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来信》中的“明确使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威夷论文,使命论文,来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66年的夏威夷之行是马克·吐温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次旅行不仅是他的第一个重要写作任务，还为他日后成为职业作家奠定了基础。①1866年3月，马克·吐温作为西海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萨克拉曼多联合报》(Sacramento Union)的记者，乘坐“阿贾克斯”号游艇来到檀香山。随后四个多月里，他游历夏威夷群岛并把这些经历以书信形式发表在报上。《夏威夷来信》(Letters From Hawaii，以下简称《来信》)以幽默风趣、辛辣犀利的写作风格让吐温一举成名。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他从三威治岛游历回到加州时，他摇身一变，已是“太平洋海岸大名鼎鼎的人物”了。②从1866年到1910年去世，吐温对夏威夷的兴趣始终不减，这些书信对他后来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苦行记》(Roughing It，1872)和《赤道环游记》(Following the Equator，1891)，书信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出现在《苦行记》的夏威夷章节，而夏威夷在《赤道环游记》中占了整整一章。另外，吐温1866年至1873年间在美国和欧洲的系列演讲也大多取材于这次旅行，其中包括那篇著名的演讲《三威治岛上我们的野蛮同胞》(“Our Fellow Savages of the Sandwich Islands”)。他甚至计划写一部夏威夷题材的长篇小说。他确曾跟好友玛丽·梅森·费尔班克斯(Mary Mason Fairbanks)和威廉·D.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提到过这本书，只是迄今无人见到过这部小说的完整版。还有研究者推测，这部关于夏威夷的小说并没有遗失，而是改头换面变成了《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③从该小说关于种族、殖民和文化冲突的讽刺性主题看，这样的猜测也在情理之中。 吐温的成长经历与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是同步的。他进入文坛早，创作时间跨度大，其作品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1866年的夏威夷之旅不仅成就了他的作家职业，也让他成为世纪之交美国在太平洋扩张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信》创作于19世纪太平洋迅速美国化的时期，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夏威夷兼并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等问题，为我们探究吐温在民族、国家、帝国、种族问题上思想演变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应该说，吐温对美国西进和海外扩张的观察延续了19世纪美国人关于国家、领土、种族的“明确使命观”，反映了文学生产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关于这种特殊关系，艾米·卡普兰说得很直白，吐温从一名土里土气的地方作家一跃成为具有大都市品味、全国瞩目的作家，靠的就是“帝国的媒介”(medium of empire)。④虽然美国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主要在美洲大陆，但帝国的触角早已进入太平洋。当年赫尔曼·梅尔维尔在马克萨斯群岛、亨利·亚当斯在日本、夏威夷、萨摩、塔西提岛和斐济以及吐温在夏威夷和塔西提岛的旅行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美国南海捕鲸产业的迅速扩大⑤，而在此之前，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的“美国远征队”就已进入南太平洋。这支当时在太平洋走得最远的美国船队所进行的是一次雄心勃勃、由政府资助、承载着“明确使命”的远洋探险。 吐温对19世纪美国海外扩张的态度呈阶段性变化，从1866年积极主张兼并夏威夷、推进美国的亚太战略，到美西战争前后对美国帝国主义行径进行严厉抨击，他走过了一段颇为曲折的历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一个帝国主义者转变成为反帝国主义者”⑥。应该说，吐温较早地注意到美国的民主共和理想与帝国海外扩张行为之间的矛盾，也认识到他早年乐观的进步主义理念的幼稚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到了90年代，他的确注意到“明确使命观”的复杂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并对美国的西进运动、海外扩张以及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所隐含的侵略性和殖民暴力有所警觉。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期间，吐温发现，指望美国民主去拯救菲律宾人不过是幻想，因为他的国家“并没有如其承诺的那样去解放菲律宾人民，而是去征服她”⑦。此时，吐温已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美国之鹰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张牙舞爪。”(Mark Twain：5)最终，他警醒到，夏威夷不仅是美国的新边疆，而且还是美国奴隶制的海外翻版，因为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奴隶制和历史命运在这里被重演。⑧在夏威夷群岛的蔗糖种植园文化中，吐温发现了夏威夷殖民定居地与美国南方奴隶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与此同时，夏威夷的迅速美国化以及美国在南海扩张的加剧也引发了吐温对新型海外殖民关系的思考、对地缘政治背景下奴隶制问题和种族关系的重新考量以及对1866年他的夏威夷之行所见所言所感的深刻反思。