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的文化状况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况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P220)，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存和历史的演进，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实践和人类的认识，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然而，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正因为如此，虽然文化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是古往今来人的生存基础和基本方式，并且构成了人类理解，特别是哲学理解的本质规定性，但是，文化的命名和文化问题的课题化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文化哲学在20世纪突然从隐性的哲学理解范式转变为最有影响的显性的哲学理解范式之一？是什么力量推动文化哲学走向理论自觉？我认为，从根本上说，20世纪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导致文化的力量和功能方式从历史进程的潜流中生发出来；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文化出了问题或者成为问题，人类在自觉地体验到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开始遭遇文化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深刻认识20世纪的文化状况是实现文化哲学重大理论突破的前提性条件。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揭示20世纪的文化状况，以说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及人类所遭遇的文化问题。
一、现代知识的反思性与文化的自觉
虽然文化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深层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我们断言哲学一直以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为自己的“内核”，但是，在过去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很少进入理性的视野。一种情形是社会的运行和人的生存主要由经验、常识、习惯等自在的文化要素所左右，虽然这种生存状况和社会历史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未分化的文化世界，但是，文化的自在状态不可能使之成为课题化的问题；另一种情形是政治经济等诸领域虽然经历了分化，但是，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一直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更为直接的表层因素所遮蔽，不被理性的自觉目光所关注。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说，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主要靠经验、习惯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驱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反思的“自然历史进程”。而经历过理性化和个体化的工业文明则奠基于理性经济或主体经济基础之上，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化和理性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开始凭借着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等自觉的文化精神而活动。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世界中，人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原有文化模式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现代工业文明通过交换和交往开启了“世界性历史进程”，从而在比较和冲突中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各项事业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开始成为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自觉的主题。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的历程实际上是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的。随着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的逐步生成，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步看到了构成历史运行机理和图式的文化之影响力。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文化设计（韦伯所分析的科层制），等等。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枚举文化机理在人的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具体作用的显现，而是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走向自觉的机制。促使文化走向自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是知识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
讨论现代化问题，我们会立即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因素。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加速度增长。波普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必须指出，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交织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而且具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
胡塞尔晚年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时曾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首先，在笛卡尔那里，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进程的转折。随着数学的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理性主义观念开始支配科学和哲学。到了伽利略，自然进一步被数学化和理念化，纯几何学中的完美观念开始形成，自然作为数学的宇宙，服从于自然规律。在这里，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确立并且开始支配历史进程。胡塞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实在是对理念的或多或少完全的分有，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整体意义，我们能够作出超出直接经验直观和前科学生活世界的可能的经验知识领域的、具有规定性和系统性的预言。使这样的预言直接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成就就是我们建立了数学的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2](P51)。同时，形式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技术化”，结果，“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2](P62)。可见，现代理性知识的增长方式和作用方式对于文化的自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里我们还特别想指出的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形成了人类知识的反思性（reflexivity）机制。如前所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由于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知识开始成为一种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的总体化的趋势。现代知识的反思性就是这种趋势的重要特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历史方位，使自觉的文化开始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自觉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反思性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但是，由于前现代社会具有“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因此，“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而“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再生产的根基，由此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在于这样的事实：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现象的性质。所有社会生活形式都部分地由行为者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所确立。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关于‘如何继续进行’的知识对于由人的行为所制定并加以再造的惯例而言，具有实质的意义。在所有文化中，社会实践惯常地被不断地注入实践中的新发现所改变。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惯例的改变才能（在原则上）被用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对于物质世界的技术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追求为标志，但是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确证，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自身的反思”[3](P37,38—39)。显而易见，认识现代知识的反思性特征，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文化的特点和现代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合理化、政治契约化、管理科层化等自觉的理性文化设计和建构都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反思性特征密切相关。
二、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
20世纪的文化状况不仅体现在文化在社会各个领域运行中的全面自觉，而且表现为文化本身在20世纪开始成为问题。可以说，20世纪人类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文化在社会运行和人的生存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无疑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20世纪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力、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又遇到了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
对于刚刚走过的20世纪，无论我们在价值学意义上作何种评判，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20世纪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困扰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冲突，人类生产力并没有停滞，而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悲剧，人类还是逃过了毁灭性的劫难，并且通过WTO规则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契约机制；匮乏状况的缓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命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空前丰富，等等。所有这些使20世纪人类文明成为突起的奇峰，傲立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在这里，我们到处看到自觉的理性文化的作用。
