有效。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学派货币商业周期论者认为，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无规则，不可预测，波动的根源主要是政府货币政策的不规则变动引起的总需求冲击；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弊大于利。如果依照传统宏观理论的分法，政府行为是经济的外生变量，那么这种观点也属于波动根源外生论。实际商业周期论者认为，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无规则，不可预测，波动的根源是外生的，主要是技术变动为主的供给冲击，例如石油冲击；政策在正反两方面都无效。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无规则，不可预测，波动的根源主要是外生的，起因于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但是经济结构中的内生因素会使外生冲击引起的波动加剧和持续化；重要的不是经济受到冲击的根源，而是经济如何对于各种冲击作出反应：政策有效，但不适当的运用有负面效应。就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者折衷了老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货币商业周期论者的观点，但仍然保持了凯恩斯思想的灵魂。
如果从经济是否具有自我平复冲击的能力，从而是否需要政府政策干预来看，这四个学派又可以分为两类：干预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不干预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即新老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即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学派。干预主义者坚信经济自我平复能力的有限性和缓慢性，从而主张政府政策的必要性；自由主义者则坚信经济自我平复能力的有效性和即时性，从而主张政府政策的无效性（斯蒂格利茨，1997，第39章）。自由主义者更多地从微观基础方面解释了市场机制的有利作用和人们理性预期的作用；干预主义者则更多地解释了市场机制的有限性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其中新凯恩斯主义者近年来较有力地解释了宏观波动的微观基础，包括市场机制和理性预期无法避免市场失灵的各种原因和机制。同时，也应当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还不很系统，更多的是联系不太紧密的不同论旨的模型，其成熟化和系统化还有待时日。
当代宏观经济波动理论的重大论争表明，没有哪一个学派始终不衰地居于统领地位。近年来，从主导理论趋向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层面看，新古典宏观学派等保守主义理论逐渐退潮，新凯恩斯主义影响渐趋增大。支持这一判断的明显例证有这样几个：1993年开始执政的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两任主席，先后为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和简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现任美国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虽有经济自由主义者之称，但他在其位、不得不谋调控经济之政，多年奉行的政策措施显示出温和的干预主义的种种迹象。新凯恩斯主义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近就任美国财政部长。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政策，明显加强了干预主义倾向，例如英国工党现政府所奉持的“第三条道路”等。从实际经济运行的层面看，适度干预经济的效果比较好。这方面的经验例证是，美国经济实现了1991年以来罕见的连续8年的低通胀、低失业的扩张性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第三年增长近4%；失业率持续18个月低于5%，1998年为4.25%，达到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仅为1.6%，是30年来最低的（贝克，1998；王阳，1999）。据此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者及其理论已经居于上风。我认为，这是因为该派能够从经济学最大化效用这一公认的最有力假设出发，采纳各派之长，面对现实地作出其他基本假设，其理论分析更具现实性、兼容性和说服力，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方向。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学派的斯蒂格利茨等人，与其他当代经济学家一起，突破了新古典范式的完全竞争假设，格外强调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分析，不仅发展和充实了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而且构成了经济学信息范式（管毅平，1999）的具体分析基础和展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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