这些内外因素恐怕是导致吐温从一个“帝国主义者”转变为“反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原因。美西战争后，美国公众和知识界反对美国海外扩张的声音已不绝于耳，但在美西战争到美菲战争前后，吐温的确是当时美国最著名、最活跃、最坚决的反战知识分子，并于1901至1910年间担任“反帝联盟会”的副主席。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吐温对他早年的言行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吐温在夏威夷问题上前后三十年间的态度转变，映衬出作家与国家政治的复杂关系。因此，吐温文学生涯的起步与19世纪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之所以成为学界近年来的关注点，也是因为夏威夷是吐温早年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来信》反映出其作品中的文化张力和矛盾，而这对于探究吐温的创作与19世纪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演变，有着特别的意义。 “明确使命”(Manifest Destiny)一词源自19世纪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1840年在《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国度对人类命运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虽然从思想渊源上“明确使命观”发轫于清教信仰，但它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不仅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还渗透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思想意识中，以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西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重申的关于美国自身的文化观念。西部“边疆神话”和向西挺近、肩负“明确使命”的美国人的意象，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民族情绪，构成了美国民族叙事中最重要的文化元素，不仅成为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基石，还为其从大陆到海洋的帝国扩张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罗布·威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将太平洋确立为美国边疆利益的一部分，‘明确使命’话语必须延伸扩展到西部以外的太平洋海域”⑨。 虽然内战后“明确使命”观已失去其最初所具有的特殊含义，但“边疆学说”的出现则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扩张主义回归美国政治做了铺垫。⑩“边疆学派”的始作俑者、美国历史学家F.J.特纳在1893年美国历史学年会上宣读的论文《美国历史中边疆的意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火”起来的。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布日庆典将西进运动、“明确使命”和“地理大发现”做了链接。特纳的论文不仅宣告了西进运动的终结，还标志着美国海外拓疆的开始。同是在1893年，以桑福德·杜尔(Sanford Dole)为首的美国旅居海外商人在共和党临时政府的秘密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夏威夷王国并夺取了政权，为美国进入太平洋抢下先机。特纳的边疆学说之所以在边疆封闭之时大行其道，恰恰在于它与美国国家战略不谋而合：“美国在西部的扩张是周而复始、循序渐进的过程……向西部扩张会带来新的机遇，不断征服原始社会，铸就美国人的民族品格。”(11)在特纳看来，美国向太平洋海域的扩张与西进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厚积薄发的民主化进程为铸造美国人的国民性格提供了恒久的精神动力。 美国内战以后，夏威夷美国化进程加速，从商业往来、传教士活动到种植园制度的确立，美国的商业、政治、军事和文化开始全方位渗透这个太平洋岛国。19世纪90年代伊始，美国海军驶入太平洋。美西战争后，夏威夷也随之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旧金山发现金矿到1869年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加州成为美国资本输出和环太平洋贸易的枢纽。虽然资本主义中心城市仍然在伦敦、巴黎和纽约，但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和商业结构正在发生调整，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在“明确使命观”的感召下，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进入太平洋的跳板，迅速成为连接美国本土与亚太廉价劳动力资源、香港市场和日本鲸油生产基地的主要通道。从1820年到1893年(夏威夷王国被推翻)的七十年间，夏威夷在商业化和田园化的双重规划之下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正如吐温所说：“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在短短一百年间就从石器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12) 美国的海外扩张激发了美国人的疆土意识、地域想象和身份意识，同时，作家的文学生产也成为连接边疆情结与帝国话语的重要媒介。从1866年到1898年三十多年间，吐温见证了太平洋美国化的历史，在《来信》和《苦行记》中，他主张加速推进加利福尼亚州与夏威夷之间的商贸往来，力主美国政府兼并夏威夷。1866年的马克·吐温是个乐观的进步主义者。他来夏威夷的目的是为开辟新航线做宣传，他乘坐的“阿贾克斯”号游船上的乘客都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名流，对美国海外资源，特别是广袤的太平洋海域，充满了期待。