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德育与承传中华美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校德育论文,华美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盛世兴德
富贵不能淫、富而好礼、礼仪之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新变化，道德建设将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化与国家的独立、尊严、主权矛盾运动中道德新格局与人类共同伦理；经济全球化与贫富两极化过程中的道德变革；世界文化的多元冲突、对话、融合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复兴；高科技时代的科技道德及其建设；网络技术迅速普及，人与人之间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过程中的道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与规范并走向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对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新要求；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独生子女支撑老年社会提出的道德新要求；世界性的性自由、性解放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对中国传统性观念、性道德、性文明，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的挑战；在道德教育与建设当中，代际道德传递、社区道德传递遇到的新矛盾等等。我们将在研究与应对这些新问题的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和小康社会的新文明。
仓廪实，而需礼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精神文化、道德文明，有了新的呼唤与追求，尤其关注子女们的健康成长及其前途。有些摆脱了“重智轻德”怪圈的家长，不愁子女将来“无职业”，最怕他们“不成人”。
家长们希望子女成为国之栋梁，却又担心有人变成贪官污吏；希望他们成为有作为的企业家，却又担心有人变得见利忘义；希望他们学习好英语和现代信息技术，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却又担心有人变成心中只有自我的“新人类”。
希望与忧虑并存，可怜天下父母心。化解忧虑、实现希望，已成为广大国人的心愿。满足这种心愿，是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这也是党和政府顺民意、得民心、执政为民的重要内容。青少年一般有9～16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这是他们形成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最佳时期。因此，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德育的方向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就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新世纪学德育的重点之一，应当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应当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进行古今中外道德智慧的综合创新，而不是割断历史、全靠进口；新世纪的道德教育，要在基层学校进行扎扎实实的实验，在取得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性升华、逐步推广，力争用15～20年的时间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道德教育新体系。道德教育与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一般需要1～2代人的连续奋斗，不能急功利、追求立杆见影、更不能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
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
强调道德教育，会不会影响与削弱政治教育，导致“淡化政治”？
早在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就指出，政治素质是对于先进分子提出的要求，而对于广大国民素质的要求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也将“有道德”放在了第二位；2000年江泽民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2001年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当年党和政府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施实纲要；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可见思想道德素质、道德教育与道德建设的迫切与重要。
道德与政治是难分难舍的。政治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道德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不讲道德的政治，必然是腐败的政治。
道德素质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我们应当有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但是，一个缺乏道德素质的人，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信念。忽视道德素质教育和道德建设，必将从根本上削弱政治素质，也就难有政治文明。政者不正，政者缺德，是历代贪官污吏的共同特征。
用“淡化政治”的思维，限制道德教育与建设，最终会削弱或毁掉政治；而不讲政治或忽视政治，也会使道德教育与建设发生偏向。应当把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华美德与中国人的人格
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荡；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
从尧舜“禅让”、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齐国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都属于儒学之前的道德文化。而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则是儒家创始者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而不是“仁”；孟子强调“义”，但是他给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是：仁、义、礼、智“四德”。是他把“仁”放到了第一位，将“礼”降到了第三位；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从此，自周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由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于是，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国民党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这“四维”，统称为“四维八德”，沿用至今。
中国传统道德演变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形成自己的人格，并成为中国人的历程。2002年5月，江泽民要求当代中国青年“努力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做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做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
中国传统道德在东亚各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那里道德建设的经验，可供我们参照。
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韩国的存活率是相当高的。汉城，是古代朝鲜朝的都城，其城门的名称就足以体现当政者，以德治国的思想。汉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自名称如下：东大门是“兴仁门”、西大门是“敦义门”、南大门是“崇礼门”、北大门是“弘智门”，建筑在汉城市中心的“钟楼”，被誉名为“普信阁”，它表明普天之下，都要讲信用。这“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国汉代的“五常”。在韩国，当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青少年中，重点进行忠、孝、礼“三德”教育。忠，是效忠大韩民国；孝，是亲情之爱，强调“孝道”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础性，及其时空超越性；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注重礼节是韩国人不变的民族形象。
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40余年的成功之道，是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德治与法治并举。首先，将“富而有礼”定为建设的目标。其次，1982年，政府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种美德，作为“治国之纲”，定为国家道德。再次，1990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对东方或儒家价值观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这种价值观强大生命力的体现。第四，新加坡政府，通过继承和发扬东方文明和东亚价值观，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国民中树立起一个“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政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为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开拓了精神动源。
100余年来，我们对待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遗产，重批判、轻继承；剔除了糟粕、也淹没了精华；“破”字当头、未能“立”在其中。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认真反省历史，转向了建设、创新与发展，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战略。建设中国的新道德，必须以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为根基，必须开发和利用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道德文化的丰富资源。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指导下，创建适应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体系。
中华美德与学校德育
注重道德教化与化民成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力量。对于新一代中国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1年12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厦门大学说过：广大青年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对他们要经常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同时也要经常进行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例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是很有作用的。应该说，这些话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富有哲理，教人正直、忠贞、有抱负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是会受益匪浅的。
199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加强改进学校德育的两个文件，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都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道德，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此，接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道德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每位教育工作者的义务。
1995年年底，由李岚清同志主持，教育部具体组织实施，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一书正式出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国内一流学者，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资源，所进行的大规模开发。李岚清同志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根本目的，在于结合革命传统教育，更加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在于使社会主义道德具备更为丰富的内涵；在于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于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为了参与当代中国新道德的建设，从1994年至今连续9年在北京和山东等7个省市的部分地、市、县，开展了“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和“学校中华美德教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研究”，先后连续被批准立项为“八五”、“九五”、“十五”北京市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的重点课题。分别有4万、25万、35万余名大中小学学生接受了此项教育。
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八德”为核心德目，本着小学讲故事、中学讲规范、大学讲理论的思路，编写了大中小学使用的教育用书和教育实验教材。
为了帮助参与实验的教师，了解传统道德的历史演变；把握和分辨传统道德精华与糟粕的两重性；认识传统道德的历史价值；探讨传统道德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回应；掌握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路径。1999年研究所组织8位文科博士编写了一套《大众道德》丛书共8部，分别是：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编写这套丛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中那些具有超越时空的民族智慧，进行再加工、再转化、再生产。帮助教师认识“八德”在当今社会生活之中的现实存在及其价值，认识这“八德”与20个字公民道德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守则”当中、市民公约当中、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当中、治家之道、兴业之道、治国之道当中，所浸透着这“八德”的精髓。这“八德”是中国人共同的道德文化价值观，它不仅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具备的品德。
9年来教育实验研究表明，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新一代中国人是完全可以认同、接纳中华美德，并转化为自身的品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种教育不仅使学校德育有了民族性的根与魂，而且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与支持。家长满意就是人民的满意，这正是学校教育的理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