但是，令我们十分遗憾和痛心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20世纪人类巨大成就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也同时看到了20世纪人类历史困境与这一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必须确立的一个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一场贯穿整个世纪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和自我毁灭，另一方面通过欠发达和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确立理性文化模式时所遭遇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文化危机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体验到文化无所不在的力量和重要作用。
20世纪的文化焦虑或文化危机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它比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战争冲突、体制变革与转换都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文化合法性问题。面对具体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资匮乏、民族冲突等问题时，人们容易把它们理解为暂时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或努力而消除的历史现象。而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和社会运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提供标准的文化底座，但同时又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已经受到威胁、陷入合法性危机、值得重新反思时，那种发自人之生存的焦虑和危机感的确是令人震撼的。
20世纪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不是人之生存的枝节性问题，而是直接涉及人类历史“轴心期”确立的历史意识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危机问题。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2世纪是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轴心期”，那时形成的自我意识、理性启蒙、人性的精神化、理智、个性等“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因素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尤其在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理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这种历史意识或文化精神以理性化、世俗化和人的个体化为基本内涵，它相信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相信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理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增强都毫无疑问是对人作为宇宙中心地位的确证，理性代表着一种善的力量，构成人的本性，因此，这是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
然而，正是这种包含着坚硬的绝对意识内核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在其自身内部就包含着冲突和张力，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和人之自由（人本精神）之间、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张力和冲突。中世纪之后所开始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基本内涵是个人自由和技术理性的同步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相信二者可以同步协调发展，相信人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与自由的增强而达到自我拯救，达到完善的境界，而这一历史设计或文化信念的轴心是技术和理性。然而，就在人们的这种理解和信念中已经包含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局限性，它必然导致这一文化精神或历史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裂变，导致人类行为的不计后果的极端化倾向。
20世纪人类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焦虑和危机，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所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起自身的自然性，正在而且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异化和失控发展：官僚制的极权国家、以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以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斩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天然联系的大都市，等等。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在最极端的形式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原子弹的邪恶威力、“奥斯维辛”、“格尔尼卡”、“古拉格群岛”等悲剧把以技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危机淋漓尽致地裸露在世人面前。理性不再至善至上，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转变成可以灭绝人寰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在20世纪，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直接地、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等也不再以相对独立的领域或社会力量而存在，而是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异化的文化力量。
19世纪下半叶，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一些预言式的思想家已经以某种方式透露了人类文化精神的这一批判走向，因为他们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即将到来的深刻文化危机的气息。20世纪，文化批判已不再是少数敏感思想家的独自和绝望的呐喊，而是一种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主流和声。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人类思想和理论演进的突出标志是普遍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可以说，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批判的时代，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张力的分析；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物化现象的揭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化分析及其“生活世界”的理论药方；弗洛伊德对于现代人在普遍理性（超我）支配下的普遍的精神疾患的分析；汤因比、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等历史哲学家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剖析，等等。而在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这些思想家从人的生存结构分析出发，直面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他们不再把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有限、缺憾等现象归结为暂时的历史现象。而是将之视作现代人之生存结构的内在要素。他们正是从生命的空虚感和悲剧意识中挖掘现代人反抗文化危机的力量，高扬和强调人之自由和历史责任感。在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文化批判是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在文化层面上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现代性、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权威、家庭，等等。到了20世纪下半叶，当“五月风暴”的政治激情和文化骚动开始逐渐平息，人们开始断言存在主义所代表的文化批判已经展示自身的极限，开始走向终结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则异军突起，从微观政治学的视角，对于现代社会作出了更为激进、更为彻底、更为极端的拒斥和批判。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逻辑中心主义硬核的解构，对人之主体性的消解，对宏大叙事和绝对真理的拒斥，对无所不在的微观的权力结构的剖析，对于各种边缘话语权利的捍卫等，把贯穿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主题一直延伸到又一个新世纪的开端。
对于中国等后发展的国家而言，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它们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具有特殊的历史定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它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现代化过程的。这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这些寻求现代化的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化冲突和文化矛盾，围绕着理性主义文化而发生的矛盾和危机又以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一下子把文化问题变成了我们时代生存的焦点性问题。
三、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
在描述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状况时，除了必须考虑以上所论述的一般的文化自觉和20世纪的文化危机之外，还必须考虑全方位信息化背景下人类文化作用的进一步凸显和文化存在方式变化所引起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重大变化，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重要变化。概括起来，这种深刻的变化体现在：随着历史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通过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自觉。因此，文化的力量在个体的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与前此各个历史时代相比，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整合。其最深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导致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存在方式的重大改变。人们通常习惯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几个主要领域。由于人类分工状况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原因，这几个领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相互关系和地位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前工业社会或前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般呈现为“领域合一”的状况。这种合一或是表现在人类初始自在的血缘文化、宗法氏族体系和自发的日常经济活动的未分化状况，或是表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政治的强制统治为核心将各个领域通过臣属关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形。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分工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走向了“领域分离”②。各个领域之间的强制性约束关系开始消解或减弱，不再存在着某一支配和统治所有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各个领域开始走向自律。不可否认，这种领域分离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比较大的驱动作用：分工的合理化和效率的极大提高、依据契约原则的法治和政治民主化，等等。当然，这种领域分离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虽然不同社会领域之间已经取得了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但是，我们前面论述的传统的决定论的思维定式影响着人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在理论和策略上人们还常常按照决定论的方式来处理各个领域的关系，因此，这才出现了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等不同的社会历史理论构架。