吐温预言，“加利福尼亚与太平洋群岛之间的贸易会骤然增加，蒸汽游船在海上贸易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3)。在谈到夏威夷控制权时，他主张美国不应把夏威夷拱手让给英法。内战打破了南方的蔗糖业，迫使美国人把目光转向夏威夷：“三威治岛对美国将是一本万利，仅一年的关税就能创造40万美元的价值！”(Mark：20)吐温的夏威夷之行肩负着为美国资本家在海外寻求资本扩张的特殊使命。(14)吐温把太平洋称作美国人的边疆。他在1873年写给《纽约每日论坛》(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信中极力主张兼并夏威夷，认为新型的旅游、航运和通讯技术使美国对太平洋的渗透更加容易。他认为，现代航运技术可以为加利福尼亚资本家带来巨大利润：“开辟一条快速蒸汽船航线，无需多日就可以让海岛住满美国人，削弱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海岛的控制。”(Mark：12)吐温承认，作为太平洋地区新兴的殖民帝国，美国在太平洋海域同英法的领土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只要加大对加州的资本投入和贸易往来，美国很快就会征服太平洋，在环太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动：“如果把加利福尼亚州的资本家们在七八天内运到这里，再花上九天或十天把他们运回去，加州就可以让这些海岛装满美国人，重新获得对海岛的控制权。如果还乘帆船，花上20天来，再花25到30天返回，那夏威夷离我们可就太遥远了。”(Mark：12)在这里，吐温把美国与欧洲列强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冲突转化为美国与欧洲殖民者的对抗，这样一来，美国也就俨然成了夏威夷岛国社会的拯救者。 总的来说，夏威夷之行是吐温的一次重要而又复杂的情感经历。虽然他在夏威夷群岛游历了四个月，但他并没有醉心于海岛的绮丽风光，而是更多地流露出焦虑和不安。夏威夷反映了吐温潜意识中的矛盾和压抑。他在书信中对夏威夷的印象是矛盾的，既有对美妙浪漫的憧憬，又无法容忍不堪入目的现实。一方面，夏威夷“崇山峻岭，郁郁葱葱，山谷里幽邃怡人，一望无垠的大海，碧绿葱翠的漫长海岸，海水泛着白色泡沫，冲刷着礁石”；另一方面，描写中夹杂着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蚊蝇无数，蟑螂满地，还有跳蚤、蜥蜴、红蚁、蝎子、蜘蛛等，不堪忍受(see Mark：30)。在吐温的笔下，“天堂”不过是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漂移不定的虚幻空间。在这里，野蛮与文明的观念是通过美国与非美国的严格界分来确立的。在美国身份话语尚十分模糊的时代，吐温试图在鲜明的文化对照中来确定美国人对国民身份的认知，使美国人的边疆神话成为历练国民性的原始场域。吐温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的。美国海外扩张、国家版图的扩大都为吐温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也使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在种族、殖民、帝国等问题上思想演变的轨迹。 《来信》中的“明确使命观”是以较为复杂的方式呈现的。进步史观是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主旋律，吐温在创作初期与这个主旋律的基调是合拍的。虽然在1966年游历夏威夷之后的三十年里他对美国海外扩张行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在1866年，吐温的确是靠推广夏威夷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连接起家的。与梅尔维尔在《泰比》(Typee)中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出的暧昧相比，吐温的“明确使命观”则表述得十分鲜明。例如，他赞同采用工业资本主义体制取缔夏威夷的封建阶级体制，通过传播基督教文明，将夏威夷土著人从“野蛮时代习俗”中拯救出来，纳入经济现代化的民主社会进程：“传教士们已经让他们[夏威夷人，或土著卡纳卡族人]穿上衣服，接受教育，推翻部落独裁统治，给他们自由并享受劳动换来的果实，并为他们确立了公平的、惩罚分明的法律制度。”(Mark：169)其实，吐温仅在夏威夷停留四个月，对当地社会和历史了解甚少。欧洲人的到来给海岛染上流行病，夏威夷人人口骤减，在基督教文明和欧洲政治经济体制冲击下的夏威夷岛国文化濒临危机。不过，青年吐温对这种文化优胜劣汰体制大加赞赏，视其为启蒙和现代性的象征。在他看来，蔗糖种植园是将亚太廉价劳动力与美国本土资本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因此全球资本的新来源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在中国才有你们希望看到的资本家，而在你们的土地上(在金矿里)就有着丰富的宝藏，可以用来掏空这些资本家的腰包。”(Mark：272)对于美国的资本家来说，“亚洲”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廉价的中国劳动力”(Mark：273)。 吐温预言，太平洋地区将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东方财富”从中国通往萨克拉曼多、旧金山、纽约和波士顿的海洋通道，而中国的苦力将为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苦力劳工将会给赋予冒险精神的美国资本家们带来巨大利润”(Mark：272)。在吐温的“明确使命观”和国际化分工中，夏威夷的“野蛮时代”和原始空间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指日可待。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先进管理体制下，夏威夷不再是独立的岛国，而是连接远东、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资本流动的海上通道。吐温认为，美国经济应从捕鲸业开始转向海岛蔗糖业。作为世界蔗糖最大生产国，美国应加快与夏威夷的贸易：“对于美国来说，加快推进与海岛的贸易，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Mark：30)在考察了毛伊岛、瓦胡岛上的二十几个蔗糖种植园并将其与路易斯安那州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比较之后，他指出这些海岛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些种植园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当地土人[卡纳卡人]，每月工资6-8美元，如果增加到8-10美元，他们就会找上门来。”随着夏威夷土著文化的式微，夏威夷人也将逐渐消亡，而这将不利于弘扬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蔗糖产量每年都在增加，但卡纳卡人口却每天都在下降。我们必须想办法获得廉价劳动力，政府要去中国寻找苦力……”(Mark：270)解决土著劳动力消失问题的办法不是社会福利，而是引进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政府应雇佣中国苦力，按每月5美元签订五年期合同，分配给种植园主。”(Mark：271)对于美国资本家来说，一个中国劳工意味着95美分的利润。如果善加利用，亚太贸易将会一本万利。在夏威夷和加州之间，吐温发现了一条通向东方财富的通道： 对美国而言，她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若干世纪以来旧世界几代人的梦想。我们现在发现了真正的西北通道，发现了真正也是唯一通向东方财富宝库的通道，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渴望寻找那曾经使古代威尼斯、葡萄牙、荷兰以及时下英国发展壮大起来的巨大东方财富的源头，但都未能如愿以偿。这条路隐而不显，可我们却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找到了它。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将毫不犹豫直奔那皇家财富宝藏的中心。(Mark：274) 在吐温看来，亚洲劳动力“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如果采取基督教式监管，他们就会服服帖帖、任劳任怨地勤奋工作”。美国人应充分利用亚太劳动力资源，因为“这些劳动力可以从事白人不屑一顾甚至厌恶、不用动脑子的杂活”(Mark：274)。在吐温看来，这些劳动力资源将是“加利福尼亚的美国资本家们或夏威夷种植园主们所能够找到的最便宜、最听话、最忠诚的劳动力”(Mark：272)。 应当说，吐温对美国在环太平洋地理优势和资源的估计是符合当时美国海外战略的。不过，在夏威夷问题上，我们在惊叹吐温的政治抱负和商业头脑之余，不得不对这段经历进行重新评价。其实，吐温关于“东方财富”的预言是建立在美国资本对夏威夷土著和亚洲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之上的。被吐温视为生财秘诀的苦力，不过是美国奴隶制的海外变体，内战后刚刚废止的奴隶制通过契约劳工制又复活了，成为一种新型奴隶制。在当时美国海外扩张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吐温的《来信》可以说构成了“明确使命观”和帝国话语的文学影像。《来信》作为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和资本运营的一种文学生产，也成为西方关于亚太话语的组成部分。吐温坦言，他当年“离开温哥华海岸的时候，还是一个满腔热忱的帝国主义者，渴望美国之鹰扑向太平洋的每一个角落”(Mark Twain：5)。与许多人一样，他一再提醒美国不应忘记自己的“明确使命”，要用文明的曙光去照亮和拯救荒岛上的野蛮人，正如他相信美菲战争中美国承诺要用所谓美国民主去拯救和解放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菲律宾人民一样： 如果她[美国]仅仅满足于落基山，那实在是太胸无大志了。为什么不展翅翱翔越过菲律宾……这里的人民已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了三百多年。我们应该去解放他们，给他们自由，赐予他们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府和国家，让美国的宪法体制在太平洋上荡漾，使之成为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这才是我们承诺完成的伟大事业。(Mark：274) 然而，没过多久，吐温就认识到，美国“并没有如其承诺的那样去解放菲律宾人民”(Mark Twain：5)。美国在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前后的帝国主义行径促使吐温对美国民主政治进行反省和审度。在随后的几年，吐温以激烈的言辞抨击美国镇压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行径，成为引人瞩目的公众人物。这些文章和演讲包括：《致黑暗中的人们》(“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里奥普多王的自白》(“King Leopold's Soliloquy”)、《战争祈祷》(“War Prayer”)、《盎格鲁-撒克逊种族》(“The Anglo-Saxon Race”)、《征服菲律宾》(“Conquest of the Philipine”)等。当时的一家主流媒体《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The Springfield Republic)称吐温为“最具影响力的反帝国主义者”(Mark Twain：xix)。这就是三十年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吐温。 吐温前后三十年的态度变化反映了作家与国家政治的复杂关系。理查德·布里奇曼指出，吐温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讨人性的深层矛盾和困惑，而他本人也经历了同样的矛盾和困惑。(15)如果说吐温的早期作品表达了一种明确的历史进步观，那么中、后期作品则更多地揭示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和问题。在不同时期，矛盾和困惑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来信》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窥见吐温在民族、国家、帝国、种族问题上思想演变的轨迹，寻找文学生产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切线。 