我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不是深入探讨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和应然状态，只是想确定一种正在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或动向：目前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之间似乎出现了重新“一体化”的趋向。但是，必须立即指出，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不是回到前市场经济时代的自在的“领域合一”状态，不是通过确立某一领域的中心地位或取消各个领域的自律性或相对独立性而把社会各个领域强制性地纳入一种集权的一体化之中。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是在尊重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前提下通过自觉的文化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机的一体化。其中，文化不再是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这是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时代，而促使这一文化整合和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因素是人类全方位地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信息化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标志，当这种技术以前所未有、不可估量的速度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和人的生存的一切层面时，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般的技术和手段的地位，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一种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信息化时代的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能展示文化的整合力量的方式。由于文化的新的整合方式和新的自觉，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例如，在信息化时代，经济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价值选择、文化设计已经成为所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的全球化，导致交往主体的空前平等与自主选择，主体间的跨文化交往和商谈伦理的日渐突出，优化的政治文化、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中取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消费）空前普及和平民化，导致了政治的非神秘化和公开化，导致了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等等。
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在人们传统理解的经济领域和文化的关系上尤为明显。应当说，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社会的重大进展之一便是以信息化为背景的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并且促使消费社会的出现。一方面，环绕着大众传媒而膨胀起来的文化从传统的贵族特权转变成渗透到大众生活之中的平民化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日益超越了纯粹工具加工活动和直接的交换活动的特征。摆脱直接性使用价值束缚的理念、价值、形象、想象、追求、希望、策划、设计、广告等体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要素开始从传统经济活动的外在附属物转变为内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出发点和主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的界限或外在性开始消失或模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对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趋势，20世纪后半叶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等方面的许多理论家都有深刻的体验。例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等著作中，确定后现代时代来临的一个重要依据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人类知识状态的变化。众所周知，利奥塔分析后现代知识状况是从批判现代性背景下的宏大叙事开始的。他认为，虽然科学与叙事是不相容的，但长期以来，科学和知识的合法性还是与叙事密切相关的。“我们将使用‘现代’一词来命名这样一些科学，这些科学将求助于直接依赖宏大叙事而形成的元话语以使自身合法化，而这些宏大叙事则包括诸如辩证法的精神，解释学的意义，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者财富的创造等等话题。”[4](P251) 他认为，后现代的来临与这种现代宏大叙事的危机和衰落直接相关，后现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质疑”。这种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衰落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的后果，同时，又改变了科学和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方式。他认为，“叙事的衰落可以被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与技术科学全面繁荣的结果，这种繁荣导致从行为目的向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5](P10)。毫无疑问，这种从行为目的向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是科学和知识超越宏大叙事的重要标志之一。利奥塔对此的分析主要立足于信息科学技术。他认为，20世纪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各种尖端科学与技术的变革都与语言有关，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知识和科学领域的面貌和合法性基础。知识的信息化方式导致了知识以实际使用为目的和商品化的趋势，所有知识领域都还原为计算机信息，都与商品的生产和经济目的密切相关。利奥塔指出，科学技术“遵从一个原则，即最优性能原则，为了获得性能就加大输出（获得的信息或变化），减少输入（在此过程中增加能耗）。科技因而是一种与真、善、美不相关的游戏，它只要求效率：当一项技术‘新招’获得愈多，能耗愈少时，它就是‘好的’”[4](P266)。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就利奥塔关于宏大叙事、后现代知识状况等问题的分析展开深入的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关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知识状况的改变的确有很深刻的思想，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关于信息化时代文化整合的判定。
另一位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波德里亚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入的分析，他关于物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仿真现象的批判都从一个特殊视角透露出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别的整合力。他早期在《物的系统》中就分析了目前新的物的世界与传统的物的世界的区别。他通过日常生活中物的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如物品的个人化特征的消隐和物品功能的多重化等，指出现代社会中物的符号化，人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与符号的关系。在分析大众传媒时代的消费社会时，波德里亚进一步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正如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限定在符号系统关系之中，波德里亚也认为商品的所指已经变得与它们的具体用途无关，而是由他们对整个商品和符号的系统的关系来决定的。波德里亚分析道：“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6](P3—4) 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与作为符号的物和商品发生关系，与他人发生关系，通过解读消费世界的符码（code）而进入社会系统。波德里亚还曾提出著名的仿真（simulations，一译“类象”）概念。他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仿真时代，在这里，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仿真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仿真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增长，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与此相关，波德里亚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内爆（implosion）。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均已内爆，均已模糊或消失[7](P152—154)。在仿真时代，传统的表象和真实的关系、符码与模型和物的关系均已被破除，不是表象反映真实，而是模型构造真实，不是物决定模型而仿制，而是符码与模型决定物的构成，构造着真实。因此，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之中。我们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和仿真时代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但是，这些锐利的分析的确加深了我们对于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以及通过文化整合而出现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体化趋势的认识。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通过文化的运行机制而一体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明显。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关于20世纪文化状况的认识，对于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文化普遍走向自觉，并成为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内在的整合力量的时代，文化哲学的意义肯定不是对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文化现象自身的理性反思，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内涵入手，从文化的视角全面反思当代人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此，我反复强调，文化哲学不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哲学，而是内在于哲学研究各个领域之中的一种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应当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8]。
注释：
① 本文属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340）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ZX009）“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的成果。
② 参见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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