吐温的“明确使命观”的形成和演变与同时代美国人的种族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美国的海外扩张增加了种族与文化间的接触与冲突，在美国对太平洋海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渗透中，文学生产在传播美国人的进步观念、民主理想、民族想象和文化信仰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夏威夷美国化的进程中，商业往来、传教士活动、种植园制度的建立使得这个封建王国迅速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着夏威夷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迅速同化，夏威夷不仅成为种植园劳动力输出地，还是基督教传教场所。所以，当理查德·H·戴纳(Richard Henry Dana)在《两年水手生活》(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中的卡纳卡人把美国大陆称为波士顿时，他们不过是默许了新英格兰文化的主导地位。其实，夏威夷进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已不可逆转。罗布·威尔逊指出，吐温1866年春季前往三威治岛时，内战已经结束，如何处理内战后的种族和公民身份、民族心理断裂、种族暴力，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6)1866年出台的《民权法案》以及后来的《第十四修正案》，保证在美国出生的黑人都享有公民权。但这两项立法都不足以阻止种族暴力和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世纪最后十年，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种族隔离仍大行其道。 《来信》中提及的夏威夷人公民权问题，与当时美国宪法和立法有关。1866年的《民权法案》有意排除了美洲土著和华人移民这两类群体，1790年的《移民法》规定只有白人才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加州制定种族歧视性法律，向来自太平洋海域的移民征收高额费用，例如向淘金的华人征收高额外国矿工许可税等。加州还出台各种法律法规，限制华人开办企业。1860年，加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禁止黑人、华人和印第安人就读公立学校，直到一百多年后最高法院才在“布朗诉讼案”中终止了教育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法律反映了非白人人口迅速增长给白人社会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公民权问题、印第安人与白人定居者之间的冲突、东西海岸大量移民的涌入等引发了关于美国公民身份的完整性和纯正性的担忧，如何控制少数种族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十分紧迫的问题。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吐温自然不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17)他在美国南方长大，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流行的种族主义政治的熏染，这在其早期言论中都留下了蛛丝马迹。在1853年东部旅行中，他写信给他母亲简·兰普顿·克莱门斯(Jane Lampton Clemens)，指责“穷凶极恶的废奴者”(infernal abolitionists)“拯救黑鬼”的行为。他说：“我真想涂黑自己的脸，因为在东部省份黑鬼的待遇居然胜过白人。”(18)在1853年写给兄弟奥里昂(Orion)的信中，他“更希望看到传统的、循规蹈矩的黑人”(19)。在1853年8月31日的信中，他把纽约街头的有色人种统称为“垃圾”(trundle-bed trash)，包括“黑鬼、半黑不黑的人、混血土著、华人以及上帝原本打算造成白人的黑人”(20)。这些言论与《来信》中的语言如出一辙，令我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吐温在著名演讲《三威治岛上我们的野蛮同胞》中对夏威夷土著文化的揶揄和嘲讽都是以白人文化优越感为前提的。《来信》中频繁出现的“野蛮”(savagism)这个词语和意象，无疑也是作者潜意识的流露。无论如何，在文化和种族问题上，吐温似乎无法摆脱时代语言的印记。 例如，《来信》中围绕夏威夷兼并问题的文字与当时美国政府推翻夏威夷王国的政治话语如出一辙，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夏威夷文化和土著食人部落的野蛮传统，还涉及太平洋群岛岛国社会的文化和习俗。书信集中的文明进步话语和频繁出现的野蛮人意象，与美国当时在处理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移民问题时使用的政治和法律话语都十分贴近，其中最典型的是1830年的《印第安搬迁法案》和南方重建时期之后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来信》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描写： 假如你想听关于这些可爱的印第安人的完整准确的描述——这些描述不是引自库伯的小说，而是个人直接观察的结果——这才是可靠的描述。你可以想象瓦数族人头领的样子：身高五尺七寸，宽脸膛，身穿红色上衣，上面沾满油渍和污秽……灰色兔皮缝制的衣袍一直拖到脚面……若想知道他身上的味道，让他站在炉旁，就会臭气熏天，让人无法忍受。(21) 虽然以上只是出自一个乐观年轻记者的个性化文字，也不乏吐温为取悦公众而有意采取的幽默和夸张，但这些书信得以在主流媒体上公开发表并广为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战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侧面。“明确使命观”一方面迎合了美国海外扩张的政治话语和外交辞令，也同时在公众话语中广泛传播，强化了美国人关于文化和种族的观念。在描写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地区土著人的段落中，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思维十分耀眼。在第四封信中，吐温写到他初次见到夏威夷土著人的情景，教堂悠扬的钟声与“赤身裸体、声嘶力竭的野蛮人”形成对照(Mark：26)。在第六封信中，土著人的面目十分可怖：古老异教徒寺庙里无数人被屠杀，成群的野蛮人嚎叫狂欢，“黑黝黝的人群扭曲着身躯，在刺刀下尖叫，火光照在他们脸上，面目狰狞恐怖”(Mark：53-54)。第十六封信把土著哀悼者们描写成一群野蛮人，“两千五百多土著人蜷缩成一团，举着火把……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一排排贪婪、污秽的面庞，闪露出凶光”(Mark：162)。在这些描写中，夏威夷土著人成为野蛮的象征，对文明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而夏威夷就是检验文明与野蛮的试验场。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则被视为人类的拯救者。吐温预言，美国商业和投资业将会最终驱逐野蛮。为此，美国人大可不必在夏威夷群岛兴师动众，采用“消耗精力的战争和高成本的殖民管理”去统治夏威夷，因为依靠美国商业和美元文化就能完成这个工作。事实上，一排排高耸林立的酒店，象征着美国商业大规模进驻海岛，酒店开始取代“简陋的土著茅屋”，食品加工贸易也大规模进入农贸市场，桌椅床榻取代了“硬邦邦的板铺”(Mark：298)。正如吐温所预言，一旦海岛吸引了美国人的眼球，海岛的厄运就为期不远了。夏威夷土著人的历史命运也被吐温不幸言中。 或许因为吐温见证了夏威夷美国化进程的缘故，夏威夷之行对他的创作生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1866年至1895年间，吐温目睹了夏威夷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见证了“明确使命观”和西进运动的严重后果，他对美国海外扩张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在写给《纽约导报》(New York Tribune)的信中，他谴责美国兼并夏威夷的经济动机并预言兼并可能给夏威夷带来灾难性后果。《巴黎和约》之后，他批判帝国主义的言辞更加激烈，并对当初《来信》中的言行追悔莫及。(22) 他在《来信》之后并没有按照原计划去写一部游记，而是把它作为边疆叙事的扩展部分发在《苦行记》的后半部分。据艾米·卡普兰考证，在1884年，吐温在写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之间，的确在着手写这部“三威治岛小说”。(23)这部传说中的小说要么没有完成，要么手稿遗失了。不过，他三番五次回归夏威夷题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段经历代表着某种无法释怀的情愫。夏威夷对于吐温来说的确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存在，一个无法书写的文本，无法回归的开端，只有在精神错乱时才能感悟的被遗忘了的语言”(24)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纠结，夏威夷作为吐温创作生涯的发端，才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世界上没有哪片土地能像她[夏威夷]那样有如此魅力，也没有哪个地方让我魂牵梦绕、充满思念。无论是在梦中还是醒着，我都无法自已。往事如烟，渐行渐远，但她却始终伴随着我；世间事物瞬息万变，而她却魅力永恒。那里风和日丽，清爽怡人，夏日的海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海浪拍打着海岸，发出哗哗的响声，在耳畔余音缭绕。花团锦簇的海岸，飞流而下的瀑布，微风中摇曳的棕榈树，白云之下，远山近岭，层峦叠嶂。我几乎感到沟壑林野中飘散着悠远的神韵，也能听到山谷中的溪水潺潺，鼻翼间充溢着二十年前就已凋谢的花朵的芬芳。(25) 这就是吐温记忆中的夏威夷，他青年时代的梦幻海岛。《来信》中确有大量关于夏威夷旖旎风光的段落，但这些描写与海岛的惨淡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海岛社会与大陆文明之间呈现出无可回避的紧张。一方面，这种矛盾来自于新闻记者的职业，吐温的任务就是报道夏威夷蔗糖工业以及加州与夏威夷之间贸易前景，他乘坐的“阿贾克斯”号也是第一艘跨越太平洋的商业船只。因此，他的夏威夷之行注定不可能是一次回归田园的经历。(26) 他对夏威夷的憧憬是锁定在美国人的南海想象和“明确使命”情结之中的。夏威夷既是释放“帝国主义乡愁”(imperialist nostalgia)的场域，同时也包含着民族叙事中的强制性忘却。(27)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60年代，吐温乐观的历史进步观携带着时代的印记，《来信》则反映了美国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矛盾和焦虑，而吐温对夏威夷岛国文化所持有的矛盾态度也是美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时代表征。不过，这种对比在1884年之后逐渐消失了，让位于感伤、怅惘的眷恋情思，夏威夷呈现为纯净、永恒、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国之梦。(28)虽然吐温在三十年后有机会重返夏威夷，但由于当时岛上爆发疟疾，游船无法登陆海岛，旧地重游的愿望未能实现。其实，他已经无法回到从前，夏威夷已成为他永远的梦。随着美国兼并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以及美西战争之后在中南美洲和美国南部海域采取一系列帝国主义行径，新型帝国的面目开始暴露无遗，吐温对“明确使命观”造成的后果也愈加感到失望和沮丧，他批评美国海外扩张的言辞也愈加激烈，这些都反映在吐温后期略显沉重、富于悲剧性主题的作品之中。 ①马克·吐温曾多次提到此次旅行对其创作生涯的重要性(see Mark Twain,"My Debut as a Literary Person",in 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02; Mark Twain,"The Turning Point of My Life",In Harper's Bazaar,Feb.1910; see also Shelley Fisher Fishkin,Lighting Out for the Territory:Reflections on Mark Twain and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②虽然吐温的夏威夷书信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或被频频转载，但直到1937年旧金山格莱布霍恩出版社(Grabhorn Press)才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定名为《三威治岛来信》(Letters from the Sandwich Islands)，埃兹拉·戴恩(G.Ezra Dane)为书作序，共发行550册。不过，戴恩版书信集删去了关于夏威夷贸易的第3封信和关于捕鲸业、霍耐特岛灾难和蔗糖工业的第10、15和23封信。这四封信1939年由檀香山托马斯·尼克尔森出版公司(Thomas Nickerson)出版，题为《檀香山来信》(Letters from Honolulu)。书信集完整版是作为夏威夷第三任总督、著名法官沃特·弗朗西斯·弗雷尔(Walter Francis Frear)所著《马克·吐温与夏威夷》(Mark Twain and Hawaii)一书的附录由湖畔出版社(Lakeside Press)于1947年首次出版的。1966年，纽约艾伯顿世纪出版公司(Appleton-Century)出版了书信集的全集《夏威夷来信》(Letters from Hawaii)，由夏威夷大学的A.格雷夫·黛教授(A.Grove Day)主编并作序，是到目前为止书信集最完整的版本(see A.Grove Day,Introduction,in A.Grove Day,ed.,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5,pp.vii-xviii)。 ③See Frederick W.Lorch,"Hawaiian Feudalism and Mark Twain's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in American Literature,30(1958),pp.50-66; Stephen Sumida,And the View from the Sho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1.马克·吐温在写给豪威尔斯的信中曾提及这本小说已经封笔，但除了现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夫特图书馆的17页文字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版本。关于这部神秘的夏威夷小说的去向问题，详见A.Grove Day,Introduction,pp.vii-xviii; Henry Nash Smith and William M.Gibson,eds,Mark Twain-Howells Letters:The Correspondence of Samuel L Clemens and William D.Howells,1872-1910,vol.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Albert Biglow Paine,Mark Twain:A Biography,vols.Ⅲ and Ⅳ,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12,pp.739-740。 ④See Amy Kaplan,"Imperial Triangles:Mark Twain's Foreign Affairs",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43.1(1997),pp.237-248. ⑤虽然捕鲸业在1855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南太平洋的蔗糖种植园和椰子产业取而代之，石油也取代了鲸油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原油，但美国在太平洋扩张的脚步并没有停止。梅尔维尔在《白鲸》中通过伊斯梅尔的视角所见到的太平洋不仅是美国西部大草原边疆的延伸，还是“太平洋血汗工厂，捕鲸船作为全球工厂”(see Douglas L.Oliver,The Pacific Islands,New York:Doubleday,1961,pp.97-116; J.Kehaulani Kauanui,Hawaiian Blood:Colon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and Indigene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⑥Fred Harvey Harrington,"Literary Aspects of American Anti-Imperialism 1898-1902",i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10.4(Dec.1937),p.651. ⑦Jim Zwick,ed.,Mark Twains Weapons of Satire:Anti-Imperialist Writings on the Philipine-American War,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2,p.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Mark Twain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See Amy Kaplan,"Imperial Triangles:Mark Twain's Foreign Affairs",pp.237-248. ⑨Rob Wilson,Reimagining the American Pacific:From South Pacific to Bamboo Ridge and Beyond,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117. ⑩See Thomas Schulz,"Manifest Destiny",in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87.521(October 1893),pp.737-746. (11)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Dover,1996,pp.2-3. (12)Qtd.in Ralph Kuykendall and A.Grove Day,Hawaii:A History from Polynesian Kingdom to American Statehood,New York:Prentice-Hall,1976,p.193. (13)A.Grove Day,ed.,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p.1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4)See Stephen Sumida,And the View from the Shore:Literary Traditions of Hawaii,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1,p.40. (15)See Richard Bridgman,Traveling in Mark Twa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3. (16)See Rob Wilson,Reimagining the American Pacific:From South Pacific to Bamboo Ridge and Beyond,p.118. (17)关于马克·吐温早期作品中的种族观，国内研究者偶有论及，如张立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种族主义现象刍议》(载《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4期)、吴兰香《马克·吐温早期游记中的种族观》(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孔亚杰《马克·吐温小说种族叙事伦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余纯洁《〈苦行记〉：19世纪美国种族主义的文学镜像》(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主要涉及《苦行记》和早期游记中“印第安人形象”和“白人种族主义话语”。但也有学者认为种族主义指控有失公允，认为这种普遍误读可能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对马克·吐温所做的意识形态批评造成的，详见于雷《马克·吐温要把中国人赶出美国吗——关于〈我也是义和团〉中的一处“悬案”》(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关于吐温的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立场的评价，详见Neil Schmitz,"Mark Twai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6.1(Spring 2004),pp.117-126; Forrest G.Robinso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k Tw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Hunt Hawkins,"Mark Twain's Anti-Imperialism",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1879-1910,25.2(Winter 1993),pp.21-45; William M.Gibson,"Mark Twain and Howells:Anti-Imperialists",i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20(Dec.1947),pp.435-470。 (18)"Letter to Jane Lampton Clemens",24 August 1853,in Edgar Marquess Branch,Michael B.Frank,and Kenneth M.Sanderson,eds.,Mark Twain's Letters,vol.1,1853-186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4. (19)"Letter to Orion Clemens",28 November 1853,in Edgar Marquess Branch,Michael B.Frank,and Kenneth M.Sanderson,eds.,Mark Twain's Letters,vol.1,1853-1866,p.29. (20)"Letter to Jane Lampton Clemens",31 August 1853,in Edgar Marquess Branch,Michael B.Frank,and Kenneth M.Sanderson,eds.,Mark Twain's Letters,vol.1,1853-1866,p.10. (21)"Letter to Jane Lampton Clemens",20 March 1862,in Edgar Marquess Branch,Michael B.Frank,and Kenneth M.Sanderson,eds.,Mark Twains Letters,vol.1,1853-1866,pp.176-177. (22)See Philip S.Foner,Mark Twain:Social Critic,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8,pp.311-312. (23)See Amy Kaplan,The Anachy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U.S.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5-56. (24)Amy Kaplan,"Imperial Triangles:Mark Twain's Foreign Affairs",p.238. (25)Mark Twain,"The Grand Tour—1.The Sandwich Islands:Baseball Dinner,Delmonico's,New York,April 8,1889",in Paul Fatout,ed,Mark Twain Speaking,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76,pp.244-246. (26)See Stephen H.Sumida,"Reevaluating Mark Twain's Novel of Hawaii",in American Literature,61.4(Dec.,1989),p.588. (27)See Renato Rosaldo,"Imperialist Nostalgia",in Representations,26(1989),p.108. (28)See Stephen H.Sumida,"Reevaluating Mark Twain's Novel of Hawaii",pp.586-609.